[摘要」清代前期出现了一批研究海防地理的著名学者。他们认真总结了明代抗楼海防斗争的经验教训，主张加强岛防，这是一个重要进步。他们认识到了台湾、澎湖等岛屿对于祖国大陆所起的“屏翰”保护作用和国际海上交通的枢纽地位。他们敏锐地感受到了西方的冲击，以警惕的目光注视着西方殖民者在亚洲地区的侵略活动，呼吁加强海防。这些认识为清代前期的海防兵力部署和调整提供了宝贵的理论依据。
[关健词」清代前期；海防地理；福建；台湾
近现代海防地理学的研究任务主要是揭示国家沿海地区、海洋、海岛地理环境对于海防安全的影响，分析评价海防地理要素对于海防建设的利用关系，为海防建设、要塞守卫、军队布防和海洋作战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由于海防建设的需要，清代前期的学者总结、继承了明代抗楼海防斗争的经验教训，对于我国沿海的地理军事价值进行了认真分析。他们的研究内容涉及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初步分析了海区地理形势、海岸地理特点、岛屿位置在战略战术中的利用价值；二是探讨了海洋水文要素（海潮海流）和海洋气候要素（风力风向）对帆船海战的影响；三是研究了海口、海港、海道等问题；四是提出了军事要塞的建设意见；五是分析了海防战斗中主、客形势的变化条件，意识到海防战争机动性的重要性。这些研究成绩成为近现代海防地理学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基础。二三百年前关于海防地理的这些认识，直到现在读来还感到很有启发。
清代第一个系统论述中国海防地理形势的重要学者是杜臻。杜臻，字肇余，浙江秀水（今嘉兴市）人。顺治十五年进士，累迁内阁学士，摇吏部侍郎，工部尚书。清军统一台湾后，奉命与内阁学士席柱前往广东、福建巡视，主持开海、展界、布防、设关事宜。1683年，他们自钦州防城始，沿海由西而东，而北，历7府、3州、29县、6卫、17所、16巡检司、21台城堡寨，还民田28192顷，复业丁口31300；复入福建，自福宁州西分水关开始，遵海以北，历4府、1州、24县、4卫、5所、3巡检司、55关城镇寨，还民田21018顷，复业丁口40800，于次年五月竣事。“因述其经理大略为《粤闽巡视纪略》，首沿海总图，次粤略三卷，次闽略三卷，次附记台湾、澎湖合为一卷。”心习唯二六八”在这本书中，杜臻比较详细地记录了他们一行的巡视活动。是书收人《四库全书》，编者评论说：“书中排日记载，凡沿海形势及营伍制度、兵数多寡，缕列甚详。于诸洋列戍控制事宜俱能得其要领。其山水古迹及前人题咏，间为考证，也可以资博览。盖据所见言之，与撩拾舆记者迥别，颇有合于周爱咨谏之义焉。”〕”会五八”巡视粤闽之后，杜臻又结合工部侍郎金世槛、左都御史呀思哈在江南、浙江巡视情况，参考明人著述，撰成《海防述略》一书。《四库全书》的编者评论说：“是书肪列沿海险要形势及往来策应诸地，于诸洋列戍哨探事宜亦并及之。”，[z〕”卷七五”《海防述略》有浙江天一阁藏本，有道光八年（1828）《学海类编》活字本，有光绪三年（1877）上海著易堂王锡棋编《小方壶斋舆地丛钞》铅印本等。
是书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清廷的海防政策，浓缩了前人关于海防地理的认识。仔细阅读这本书，我们发现其中的许多观点来自明朝人胡宗宪的《筹海图编》。胡宗宪（？一1565），字汝贞，徽州绩溪人。嘉靖进士，官浙江巡按御史，后升任总督。曾多方调查俊寇情况，诱杀通樱的王直、徐海等人。然颇事搜刮，又以结交权奸严篙，为众不满屡被言官弹幼，下狱而死。著有《筹海图编》。在这本书中，他论及福建五个水寨的历史沿革：“语屿水寨。原设于海边旧捂屿山，外有以控大小坦屿之险。内可以绝海、月港之奸，诚要区也。不知何年建议迁入夏（厦）门地方，旧语屿弃而不守，遂使番舶南来据为巢穴。是自失一险也：今欲复旧制，则孤悬海中，既鲜村落，又无生理，一时委寇攻劫，内地哨援不及，兵船之设，何益哉！故与其议复旧规，孰若慎密夏（厦）门之守。于以控泉郡之南境。自岱坠以南接于漳州，哨援联络，岂非计之得者哉！”沉”。网”这段话只改动了几处，便完整地出现在《海防述略》中。一是将”“诚要区也”，改为“诚为要区”；二是将“不知何年建议迁人夏门”，改为““后迁入夏门”；三是将“欲复旧规”，改为“欲复旧制”；四是将“一时矮寇攻劫”，改为“一时寇来攻劫”：这些修改没有改变原文旨意。再如南日水寨，《筹海图编矛说：。”原设于海中南日山下，北可以遏南菱、湖井之冲，南可以阻泥洲、岱坠之阪，亦要区也。景泰以来。乃奏移莆田县吉r地方，仍以南日为名。旧南日弃而不守，遂使番舶北向泊以寄潮，是又失一险也。今之事体与语屿相仿：除了将这段话中的“莆田县吉了地方”，改为一莆田县之吉了”之外，其余文字保持原样节录到《海防述略》中。这里我们指出杜臻海防地理认识的来源，主要是为了说明其继承关系，并不否定《海防述略》本身的思想学术价值。它仍然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对象。
福建八府，滨海者四。这里与台湾隔海相望，是清初海防前线：杜臻详细分析了福建沿海的地理形势，认为福建西北阻山，东南滨海，语屿、南日、烽火门、铜山、小唾、海坛、澎湖、元钟等处处都是海盗船只必经之地，东南有警。防维最切。他一一考察了明代所设五个水寨兴废历史沿革，指出，语屿水寨始设于海边旧语屿山，外可以控大小岛屿之险，内可以绝海门、月港之奸，诚为要区。后来迁人厦门，旧语屿弃而不守，遂使番船南来据为集穴，“是自失一险”。在他看来，恢复旧语屿水寨困难很大，因为语屿山既无村落，又无生活条件，一旦海盗袭击，援救困难。所以主张“懊密厦门之控。于以控泉郡之南境，自岱坠以南接于漳州，哨援联络，岂非计之得者哉”。南日水寨，原设于海中南日山下，北可以遏南菱、湖井之冲，南可以救泥州、岱坠之危。后来将水寨移到莆田县之吉了。仍以南日为名：“旧南日寨弃而不守，遂使番船北向，泊以寄潮，是又失一险也。”烽火门水寨原设于福宁州三沙海中，正统年间以其地风涛汹涌，不便栖船，将水寨迁移到松山。其后官井洋虽添设水寨，而沙唾、罗江、古镇等处孤悬无援，势不能复其旧。铜山水寨原设于吉尾澳，后来移到西门澳：“北自金石以接语屿，南自梅岭以达广东，险危所系，匪浅浅也。况樱船自浙趋闽所必由，宜严遏其冲，并绝惯徒之勾引接济者，则有以控八闽上游之势矣。”小睡水寨，北连烽火，南接南日。连江为福州之门户，而小捶为连江之藩翰。“海坛连盘，雄踞耸峙，若南屏。然为贼船之所必泊。其所辖闽安、镇北、荚蕉山诸巡司为南、北、中三哨，无事往来探视，有警协力出战，则此寨之设为不虚矣。
尔后，他综合分析说：“番船自粤趋闽而入于南澳。粤云盖寺、走马溪乃番船始发之处，惯徒交接之所也。附海有铜山、元钟等哨守之兵，若先分兵守此，则有以遏其冲而不得泊矣，其势必抛于外语屿。外语屿乃五澳地方，番人之案窟也。附海有语屿、安边等哨守之兵，若先会兵守此，仍拨小哨守把紧要港门，则必不敢以泊此矣。其势必趋于料罗、乌沙，此番船等候接济之所也，附近有官澳、金门等哨守之兵，若先会兵守此，则又不敢以泊此矣。其势必趋于福兴，若趋于福兴，计其所经之地，南日则有岱坠、循州等处，在小捶则有海坛、连盘等处。在烽火门则有官井、流江、九澳等处，此贼船之所必泊者也，若先会兵守此，则又不敢以泊此矣。来不得停泊，去不得接济，船中水米有限，人力易疲。将有不攻而自溃者，况乘其疲而夹力攻之，岂有不胜者哉。此处，杜臻假设小股敌船自南而北窜犯，沿途经过港澳以及沿海守兵巡逻阻击，认为只要断绝接济，控制寄泊港澳，便可不战而胜。这种思想很有代表性，在清代前期非常盛行清代统治者长期认为海防的动乱因素在国内，渔民以及海商是其重要控制对象。岸防是重点，水防是辅助。小股外敌在沿海活动不足为患，认为他们地理不熟，军需供应困难，断其接济，便可敌于死命。这种思想虽有一定道理，但若把它作为主要海防策略加以严厉推行，将导致严重失误。历史很快证明，这种错误的海防政策导致了鸦片战争等一系列失败。杜臻不是这种政策的制订者和执行者，他对于海防政策的失误可以不承担责任，而他的思想局限性必须予以指出。以海盗和小股番船为假想敌，海防的主要策略只能是分关把守。兵力分散布置，不利于海上军事力量的成长，不利于大规模机动作战，追究鸦片战争失败的思想根源，可以上溯到清初的海防政策中。
基于这种把海盗和小股番船作为主要海防对象的设想，杜臻与福建督抚一道提出了该地区的海防兵力布置方案。略谓：“铜山寨领以把总，南哨至洪淡巡司，北哨至东镇洋。又于旧元钟所增游兵寨，设南澳把总领之，分哨云盖寺、走马溪等处，而听节制于漳、潮之总兵。捂屿寨领以把总，南哨至旧语屿，北哨至大窄山。而又特于南路设副总兵，兼辖起祥、芝直抵广东之信地。南日寨领以把总，南哨至金沙澳，北哨至苏澳，与海坛哨会。海坛则又增设把总，领游兵分哨观音、胡卢等澳会，为小睡之南落。小睡寨领J以把总，南哨至北大山，北哨至西洋山，与烽火哨会。而又特于中路设参将，兼辖起谦澳，直抵泉郡祥芝之信地。烽火门寨领以把总，南哨至小西洋，北哨至官澳。而又特于北路设参将，兼辖起福宁直抵宁德县廉澳之信地。所以备闽寇者如此。”
继杜臻之后，对于福建沿海地理进行军事评析的著名学者是顾祖禹。顾祖禹（1631一1692），字瑞五，号景范，江苏无锡宛澳人，学者尊称其为宛澳先生。其父柔谦著《山居赞论》，认为《明一统志》疏漏，尝思从全国山川形势论述古今战守攻取之策，怀志未就，逝世前嘱祖禹完成其未竟之业，祖禹少承家学，熟谙经史舆地。明亡之后，隐居著述。终身不仕。从1659年开始，历30余年撰成《读史方舆纪要户：是书具有浓厚的军事地理特色。经世致用思想贯彻始终。顾祖禹说：“一代之方舆，发四千余年之形势，治乱兴亡于此判焉。其间大经大酞，创守之规。再造之续，孰合孰分，淮强谁弱，帝王卿相之漠谋，奸雄权术之拟议，以迄师濡韦布之所论列，无不备载”““洲”是书刻印之后，受到政治家、思想家高度重视。福建巡抚昊兴柞对于仁读史方舆纪要》及其作者推崇备至，他赞扬说：“宛溪顾子，博洽人也：叹史学之葵芜，阂经生之固陋，于是方舆纪要作焉：昭时代则稽历史之言，备文学则集百家之说，详建设则志邑单之新旧，辨垦土则列山川之源流。至于明形势以示控制之机宜，纪盛衰以表政事之得失。其词简，其事核。其文著，其旨长，藏之约而用之博，鉴远洞微，优深虑，”一诚古今之龟鉴，治平之药石也：斌”；”吴装作序”顾氏海防思想散见于沿海各省关于海的论述中。
顾祖禹总结了明代福建海防的经验教训，对于单纯的海岸防御体系提出了尖锐批评。他说，洪武十九年（1386年），屡氛告警，乃命江夏侯周德兴经理闽海，置烽火、南日、语屿三水寨于海中。正统九年（1444年）侍郎焦宏苍其事，迁烽火、南日于内地。景泰二年（1451年）尚书薛希琏出为经略。又迁语屿水寨于厦门，这是“自弃藩篱”。是时。虽增置小捶、铜山二水寨，沿海卫戍似乎更加严密，“而奸商酸乱，勾引外夷，自潮州界之南澳及走马溪、旧语屿、南日、三沙一带。皆为番舶所据，浸淫至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以后，祸乃大发，论者谓东南之楼乱，闽实兆之也。自是申斥猴，严会哨。寇去之后，犹巫巫不敢懈焉。盖列戍于海上，而哨守于海中，不易之法矣“已。九互”。于此可见，顾祖禹主张建立海岸、海岛与海面战船相结合的防御体系。这种思想与杜臻加强海岛水师力量的主张是一致的，他们显然都不赞成明代海防线内缩政策：
关于台湾和澎湖的战略地位，在康熙中期是一个朝野关注的问题。台湾、澎湖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神圣领土，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已经很多，此处不再赞述。而明朝统治者有一个非常错误的观念，认为台湾、澎湖等许多岛屿虽是中国的领土，但尚处在荒芜时代，没有经济利用价值，不必派兵防守，视为“区脱之地”。郑成功从荷兰人手中收复台湾，建立了抗清的武装政权。清廷为了消灭这个海上敌对势力，或采取诱降政策，或使用武力，在统一过程中对于台湾的战略地位认识越来越清楚。1680年，福建总督姚启圣主张对“台湾须次第攻取，永使海不扬波”工（卿0）。而水师提督万正色则认为台湾难以攻取，不可轻易跨海作战。康熙帝令群臣讨论，兵部侍郎温代等人支持万正色的意见，“咸谓海洋险远，风涛不测，长驱制胜，难计万全”。清廷因此决定暂缓进攻。1681年，姚启圣再次上奏指出：“郑逆窜伏台湾，级突靡常，是台湾不灭，三省海患终未除也。”困叨32）建议乘郑经刚死，台清内乱之机，出兵攻取台湾。内阁大学士李光地支持这个建议，并推荐施琅为攻台主帅。台湾统一的捷报传到京城后，清廷为消灭了海上敌对政权而兴高采烈，但多数人，包括康熙皇帝在内，对于台湾战略地位的重要性认识仍相当模糊。康熙皇帝说：“台湾仅弹丸之地，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许多大臣认为台湾为海外泥丸，不足为中国加广大，“弃而不守”论相当盛行。大学士李光地甚至愚蠢地提出了“空其地任夷人居之，而纳款通贡”的主张，认为荷兰本无“大志”，台湾即使为其所有，“亦无大害峨鱿”御时。在这场讨论中，姚启圣和施琅等人对于台湾在海防上的地位提出了清醒的看法，坚决主张留守台湾。姚启圣认为过去海防的失误在于“弃金、厦而不守，置台湾而不问”，所以沿海“甫定甫乱”。台湾广土众民，户口数十万，岁收钱粮足资一镇一县之用，“此天之所以为皇上广舆图而大一统也，是未敢轻言弃置也”况印加。，留守台湾才是长治久安之策。
与姚启圣相比。施琅的守台思想更为深刻。施琅第一次把台湾在中国沿海的作用提高到“左护”位置上。他说：如台湾地方北连吴会，南接粤娇，延裹数千里，山川峻峭，港道迁回，乃江、浙、闽、粤四省之左护。”接着，他指出，无论是内乱（郑成功集团及其他海上势力），还是外患（楼寇和荷兰殖民者），占领了台湾，都会对大陆构成严重的边患，沿海地区将不得安宁。尔后从经济发展角度指出台湾很有发展前途。他说，台湾野沃土膏，物产利溥，耕桑并藕，鱼盐滋生，满山茂树，遍地修竹，硫磺、糖蔗、鹿皮以及一切日用之需，无所不有。加之舟帆四达，百货踵。至，“肥饶之区，险阻之域”。若台湾弃守，人民迁人内地，宝岛势必落人荷兰人手中。荷兰殖民者对于台湾“无时不在涎贪，亦必乘隙以图。一为红毛所有，则彼性狡黯，所到之处，善能鼓（蛊）惑人心，重以夹板船只精壮坚大，从来乃海外所不敌。未有土地可以托足，尚无伎俩。若以此既得数千里膏腆复付依泊，必合党伙窃窥边场，迫近门庭，此后种祸未来，沿海诸省断难晏然无虞。至时，复勤师远征，两涉大洋，波涛不侧，恐未易再建成效”。这种防范西方殖民者入侵的思想很有见地。
施琅还批驳了“仅守澎湖，而弃台湾”的错误观点。澎湖在台湾海峡南部，由64个岛屿组成，分布范围南北长60公里，东西宽40公里。陆地面积有126。86平方公里。由澎湖、渔翁、白沙诸岛合抱一海湾，称澎湖湾。该湾南北长12公里，东西宽8公里，南北各有出入口，口门狭窄，港内水深而阔，可容帆船1000余艘，港外波涛澎湃，为天然良港。澎湖群岛适宜驻守水师，扼闽台海上交通要冲，为控制台湾海峡之锁钥，战略地位极为重要。郑成功收复台湾后，曾把澎湖看成是台湾的门户，设安抚司，筑城垣，建炮台，屯驻重兵，控制通过台湾海峡的所有船只。施琅在统一台湾的海战中，也把澎湖作为战略攻击的主要目标。结果，一场海战结束，歼灭了郑氏的生力军，迫使郑氏集团束手就摘。因此，许多未曾到过澎湖、台湾的人误以为澎湖比台湾重要，只要控制了澎湖，随时可以占有台湾，“守澎湖而弃台湾”的说法在清朝官员中也有一些流传。施琅批驳说：一如仅守澎湖而弃台湾，则澎湖孤悬汪洋之中，土地单薄，界于台湾，远隔金、厦，岂不受制于彼而能一朝居哉！台湾与澎湖互为椅角，守台湾所以固澎湖。把台湾、澎湖与沿海岛屿的海防安全联系起来考虑，可谓思深虑远
此后，又有许多人论及台湾、澎湖的海防地位，重要代表人物有顾祖禹、陈伦炯、蓝鼎元、鲁之裕等。顾祖禹在他的名著中说：。”海中岛屿。东南错列以百十计。但其地有可哨而不可守者。有可寄泊而不可久泊者若其最险要而纤回，则莫如彭（澎湖）。盖其山周遭数百里，隘口不得方舟，内澳可容千艘，往时以居民恃险为不轨，乃徙而虚其地，驯至岛夷乘隙，巢穴其中。力图之而后复为内地，备不可不早也。”此处尖锐地批评了明朝弃海岛而不守的政策。主张在收复之后抓紧时间进行海防建设在顾祖禹看来，澎湖的战略地位类似于海坛岛和南澳岛。他说：“海中旧有三山之目，彭（澎）湖其一耳，东则海坛，西则南澳，皆井为险要。守海坛，则桐山、流江之备益固。可以增浙江之形势；守南澳，则铜山、元锤之卫益坚，而可以厚广东之藩篱。此三山者，诚天设之险，可或弃而资敌钦
陈伦炯（？一1751）。字资斋，福建泉州府同安人。其父陈昂（1649一1718）字英士，青年时期是个海商，非常熟悉沿海岛屿形势和海上气候。于1682年跟随施琅进攻澎湖、台湾，因功受苏州城守营游击。施琅担心郑氏后人逃亡海外，为消除不安定因素，派遣陈昂出海查访其踪迹。陈伦炯随父在海外游历了5年，没有查访到郑氏后人的踪迹，而意外收获是掌握了海国的许多情报，目睹了世界正经历的重大变化，感受到了西方的强烈冲击。归国之后，陈昂一调再迁而为喝石镇总兵，旋摧广东右翼副都统。他在病危时仍念念不忘祖国海防安全，令其子伦炯代上遗折，提醒清廷警惕以英国、西班牙、法国、荷兰为代表的西方殖民强盗入侵。他说：“红毛一种奸究莫测，其中有英圭黎（英国）、干丝腊（西班牙）、和兰西（法国）、荷兰大小西洋各国，名目虽殊，气类则一。惟有和兰西一族凶狠异常，且澳门一种是其同派，熟悉广省情形。请救督抚、关差诸臣设法防备，或于未人港之先，查取其火炮，方许人口；或另设一所，关束彝人，每年不许多船并集。只许轮流贸易。”又说：·天主一教，设自西洋，今各省（立坛）设堂，招集匪类，此辈居心厄测，目下广州城设立教堂，内外布满，加以同类洋船丛集。安知不交通生事，乞伤早为禁绝。”少扣3”陈昂提出的防御措施尽管比较消极，而要求清政府“设法防备”、“早为禁绝”，可谓未雨绸缪，不失为先见之明。陈伦炯在其父亲直接影响下，十分关心祖国海防安全，“尤留心外国夷情、土俗及洋面针更、港道”。川如节）陈昂死后，伦炯袭荫得充三等侍卫，受到康熙帝的赏识，“尝召询互市诸国事，对，悉与图籍合”。1721年特授台湾南路参将，雍正初摧台湾总兵，移镇广东高、雷、廉等海防要塞。坐事降台湾副将。复授总兵，历江南苏、淞、狼山诸镇，摧浙江提督。受其父亲与康熙皇帝的影响，伦炯一生研究沿海地理，收集海国情报，撰成《海国闻见录》一书。是书著作目的十分明确：“盖所以志圣祖仁皇帝及先公之教于不忘，又使任海疆者知防御、搜捕之扼塞，经商者知备风潮，警寇掠，亦所以广我皇上保民恤商之德意也。《海国闻见录》成书于1730年，书中记录了丰富的人文、自然、军事地理资料。《四库全书》的编者对它的评价比较中肯：“凡山川之扼塞，道里之远近，沙礁、岛屿之夷险，风云气候之测验，以及外番民风、物产，一一备书。虽卷峡无多，然积父子两世之阅历，参稽考验，言必有证，视剿传闻而述新奇，据故籍而谈形势者，其事固区以别矣。”，三正是由于这本书是在实际调查基础上写成，后来受到史地学者和军事家的高度重视。
陈伦炯对于台湾和澎湖的论述十分简明扼要。他说：“泉、漳之东，外有澎湖，岛三十有六，而要在娘妈宫、西屿、头北港、八罩四澳……澎湖之东则台湾。北自鸡笼山〔即基隆）对峙福州之白犬洋，南自沙马崎对峙漳之铜山，延绵二千八百里·”…而港之可以出人巨艘，惟鹿耳门与鸡笼淡水港，其余港汉虽多，大船不能出人，仅平底之膨船、四五百石之三板头船堪以出进。此亦海外形势，以捍内地沿海要疆。”
在清朝前期的海防地理学研究方面，蓝鼎元也是一位重要学者。蓝鼎元（1675一1733），字玉霖，福建漳浦县人。蓝氏少年力学，博览群书，有志经世，慷慨多大略。1721年随从兄蓝廷珍赴台湾镇压朱一贵起义，于风涛戎马之间，羽檄旁午，摇笔立就，条划无不中。后以知县分发广东普宁，对潮州、琼州的海防地理和建设均有深人研究，撰写有《潮州海防图说》、《琼州府图说》，对于台湾的海防建设。著有《东征集》、《平台纪略》等。史家评论其《鹿洲初集》说：“鼎元喜讲学，又喜讲经济，于时事最为留心。集中如论闽粤黔诸省形势及攻剿台湾事宜，皆言之凿凿，得诸阅历，非纸上空谈之比。”“蓝鼎元论台湾的战略地位目光远大。他说：“台湾海外天险，治乱安危关系国家东南甚柜。其高山百里，平原万顷，舟揖往来，四通八达。外则日本、琉球、吕宋、荷兰、遥罗、噶哆吧、安南、西洋诸番，一苇可杭。内则福建、广东、浙江、江南、山东、沈阳比邻而处，门户相通，是为藩篱之限，非若寻常岛屿。”心亦都”，他主张加强台湾行政、军队、海防建设，以防日本、荷兰之患”，大吏采以人告，“卒如鼎元议”。
鲁之裕，字亮济，湖北麻城人，官直隶候补道，著有《趣陶园集》。在一篇文章中，他首先指出台湾幅员广大，物产丰富，而后强调台湾、澎湖的战略地位说：“综其形势而论之，闽、粤、江、浙之贾舶出洋，皆不能越台湾而别由乎他路者，固以其三千里之区曲，而抱乎东南海隅也。而澎湖则中枕乎台之曲，以相椅角焉。形势据而产复饶，此台之治乱之所以易也。且台之东所联者，为吕宋、琉球、红毛诸国，西南则交趾。又东（西）则逞罗（泰国）、柔佛（在马来西亚的最南部）、大年、占城（越南中部）、六昆皆近焉。直西则与麻六甲（即马六甲）、咬嘴吧、哑齐、英圭黎（英国）、荷兰、大西洋相通。北则日本、朝鲜，直接乎盛京。要皆一帆可涉，远则不逾旬日，近则旦夕间可达。盖台湾内滨于广东、福建、浙江、江南、山东五省，外罗以数十余国。台湾而得洁己、爱人、恤兵、明于治要者柄之，则五省以有所卫，而无虞于外患。而澳门、厦门、宁波、崇明四口之贸易者源源其来矣。如是而沿海之汛隘，俱可以无警。台湾之治忽，其有关于内也，岂浅鲜哉：”
到此为此，我们不难看到，清代前期关心祖国海防安全的学者、军事家对于福建沿海的岛屿进行了认真考察和分析，比较集中地讨论了语屿、南日、烽火门、铜山、小捶等水寨设立的利弊得失，比较集中地论述了澎湖、台湾的海防地位。无论他们的海防地理知识出自亲身的考察，还是得自前人的著述，都一致认识到台湾、澎湖、海坛、金门等岛屿对于祖国大陆所起的“屏翰”保护作用。都一致认识到台湾、澎湖在国际海上交通线的枢纽地位，都一致感受到了西方势力的冲击，呼吁加强海防建设，预防西方殖民侵略。这些认识为清代前期的兵力部署、调整提供了宝贵的理论依据，有的看法直到今天看来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与明代弃海岛而不守的海防线内缩方案相比，清代加强了海岛防御，这是一个历史进步。这个历史进步与当时海防地理论者一致强调海岛的重要性有相当大的关系。
清代前期关于海防地理的讨论，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缺点和时代局限性。当时，他们多数人的视野、观念局限在中国海岸海岛，一直把海盗或外国小股武装作为海防的主要对象，比较重视岸防体系，强调处处守卫要塞，相对忽略了水防的重要性，对于建立强大的水师，实施大规模海上机动作战，保卫海上通道和资源的意义都认识不足。这种思想局限性不能不影响到国家的海洋政策、海防战略，从而影响到海防兵力的配置结构以及发展方向等一系列事关国家安危的重大问题。清代前期水师力量的分散布置与其“重防其出”的策略有关，也与当时学者的海防地理观念有关。这种海防政策的致命弱点在鸦片战争时充分暴露出来。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因限于本文的命题与篇幅，文中没有展开讨论，这里只能简略指出其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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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载：《史学月刊》2001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