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军将领朱锡馄在北伐时期的行迹是个历史之谜，1983年我在《史学月刊》第6期上发表了《太平北伐军将领朱锡锟行迹考》曾试解之。张穷对此提出异议，在《河北学刊》1985年第。3期上撰写的《辨朱锡馄行迹分一文中以为朱锡馄一直坚持战斗在北伐队伍中，“是在坚守阜城和连镇的战斗中牺牲的，时间是1854年3月至1855年1月”。细读之，觉得张文所述观点难以成立，故提出来，与之商榷。 关于朱锡馄牺牲的时间，张文完全是一种推猜，在此不值得讨论。至于说朱锡馄渡过了黄河，到了阜城，张文拿出的论据只有一个，即《复古录》中的一段话。作者陈思伯回忆说：1854年3月下旬的一天（甲寅四年二月抄），“至五更始到阜城县外一营，因天未明，不便进城，询知是右军贼目朱检点所带先锋营，即入暂歇。不料黎明时，马步宫军一齐合围，四面围击，彼此不能相顾。……忽朱逆率众贼各用砖石夺力抛击，兵多受伤，复赖城贼出援，自军始退，复又得生”[1]。张穷认为这里所提及的“右军贼目朱检点”、“朱逆”就是朱锡馄。理由是北伐军中，除朱锡馄之外，“别无检点一级的指挥员”。我认为扭凭这一段话，解释朱锡馄的行迹，而无其它有力的资料佐证，是很不可靠的。
其一，从上下文可以看出，《复生录》的作者陈界伯不是“朱检点”的部下，也不熟悉“朱逆”其人。“殉知”二字已经道出他本人并不了解他所遇见的这支北伐军的领导人。
其二，按照太平军的编制，统帅“先锋营”（前曹）的高级指挥官二般由旅帅或师帅担在、张穷既然认为朱锡银于1853年功月已经封侯，是“九军人的最高将领”。请问“侯”与“师帅”、“旅帅”之间的官阶相差多少级、朱锡媲怎么能由“九军人的最高将领”变为统帅一个“先锋营”的指挥官呢？
其三，《复生录》的作者在谈到林凤祥被捕时，说有“伪检点、指挥、将军、总制、监军、军、师等官，共计三十余名”北伐军将领同时被捕。按说陈思伯这时己叛降清军，奔走于僧格林沁帐下，对于林凤祥之被捕，理应记忆犹新，准确无误，实则不然。证之僧格林沁与绵愉的奏折，并无“检点”一级的将领在内。1855年2月17日（咸丰五年正月二十日）僧格林沁上奏说：“已派侍郎瑞麟、总兵经文岱酌带官兵将该逆犯林凤祥，并伪指挥黄益峰、伪将军李隆田、孟新隆、陈亚夫、欧锦等，一同解送奉命大将军办理”。若有检点一级的人物被捕，僧格林沁不可能将其一同解送北京请功。在查《锦愉奏申录林凤祥等人供词折》，与林凤样在一起被审问的，正是僧格林沁奏折中所提及的那几个北伐军将领，并无检点级的指挥员。供辞中也无丝毫提及“朱检点”[2]。由此可知，陈思伯的追忆并不是完全可靠的，所言与林凤祥同时被捕的有检点一级将领，断非事实。
其四，退一步说，既是在阜城的北伐军队伍中，确有陈思伯所回忆的“朱检点”其人，也不能断言就是朱锡馄。根据一般军事常识，处于频繁战斗时期的军队必须依靠不断地及时地晋升，调整领导核心，稳定军事组织，激励将士杀敌土气。太平北伐军自然不能例外。作为北伐军的主要领导人林、李、吉、朱等因功封侯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之一；再如被清军俘虏的黄益峰供认的北伐军中有个叫黄益玩的“到连镇得了检点”，黄益峰本人也被提拔为“指挥”[3]，另据僧格林沁所奏，1855年1月21日曾击毙太平北伐军一个“伪检点黄姓”[4]。由此说明，北伐军中并非“只有一个检点”。所以断言“贼目朱检点”就是朱锡棍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文章原载：《河北学刊》1987年第3期）
[1]《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4期。
[2]《清代案史资料》第五辑。
[3]《清代档案史资料》第五辑。
[4]《剿平粤匪方略》卷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