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启蒙运动改变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国共产党人否定五四并认为五四时代已经结束的态度，重新肯定了五四的价值和现实意义，在中国共产党的五四话语史上具有转折性意义。它侧重于从“启蒙”的角度来认识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仅为后来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所沿用，也成为今天不少学者分析五四的重要视角。与此同时，新启蒙运动对五四“不彻底”的“缺点”也进行了分析评判，并奠定了此后共产党人继承与超越五四的基本思路。
【关键词】新启蒙运动；中国共产党；五四新文化运动
新启蒙运动发生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是一批左翼文化人有感于国难危机，为配合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在北平、上海等地发起并得到部分中间知识分子响应的一次思想文化运动。近年来新启蒙运动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一些学者对其产生原因、发展经过、内部思想分歧以及它对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影响和迅速夭折的原因等问题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1]，不仅澄清了某些史实，而且对该运动有了比较客观和全面的评价。不过，通过阅读史料，笔者觉得对于新启蒙运动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认识和评说仍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尤其是关于这一运动对五四精神的继承与超越的问题学术界的研究还不够充分，本文试就这一问题作一些探讨。
一、对五四的价值评判：从否定到肯定
在国民革命期间，共产党人已经开始把五四运动视为一场反帝爱国的革命运动，而且把它同以往的民主革命相区别，强调其“世界革命”的背景。这一判断预示着共产党人将开掘出五四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划时代”意义[2]。四·一二政变后，革命形势和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化，共产党人认为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苏维埃时期”，要确立以“苏维埃”为国家政权形式的“工农民权独裁制”。此时，中国革命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及土地革命”；革命的性质虽然仍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但资产阶级已经背叛革命，“必须反对民族资产阶级才能胜利”；“城市的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极大部分”，也已“动摇而背叛革命”；革命动力“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了。[3]为此，共产党必须独立担负起中国革命的领导责任，推动革命继续向前发展。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共产党人的五四观也相应发生了改变，他们对五四运动的革命价值的评判是非常低的，在“左”倾错误路线统治中共中央时期，甚至采取了完全否定的态度。对于五四政治运动，无论它作为“小资产阶级的学生运动”，[4]还是作为“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革命运动’”，[5]都无法摆脱它的“资产阶级性”缺陷。因为在中共看来，既然“资产阶级已经背叛革命”，“小资产阶级”的学生也不能成为独立的革命力量，那么，具有“资产阶级性”的五四运动就显得无足轻重。每年5月，关于五四运动的纪念很少被中共所提起。诚如抗战爆发前夕有人批评的：“这血的五月，有许多纪念日，从‘五一’以至‘五卅’，但是在大多数中国人心目中，五月只是‘五三’、‘五九’、‘五卅’的五月。”[6]陈端志在其1935年出版的五四运动研究专著《五四运动之史的评价》中也曾慨叹五四被人“遗忘”了：“现在许多历史中几乎把五四的名称都遗忘了，当年五四的精神，到现在不过是十六个年头，已经很少有人能够记忆起来。”[7]他们虽然意在批评国民党官方对五四不重视，但也揭示了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政治势力对五四纪念的轻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符合当时实际的。国民党自掌握中央政权后，“出于对任何不是由政府发动和控制的政治运动的不信任，以及在学生中的少数共产党煽动者的过分敏感”[8]，对五四运动纪念采取了非常谨慎的态度，同时由于在思想文化上的日趋保守，它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也进行了激烈的批判。[9]在共产党方面，基于对当时阶级形势的判断，共产党认为，在五四运动中起过重要作用的学生，到五卅运动以后，已经“渐次失掉他的重要地位了”，[10]工人阶级成为了中国革命的“中心力量”，“学生运动的时代早经过去，代之而起的是工农主演的大轴”，[11]学生运动“必须在工人阶级斗争发展的过程中与其领导之下，来决定他的革命意义与其发展前途”。[12]所以，在共产党人的视域里，五四运动纪念日并不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日子，如1932年中央关于“红五月运动”的决议指出：
整个红五月的工作，应以“五一”与“五卅”为中心。在今年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反对国民党投降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的斗争中，纪念“五五”，“五七”，“五九”等，也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各地党部必须立刻开始红五月工作的准备。[13]
在这个决议中，根本就没有提“五四”，从中可以看出，此时共产党人似乎并不认为五四运动具有民族主义的思想资源。再如，在苏区的重要报纸《红色中华》和《斗争》上，未见一篇专门谈论五四运动的文章，而与之相反的是，每年从4月到6月，两报都有大量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和五卅运动的文章。这也说明，在共产党人看来，五四运动远远比不上“五一”和“五卅”的革命价值，当然也就没有纪念意义。
与此同时，共产党领导下的左翼文化人对五四文化运动也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虽然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也肯定了五四在反封建方面的价值，提出只有无产阶级才真正能够继承五四“那种极端的深刻的对于封建残余的痛恨”，但由于把五四完全当作“中国的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运动”[14]，认为它所追求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已成为资产阶级的“遗毒”，[15]所以，他们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对它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在“革命文学”运动中，左翼作家几乎全盘否定了五四文学革命的成果，声称新文学必须由文学革命前进到革命文学，以农工大众为文学创作的对象。[16]他们试图通过对五四的批判，来划清新的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文化运动与“资产阶级的五四”在性质上的根本不同。1930年“左联”成立后，左翼文化人更明确地要求文学成为共产党领导的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个方面军。在开展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时，一个重要的论题就是对五四文学革命的反思与批判。瞿秋白认为，到1927年下半年中国思想界已分化为工农民众与资产阶级两大阵营，资产阶级“披了欧化，或所谓五四化的新衣服”[17]，他们在文化运动方面，也“已经是绝对的反革命力量”[18]。五四的文艺和白话是资产阶级的“欧化文艺”和“欧化语言”，这种“欧化文艺”是“民众自己的文化革命的巨大的障碍”，无产阶级必须对它进行系统的斗争。[19]茅盾也认为，五四是“中国资产阶级争取政权时对于封建势力的一种意识形态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文化运动’，‘五四’的口号完全是资产阶级性”，在破除封建思想这一点上有它的历史意义，然而在无产阶级争取政权的现阶段，五四却只能产生“反革命的作用”，“无产阶级运动的崛起，时代走上了新的机运，‘五四’埋葬在历史的坟墓里了”。[20]
1931年至1932年，当自称“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胡秋原、苏汶等提出五四运动“只给封建文化以皮相的打击”，号召“继续完成五四之遗业”[21]时，立即遭到了来自“左联”作家猛烈的回击。左翼作家认为，在大革命失败后，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绝不能“肯定五四还有未竟之‘遗业’，而要恢复当时的‘精神’甚至‘继续’”，必须“早早脱弃那曾光辉绚烂于一时的‘五四’的衣衫”！[22]目前必须开展新的文化运动，用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去争取劳动群众，打击地主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以服务于总的政治斗争。因此，瞿秋白判定：“五四是过去的了。”[23]可见，19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共领导下的左翼文化人对五四运动的评价是非常低的，有时甚至是彻底否定的。他们要开创的是一个与“五四”相对立的、崭新的历史时代。
然而，到了1930年代中期，随着日本对中国侵略的不断加深，抗日救亡已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主题。挽救民族危亡，激发民族意识，成了思想文化界的重要任务，五四运动的爱国主义和用以解放思想的理性原则也逐渐受到关注。随着民族危机的日趋严重，国内各派政治势力开始朝着“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目标迈进。1935年12月，中共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既然在政治上要摒弃党派恩怨，在思想文化领域就要打破阶级对立的思想文化分野。1936年9、10月间，时任中共北方局宣传部长的陈伯达发表《哲学的国防动员》和《论新启蒙运动》两篇文章，首先倡议“组织哲学上的救亡民主的大联合”，“发动一个大规模的新启蒙运动”。[24]并且指出，“五四运动就是爱国运动，就是民族的群众自救运动，新文化运动是文化上的群众爱国运动，是整个爱国运动之重要的部分，重要的一方面，是整个爱国运动之意识上的表现。五四运动（包括新文化运动）是1925——27年大革命的前奏曲”，新启蒙运动则是“五四以来更广阔，而又更深入的第二次新文化运动”。[25]这一运动名为“新启蒙运动”，就是不仅要继承五四的爱国精神，还要以此为切入点，来打破思想文化上的僵局，以配合中共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并为未来的民族革命战争作准备。这样，对五四精神和成就的重新肯定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所以，新启蒙运动改变了五四时代已经结束的论断。何干之在他的《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一书中批评了过去“有人喊五四时代已死了”的观点，并认为这是至今对儒学不能“作过一次有力的评判，来一个根本的扬弃”[26]的原因。齐伯岩也说，在过去十年中，一般人对五四的认识，“都被一种极错误的观念支配着，所以喊出了‘五四时代过去了！’的口号，甚而把纪念‘五四’认为是一种堕落的，迷恋历史骸骨的思想。这种错误的观念，因为以往的社会运动者，没有把政治和文化的配合关系认清，把‘文化’锁在政治的狭隘的圈子里，变成了社会运动的尾巴”。[27]在这一点上，胡绳的认识最有代表性，时年不满20岁的胡绳虽然还未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已信奉辩证唯物论，正在上海从事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活动，也积极呼应新启蒙运动。他认为，“过去（也许是至今）许多人对于五四运动的理解常是歪曲的、片面的，因此对于五四运动理解的再批判更是必需的了”。他批评了瞿秋白认为“五四时代已经过去”的观点，指出：
有人判定五四运动是整个儿地过去了，他们说：“五四是过去了。文化革命的领导已经到了新的阶级手里。在今年这种剧烈战斗的年头，文化战线上的战斗正在开展着新的方面。中国式的中世纪的毛坑以及中国买办和资产阶级的奴才性的精神文化应当同着绅商军阀和帝国主义的统治——扫除得干干净净！”（1932年《北斗》2卷2期《五四和新的文化革命》）这种议论的发生固然也是适合于当时的客观环境的需要的，但是在目前倘仍继续发展这一观点，便是对于整个文化运动有妨碍了。[28]
胡绳认为，为了开展适合当前需要的新的全民文化运动，我们必须重新检讨近四、五十年来中国的文化运动的发展过程，对五四文化运动的再检讨，“不只是有着历史的意义，而且是有着实践的意义的”。[29]正是由于认识到五四运动具有现实意义，所以新启蒙运动的倡导者提出，目前在民族危机面前，必须对它进行重新评价，以继续其未完成的工作。总的来说，基于救亡图存和打破“左”倾关门主义、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新启蒙运动要求改变共产党人自1920年代末以来否定五四文化运动的立场，重新肯定了五四的价值和现实意义，并确立了继承五四的思路。从这一点上可以说，新启蒙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五四话语史上是具有转折性意义的。
二、对五四性质的判断：“启蒙运动”的视角
在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之际，余英时先生曾认为，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界定为一个“启蒙运动”，是由新启蒙运动首开先例。因此他指出，“‘启蒙运动’这一措词直到1936年才应用到五四”[30]。事实上，从1920年代末开始，五四是“启蒙运动”的说法在左翼文化人中就已经出现了。1927年底，左翼文艺理论家成仿吾在反思五四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并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时就指出，新文化运动是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展的“启蒙思想的运动”，它的成绩“只限于一种浅薄的启蒙”。[31]这种认识构成了1930年代前期左翼文化人认识五四的一种普遍思路，因此奠定了后来“左联”评价五四的基础。例如瞿秋白认为，“五四时期的反对礼教斗争只限于知识分子，这是一个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启蒙主义的文艺运动”。[32]在政界，王稼祥在1930年批判“陈独秀主义”时也把新文化运动比附为“启蒙运动”，他说，五四运动“一方面是资产阶级的启明运动（即启蒙运动——引者）——思想运动，另一方面是资产阶级特别是智识份子——教授学生等的爱国运动”。[33]在史学界，1933年，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李鼎声在他的《中国近代史》一书中也明确把五四运动称为“启蒙运动”，把五四时代称为“启蒙时代”。他说，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以五四为启蒙时代，所谓文学革命之开展、科学思想之进展、反礼教的运动之发端、妇女解放运动之出现，所有这些不论在形式上、内容上最初尚大部分是带有资产阶级的启蒙性质的。然社会主义的启蒙运动亦以此时期为出发点，这又奠定了劳动阶级的文化之础石”。[34]1935年，陈端志在《五四运动之史的评价》中也说：“这个运动（指五四运动——引者），只可说是一个启蒙运动，因为它的力量偏于破坏现状，少有建设工作；惟其如此，所以五四运动以后的各种新主义新思想同时并起，而新文化运动也就这样地向前奔放起来了。”[35]这些说明，五四“启蒙运动”的说法，新启蒙运动并非始作俑者。
不过，新启蒙运动之前把五四新文化运动比作“启蒙运动”还只是少数人的做法，并没有产生广泛的影响。新启蒙运动的倡导者则更加自觉和普遍地以“启蒙运动”的视角来观察和分析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变迁的过程，尤其是强化了把五四作为“启蒙运动”的认知方式。他们认为，五四文化运动是“一个典型的启蒙运动，思想大解放运动”，是“中国第一次最伟大的启蒙运动”。[36]陈伯达指出，中国启蒙运动开始于戊戌变法时期，中经辛亥革命，到五四时期“成为文化上的群众运动”。[37]何干之的《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一书也论述了从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中经辛亥革命和五四文化运动，到国民革命时代及其后的新社会科学运动，最后到新启蒙运动的整个中国启蒙运动史的全过程，把五四新文化运动视为其中重要的一环。
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出现的背景，新启蒙运动倡导者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特别强调文化变迁背后的经济关系的作用，认为五四文化运动与欧洲启蒙运动发生的社会背景相似，都是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结果。陈伯达认为，欧洲大战给中国工业发展提供了一个机会，中国对“复古理论的大批判”，对“孔教的大批判”，正是发生在物质力量新发展的基础上。“物质力量的发展，使‘市民’的力量较壮大起来”，《新青年》的创办，“正是代表了当时‘市民’向北洋军阀的统治，投下了一个抗议”。[38]何干之也说，欧洲的启蒙运动是资本主义兴起以后的产物，中国的启蒙运动“不用说也随着资本主义出现”。[39]辛亥革命“粉碎了二千多年的中央集权专制主义，建立了所谓自由博爱平等的中华民国”，但是，“资本主义势力仍非常幼稚，经济的未成熟性，使文化运动不能与社会运动配合起来”，“民国终于流了产”。就在此时，世界大战爆发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进入了黄金时期，五四启蒙运动就是“民族资本的势力膨胀的表现形态”。因此，要想了解五四，“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是万万不能放过的”。[40]他还指出，五四政治运动后新文化运动的新发展，也是由于中国新兴资本势力的发展，“中国生产分子以更快速的速度，成长起来。1919年以后《新青年》思想运动的新方向，以至后来《新青年》的蜕变，可说是这一社会关系在思想上的表现”。[41]
对于五四新文化的内容和意义，新启蒙运动倡导者特别强调它的理性精神及反传统的意义，认为这正是它作为“启蒙运动”所具有的特征。艾思奇对五四文化运动与欧洲启蒙运动进行了比较，认为五四文化运动也是“在资本主义势力发展的新情势和新需要之下所产生的价值重估的运动”[42]，“是一个猛烈的反封建文化的运动，千古崇奉的封建的神圣（孔子）竟被人起来推翻了。这是一个典型的启蒙运动”。[43]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作用，艾思奇说，在消极方面，是反对旧的封建传统文化，也就是反对那种使大众愚蒙的，只当做少数特殊人物的装饰品和御用品的旧文化。独断、迷信、吃人的不合理的教条，充满了整个旧文化。为要对抗这种旧文化，在积极方面，就不能不建立一种新的合理的文化：“用民主的自由的思想来对抗独断的教条，用科学的文化来代替迷信的愚蒙”。总之，“要从黑暗的中古时代的睡梦中把民众唤醒，使他们能够自觉到自己的现实的存在，这就是新文化的意义，也就是启蒙运动的意义”。[44]陈伯达认为，五四启蒙运动第一个伟大的功绩，是“敢于公开地向数千年来神圣不可侵犯的孔教，进行自觉的挑战”；第二个功绩是“对于白话文的提倡”，五四启蒙运动之所以能给旧社会以极大的震动，能成为文化上的群众运动，就是因为它“用新的思想形式表现出来”。[45]胡绳也指出，理性主义和实证的自然科学是五四运动的大旗上面的标识，理性主义的生活正是“对于传统的礼教，盲从的习俗的一个有力的反攻”；“科学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在反抗玄学的、运命论的人生观时，其进步的意义也是不容忽视的”。这两种态度“代表了布尔乔亚的进步的方面”。[46]张申府是中国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曾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他虽然于1925年退党，但政治立场和理论取向一直倾向于马克思主义。此时他也指出，凡启蒙运动必然反迷信，反武断，反盲从，反权威，反传统，而历史上的启蒙运动“尤其在于反封建”，[47]“在对内上，在思想上，五四代表的潮流，对于传统封建的思想，是加了重大的打击”[48]。何干之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根本任务，“是灌输民主和科学；提倡个人主义，培养怀疑和评判的精神；反对伦常纲纪，反对旧礼教；主张文学革命，提倡新文学”。“这几种‘罪案’，正确点说，文化使命，就是适应着民主运动的启蒙工作”。[49]就其主要任务来说，就是“反对儒教，提倡理性”。[50]对于五四文化运动的成效，何干之认为：“如果五四运动是民主运动的的前驱，1925年的国民革命，可说是民主运动的实际表现了。五四启蒙运动，经过了十多年的启蒙工作，从评判中国的旧思想，到输入西洋的新思想；从写白话诗，到写社会科学著作，从输入到创造；从辩论文学革命，到争论科学与人生观；从抨击儒学到争论哲学方法论等，这些对于上下各阶层的人民，在头脑方面，确已有了相当重大的影响。”[51]
总的来看，新启蒙运动倡导者重点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出现的背景及其内容和意义方面具体分析了它所具有的“启蒙运动”的特性，肯定了它在价值重估、思想解放等方面的积极意义。他们侧重于从“启蒙运动”的角度来认识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中国思想文化界产生了较为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如果说此前五四“启蒙运动”说还仅仅在一些左翼文化人中流行，新启蒙运动之后，该说则不仅为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所沿用，也为不少中间知识分子所接受并采用。直至今天，五四“启蒙运动”说仍然是一些海内外学者分析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视角。[52]
三、对五四缺点的审视：“不彻底性”
新启蒙运动高扬“启蒙”大旗，并在“启蒙”之前冠以“新”字，不仅是为了表明它以接续近代以来的启蒙运动精神为己任，更重要的是为了显示自己与过去的启蒙运动尤其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不同，所以它一开始就以对五四启蒙精神的接续与超越为理论出发点。新启蒙运动倡导者宣称要继承五四“反独断、反迷信、反盲从、反复古”的批判精神，同时又认为这种继承并非五四启蒙的“再版”，它对于五四运动“应该不仅仅是一种继承，更应该是一种扬弃”，也即是要“认识五四的意义，发扬五四的影响，补足五四的欠缺”。[53]这一态度就是首先承认五四运动在当前还有价值，然后是认为它还有缺陷，需要超越。
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什么缺陷呢？对此，新启蒙运动的倡导者认识是比较一致的，这就是他们都认为五四运动“不彻底”。用张申府的话说是“不够深入，不够广泛，不够批判”。[54]而按照何干之的说法就是“少年老成”或患了“早熟病”。[55]具体来看，他们所说的“不彻底”主要是指：
（一）“脱离群众”
在共产党人对五四运动的评价中，知识分子与工农的关系始终是一个核心话题。大革命时期，他们就指责五四运动中学生“只知运动自己不运动别人”。[56]在没有认识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时，他们多认为学生运动没有与工人运动结合。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基认为，1919年的学生运动几乎“未触及中国广大的工人群众”。[57]中国共青团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也认为，学生在五四运动中非常活跃，但是“学生离了民众，便一事无成，这是不可不知的。学生虽能引导各种运动，如果得不着民众的后援，结果总不免于失败”。而学生要与哪种民众实力结合呢？文章指出，“学生应当特别注意从事工人运动”。[58]到1920年代末30年代初，瞿秋白等人在倡导文艺大众化运动时对五四白话文学与工农民众的关系也进行了批判性审视，这在前文已有涉及。
抗日战争需要动员一切社会力量，团结和联合各种有着不同利害关系的人。在这种新的时代背景下，新启蒙运动的倡导者站在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上，继承了过去共产党人对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与民众关系问题的看法，普遍认为五四运动有“脱离群众”的缺点。何干之认为，五四运动“只解放了一部市民和中间层知识分子”，而“与大多数民众不相干”。[59]陈伯达也说，五四文化运动虽是文化上的群众运动，然而它的“一些主要人物，却是脱离群众的。胡适、钱玄同不用说了，而陈独秀事实上也始终是一个鄙薄大众的人”。在反礼教上，他们还做得“不够广泛，不够深刻”；在文学运动方面，“真正把文学作品和广大善良人民的生活联系起来的，当时除鲁迅而外，几乎找不到第二个代表”，所以中国新文学“还处在贫困的状态”。[60]胡绳也指出，五四运动最主要的一点成功是“它把文化运动扩大为群众的广泛的运动”，可是所接触的群众是有限的，“只唤醒了一小部分人的‘人’的自觉，它仍然把大部分的在多重的压迫下挣扎生存的人遗忘了”。[61]他们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未能完成它的任务，“它的失败，因为基础是建筑在少数人的阶层上，所解放出来的，是一群懦弱的、妥协的、无组织力量的中产阶级，而广大的农工群众并没有享受到新思潮的恩惠”。[62]
新启蒙运动关于五四“脱离群众”的说法明显地对此后的共产党人产生了影响。抗日战争中后期，毛泽东按照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理论，同时基于解决革命中出现的现实问题的需要，不仅继承了新启蒙运动对五四运动“脱离群众”的说法，更把对这一问题的阐述推向极致。毛泽东指出，五四运动的缺点就是知识分子没有与工农大众相结合，这正是五四运动失败的原因。他说：“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都明显的表现了这一点。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与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的失败，就是这个原因。”[63]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毛泽东再次强调一部分青年不愿意和工农大众相结合，反对工农运动，造成了五四运动的失败。他甚至把是否与工农结合看作判断知识分子是否革命的标准，并一再强调，这个标准是“唯一的标准”，“没有第二个标准”。所以，知识分子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只有与工农大众结合在一起，“才能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才能攻破敌人的坚固阵地，才能攻破敌人的最后堡垒”。[64]毛泽东对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以及与工农民众的关系作出的这种政治意义上的解释，为共产党后来实行工农兵文学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提供了历史的和理论的依据。
（二）片面的“个人自由”和“个性解放”
个人主义和个性解放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课题之一，也是新启蒙运动倡导者着重评论的一项内容。他们认为，五四启蒙思想家只求个性解放和个人自由，而不求社会的解放，这种思想是片面的。何干之分析了陈独秀和胡适关于人的解放的思想，他肯定了陈独秀所说的东西方社会对于个人的根本态度的差异，以及新青年应具备的标准等，认为这些都是确立新世界观、彻底解放思想的条件。但何氏又认为，“只可惜他只说出个人的解放，个人主义是这样那样，并不指出市民社会的个人解放的狭隘性，寻求彻底解放的先决条件”。[65]关于胡适，何干之认为，胡适对个人的解放“发挥得更具体更透彻”，然而他的历史观是“唯人史观”而不是唯物史观，不明白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以社会为主，以个人为客”的关系，比如胡适说美国女子“自由独立”精神的养成“全靠教育”，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他没有“进入问题的更深处，找着规定各种教育精神的社会制度”。[66]新启蒙运动倡导者认为，片面追求个人自由和个性解放，这也是五四运动“不彻底”的表现。
新启蒙运动提出继承五四的“启蒙”精神，似乎不再完全否定五四的自由主义，但事实上，它要继承的并不是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而是仅仅落脚在了“思想自由”上。
新启蒙运动针对国难而产生，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急迫的挽救民族危亡的使命，它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在文化战线的具体运用，以抗敌御侮的爱国主义为主要内容。[67]在新启蒙运动开展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虽已初步形成，但为了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必须在政治上向执政的国民党要求“民主”。与此相适应，在文化思想战线上也必须开展一个除汉奸卖国贼之外让各派思想自由存在、自由发展、自由争辩的自由与民主的运动。正如何干之指出的：政治上的民主运动与文化思想上的新启蒙运动，“这两个主要潮流无疑的在不久的将来，起着交流的作用，而汇成抗敌救亡的巨浪”，“民主政府与思想自由可以说就是目前抗敌救亡中相互为用的两座支柱”。[68]正是为了配合政治上的民主运动，新启蒙运动有意无意地排斥和遮蔽了五四启蒙运动对个人主义和人的解放的追求，把自由仅仅阐释为思想的解放和自由。张申府在他的文章中处处强调“理性”，他说，新启蒙运动在思想上必须是“理性运动”，要“反对冲动，裁抑感情，而发扬理性”；“这个运动的总标语，一言以蔽之，应该是理性”。[69]但他又认为，发扬理性要作两桩事，其中之一就是“思想的自由与自发”。[70]陈伯达更是认为，要扫清数万万同胞数千年来的愚昧，使他们普遍有救国意识，“惟一的道理，也就是思想的大解放。每人都应有自由思想的权利，每人都应有自由的思想”，新启蒙运动的内容总括起来，就是“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71]
胡绳虽然与别的倡导者有所不同，即他还强调了五四运动的“人的发现”的意义，赞扬五四时期倡导个人权利与自由、发展独立个性的主张，这对青年胡绳来说无疑是难能可贵的，诚如耿云志先生所言，胡绳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关于“人的发现”的意义的分析评判是“比较到位和恰当”的，“应当说，在那个时期，党内思想家还很少有人明确地强调这一点。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袖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在新文化运动当中都曾特别致力于此”，因此，胡绳“准确地揭示了新文化运动的深层意义”。[72]尽管如此，胡绳最终还是把五四运动的意义落脚在了“思想自由”上，这从他在抗战爆发后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可以看出，他把“思想的自由与解放”视为五四时代“最明显的标志之一”，[73]指出，自那时开始，“思想自由的争取，成为一道阻挡不住的潮流”。[74]他转而批评五四时代所主张的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认为，由于时代不同了，“五四时代以自由与个人主义相结合，这点恐怕已很难为今日的青年所谅解了”，五四时代自由思想的弱点就是：“脱离了民众的力量，以少数的先觉者的遗世独立的行为，而不是以广大人民的活动，看做是新时代的创造者，换言之，这只是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是必然地和个人主义相结合着的。”[75]
新启蒙运动是在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之下发起的，它把“五四”的民族主义和理性精神作为唤起民族觉醒的思想资源，而舍弃了“五四”启蒙中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价值取向，把易卜生“先救出你自己”的个人自我觉醒的要求阐释成为全民族民族意识的自我觉醒，这使它很快成为政治上的救亡动员运动，而弱化了它应有的思想启蒙性质。有学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新启蒙运动’是多面杂乱的混合体，承继‘五四’启蒙精神不过系其寻求启蒙运动合理性的策略，超越‘五四’启蒙精神仅仅是其理论深度上的主观追求，而转向——从文化启蒙转向救亡运动，并最终转向反启蒙——才是其思想的实践和运动的实质。”[76]新启蒙运动的倡导者对自由的理解实际已经偏离了五四启蒙所追求的自由。
（三）“哲学上的二元论”
新启蒙运动的几个主要代表人物都是左翼文化人，在不同程度上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他们从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出发，认为五四时期占支配地位的哲学主要是二元论，因而启蒙思想家不能从经济关系上分析和解决问题。
在对五四人物的哲学思想的分析上，何干之的观点最有代表性。他认为，“五四的启蒙运动家，人人都想做到一个唯物论者，但不幸他们的哲学始终是二元论。陈独秀、胡适、丁文江、吴稚晖，都是二元论者。例外的只有一个李大钊，大体上是新唯物论的代表”。[77]何干之肯定了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先觉者”的贡献，赞赏他所说的袁世凯“废共和复帝制”，只是“恶果”而不是“恶因”，但他又认为陈对“恶因”的解释是“片面”的，对政治理论的了解还“很肤浅，很抽象，很空洞”。因为陈独秀将袁世凯复辟帝制归根于人们的“帝制思想”，这是“以思想、以法律，来解释政治问题”，而没有认识到“封建经济留存，封建势力复活，是民国反正以后督军政治复辟等现象的根基，其他都是枝叶的罪恶”。[78]因此，何干之批评陈独秀、吴虞等伦理改革先于政治改革、思想改革先于政治制度改革的思想是“颠倒的说法”，“跌入唯心史观的陷阱去了”，认识不到“所谓生活状态，是封建生产关系，是封建社会的基础，竟把礼教当作生活状态，于是认定社会改革，应从礼教始”。[79]何干之指出，五四启蒙人物的哲学，是“非常狭隘的”，只有李大钊的哲学思想“才算杰出”，他的《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是“中国人最先以唯物眼光，来考察思想史的尝试”。[80]吴虞以家族制度解释专制主义，陈独秀以思想问题解释历史，而李大钊以经济条件解释思想变动原因，显然比前两人进步，不过李“仍跳不出‘地理唯物论’的圈子”。[81]对于十月革命，何干之认为，李大钊的观察“最有见地”，因为他提出了“庶民的胜利”，比较而言，陈独秀所说的它“只是反君主主义，反侵略主义的事变”，仍然是“枝叶的看法”。[82]
新启蒙运动倡导者指出，正是由于五四时期占支配地位的哲学主要是二元论，所以新文化运动存在着“不彻底性”。五四反礼教者不了解儒学能长期称孤道寡的历史根源，不懂得对儒学与封建专制主义的关系进行经济的分析。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大半取着一种排斥、嬉笑怒骂的态度”，把封建纲常骂得狗血淋头，一文不值，但缺乏历史主义的评判，依然不能动摇儒学的根底，所以其结果“只使人憎恶孔教，但却未曾彻底评判了孔教”。[83]
总之，新启蒙运动倡导者认为，正因为存在着以上这些缺陷，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的任务：反对迷信愚蒙，建立科学的民主的思想等，“都在极不彻底的状态之下停滞着了”。[84]所以，五四启蒙运动没有像欧美的资本主义启蒙运动那样在政治经济上取得自己的成果，民主思想没有落实为民主政治，而科学精神也没能把封建的经济生活加以改造。“它没有建立起整个的中国自己的文化。它所留下的只是零零碎碎的成绩（如国故整理之类）和各式各样的外来文化的介绍”。[85]五四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完成“反封建”的任务，目前“封建思想的依然弥漫，也是不能掩盖的情实”。[86]因此，他们认为，同样的文化任务一直遗留到现在，新启蒙运动“一定要彻底地解决五四时代所提出来的而没有被彻底解决的一切问题”。不过，由于当前是“国难时期”，是“大变动的前夜”，抗日救亡是每个中国人的迫切任务，它“也一定要扬弃五四时代处理问题的态度”，用“唯物论与动的逻辑”作为今日的文化运动的理论基础。[87]
可以看出，新启蒙运动倡导者对五四缺点的分析，显然是为了说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文化运动的领导权已经由资产阶级转移到了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手中。虽然他们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在目前的抗敌救亡运动中间，它仍然有资格做一员战斗员”，不过，在他们看来，由于目前的社会关系与五四时代是大不相同的，“在反封建反帝的战斗中的主力军不是民族资产者和学生群众了，虽然这二者都不能不参加这一个战斗。这点不同使‘复兴’了的五四运动和1919年的五四运动有了显然的差别”。[88]
结语
由以上可知，新启蒙运动倡导者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和方法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了分析和评判。他们对五四的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肯定，侧重于从“启蒙”的角度来认识其性质，以及对其“不彻底性”作出的评说，都明显地打上了马克思主义的烙印。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新启蒙运动存在的时间十分短暂，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新启蒙运动”的提法在各类文献资料中已较少见到，“新启蒙”的呼声逐渐淡化甚至消失，除了张申府等少数人，基本没有人再置喙于这一运动。但是，由于新启蒙运动的主要推动者陈伯达、艾思奇、何干之等人都成为了中共党内重要的理论家，他们对新启蒙运动的倡导，实际上都融入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建设中，其中对五四的阐释，也为之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所继承和进一步阐发。新启蒙运动从价值论的角度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作出的分析和评说，无疑对中国共产党人的五四观产生了重要影响，是共产党人从1920年代末否定五四到抗战爆发后肯定五四之间的一个重要过渡。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建构中，五四运动被赋予了特别重要的历史地位，这种地位的确立，正是以新启蒙运动为起点的。
新启蒙运动倡导者对五四运动“不彻底”的“缺点”的诠释，是他们要超越它的理论基点。追求“彻底”解决是激进革命话语的一个重要表征，此后，共产党人对五四采取的始终是继承——超越以达到“彻底”的思考路径。从策略上看，比起大革命失败后左翼文化人对五四的批判和“抛弃”，以及抗战爆发前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官方对五四文化运动的诋毁和否定，这种继承——超越的思路使共产党获得了较多的阐释和实践空间。因为不管是接续，还是批评、否定甚至偏离五四，似乎都可以纳入继承与超越的思维框架，从而找到合理的解释。自此以后，共产党开始以五四的继承者的面貌出现，也开始了对五四话语权的掌握，从而与南京国民政府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形象形成了鲜明对照。
（原载《史学月刊》2009年第12期）
[1]其中代表性的论文有黄岭峻：《新启蒙运动述评》（《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5期）；冯崇义：《论30年代夭折的“新启蒙运动”》（《开放时代》1999年第3期 ）；张光芒：《新启蒙运动与五四启蒙运动比较论》（《江西社会科学》2001年第9期）；黄一兵：《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新启蒙”思潮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2期）；欧阳军喜：《论新启蒙运动》（《安徽史学》2007年第3期）等。
[2]参见拙文：《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五四运动的解读》，《求索》2006年第1期。
[3]中共“六大”《政治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4），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98——304页。
[4]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5册，1958年内部发行，第481、403页。
[5]中央档案馆编：《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208-209、384-385页。
[6]墨紫：《五四追忆》，《青年界》第11卷第5号，1937年5月，第87页。
[7]陈端志：《五四运动之史的评价》，生活书店1935年版，第228页。
[8]费正清主编，章建刚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第2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53页。
[9]关于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对五四运动纪念的态度，笔者将专文探讨。
[10]《中国共产青年团的过去与现在》，《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4册，1957年编印，第473页。
[11]《北京大学示威运动的意义及其前途》，《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10册，1960年编印，第14页。
[12]《中央关于学生运动的斗争策略给江苏省委的指示信》，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1921.7-1949.9）》，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第249页。
[13]《中央关于红五月运动的决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80页。
[14]易嘉（即瞿秋白——引者）：《五四和新的文化运动》，《北斗》第2卷第2期，1932年5月20日，第322-323页。
[15]苏汶编：《文艺自由论辩集》，现代书局1933年版，第329页。
[16]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创造月刊》第1卷第9期，1928年2月，第6页。
[17]瞿秋白：《序言》，《瞿秋白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36页。
[18]易嘉：《五四和新的文化运动》，《北斗》第2卷第2期，1932年5月20日，第322页。
[19]瞿秋白：《欧化文艺》，《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93-494页。
[20]茅盾：《五四运动的检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报告》，《茅盾全集》第1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31、247、248页。
[21]苏汶编：《文艺自由论辩集》，现代书局1933年版，第313、302页。
[22]苏汶编：《文艺自由论辩集》，现代书局1933年版，第306页。
[23]易嘉：《五四和新的文化运动》，《北斗》第2卷第2期，1932年5月20日，第328页。
[24]陈伯达：《哲学的国防动员——新哲学者的自己批判和关于新启蒙运动的建议》，《读书生活》第4卷第9期，1936年9月10日，第453页。
[25]陈伯达：《论新启蒙运动——第二次的新文化运动——文化上的救亡运动》，原载《新世纪》第1卷第２期。见丁守和主编：《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下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61——164页。
[26]何干之：《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生活书店1938年2月版，第245-246页。
[27]齐伯岩：《五四运动与新启蒙运动》，钟离蒙、杨风麟主编：《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2集第6册，1982年1月，沈阳，第32页。
[28]胡绳：《五四运动论》，《新学识》第1卷第7期，1937年5月5日，第333页。
[29]胡绳：《五四运动论》，《新学识》第1卷第7期，1937年5月5日，第333页。
[30]余英时等：《五四新论——既非文艺复兴，亦非启蒙运动》，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9年版，第13页。
[31]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创造月刊》第1卷第9期，1928年2月，第1页。
[32]瞿秋白：《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原载《文学》，1932年3月出版，署名史铁儿。见《瞿秋白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72页。
[33]王稼祥：《陈独秀主义之反革命的进化》，原载1930年3月15日《共产国际月刊》第1卷第2期。见蔡尚思主编：《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3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9页。
[34]李鼎声：《中国近代史》，光明书局1949年版，第243页。
[35]陈端志：《五四运动之史的评价》，生活书店1935年版，第260页。
[36]齐伯岩：《五四运动与新启蒙运动》，钟离蒙、杨风麟主编：《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2集第6册，1982年1月，沈阳，第32页。
[37]陈伯达：《论新启蒙运动——第二次的新文化运动——文化上的救亡运动》，丁守和主编：《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下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61页。
[38]陈伯达：《论五四新文化运动》，《认识月刊》创刊号，1937年6月15日，第70页。
[39]何干之：《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第1-3页。
[40]何干之：《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第86页。
[41]何干之：《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第154页。
[42]艾思奇：《论思想文化问题》，《认识月刊》创刊号，1937年6月15日，第4页。
[43]艾思奇：《新启蒙运动和中国的自觉运动》，《文化食粮》第1卷第1期，1937年3月20日，第38页。
[44]艾思奇：《什么是新启蒙运动》，《国民周刊》，第1卷第8期，1937年6月25日，第172页。
[45]陈伯达：《论五四新文化运动》，《认识月刊》创刊号，1937年6月15日，第71、77页。
[46]胡绳：《胡适论——对于胡适的思想方法及其实际应用之一考察》，《新学识》，第1卷第4期，1937年3月20日，第179页。
[47]张申府：《什么是新启蒙运动》，《张申府文集》第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89页。
[48]张申府：《五四纪念与新启蒙运动》，《认识月刊》创刊号，1937年6月15日，第65页。
[49]何干之：《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第98-99页。
[50]何干之：《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第245页。
[51]何干之：《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第10-11页。
[52]关于此后五四“启蒙运动”说的使用情况，可参见拙文《五四“启蒙运动”说的历史考辨》，《史学月刊》2007年第6期。
[53]张申府：《五四纪念与新启蒙运动》，《认识月刊》创刊号，1937年6月15日，第66-67页。
[54]张申府：《什么是新启蒙运动》，《张申府文集》第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90页。
[55]何干之：《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第151页。
[56]秋人：《“五卅”惨案中的学生运动》，《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2），1957年内部发行，第274页。
[57]魏金斯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和工人阶级》，见《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辑》第1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41页。
[58]其颖：《青年学生与职工运动》，《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2），第283-284页
[59]何干之：《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第13页。
[60]陈伯达：《论五四新文化运动》，《认识月刊》创刊号，1937年6月15日，第43-44页。
[61]胡绳：《五四运动论》，《新学识》第1卷第7期，1937年5月5日，第338页。
[62]齐伯岩：《五四运动与新启蒙运动》，钟离蒙、杨风麟主编：《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2集第6册，1982年1月，沈阳，第33页。
[63]毛泽东：《五四运动》，见1939年5月1日《解放》周刊和1939年5月5日《新华日报》。值得注意的是：该文在收入《毛泽东选集》时这段话改成了“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而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比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更广大和更觉悟。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其中加上了“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比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更广大和更觉悟”，而删掉了“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的失败，就是这个原因”。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9页。
[64]毛泽东：《青年运动的方向》，《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66页。
[65]何干之：《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第138页。
[66]何干之：《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第142页。
[67]陈旭麓主编：《五四以来政派及其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48页。
[68]何干之：《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第235页。
[69]张申府：《五四纪念与新启蒙运动》，《认识月刊》创刊号，1937年6月15日，第66、67页。
[70]张申府：《什么是新启蒙运动》，《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下），第169页。
[71]陈伯达：《思想的自由和自由的思想――再论新启蒙运动》，《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下），第175页。
[72]耿云志：《追念胡绳同志》，《百年潮》2001年第12期。
[73]胡绳：《论青年思想的独立――读〈青年思想独立宣言〉后》，《胡绳全书》第1卷（上），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2页。
[74]胡绳：《由纪念五四想到思想自由》，《全民抗战周刊》，第121期，1940年5月4日。
[75]胡绳：《由纪念五四想到思想自由》，《全民抗战周刊》，第121期，1940年5月4日。
[76]张光芒：《新启蒙运动与五四启蒙的比较》，《江西社会科学》2001年第9期。
[77]何干之：《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第109页。
[78]何干之：《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第102-105页。
[79]何干之：《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第133-134页。
[80]何干之：《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第117页。
[81]何干之：《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第121-122页。
[82]何干之：《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第106-108页。
[83]何干之：《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第152-153页。
[84]艾思奇：《什么是新启蒙运动》，《国民周刊》，第1卷第8期，1937年6月25日，第172页。
[85]艾思奇：《什么是新启蒙运动》，《国民周刊》，第1卷第8期，1937年6月25日，第172页。
[86]张申府：《五四纪念与新启蒙运动》，《认识月刊》创刊号，1937年6月15日，第65页。
[87]胡绳：《五四运动论》，《新学识》第1卷第7期，1937年5月5日，第338页。
[88]胡绳：《五四运动论》，《新学识》第1卷第7期，1937年5月5日，第338页。胡绳在该文中把新启蒙运动比作“新的五四运动”或称“‘复兴’了的五四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