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中外关系研究述评
作者：王建朗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解放斗争史上的一个转折时期。中国的国际地位在这场战争中获得大幅度提高，由一个不断遭受外国欺凌的并被不平等条约所束缚的弱国跃升为对世界安全负有重大责任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与各国的关系在这八年中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民国以来对中国威胁最大的日本终于与中国兵戎相见，最后签呈降书；长期以来扮演在华列强领头羊角色的英国，对中国的影响力无可挽回地衰落下去；以往并未受特别重视的苏联和美国先后为中国抗战提供了最大规模的外援，而成为对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国家。战时中外关系的这些变化，将对其后数十年间的中国内政和外交产生长久的影响。
与这一时期中外关系丰富而复杂的内容相适应，人们对它的研究成果也异常地丰富。人们对战时中外关系的各主要方面、各重要的双边关系以及各重大事件都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其范围之广、程度之深，绝非一篇短文所能概括。本文将着重介绍对战时中外关系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并曾引起研究者广泛兴趣的一些问题，力图以此勾划出战时中外关系的主要方面和基本走向。如此做法，难免以偏概全，谨请各位同仁指正。
一
在建国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由于政治环境的影响，史学界对于近代中外关系的研究集中于美国侵华的专题上，而对于日本侵华，尤其是对于事关中国命运的抗日战争的研究，则显得很不充分。仅有的一些有关抗战的研究，也大都集中于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上，而对于国民政府的研究则非常薄弱。相应地，对以国民政府的外交为主体的抗战时期的中外关系的研究也就很是少见。这一时期，除了在一些通史性著作中，如李新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刘大年的《美国侵华史》等著作，有部分中外关系的论述外，没有任何有关战时中外关系的专著。专门的学术文章也不多见。一些零星的研究涉及到的主要是蒋介石对日妥协投降、英美对日绥靖等问题。
最近20年来的改革开放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开拓了人们的视野，为人们从事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相当宽松的学术环境。抗日战争史的研究由此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全国性学术团体抗日战争史学会的成立和《抗日战争研究》的创刊，标志着抗日战争史研究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新兴的历史学学科，并为推动这一学科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这一学科的组成部分，有关抗日战争时期中外关系的研究也大大地向前推进。
这20年中，一大批高水平的专著及更多的学术论文纷纷面世。除了若干抗战史著作中所必然包含的有关战时外交的论述外，仅就外交史专著而言，已经出版的综合性专著有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王建朗的《抗战初期的远东国际关系》（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版）。双边关系专著有王淇主编的《从中立到结盟—抗日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任东来的《争吵不休的伙伴——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王真的《动荡中的同盟——抗日战争时期的中苏关系》、李嘉谷的《合作与冲突，1931——1945年的中苏关系》、曹振威的《侵略与自卫——全面抗战时的中日关系》、马振犊、戚如高的《友乎？敌乎？德国与中国抗战》（以上专著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徐蓝的《英国与中日战争，1931—1941》（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李世安的《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等。
此外，还有若干专题性的专著，如黄友岚的《抗日战争时期的“和平工作”》（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徐万民的《战争生命线——国际交通与八年抗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项立岭的《转折的一年——赫尔利使华与美国对华政策》（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牛军的《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王真的《没有硝烟的战线——抗战时期的中共外交》（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等。有关战时中外关系的专著之多，实为其他任何时期所不能比匹。纵观整个近代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可以确定无疑地说，在近代各个历史阶段中，对抗日战争时期中外关系的研究是进展最为深入、成果最为丰富的一个时期。
二
在对战时中外关系的研究中，以下10个方面的问题曾经引起研究者们的广泛关注。
（一）卢沟桥事变
作为战争爆发的起点，卢沟桥事变自然为研究者所特别关注。又由于日本旧军人和右翼学者为推脱发动战争的罪责，在卢沟桥事变的起因问题上人为地制造了一个个谜团，甚至连对日本侵华持批判态度的进步学者也认为事变的发生具有很大偶然因素，因此，澄清历史事实便成为中国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有关卢沟桥事变的研究遂成为抗日战争研究的热点之一，有关论著达七、八种之多。其中，对战争起因问题作了比较系统的研究的有：曲家源：《卢沟桥事变起因考论：兼与日本有关学者商榷》（中国华侨出版社1992年版）；荣维木：《炮火下的觉醒——卢沟桥事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曲家源、白照芹：《卢沟桥事变史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等。
有关战争起因的各种研究，大致是从三个不同的层次上进行的。一是从根本上指出，所谓打第一枪的问题是不能成立的。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这一枪是在中国北京城外而不是在日本东京城外响起的。因此，对所谓“不法射击”的纠缠，本身就十分荒谬。要说合法，日军进驻丰台并进行军事演习本身就是非法的。要说第一枪，在全局上说，日本在占领中国东北时就早已打响了，就具体场合而言，日军在此前的演习中也早已打过实弹。因此，有学者指出，日本在7月7日的第一枪上大做文章毫无意义。（注：蔡德金：《对卢沟桥事变几个问题的思考》，《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3期。）
第二层次的研究即针对日方的种种观点展开辩驳，通过各方面的细致考证，指出日方编造的第二十九军士兵打响第一枪、中国共产党派人居中放枪、日军士兵失踪等战争起因说法的荒谬性，指出它是日本一些人故意编造的谎言，其有关资料完全缺乏可信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批驳卢沟桥事变的“偶发论”，指出恰恰有许多材料说明，日本人才有打响第一枪的嫌疑。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华北驻屯军、日本驻平津特务机关及日本侵华激进派共同策划的阴谋。日本军队是真正的肇事者。（注：荣维木：《炮火下的觉醒—卢沟桥事变》；曲家源：《卢沟桥事变起因考论：兼与日本有关学者商榷》。）
第三层次的研究撇开最初事件的“偶发”和“蓄谋”之争，而重点研究在最初的冲突发生后，一个并非罕见的地方事件，是怎样在日方一味扩大事态的蛮横政策之下，演变成一场全面战争。中国政府虽然作了万不得已时便起而抵抗的准备，但仍希望能求得事件的和平解决，并准备作出一定的妥协。但日本的贪得无厌把国民政府逼上了奋起抗战的道路。从把冲突扩大为战争的角度来说，日本挑起战争的责任也是不可逃脱的。（注：王建朗：《抗战初期的日本外交综论》，《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1期；《卢沟桥事变后国民政府的战和抉择》，《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5期。）
（二）中日秘密接触
关于卢沟桥事件爆发后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过去那种一味指责其妥协投降的观点已不多见，人们对国民政府终于奋起抗战，并能在艰难的条件下坚持下去（尽管有时不够坚定），都能给予一定程度的肯定。但分歧还是存在的，这主要表现在对抗日战争时期（尤其是前期）一直断断续续进行的中日秘密交涉的评价上。一些人认为，这是对抗战的动摇。因为中日之间的“和平交涉”不是国际法一般意义上的“媾和”，其性质是政治诱降。日本的目的是剥夺中国的国家主权，把中国变成日本的独占殖民地。蒋介石每当军事上严重失利、日本施弄诱降策略时，便发生一次次谋求妥协的政治动摇。（注：沈予：《论抗日战争时期日蒋的“和平交涉”》，《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
另一些人认为，战争中的双方在不分胜负的情况下，暗中直接交涉或通过第三者斡旋达成妥协以结束战争，乃正常之举。妥协是双方面的，妥协并不等于投降。关键不在形式，而在内容，在于看蒋介石准备作出什么样的让步。蒋介石在交涉中始终坚持恢复七七事变前的状态，反对日本的防共驻兵，是有基本原则的。在当时的国力和国际环境下，蒋介石所提出的交涉条件是恰当的。（注：蔡德金：《如何评价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蒋介石的对日交涉》，《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3期。）
但无论是对交涉持批评态度者，还是视其为战时正常因应者，现在对这样一点是没有异议的，即尽管日本想通过谈判不战而胜来占领中国，但中国也有自己的意图。蒋介石有时对“和谈”并非真心实意，有时明显带有策略目的，或为延缓日军进攻，或为阻止汪精卫成立伪政权，或为延缓日本对汪伪的承认，有时还将谈判作为要英美提供更多援助的筹码。谈判被作为“兵不厌诈”的策略而使用。学者们认为，对和谈问题的任何简单化的看法都将妨碍对事物全貌和本质的认识。（注：杨天石：《抗战前期日本“民间人士”和蒋介石集团的秘密谈判》，《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汪熙：《太平洋战争与中国》，《复旦学报》1992年第4期；沈予：前引文。）
学者们不仅对国民政府中央要员对日秘密交涉的各种路线进行了细致的研究，还对一些地方实力派（如阎锡山）与日本人之间的秘密接触进行了研究。有关的研究指出，阎锡山与日本人之间有着更为严重的妥协甚至是勾结的行为。（注：黄友岚：《抗日战争时期的“和平”运动》，第11章；张广汉、叶昌纲：《阎锡山私通日本的历史考察》，《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4期。）
（三）中德关系的短期维系与恶化
抗战前期的中德关系也是引起研究者极大兴趣的一个问题。在以往的研究中，德日两个法西斯国家被认为从一开始就狼狈为奸，德国协助日本破坏中国的抗战。现在，绝大多数人都意识到这一说法并不准确。许多研究者指出，德国对日本侵华并不持赞成态度，因为它担心日本侵华会使日本实力受损或深陷于中国，而失去对苏联的钳制作用，又担心日本扩大侵华会把中国推向苏联一边。总之，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并不符合德国的战略利益。“陶德曼调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在这一调停中，德国希望中日双方都作出妥协达成停战，而并非象以往所说的那样与日本“狼狈为奸”地迫使蒋介石投降。（注：杨玉文、杨玉生：《中日战争初期纳粹德国“调停”活动内幕及其结局》，《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1期；陈方孟：《论中日战争初期德国的对华政策》，《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2期。）
在抗战之初，德国曾保持过一段时期的中立。德国继续向中国输出军事物资，其军事顾问继续在中国军队中发挥作用。日本军方对此曾颇有怨言。但“陶德曼调停”失败后，德国感到中日和解无望，其远东政策逐渐逆转。先后宣布承认“满洲国”，停止对华输出军事物资，并于1938年夏撤回驻华军事顾问。但实际上，中德之间的一些易货贸易仍在暗中断断续续地进行着。直至1941年德国宣布承认汪伪政权，国民政府才宣布与德国断交。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对德宣战。（注：马振犊、戚如高：《友乎？敌乎？德国与中国抗战》；易豪精：《从“蜜月”到断交——抗战爆发前后中德外交关系的演变》， 《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5期。）
（四）抗战前期的中英美关系
对于抗战前期英美对华政策的评价，也是一个分歧较大的问题。一些人认为，对日绥靖是英美远东政策的基调，是主导方面。英美纵容日本侵略，把大量战争物资卖给日本。在日本准备南进时，又企图以牺牲中国来与日本妥协。（注：刘天纯：《远东慕尼黑阴谋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5年第4期。）另一些人认为，在总体上，英美政府同时具有两种倾向，一是对日妥协，一是援华制日。随着时间的推移，援华制日逐渐成为主流。1938年的桐油贷款是美国政策由对日妥协为主转向援华制日为主的一个最初的转折点。1940年9月德意日三国条约签订后，美国政策进入积极援华阶段。许多学者认为，并不存在“远东慕尼黑”阴谋。英美在远东对日本作出的妥协，无论在动机、程度和后果上都不能和欧洲的慕尼黑相提并论。还有学者指出，美国的远东政策的主要倾向不是牺牲中国，而是阻止蒋介石投降日本，促使他积极抗日；不是害怕中国人民革命力量的兴起，而是希望中国各种抗日力量联合抗日。（注：王斯德、李巨廉：《论太平洋战争前美国远东战略及其演变》，《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1辑；邓蜀生：《罗斯福对华政策经纬》，《世界历史》1985年第4期。）
在以往的研究中，并未开成的“太平洋会议”被视为远东慕尼黑的典型案例而引用。有研究者对此提出疑问，认为不能把召开讨论中日战争的国际会议等同于西方慕尼黑式的会议。作者通过对抗战以来召开的一些国际会议、英美（尤其是美国）此时对中日战争的态度、中国政府努力推动中美英反侵略阵线等方面的分析，指出太平洋会议是由国民政府而不是由美英所积极推动的，其目的不仅希望美英的参与能达成对中国较为有利的方案，还在于期待由于日本的蛮横招致会议的失败，美英将愤而对日本采取制裁措施。因此，很难认为，太平洋会议会是一个慕尼黑式的会议。（注：王建朗：《太平洋会议是怎么回事——关于远东慕尼黑的考察之一》，《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3期。）
研究者还注意到，英美的远东政策有所不同。比较起来，英国的对日妥协的程度要大一些，1938年的英日海关协定、1939年的有田—克莱琪协定、1940年的封锁滇缅路事件，都是严重的对日妥协行为，是英国绥靖政策的最明显的表现。（注：徐蓝：《英国与中日战争，1931—1941》第9、10、12、13章。）
抗战前期，中国的对日作战处于孤军奋战之中。这一时期中国外交的中心是争取外援，包括道义的和物质的援助。一些研究者指出，这一时期国民政府的外交是基本成功的。国民政府力促美国修改中立法，限制对日贸易，尽量争取财政援助。国民政府施展了种种手段，力图操纵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使中美关系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就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走上了中国所期望的道路。抗战前期，中国还撇开意识形态的分歧，争取到了苏联的大规模援助，并尽可能地延缓德国与日本的靠拢过程，从德国也获得相当数量的军事物资。学者们认为，这一最大限度地孤立敌国、争取友邦的外交方针应该说是明智的，并基本取得成功。（注：章百家：《抗日战争前期国民政府对美政策初探》，载中美关系史丛书编辑委员会编：《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2辑，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的对美政策》，《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
（五）苏联对华援助与《苏日中立条约》
关于《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以往一般认为，中国是这一条约的受惠国，苏联只是施援者。有研究者指出，恰恰是苏联急于签定互不侵犯条约，而中方对此并不积极。中方希望签署的是中苏互助条约，对互不侵犯条约并不感兴趣。只是在苏联施加了如中方不签此约苏就不提供军事援助的强大压力后，中方才同意订立这一条约。作为条约的附加条件，中国承诺不与第三国签订共同防共协定，这就缓解了苏联对日本联华反苏的担忧。所以，这一条约对苏联也是有利的。（注：王建朗：《抗战初期的远东国际关系》，第4章。）
苏联是抗战前期给予中国最大援助的国家，学者们对此一致予以肯定。但对于苏联向中国提供物资援助的数额及使用情况，过去一直有多种说法。有学者对此进行了认真的考证，澄清了过去在这个问题上的若干讹误，得出了比较准确的结论。（注：李嘉谷：《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对华贷款与军火物资援助》，《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4期。）学者们还正确地指出，苏联给中国以巨大援助，自己也因此而深受其利，因为中国的抗战反转来大大减轻了日本对苏联的压力。（注：齐世荣：《中国抗日战争与国际关系（1931—1941）》，《世界历史》1987年第4期。）
欧战爆发后，随着苏联本身要加强军备，其对华援助日益减少。1941年4月，苏联与日本订立中立条约。有学者认为，在德国即将对苏联发动侵略战争之际，这一条约分化了日德关系，增强了苏联的安全，使苏联能够集中力量对日作战，是苏联外交政策的胜利，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有全局意义的。但苏日互相表示尊重“满洲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这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侵犯。（注：李嘉谷：《中苏关系史研究二题》，《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1期。）对苏日中立条约能否起到增强苏联安全的作用，有人提出异议，认为与其说是该约保证了苏联远东边境的安全，不如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牵制使日本未能在东方对苏开战。（注：王春良：《评日苏中立条约和雅尔塔协定》，《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还有人认为，该约既满足了日本占有中国东北的要求，又切断了日本经过外蒙进犯苏联的通道，是最好的绥靖日本、促其南下的手段。因此，该约是一个为了本民族的利益而牺牲他国纵容侵略的绥靖主义产物。（注：厉声：《苏日中立条约试析》，《苏联历史问题》1985年第2期。）
（六）1943年英美新约与战时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与英美等国正式形成反法西斯联盟，中国参与领衔签署《联合国家宣言》。不久，英美同意与中国就废除不平等条约问题展开谈判。学者们对废约谈判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中英之间有关香港问题的交涉尤其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在中英谈判中，有关香港新界问题的交涉是最大的难点。英国顽固坚持殖民主义态度，不肯与中方讨论交回新界租借地的问题。国民政府态度一度曾比较坚决，但最终作出退让，在声明保留日后再议的权利之后，放弃了即时收回新界的要求，中英新约才得以成立。（注：刘存宽：《1942年关于香港新界问题的中英交涉》，《抗日战争研究》1991年第1期；李世安：《1943年中英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谈判和香港问题》，《历史研究》1993年第5期；陶文钊：《太平洋战争期间的香港问题》，《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有学者指出，美英政府在对华谈判中表现出来的不同态度，英国对重大悬案的保留，是此后中英关系冷淡，国民党政权向美国一边倒的主要原因之一。（注：吴景平：《中美平等新约谈判述评》，《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2期。）
如何看待1943年新约？一些学者认为，对此应予充分肯定，中国人民争取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斗争延续数十年，抗战期间得以实现，这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尽管此后在实际上中国并未取得与英美完全平等的地位，但这是基于国力差距而不再是条约的规定。就法理而言，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平等地位已经得到确认。新约的订立，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奋勇抗战的直接结果，因此，肯定新约并不是对国民政府的褒扬，而是对中国全体军民抗日业绩的肯定。（注：王建朗：《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史考察》，《历史研究》1987年第5期。）
还有研究者指出，既然中国沦为半殖民地是以不平等条约的签定为起点，从法理角度看，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国家主权则应被视为中国摆脱半殖民地状态的标志。新约的签定，标志着中国已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尽管在中国与强国之间仍然存在着不平等的关系，但这并不妨碍中国取得独立地位。独立与平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独立是指一个国家政治上拥有主权。两个独立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可能是不平等的。（注：陶文钊：《中美关系史讨论会综述》，《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6期。）
对此持异议者指出，新约并不标志着中国已经摆脱了半殖民地地位，获得完全的独立。新约废除的主要是政治特权，并未废除所有的特权，如外国在华投资设厂、经商、办学、设教堂等问题就没有涉及。而且，条约签定后，英美并未真正以平等态度对待中国，雅尔塔会议便是明证。再说，英美放弃的特权当时绝大部分为日本所占有，在打败日本之前，不能说中国已成为真正的独立国家。（注：王淇：《1943年“中美平等新约”签订的历史背景及其意义评析》，《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4期；陶文钊：《中美关系史讨论会综述》，《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6期。）
1943年底，中美英首脑举行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最高级会晤，并发表了影响深远的“开罗宣言”。1944年10月，中国参与签署决定战后安全问题的“莫斯科宣言”，跻身盟国“四强”。此后中国又以“四强”之一的身份参与了联合国的创建。学者们注意到，在联合国的创建过程中，中国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这主要表现在中国作为东方国家的代表，努力为弱小国家伸张正义，强调国家平等、种族平等，中国代表团在这一方面所提的许多重要建议被联合国组织所采纳。（注：李铁城主编：《联合国的历程》，第2章，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李铁城：《中国的大国地位及对创建联合国的贡献》，《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对于中国战时国际地位的提高，学者们普遍予以肯定。但同时也清醒地看到，中国的实际影响力仍是很有限的，还不是一个能被美英苏等大国平等相待的强国。
（七）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与英国重占香港
抗战结束前后中国在外交上所遭遇到的两大挫折，便很能说明中国国际地位提高后所处的实际地位。第一个挫折便是1945年8月订立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建国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学术界对这一条约持肯定态度。改革开放后，出现了一分为二的评价，认为苏联此举既有协助中国对日作战的一面，也有恢复沙俄在日俄战争中失去权益的一面，不应全面肯定。有学者指出，这一条约是为加强中苏善邻合作、共同抗击日本和维护远东和平而订立的，它具有积极的因素。该条约还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美日帝国主义势力。但该条约将雅尔塔协定合法化，苏联力图恢复沙俄在华失去的权益，反映了苏联的民族利己主义。对于中国革命，这一条约也产生了双重影响。（注：王真：《动荡中的同盟——抗战时期的中苏关系》第6章。）
近年来有学者明确指出，这是一个不平等条约。其实，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等人早已直言这是一个不平等条约。但在很长时期内中国学者却不敢或不便称之为不平等条约。有学者指出，无论从条约谈判的背景、进程和内容来看，其不平等性质都是不容置疑的。条约是苏美英背着中国在雅尔塔事先秘密决定的；有关的谈判是在苏联的高压下进行的，苏联几乎是强迫中国接收各种苛刻条件；条约有关旅顺、大连、东北铁路和外蒙古的内容，都严重侵害了中国的主权。它对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巨大损害，至今使每一个中国人还能感受到。（注：刘存宽：《重新评价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载《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编：《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集》；张振ｋūｎ＠①：《“二十一条”不是条约——评〈中国近代不平等条约选编与介绍〉》，《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
也有学者从国民政府对苏政策的角度进行了探讨，指出国民政府的错误政策也是导致这一外交挫折的一个重要原因。认为国民政府在对苏外交中力图限制苏联支持中共，它的一个重要目标是要获得苏联支持国民党统一中国而不支持中共的承诺。在中苏谈判中，国民政府同意出让主权，一是不得已，二是要以此换取苏联不支持中共的承诺。因此，中苏协定也是国民政府推行其反共政策的结果。（注：郭秋光：《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对苏政策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载《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集》。）
抗战结束之时，中国外交所遭受的另一挫折便是英国重占香港。在中英新约谈判中，中国方面曾声明保留日后收回新界的权利，蒋介石并曾有在战争结束时以军事力量从日军手中收回香港的想法。战后，根据盟军总司令的第一号通令，香港被列入中国战区的受降范围之内。然而，结果却是英国人主持了香港的受降仪式，并重新占领了香港。有学者分析了这一过程，指出重新占领香港是英国政府的既定方针，英国人为此作了认真的准备，而国民党政府却从未认真地作战后收回香港的准备，而只是在由谁主持受降问题上与英国人有所争执。出现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是，英国人顽固地坚持其旧殖民主义的立场；国民政府缺乏自立自强的精神，一让再让；美国态度发生变化，由支持中国受降到支持英国受降；以及国民政府“反共优先”的政策，大批军队被运往华北华东而顾不上香港等。（注：刘存宽：《英国重占香港与中英受降之争》，《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2期。）
（八）抗战后期的中美关系
对中国战时对日牵制作用和战后重要战略伙伴角色的期望，使中美关系迅速发展。美国积极扶助中国成为世界大国。但是，由于历史、文化、传统、价值观、制度和实力等方面的差异，中美在战争中是一对不协调的盟国，双方的合作中充满了摩擦与冲突。史迪威的去职便是抗战后期的中美之间的一个重要事件。
研究者们从各种角度的研究指出，史蒋矛盾，不只是个人性格上的冲突，而是美国与国民党政策矛盾的体现。美国以战胜日本为首要目的，要求蒋介石全力抗日，并曾企图增强和发挥共产党部队的抗日作用。而蒋介石此时已开始把战后与中共的斗争的考虑放在首位，他总想保存实力，而不愿积极抗战。这是史蒋分歧的根本原因。（注：魏楚雄：《论史迪威事件及其原因》，《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1期；章百家：《抗战时期中美合作的历史经验——由史迪威在华经历所想到的》及金光耀：《蒋介石与史迪威和陈纳德的关系》，均载史迪威研究中心编《史迪威将军与中国》，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也有人从另一个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史蒋矛盾，指出它是中美两国之间利害冲突的反映。美国以不平等态度对待中国，以提供援华物资相要挟，要中国交出军队指挥权。蒋介石拒绝这一要求，维护了中华民族的抗战利益和主权。史蒋矛盾实际上是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注：参见吴明：《中国现代史学会七七抗战50周年学术讨论会综述》，《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6期。）
史迪威事件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显然是消极的。罗斯福本想通过扩大史迪威的指挥权来挽救中国战场正在出现的危局，它是抗日战争中美国在华最后一次重大军事努力。美国不得不召回史迪威标志着美国逼蒋抗日政策的倒退，此后美国不再对中国战场的军事价值寄予厚望。史迪威事件是美国对华政策由战时的军事考量转向对战后的政治考量的一个起点。（注：王建朗：《试析1942—1944年间美国对华军事战略的演变》，载《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2辑。）
美国在抗战后期开始卷入中国内部的国共斗争。赫尔利使华便是一个标志性的起点。赫尔利访问延安时接收中共的五点建议，过去曾被认为是一个骗局。现在，绝大多数人认为赫尔利是认真的。因为赫尔利调处国共矛盾的目的，是要使中共武装置于国民政府的控制之下，建立以国民党为中心的民主联合。赫尔利认为中共五点建议是使中共交出军队的唯一文件。赫尔利后来变卦，转而支持蒋介石的三点反建议另有原因。一是他认定，如国共要求不可调和，他的使命是必须无条件地支持蒋介石；二是由于他对中国情况的无知，对国共两党分歧的要害究竟在哪里缺乏了解。大多数研究者都不赞成把赫尔利的行为看成是个人行为，而认为它基本符合罗斯福的对华政策，但在扶蒋抑共方面有时比美国政府的政策走得更远些。（注：牛军：《赫尔利与1945年前后的国共谈判》，《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1期；陶文钊《赫尔利使华与美国政府扶蒋反共政策的确定》，《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2期；章百家：《美国对华政策新解——评〈从赫尔利到马歇尔〉》，《历史研究》1990年第4期。）
也有人以1944年12月底为界，把赫尔利使华分作两个阶段来观察。认为他在前期为国共合作做了一些努力，客观上有进步作用，但他在后期开始歪曲和偏离罗斯福给他的使命，背离了罗斯福赞成的灵活的现实主义对华路线，把美国对华政策推向极端。（注：王建辉：《赫尔利是哪一条对华路线的代表》，《湖北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
（九）抗战时期中共对外政策
从某种意义上说，抗战时期是中共初次登上外交舞台的时期，也是中共外交政策走向成熟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共的对外政策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与建立统一战线这个总政策相关联。抗战初期，在中共的国际反日统一战线的总构想中，苏联一直占据最重要的地位。除了苏联是正给予中国巨大援助的唯一国家外，中共对国际政治分野的一贯看法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但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特殊关系有时也产生一些消极作用，这在1939年8月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前后尤为明显。中共接受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新策略，将英美作为日本的“战略同盟军”加以抨击。有研究者指出，这显然是不恰当的，是一次策略失误。它削弱了中共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注：牛军：《抗战时期中共对外政策的演变》，《抗日战争研究》1991年第1期。）
中共对美英等国的认识尽管有所反复，但在总体上已经意识到，意识形态的差异并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1940年7月以后，随着美国援华制日的立场渐趋明朗，中共对美政策也日益明确，提出应当注意英美与德意的区别，不应反对利用英美的外交。1940年冬，在国民党准备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并散布和谈空气时，中共驻重庆代表团多次与美国驻华使馆联络，希望美国协助制止国民党的反共投降活动，这是中共第一次主动采取的争取美国以牵制国民党的活动。（注：章百家：《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的对美政策》，《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对美政策出现了十分积极的变化。中共努力争取美国舆论的同情，并多次表示愿意与美军合作。美军观察组派赴延安，打破了国民党对中共的长期封锁，改善了中共的外交处境，它是中共外交工作正式开始的标志。（注：陶文钊：《四十年代中美关系史上新的一页》，《党史研究》1987年第6期；王邦宏：《论太平洋战争时期美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载汪熙主编：《中美关系史论丛》，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1944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确认发展与美国的关系是中共当前外交工作的中心。中共明确提出在抗日和民主两方面与美国进行合作。但是，由于蒋介石的反对和太平洋战争形势的变化，中共与美国抗日军事合作的构想未能实现。中共提出的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也未能获得美国的实质性支持。中共发现，扶蒋是美国的基本政策。到战争结束时，中共与美国的关系显然已经开始恶化。
随着苏军参加对日作战时期的临近，中共再次调整对外政策，“七大”便是这一调整的转折点。中共放弃了一度奉行的积极的对美政策，将外交重心转移到联合苏联。准备利用配合苏军作战，为战后解决国内问题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并以此制约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力。（注：牛军：《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起源》，第8章。）在中共与美国之间是否存在过“失去的机会”呢？有学者指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4年中，这种机会一直存在着。问题是美国政府从未意识到它需要利用这种“机会”。其原因有二：一是它没有充分地了解和认识中国革命的必然性和中共的力量；二是它已和国民党政权结成了过于紧密的关系，一个对美国敞开大门的中国已成为美国所构想的战后世界体系的组成部分，中共所提出的在平等的基础上发展合作关系的任何建议便难以被美国领导人所接收。（注：章百家：《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的对美政策》，《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
（十）战时外债及租借物资研究
争取外援是中国战时外交的主题之一，但有关战时外债数额的准确考订却在很长时间内未引起学者的注意。有关的各种数字五花八门，以讹传讹者不在少数。有的将不同名称的同一贷款重复计算，有的将虽进行了有关谈判但未能达成协议的予以计算，有的将虽成立协议但实际上并未履行的亦予以计算。近年来这一状况有所改变，有学者根据已刊档案史料对抗战时期的外债进行了分门别类的整理，并对各项外债的动用情况和本息偿付情况进行了考察，澄清了有关外债数额的一些错误说法，得出了比较准确的结论。作者并认为，对于战时举借和使用外债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应基本予以肯定。中国没有因外债问题导致国家主权的重大损失，中国在外债问题上的所处的地位，也要优于其他任何时期。这与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所处的重要地位有着密切的关系。（注：吴景平：《抗战时期中国的外债问题》，《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1期。）
在战时所获外国经济援助中，美援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对于战时美援的最系统研究，当为任东来著《争吵不休的伙伴—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该书对国民政府的艰难曲折的求援外交、美国政府从中立到援华的转变、美国给予中国的历次借款和租借物资援助，以及美援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工具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等问题作了全面的研究。既肯定了美援对于中国抗战所起的积极作用，又指出它是与美国保护其在中国和亚洲地区利益的考虑分不开的，它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美国控制中国的一个有力工具。
研究者还正确地指出，战时美援虽然在经济上具有重要性，但其政治意义远远超过经济意义，抗战前期的借款尤其如此。从1938年底到1940年秋，美国先后向中国提供了三笔贷款，每一次贷款都有着明确的政治和战略考虑。在日本人提出“东亚新秩序”后，美国宣布了战时第一笔对华贷款，以示对中国反侵略斗争的支持。在日本扶植的汪伪政权即将出笼之时，美国提供了第二笔贷款，以示其继续承认国民政府。在日本人于印度支那采取行动，并迫使英国人封闭了滇缅路后，美国提供了第三笔贷款，以表明对日本可能南下的立场。这三笔贷款数量不大，但却具有重大的政治上的象征意义。（注：陶文钊：《中美关系史》，第5章。）
三
有关抗战时期中外关系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相对说来，要将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也就面临着更大的难度，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继续进行不同观点的学术争鸣是推动研究不断深入的重要途径。最近20年来的研究表明，若干专题研究的深入正是在争鸣中获得推动力的。通过争论，一些原先被人们所忽视的看法被广泛接收，一些原先被人们所无数次重复的观点被修正。在很多问题上，人们的意见由最初的尖锐对立，走到能形成大部分或一部分的共识，这便是学术的进步。但是，由于观察角度的差异，在一些问题上的争论还会持续下去。我们应该鼓励这种争论，允许各种歧异存在下去，而不必强求统一。
平和求实的学术态度是提高研究成果的准确性的基本条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的研究一直受到学术外因素的强烈影响。改革开放以来，这一现象得到纠正，一些非学术性的不准确的措词陈套已不多见。但是，在一些问题上，习惯性的思维仍在顽强地起着作用，妨碍着研究成果的准确性。比如说，1939年7月美国决定废止美日商约，这是美国在英日成立有田—克莱琪协议后对中国的声援，是对日本的有力一击。但近年来出版的一部专著仍然认为，这是由于英日协定破坏了美日互相亲近的气氛，美国人害怕英国同日本有排它性的勾结，因此，要对日本施加压力，逼迫日本就范。这便是用美英竞相对日绥靖的旧思维来看待复杂的远东国际关系。美国援华制日政策发展的重要一步倒成了绥靖的工具。很难认为，这样的结论是有说服力的。
不断开拓新领域、探索新课题和挖掘新史料是学科继续繁荣发展的基本要求。在对战时中外关系的研究中，尚有一些领域有待于人们作进一步的开拓，如对于战时外交决策机制的研究，便很不够。（注：迄今仅见的研究为张连红《国民政府战时外交决策机制初探》，《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2期。）即使是那些已经作了较多研究的领域，仍有一个不断挖掘新史料以求向更深方向发展的过程。如有关战时中日交涉的研究，迄今为止，研究者们所使用的史料绝大多数来自日方，中方的核心材料极其少见（这当然是囿于客观条件的限制），这便使对国民政府交涉立意和立场的评判少了若干权威性。相信随着有朝一日新史料的问世，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将会大大地向前拓展。
我们已经取得了确实值得骄傲的丰硕成果，我们也拥有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宽松更为适宜的研究战时中外关系的学术环境。有理由相信，如此坚持不懈地努力下去，战时中外关系的研究必将取得更为丰富的成就。
（文章来源：《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