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被刺事件的历史考察
作者：闻黎明
1946年7月11日，著名民主活动家李公朴在昆明遭国民党特务暗杀。15日，西南联合大学教授闻一多也在同一城市遭特务多人狙击身亡；同行的其子闻立鹤亦身中数枪，生命垂危。由于一城之内，五日之间，续演两起杀人惨案的时空联系，也由于李、闻都是中国第三大政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更由于这一事件发生在全面内战一触即发的形势下，因此这一惨案对当时的时局影响不言而喻。本文拟对闻一多被刺事件做以个案考察与研究，相信有助于对“李闻惨案”与1946年政局演变关系的全面把握。
一，闻一多被刺的社会反响
1946年，是中国社会出现重要转折的一年。这年初，在美国特使马歇尔斡旋下，国民党破天荒地第一次与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及无党派代表坐在一起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并通过了有利于国内团结与民主进步的五项协议。
政协五项协议的诞生，曾给中国人民带来美好憧憬。然而，视中共为心腹之患的蒋介石不甘心中共力量坐大，于是，国民党先是纠缠于政协协议的修改，继之又在东北问题上挑起争端，重庆较场口惨案、南通惨案、南京下关惨案等一系列流血事件，就发生在这一形势下。就在全国各地掀起反对内战高潮的之际，刚刚在较场口惨案中身受重伤的李公朴竟又残遭国民党特务暗杀，继之闻一多更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被特务多人围攻狙击。这一法西斯行径，理所当然引起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
7月17日，参加国共和谈的中共代表团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指出：国民党一面大举进攻解放区，一面“纵容、指使特务机关在大后方暗杀和平民主领袖，如此野蛮、卑鄙手段，虽德意日法西斯国家政府犹不敢肆意为之”。[1]18日，周恩来在上海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指出李闻惨案的“严重性不亚于内战”。[2]中国民主同盟也严正指出国民党对民主领袖的迫害，“时间一步比一步紧促，手段一步比一步毒辣”[3]，并表示“民盟对争取中国的和平民主，绝不因这类暴行事件有所恐怖与退缩风们只有更积极更勇敢的向前猛进，争取中国的和平民主，亦只有如此始足以慰李闻两先生地下之灵”[4]。
在众多谴责声中，被视为人心走向晴雨表的中间知识分子的态度最值得重视。中国的中间知识分子人数不多，但在两头小中间大的中国社会，却始终充当着“中间大”那部分的代言人。同时，由于这部分人多以教育学术等文化活动为职业，其立场、观点与倾向，常常可以通过各种媒体对社会产生影响。更重要的，是在动荡不安的时代里，这一群体的向背就势必关系到政治天平的倾斜。
相对救国会七君子李公朴而言，闻一多的留美经历、诗人学者身份，以及他的自由主义者形象，使中间知识分子对他的被刺反应更为强烈。众所周知，闻一多从13岁起就生活在用美国退还部分庚款所办的清华学校，1922年毕业后赴美留学，1925年归国后相继在北京艺专、中央大学、武汉大学、青岛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担任教授。在闻一多的早期生涯中，他“是个在领导地位的新诗人”[5]，后来又在“卜辞金文及先秦文献的研究成了海内有数的专家”[6]。所以，当人们谈到闻一多时，想到的是诗集《红烛》、《死水》，想到的是他参与创立的新诗“格律派”，想到的是与胡适、徐志摩、梁实秋等密不可分的“新月派”，想到的是他那些关于楚辞、诗经、唐诗的学术著述。当然，一些人还知道他早年是个热烈的国家主义者，大革命前夕曾与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发生过正面冲突，其后在对待“九一八事变”、在“一二九运动”、在“西安事变”等事件中，也与政府保持一致，即便是抗战中期，他还认为蒋介石是民族英雄。
闻一多的政治转变是抗战后期才开始的。1944年，他有感国民党抗战不力，统治腐败，民不聊生，于是投身民主运动，不久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成为云南省支部负责人之一。在民主运动中，他发表过许多相当激烈的言论，曾在大庭广众面前指名道姓骂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五军军部座谈会上呼出“现在只有一条路——革命”等等。但是，人们理解他，认为这不过是出于诗人气质的义愤，是一个书生在公开场合说出的有目共睹之事实，况且这些并未超出言论自由的原则，充其量也只是左倾色彩鲜明些罢了。
正是闻一多的这一人生特征，使许多中间知识分子特别是学术教育界人士无法接受他被刺的事实。报载闻一多被刺的消息传到北平时，教育界特别是“清华教授更为震惊”，“不少美籍人士亦与闻教授熟稔，竟相追问‘这是怎么回事？’”[7]《大公报》曾用“闻一多之死，各方震动”一语[8]，传递了人们对这一事件的吃惊、不解、愤怒等许多无法准确表达的情感。与闻一多朝夕相处过的朋友与同事尤其激动，清华大学校长、主持西南联大工作的梅贻琦教授在日记中写到：“日来情形极不佳，此类事可能继李后再出现，而一多近年来之行动又最有招致之可能，但一旦果竟实现，而察其当时之情形，以多人围击，必欲置之于死，此何等仇恨，何等阴谋，殊使人痛惜而更为来日惧尔。”[9]清华中文系主任朱自清教授用“这种卑鄙凶狠的手段，这世界还成什么世界”表达悲愤[10]；杨振声教授说“我难过得说不出话来，并相信其他友人亦系如此”[11]；胡适、萨本栋、李济、梁思成、傅斯年也在唁电中表示“无任痛悼”[12]；而沈从文教授则说这一事件“实在象征国家明日更大的不幸”，他忍不住反问：孙中山“难道当真就死了吗？”[13]。7月18日，重庆《时事新报》、《世界日报》、《新民报》、《新华日报》、《民主报》、《国民公报》、《西南日报》、《大公报》同日刊登闻一多之子闻立雕、闻立鹏的《是谁杀死了我的爸爸？》。对于这个不寻常现象，天津《大公报》专门发表了一则消息，强调它表明“舆论界以及社会无不同情闻一多氏之不幸遇害”。[14]
以上，仅仅是从社会反应中选择出的若干，却已足以证明不同群体与个体在闻一多被刺事件中的反应。可见，通过这一事件，有助于进一步考察1946年中国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思想演变轨迹。
二，马歇尔对李闻案的态度
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结束以后，国共间一直围绕东北问题进行着较量与谈判，而这次谈判的推动者，是着眼于战后远东利益的美国。几个月的边谈边打中，国民党随着战场上频频得手，谈判筹码也不断抬高。孰料就在蒋介石志在必得之际，李闻惨案发生了。这一事件的出现，既再次暴露了独裁专制统治的黑暗，也使倡导“自由民主”的美国十分难堪。
按照战后在远东与苏联抗衡的战略规划，美国需要在中国扶持一个稳定的政府，这个角色被选定为国民政府。作为扶持的重要条件之一，自然是经济军事等援助，但是李闻惨案的发生，使本来就对蒋介石政权反感的美国舆论一片哗然，许多团体要求停止对华援助。《纽约邮报》20日的社论建议马歇尔正告蒋介石，要其“立即停止用暗杀为政治武器，并决心解除内战威胁”，否则“美国将断绝租借援华”。[15]美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及纽约市等大学53位教授，联名致电杜鲁门总统、代理国务卿艾奇逊及美国国会，指出“美国学术界莫不为之震骇”，要求“美国政府必须立刻撤退其驻华军队”，并且“在中国尚未成立民主之联合政府之前，美国必须停止其对一切军事及财政援助”。[16]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全体教授，亦在给杜鲁门的电报中表示：李闻被暗杀的“这种出于若干反动分子的残酷行为，刺痛了中美两国思想自由的公民良心，这刻画出中国局势在迅速的恶化，美国也深深的被卷入了”[17]。
美国的舆论不能不对马歇尔的调停产生影响。在美国外交档案中，保存着美国驻昆明领事斯普劳斯当时给大使馆的一份报告。报告指出：“李被暗杀后，在大学的开明人士中引起了强烈的谴责。然而，他们不相信自己受到了威胁，因为大家感到，李是一个实干的政治活动家而不是一个知识分子，尽管他们自己也接到了可能有危险的警告，但这种感觉还是存在的，可是，闻一多被暗杀使局势完全改观，因为闻是开明人士中的佼佼者，受到知识界的高度敬仰。闻过去完全不关心政治，直到两年前他才突然极为关心中国的政治局势。随后，他参加了民主同盟，成了最能代表民盟说话的人士之一。同时，在昆明在大学生中，他的影响比任何人都要大些。”[18]我们不知道马歇尔是何时看到这份报告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他得知李闻被刺时，马上感到了一种压力。
7月17日上午，马歇尔与周恩来在南京海宁路5号举行会谈，马歇尔就是在这次会谈中从周恩来处获知闻一多被刺消息的。当时，周谈到此事时很激动，说：闻一多不仅是留美学生、诗人，还是胡适的朋友。周这样提出问题，显然是想以作为中国自由主义精神领袖胡适的态度，来强调闻一多被刺的严重性。马歇尔听到闻一多继李公朴之后复遭暗杀的消息也十分惊讶，他毫不掩饰承认自己也同周“一样的震惊和憎恶”。不过，习惯用西方思维推论势态发展的马歇尔，认为国民党“应该知道让这种事泛滥会有什么结果”，同时还表示“美国使馆的行动虽然无法使李闻的生命生还，但由于舆论的轰动，特别是外界不可避免的强烈反响，对阻止类似事件的继续发生会起到强有力的约束”。当时，马歇尔希望李闻事件不要与蒋介石有直接关联，“希望暗杀起因于地方上的仇恨，是地方的决定”。当然，马歇尔并不敢为蒋介石打保票，他深知“昆明早就有这样的问题”，因为他“刚到中国时就有学生在那里被杀害”。[19]
李公朴、闻一多接连被刺不是孤立事件，周恩来提醒马歇尔注意自从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以来已发生的重庆较场口惨案、新华日报社被捣毁，还有西安、南通、下关等一系列事件，并强调“全国特务做了布置的绝不止一个昆明”，“如重庆的邓初民、史良，上海的沈钧儒、罗隆基，均在黑名单内”。因此，如果昆明事件不能得到公正解决、如果任这种暴行继续下去的话，那么民主人士就只有逃到共产党地区，而其他人也会放弃努力。说到这里，周恩来强调美国应该负起责任，因为“中国的最大悲剧是中国人自己不能保护自己的生命”，而“对其中一些人来说，唯一希望是得到美国的保护”。否则，“也许有人会提议成立另一种调解总部，以保护民主运动”。周所说的“另一种调解总部”，是暗示联合政府或其他民主政权。马歇尔很清楚这一点，于是带着补充与解释的口吻说：“换句话说，当一个组织消亡时，另一个必须产生”。会谈结束前，马歇尔表示他要与司徒雷登午餐时，再看看昆明有什么报告，然后商量能做些什么。[20]会谈后，马歇尔立即向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汇报了李闻事件。
资料表明，马歇尔当时就决定向蒋介石提出调查处理李闻事件的要求。当天下午，他与新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一起自南京飞至牯岭会见蒋介石。晚宴后，马歇尔向蒋介石郑重指出这次事件足以对居中调停的美国带来负面影响，说：“这次暗杀针对了中国最有教养的一群人，其中许多人是从美国的大学毕业的，美国人会把他们的贡献同那些受教育较少的打内战的军事领导人相比”，所以美国舆论肯定“对蒋不利”。[21]
司徒雷登也坦率表示“政府已在知识分子和大众中逐渐失去号召力”，因为“最近的谋杀造成的极大的恐惶”已使“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对政治思想和行为进行压制的开始”。当时，司徒雷登曾建议蒋采取三项措施，即“一，公开声明中央政府不赞成谋杀；二，解除对报纸的限制；三，召开政协会议作为建立立宪政府的开端”。[22]
如果说马歇尔、司徒雷登的批评还不是公开的话，那么昆明领事馆的对昆明民主领袖的保护性措施则频频见于报端，从而客观上对李闻惨案的严重性起着推波助澜的传播作用。
清华大学校长、主持西南联大工作的梅贻琦教授，在闻一多被刺当天给教育部的电报中，曾用了“同人极度恐惶”这种公文中极少见的字句来反映该校大民主分子当时的心态。[23]事实上，7月15日闻一多被刺当夜，昆明领事馆就用吉普车将潘光旦夫妇、费孝通夫妇、张奚若等接到领事馆加以保护。29日，美联社在一则消息中透露说：美“国务院声称，昆明美领事馆此种措置乃因”这些人“显然有亦被暗杀之可能”，故“南京美大使馆已与中国外交部商谈此问题”，一旦上述诸人“安全获有充分保障”，这些人将“脱离美领馆之保护”。[24]
昆明领事馆的非常举措显然超越了其外交职权，为此，昆明副领事特向大使馆解释到：说：由于领事馆的人相信国民党“已决定谋杀昆明民主同盟领袖”，并且获知云南民盟支委楚图南等也列入了黑名单，因此有必要对这些人加以保护。报告还称：“证据表明，谋杀经过经心策划并将继续，有可能反动分子担心最终会和自由党妥协，已决定不管最终会产生什么政治后果都要将他们彻底消灭”，因为反动分子认为“在昆明的谋杀不会象在南京、上海和北京那样对政治产生巨大危害”。基于这些判断，领事馆提出了数项应急方案，其中包括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恐怖活动”、“保障人身安全”、“与民盟及马歇尔将军派人调查”。[25]对于这次越权行为，无论是马歇尔、司徒雷登，还是美国国务院，都非但没有批评，反而予以认可。在美国的马歇尔调停档案中，就保留着贝尔纳斯通知美国大使馆的“如必要时，可以继续提供保护”的明确意见，也保留着昆明领事馆、南京大使馆与美国国务院之间围绕采取什么措施保护云南民盟负责人的往来函件。
昆明领事馆在李闻惨案后的直接介入，无疑增加了李闻被刺所引起的紧张空气。7月18日，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接到要其保护有关人士的命令，命令还说如有人提出离开昆明，也应提供必要的条件。23日上午，马歇尔在与周恩来举行的会谈中，亦说他一直通过昆明领事馆关注着事态发展，并称行政院长宋子文也已指示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要其对发生的事负起全责。
中共、民盟和国内各阶层的强烈抗议、马歇尔与美国舆论的态度，使蒋介石如坐针毡。当时，蒋为了集中精力解决东北问题，急于从尴尬局面中摆脱出来，于是才一面嘱行政院发出要各地“政府为维护地方治安”负责“人民生命完全与自由”的通令[26]，一面先派内政部警察总署署长唐纵，继派陆军总司令顾祝同、陆军总部参谋长冷欣、宪兵司令张镇赴昆明处理。顾祝同等抵昆后，匆匆举行了两次应付舆论的公审大会。而蒋介石明知李闻惨案的主谋是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但只枪决了两个特务，对霍则名为革职实则保护了起来。
三，中间阶层的反思与变化
在中国人民争取民主权力的进程中，闻一多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为民主事业的献身者。在国民党统治史上，不知有多少爱国志士残遭杀害，但都不了了之，唯独闻案有蒋介石亲自过问，继之数员大将出马，再之公审处决凶手，并且查办封疆大吏，这些罕见的举动确实有些独一无二。然而，它只能在国共军事较量尚未完全明朗、全国民众反对内战的呼声日益高涨的环境下，才可能作为特例而出现。国民党在闻案的善后处理上尽管属于特例，但仍存在许多十分可疑之处。
首先，按照国民党内的重大举措均须最高当局裁决的贯例，刺杀第三大政党民主同盟的中央执行委员绝不是一件小事，也必须得到蒋的批准，否则，霍揆彰就没有必要飞往南京请示。因此，虽然目前尚未见到蒋介石同意杀害李闻的手令或其他文字材料，但也不能排除蒋曾有口谕或默许的可能性。
其次，国民党早就有杀害李公朴、闻一多的预谋。1946年初，李公朴在重庆较场口惨案中被特务殴伤，而按照特务的计划，本是要把他推到一口枯井里杀死。对于闻一多，也在这年5月的昆明近日楼附近，就张贴出要用40万元买他头胪的标语。至于霍揆彰、王子明等制定的黑名单，亦在李公朴死后从警备部内部传了出来，梁漱溟、周新民赴昆调查时，包括“警备部工作人员及特种分子”，也曾“秘密的、自动的”写信提供材料，而且“美国大使馆曾专为此事派员到昆彻查清理”，“人证物证都有”。[27]
再次，作为一个整体的李闻惨案，李公朴案却被束之高阁。7月28日，蒋介石召见唐纵时，唐建议“李闻二案宜分开，以示非有计划之行动”。唐主张“闻案以受刺激而出于义侠之偶然行为”，而“李案以云南人出面承担为报复李公朴构煽部队之义侠行为”。蒋认为不妥，主张“李案如不破，则暂时作悬案”。[28]于是，李公朴案始终被排除在外，这种伎俩只能证明蒋介石处理闻案也不过是迫于无奈。
复次，国民党的所谓公审也使人疑窦丛生。第一次公审时，新闻界连《大公报》记者也拒之门外，仅指定中央社两记者旁听。而汤、李两凶犯在法庭上气焰极为嚣张，公然“说闻一多是卖国贼，他们二人气愤不过，故予杀之”[29]，这证明其所恃者，不正是国民党后台的撑腰么。公审时，梁漱溟、周新民要求闻立鹤出庭辨认凶手，竟遭到拒绝，这只能进一步暴露其欲盖弥彰的企图。1947年，霍揆彰与沈醉谈起李闻案时，倒说出了心里话，他说当时“干得太早一点”，因为“时机还不到”，“才惹出这场麻烦”，“如果等到今天来干，那就不是过错而是有功了”。[30]昭昭事实，表明国民党统治集团无论在闻案上采取什么措施，都丝毫不会改变与人民为敌的立场。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早就极端憎恶国民党的独裁专制，一系列的禁锢与摧残，只能使他们离统治中心越来越远。国民党不可能意识到他们的种种倒行逆施已不同程度激地发起更多的中间知识分子必须面对现实，而闻一多的被刺只不过促进了这一进程。
历史表明，一些与闻一多有相同思想基础的知识分子，在悼念闻一多时已经越过了人道主义的界线。著名化学家黄子卿教授在称赞闻一多“学问道德，夙所钦佩”的同时，更推重他“见义勇为，当仁不让”和“为主义而牺牲”的精神，认为闻一多“生为河岳，殁为明神”，其死“重于泰山”。[31]清华大学教务长吴泽霖教授，指出当前社会是“暴政横行”，而“一多兄为真理为民主而牺牲其精神将永生矣”。[32]堪称清华元老的萧公权教授，在《挽闻一多教授》诗中写到：“危言抗议震清流，狷极甘心与俗仇。岂冀怜才飞鹗表，不辞据乱学麟游。离骚别解尺惊人语，死水新篇刻骨忧。正气何妨偏处见，舍生成祸亦千秋。”[33]一位姓李的西南联大物理系从军学生，听到闻一多被刺的消息后大哭一场，随即开小差离开了青年军，后来走上了另一条道路。[34]叶圣陶说他就是由于闻一多之死，才对国民党彻底失望的，国民党连闻一多这样的学者都不能容忍，学术自由思想还有出路吗？[35]
可见，对于具有民主意识的知识分子来说，无论他们是对现实如何无可奈何，还是在国共之间观望，甚或对国民党政权还抱有某些幻想，闻一多的死都使他们切身感到一种实实在在的威胁和打击。1948年4月23日，北大、清华、燕京、师院90教授在抗议北平市党部威胁迫害许德珩、樊弘、袁翰青三民主教授时，便指出：“我们更要追问，第二次闻一多事件是否已在预谋制造中？我们愿意提醒当局，闻一多教授的被害不但没有消除学人对于现状的不满，且更加深了他们的警惕与愤慨。”[36]
中国知识分子在这种变化下形成的离心力，让国民党付出了十分沉重的代价。多年后，一位台湾学者对此进行反思时，说：“在国共两党的政治斗争史上，闻一多之死是一个里程碑。由于闻一多过去的背景，他的死对国民党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其重要不下于金圆券的发行与失败。”[37]发表朱文的刊物主编，是当年西南联大学生，这位属于“走过来”的人在按语中承认：“闻一多之死，其影响绝不在平津等重要城镇的沦陷之下”，“在国内，引起全国知识分子更进一步的责难政府，不满政府；在国外，美国许多重要学府如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校著名教授联名抗议，并主张干涉中国内政，断绝对中国的任何援助。在中国调处国共纠纷的马歇尔将军更曾向蒋主席提出严重抗议”[38]。由此可见，失去了中间阶层的结果，势必只能是削弱国民党的统治基础，而国民党之所以丧失大陆政权，这难道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吗。
（此文为1999年10月在武汉召开的“纪念闻一多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
[1] 《中共代表团的抗议书》，《新华日报》，1946年7月18日。
[2] 《周恩来将军谈昆明暗杀事件》，《新华日报》，1946年7月26日。
[3] 《正告国民政府》，《民主报》1946年7月21日社论，转引自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第204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4月出版。
[4] 《民盟书面谈话》，《新华日报》，1946年7月19日。
[5] 朱自清：《中国学术界的大损失——悼闻一多先生》，《朱自清全集》第三卷，第122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8月出版。
[6] 郭沫若：《悼闻一多》，《闻一多纪念文集》，第54页，三联书店1980年8月出版。
[7] 《闻一多被杀，平教育界甚为注意》，天津《大公报》，1946年7月18日。
[8] 《李闻被刺之巨波，中共向政府抗议》，天津《大公报》，1946年7月17日。
[9] 《梅贻琦日记选》，1946年7月15日，《近代史资料》总70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9月出版。
[10] 《朱自清致高孝贞信》，1946年7月17日，闻一多家属保存。
[11]《李闻被刺之巨波，中共向政府抗议》，天津《大公报》，1946年7月17日。
[12] 《胡适萨本栋李济梁思成傅斯年致梅贻琦转高真唁电》，1946年7月23日，清华大学档案室存。
[13] 沈从文：《忆北平》，天津《大公报》“星期论文”，1946年8月11日。
[14] 《向社会及世界控诉，闻一多两子为父悼文，渝九家日报同天刊登》，天津《大公报》，1946年7月20日。
[15] 《纽约邮报提出警告》，上海《文萃》第40期，1946年7月25日。
[16] 《美国哈佛大学等五十三教授为李闻事件的抗议》，转引自方仲伯编《李公朴纪念文集》，第69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出版。
[17]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为李闻事件的抗议》，《李公朴纪念文集》，第67页。
[18] 菲利普·Ｄ·斯普劳斯：《关于李公朴闻一多暗杀事件的责任问题》，中共云南师大党委党史资料征集组编《一二一运动史料汇编》第五辑，第101页，1985年8月出版。
[19] 1946年7月17日马歇尔与周恩来会谈纪要，郭曦晓译。
[20] 1946年7月17日马歇尔与周恩来会谈纪要，郭曦晓译。
[21] ［美］福雷斯特·Ｃ·波格著，施旅译：《马歇尔传（1945-1959）》，第130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2月出版。
[22] 据1946年7月21日司徒雷登致贝尔纳斯的报告，郭曦晓译。马歇尔的助手比尔在《马歇尔在中国》一书中也提到司徒雷登在庐山向蒋介石提出的这三项要求，其中第一项为“否定政府与昆明的暗杀事件有牵连，并向全世界彻底澄清此事”。
[23] 《梅贻琦致教育部电文》，清华大学档案室存。
[24] 转引自《昆民盟十一人，美领事馆保护中。美国务院证实此事，谓安全有充分保障时即脱离》，天津《大公报》，1946年7月21日。
[25] 司徒雷登致巴特沃斯的信中所引昆明领事馆副领事的报告，郭曦晓译。
[26] 《政院通令各省市保护人民安全自由》，天津《大公报》，1946年7月18日。
[27] 《中国民主同盟代表梁漱溟在沪报告李闻暗杀案调查经过》，《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第217页。
[28] 《在蒋介石身边八年》，1946年7月28日。
[29] 《中国民主同盟代表梁漱溟在沪报告李闻暗杀案调查经过》，《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第218页。
[30] 沈醉：《军统内幕》，第371页。
[31] 《黄子卿夏静仁致高孝贞信》，1946年7月17日，闻一多家属保存。
[32] 《吴泽霖致高孝贞信》，1946年7月20日，闻一多家属保存。
[33] 转自引唐振常：《漫记萧公权》，《读书》1993年第2期，第90页。
[34] 这位西南联大的学生后来任新疆大学物理系副主任，70年代，他亲口对笔者讲了这段经过。
[35] 据《叶圣陶传稿》作者商金林教授访问叶圣陶先生的采访记录。
[36] 《北平四大学九十教授来函》，《观察》第4卷第10期，1948年5月1日。
[37] 朱文长：《闻一多是如何成为“民主斗士”的》，台湾《传记文学》第38卷第5期。
[38] 编者：《朱文长教授〈闻一多是如何在成为“民主斗士”的〉大文读后的几句话》，台湾《传记文学》第38卷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