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派“围园”密谋考
作者：房德邻
关于戊戌变法时维新党人是否有过“兵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的密谋，逃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对此是不承认的，但是毕永年在《诡谋直纪》中却详细记录了康有为是如何劝说他带兵围园的。由于毕永年也是一个维新党人，所以他的这件史料一经发表，就立刻受到史学界的重视，并将其作为围园密谋的有力证据，如此，则围园密谋问题似乎就解决了。但问题是毕永年所记并不是很可靠的，所以围园密谋仍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我们得先从毕永年和《诡谋直纪》说起。
毕永年是湖南善化（今长沙）人，生于同治八年（1869年），为维新派中的激进分子，与谭嗣同、唐才常交好。光绪二十四年戊戌政变前夕他从南方到北京找谭嗣同，与谭及康有为、梁启超、康广仁等住在南海会馆，对这一时期康有为等的活动有所了解。《诡谋直纪》以日记体记录了他在北京的活动，其原件藏于日本外务省档案中。20世纪80年代汤志钧和杨天石两位先生在日本访学时都见过这份文件，杨先生并将它抄发于总第63号《近代史资料》上。《近代史资料》且加按语说明其来源：“此件约写作于1899年初，写成后，毕永年将它交给日人平山周，平山周交给了日本驻上海代理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同年2月8日（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小田切万寿之助又将此件抄送日本外务次官都筑馨六。”但是汤志钧先生的说法却有所不同，他认为：此件系毕永年在1898年9月12日至21日（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七日至八月初六日）的日记，亦即记到政变发生为止，书名《诡谋直纪》则为清政府官僚所拟，而日记的来源，据小田报告说，是光绪二十四年戊戌政变后自“湖南唐才常等改革党处搜查”所得。（注：汤志钧：《关于戊戌变法的一项重要史料——毕永年的诡谋直纪》，见《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5、29页。）显然，两位先生对这件史料的说法不同，或说是当年的日记，或认为是事后追写的。两人的不同说法却都源自小田的报告，我没有见到小田报告的全文，不明白为什么产生不同的说法。不过在读了日记之后，我认为杨先生的说法是对的，因为从日记的行文本身可以看出，它不是毕永年在北京期间写的，而是事后追写的。我们可以举出几个例证：（1）凡作者叙事均用表示自谦的第一人称“仆”（注：毕永年：《诡谋直纪》，《近代史资料》总第63号。本文以下凡引此文，不再注出。《诡谋直纪》全文又发表于《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说明“日记”是写给他人看的。（2）全篇围绕“围园”中心写作，类似纪事本末，这只有事后经过剪裁才能写成。（3）各日之间文气紧密，全篇是一气呵成写出的，而不是通常写日记那样逐日分写的。如八月初一日开头就写“仆见谭君，与商此事”，八月初二日开头写“早膳后，仆终不欲诺此事”，这两日开头中的“此事”均指前一天发生的事，如果逐日写日记是不可能用这样突兀的开头的。
汤先生和杨先生对《诡谋直记》产生经过的说法虽然不同，但对其主要内容的真实性都不怀疑。汤先生说：“《直纪》是毕永年赴京后的日记，来源是有根据的，资料是可信的”；并指出其史料价值：“《直纪》记录政变前夕，后党环视，阴云密布，康有为、谭嗣同等筹商对策的具体情节，多为一般史籍所未载，对研究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戊戌变法史有着重要史料价值。”（注：《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第30、25页。）杨先生则主要根据这份《诡谋直纪》写了一篇《康有为谋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确证》（注：见1985年9月4日《光明日报》。），证明维新党人确实有兵围颐和园的密谋。
但是我认为《诡谋直纪》的内容可靠与否尚需推敲，因为毕永年在追写这份“日记”时，或者因为记忆不清，或者因为有某种目的而改写历史，从而造成了很多错误。如：“日记”七月二十九日记康有为告诉毕永年袁世凯已于两日前到京，而事实是袁世凯应诏于二十九日晋京，无人不知。再如，“日记”说八月初三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三人一起说袁世凯勤王，说康有为向袁讲了兵围颐和园的计划，但事实是谭嗣同独自一人说袁。（注：杨天石《康有为谋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确证》已指出这一错误，并认为是毕永年“出于猜测之故”。）至于日记所记康有为等密谋围园这一中心事件，也不可径直作为信史。下面对此略作考辨。
关于围园密谋，当事人留下的史料很少。最先披露这一密谋的是清廷在处死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之后于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四日发布的一道有关康党罪状的上谕，其中说到“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注：《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427，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第4页。）。接着社会上就有了种种传说，较为流行的说法是袁世凯密报了维新党人的乱谋，但对其具体经过的叙述又不一致，且语焉不详。直到1926年《申报》发表袁世凯的《戊戌日记》才详细讲到其经过：八月初三日晚，谭嗣同到法华寺去见袁世凯，说其勤王，要其带本部兵赴天津杀荣禄，然后派兵入京，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宫。袁世凯当时问：“围颐和园欲何为？”谭云：“不除此老朽，国不能保，此事在我，公不必问。”并且说：“我雇有好汉数十人，并电湖南招集好将多人，不日可到，去此老朽，在我而已，无须用公。但要公以二事，诛荣某，围颐和园耳。”（注：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1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551页。）袁世凯的说法与清廷的那道谕旨大体一致，而细节不同。两者都说到围颐和园，但如何处置慈禧太后的用词不同，谕旨说“劫制皇太后”，日记说“除此老朽”。比较两说，袁说比较合理。
然而维新党人在公开场合却从未承认过兵围颐和园的密谋。据金梁说，他曾亲自问过康有为关于“兵劫颐和园事”，康有为“怫然曰：‘乌得有此？我朝以孝治天下，小臣面对，谁敢妄言？此皆荣、袁辈不学无术，藉危词以邀权势耳！’”（注：金梁：《四朝佚闻·德宗》，《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第222页。）
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卷三《政变前纪》中说到初三日说袁世凯勤王事，但未提到兵围颐和园，而说：当时维新党人“意上位危险，谅其事发在九月阅兵时耳”，说袁世凯勤王，“冀其于阅兵时设法保护”。在卷六《谭嗣同传》中详细记述了谭嗣同夜说袁世凯时的谈话：“初三日夕，君径造袁所寓之法华寺，直诘袁曰：‘君谓皇上如何人也？’袁曰：‘旷代之圣主也。’君曰：‘天津阅兵之阴谋，君知之乎？’袁曰：‘然，固有所闻。’君乃直出密诏示之曰：‘今日可以救我圣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则救之。’又以手自抚其颈曰：‘苟不欲救，请至颐和园首仆而杀仆，可以富贵也。’袁正色厉声曰：‘君以袁某为何如人哉？圣主乃吾辈所共事之主，仆与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护之责，非独足下，若有所教，仆固愿闻也。’君曰：‘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足下及董（福祥）、聂（士成）三军，皆受荣所节制，将挟兵力以行大事，虽然，董、聂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袁曰：‘若皇上于阅兵时疾驰入仆营，传号令以诛奸贼，则仆必能从诸君子之后，竭死力以补救。’……君曰：‘荣禄固操莽之才，绝世之雄，待之恐不易易。’袁怒目视曰：‘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因相与言救主之条理甚详，袁曰：‘今营中枪弹火药，皆在荣贼之手，而营哨各官，亦多属旧人，事急矣，既定策，则仆须急归营，更选将官，而设法备贮弹药，则可也。’乃丁宁而去。”（注：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有多种版本，涉及说袁世凯勤王事的文字不完全相同。《戊戌政变记》中的《政变正记》和《殉难烈士传》两篇最早发表于《清议报》第1至8册（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至二十五年二月初一日，1898年12月23日至1899年3月12日）。光绪二十五年四月《清议报》社出版《戊戌政变记》单行本，线装三册九卷。其后上海广智书局又出铅字排印本，民国年间曾重印。以上三种文字完全相同。1953年神州国光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其第1册节录的《戊戌政变记》即据广智书局本，但第4册收录的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传记却是据《饮冰室合集·专集》第1册。1936年中华书局出版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在《专集》第1册中有《戊戌政变记》，但篇目与文字与广智书局版多有不同，特别是涉及说袁世凯勤王、袁世凯告密等事删改更多。刘凤翰《袁世凯与戊戌政变》一书对此考证甚详（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本文所引《戊戌政变记》是据广智书局本。）这就是说，谭嗣同夜说袁世凯，是要袁在九月慈禧太后和光绪帝至天津阅兵时采取反政变措施，保护光绪帝，而不是在北京搞政变，当然也就没有兵围颐和园的事。
然而康有为在其生前密不示人的《自编年谱》中却有不同的记载，他说：八月初三日接到光绪帝“朕位几不保”的密诏后，他就和梁启超、谭嗣同等商议说袁世凯勤王，当晚谭嗣同即到法华寺说袁。这里虽然没有说到兵围颐和园、捕杀慈禧太后，但说到要袁“率死士数百扶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这样的举动，当然是要在北京搞政变了。如此，则兵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也应该是计划中的事了，否则怎么能“扶上登午门”呢？《自编年谱》又记，在谭嗣同赴法华寺的同时，梁启超也进城到金顶庙容闳处等候消息，而他自己则留在南海会馆整理行李准备赴上海接办官报（即《时务报》）。当晚有好友杨深秀、宋伯鲁、王照等来探慰，他未向他们泄漏密诏事，“而以李提摩太交来《瓜分图》令诸公多觅人上折，令请调袁世凯入京勤王”。康有为的此项建议显然是为配合谭嗣同夜说袁世凯的，要在北京搞政变。在杨深秀等离开南海会馆之后，康有为也于凌晨进城，至金顶庙和梁启超一起“候消息”，后“知袁不能举兵，扶上清君侧，无如何，乃决行”。（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第161页。）梁启超、康有为都到金顶庙候消息，这个消息就是袁世凯是否同意立即采取勤王行动，而不是九月天津阅兵时防变，如果仅仅是天津阅兵时防变，他们就不必跑到金顶庙去候消息了。康有为在得知袁世凯不肯举兵的消息后，才最后决定立即离京南下。
由上引清廷八月十四日谕旨、袁世凯《戊戌日记》和康有为《自编年谱》，可以断定，康有为等确实有利用袁世凯兵围颐和园的计划，而不是梁启超所说仅是防备九月天津阅兵时可能发生的政变。
毕永年“日记”所记兵围颐和园的密谋，在基本点上与《自编年谱》一致，但所说的决策时间不同。毕永年说兵围颐和园的计划是在八月初三日以前就已经酝酿和制定了，而康有为却说是初三日才决定的。这种不同，不单纯是时间问题，还涉及到维新派在变法失败前夕的一系列策略问题，所以有必要对此作一番辨析。
毕永年“日记”记载，毕于七月二十七日到京，二十九日康有为即与他说到密谋事。康说：“汝知今日之危急乎？太后欲于九月天津大阅时杀皇上，将奈之何？吾欲效唐朝张柬之废武后之举，然天子手无寸兵，殊难举事。吾已奏请皇上，召袁世凯入京，欲令其为李多祚也。”并对毕说：“汝且俟之。吾尚有重用于汝之事也。”八月初一日，光绪帝有旨，令袁世凯以侍郎候补。康有为因此召毕永年。毕永年记下两人如下对话：康曰：“吾欲令汝往袁幕中为参谋，以监督之如何？”毕曰：“仆一人在袁幕中，何用？且袁如有异志，非仆一人所能制也。”康曰：“或以百人交汝率之，何如？至袁统兵围颐和园时，汝则率百人奉诏往执西后而废之可也。”按这里所记，康有为至迟在八月初一日就已经决定在北京搞政变了，具体计划是说服袁世凯派兵围颐和园，而由毕永年亲自带人去捕慈禧太后，将其废之。
毕永年对密谋的记载既详细且生动，但不可尽信。考察一下政变前夕的形势和维新派的相关活动，可以断定在八月初三日以前，康有为等不可能密谋在北京搞政变。
戊戌变法至七月中旬新旧党争加剧。光绪帝于七月十九日罢免阻挠新政的怀塔布等“礼部六堂官”，二十日任命杨锐、谭嗣同、刘光第、林旭四人为军机章京参与新政事宜。守旧派也做出激烈反应，怀塔布等即往天津与直隶总督荣禄商讨请慈禧太后训政，而同时关于九月天津阅兵时将废光绪帝的谣言大盛。面对这种形势，康有为等维新派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请开懋勤殿，以使维新人士能够进入中枢机构，掌握变法大权，一是请擢升袁世凯，予以笼络，以防天津阅兵时之不测。
关于开懋勤殿，据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卷三《政变前纪》记：“上既采群议，图治之心益切。至七月廿八日，决意开懋勤殿，选集通国英才数十人，并延聘东西各国政治专家，共议制度，将一切应兴应革之事，全盘筹算，定一详细规则，然后施行。犹恐西后不允兹议，乃命谭嗣同查考雍正、乾隆、嘉庆三朝开懋勤殿故事，拟一上谕，将持之颐和园，禀命西后，即见施行。”在酝酿开懋勤殿时，康有为、梁启超、康广仁等均被推荐入懋勤殿，推荐折分别上于七月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注：据孔祥吉先生考证，宋伯鲁推荐梁启超、黄遵宪等人的《选通才以备顾问折》上于七月二十八日，徐致靖推荐康有为等的奏折上于七月二十九日，王照保举康广仁等的奏折也上于二十九日。见孔祥吉《救亡图存的蓝图——康有为变法奏议辑证》，台北，联合报业系文化基金会1988年版，第243、247、249页。）据王照回忆说：七月二十九日午后，康有为来，“面有喜色，告徐（致靖）与照曰：‘谭复生请皇上开懋勤殿用顾问官十人，业已商定，须由外延推荐，请汝二人分荐此十人。照曰：‘吾今欲上一折，不暇及也。’康曰：‘皇上业已说定，欲今夜见荐折，此折最要紧，汝另折暂搁一日何妨？’照不得已，乃与徐分缮荐（折），照荐六人，首梁启超，徐荐四人，首康有为，夜上奏折，而皇上晨赴颐和园见太后，暂将所荐康梁十人交军机处记名，其言皇上已说定者伪也。”（注：王照：《关于戊戌政变之新史料》，《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第332页。）当时开懋勤殿事已在京城传扬开来。《郑孝胥日记》八月初一日记，这一天他听严复说“将开懋勤殿，选才行兼著者十人入殿行走，专预新政”（注：中国历史博物馆编：《郑孝胥日记》第2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81页。）。
既然康有为等在七月底尚致力于开懋勤殿，并且正在做入值其中的好梦，那么他们就不可能在这时策划在北京搞武装政变。
关于请擢升袁世凯，是针对风传九月天津阅兵时可能废掉光绪帝而采取的措施，而并非要在北京搞政变。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对此有详细的记述：“是时以天津阅兵期迫，收兵权则恐惊觉，不抚将帅则恐不及事，日夜忧危。复生至是知上果无权，大恐惧。吾于是连日草请仿日本立参谋本部，选天下虎罴之士、不二心之臣于左右，上亲擐甲胄而统之。”（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第159页。）又说：“先是虑九月天津阅兵即行废立，夙夜虑此，友朋劝吾居日本以待变，吾不忍也。以将帅之中，袁世凯夙驻高丽，知外国事，讲变法，昔同办强学会，知其人与董、聂一武夫迥异，拥兵权可救上者，只此一人，而袁与荣禄密，虑其为荣禄用，不肯从也。先于六月令徐仁禄毅甫游其幕与之狎，以观其情，袁倾向我甚至，谓吾为悲天悯人之心，经天纬地之才。使毅甫以词激之，谓‘我与卓如、芝栋、复生屡奏荐于上，上言荣禄谓袁世凯跋扈不可大用，不知公何为与荣不洽？’袁恍然悟曰：‘昔常熟欲增我兵，荣禄谓汉人不能任握大兵权。常熟曰，曾左亦汉人，何尝不能任大兵？然荣禄卒不肯增也。’毅甫归告，知袁为我所动，决策荐之，于是事急矣。”（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第159-160页。）接着康有为徐致靖草拟一道推荐袁世凯的密折，于七月二十六日递上，折中并未明言天津阅兵事，而是说：“方今泰西各国日议增兵，不遗余力……而我门户洞开，要隘尽失，于时听其要挟，则断非赔费割地所能厌诛求，不得已与之决绝，则彼数十百倍精练压境之兵（按主要指俄国），何以御之！”所以请特选将才袁世凯，“于召对，加以恩意，并予破格之擢，俾增新练之兵，或畀以疆寄，或改授京堂，使之独当一面，永镇畿疆。”（注：《署礼部右侍郎徐致靖折》，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65页。）继之，康又为谭嗣同草密折，“请抚袁以备不测”（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第160页。）。
从上引康有为所述经过和代拟的两道奏折内容看，还没有在北京搞政变的迹象，仅是被动应付可能发生的不测，而不是主动进攻。
光绪帝对维新派的建议有所领会，在接到徐致靖奏折的当日就有旨“电知荣禄，袁世凯即行来京陛见”（注：《随手登记档》，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徐致靖的奏折虽说“密保智勇忠诚之统兵大员”，但光绪帝却未将其作为密折处理，据《随手登记档》记载，此折由军机“缮稿递上，发下，由堂封交总署”，又“恭呈慈览”即送交慈禧太后阅看。（注：《随手登记档》，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如此处理徐致靖的奏折，说明其内容没有什么必须对慈禧太后保密的。
袁世凯接到召见的谕旨后，于七月二十九日从天津来到北京，八月初一日在颐和园召见，当日又有旨“以侍郎候补”，初二日谢恩召见，又有旨令于初五日请训回津。据袁世凯《戊戌日记》记，他在京时，至初三日晚谭嗣同拜访他之前，除了两次见光绪帝外，一直忙于拜见京城大员，而与康有为等维新派并无接触。康有为《自编年谱》也没有说到与袁世凯有接触。这个事实说明在袁世凯奉召进京期间，康有为等并没有利用他就便在北京搞政变的计划，如果有此计划，必然会派人与他接触，否则，他于初五日就要回天津了。
但八月初二日和初三日情况突然有了变化。八月初二日晚间，康有为在南海会馆见到光绪帝令其速往上海主办官报的明谕，初三日上午又见到林旭交给的七月三十日和八月初二日的两道密诏，第一道密诏中有“联位且不能保”、令杨锐等四章京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朕实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等语。（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三十日密诏，见赵炳麟《光绪大事汇鉴》卷9，全州赵氏铅印本，1924年。）康有为等由此感到情况紧急了，不仅开懋勤殿无望，就是光绪帝的皇位也危在旦夕，所以仓促决定说服袁世凯勤王，立即在北京搞政变。康有为《自编年谱》记述当时的情形说：“初三日早暾谷（林旭）持密诏来，跪诵痛哭激昂，草密折谢恩并誓死救皇上，令暾谷持还缴命，并奏报于初四日起程出京，并开用官报关防。二十九日（按当为三十日）交杨锐带出之密诏，杨锐震恐，不知所为计，亦至是日由林暾谷交来，与复生跪读痛哭，乃召卓如及二徐（徐仁镜和徐仁禄）、幼博（康广仁）来，经画救上之策。袁幕府徐菊人（徐世昌）亦来，吾乃相与痛哭以感动之，徐菊人亦哭，于是大众痛哭不成声，乃属谭复生入袁世凯所寓，说袁勤王，率死士数百扶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第161页。）从初三日康有为等“痛哭激昂”、“誓死救皇上”、“经画救上之策”等表现来看，说服袁世凯即刻举兵勤王应是当天仓促决定的。
《诡谋直纪》将维新派兵围颐和园的密谋推前到八月初一日以前，这与当时的形势和维新派的活动不相符合，康有为等兵围颐和园的密谋实出于八月初三日紧急无奈之时。
从《诡谋直纪》的内容看，它可能写于戊戌政变后毕永年与康有为等发生分歧之时。
戊戌政变后，毕永年先到上海，后赴日本。抵日本之初，他与梁启超、唐才常等维新人士的关系仍很密切，并与梁、唐共同伪造了“谭嗣同的狱中血书”。（注：关于伪造血书的经过，王照在《复江翊云兼谢丁文江书》中有所揭露，他写道：梁启超逃到日本后，“立即于横滨创办《清议报》，大放厥词，实多巧为附会”，“如制造谭复生血书一事，余所居仅与隔一纸槅扇，夜中梁与唐才常、毕永年三人谋之，余属耳闻之甚悉，然佯为睡熟，不管他。”（《小航文存》卷3，见其《水东集初稿》，王氏家刻本，1931年）
毕永年与康、梁产生分歧后，就开始揭露康、梁在戊戌变法时的种种“错误”举动（而康、梁在海外的活动正是以戊戌变法为资本）。他除了写这份“日记”之外，还曾陪同王照会见日本人犬养毅（木堂翁），王照留下一份与犬养毅的《笔谈》。在《笔谈》中，王照讲到康有为欲利用袁世凯勤王、策划兵围颐和园以及康有为如何伪造密诏等事，并将戊戌变法的失败归咎于荣禄、刚毅等守旧党误国和康、梁等“庸医杀人”。（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第333页。）在笔谈中，王照为了加强自己叙述的可信度，还特别对犬养毅说：“今□（毕）兄在此证康、梁之为人，幸我公一详审之。”（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第332-333页。）而毕永年也非常配合，在录下王照的《笔谈》之后又附识一段，补充说明王照流亡日本后受到康、梁欺压，并且忿恨地写道：“予见王君泪随声下，不禁忿火中烧，康、梁等小人之尤，神人共愤，恨不令王君手戮之。”（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第333页。在这份“新史料”中，原文未出现毕永年的名字，一处用“□君”，一处用“湖南□□□”，据杨天石先生《毕永年生平事迹钩沉》（载《民国档案》1991年第3期）考证，这两处均是指毕永年。但值得注意的是，王照的笔谈所讲兵围颐和园密谋形成的时间与《诡谋直纪》不同，而与康有为《自编年谱》一致，也说康有为等接到密诏以后才有兵围颐和园的计划。）可见其与康、梁的矛盾已经相当深了。
由上述毕永年参与伪造谭嗣同血书等活动来看，他同康、梁一样，对于史事本身并不很尊重，有时随意改窜史实以为自己的政治活动服务，所以他留下的“史料”也和康、梁留下的一样，真假错杂，不可轻信。
毕永年的《诡谋直纪》可能是写给日本人看的（前引杨天石先生如是说），目的是通过揭露康、梁“庸医杀人”，使企图调解孙中山和康有为两派矛盾的日本人完全抛弃康、梁而专力支持孙中山一派。这样的目的，就决定了《诡谋直纪》通篇对康有为持贬斥态度，全无好感，并将兵围颐和园的计划作为其草率行事的典型事例予以揭露，甚至将夜说袁世凯的举动也归咎康有为一人，而将亲自往说袁世凯的谭嗣同说成是反对康有为意见的，从而更加深读者对康有为的恶感。
其实，以情理而言，毕永年在戊戌七月千里赴京寻找谭嗣同等维新党人，不可能对康、梁没有好感，如果他当时确实有日记，应该对他们有溢美之词。
以上，我们辨析了《诡谋直纪》主要的不实之处，但这并不是要完全否定这份追记的史料价值。我们可以相信，毕永年在戊戌七月进京后，肯定与闻了一些密谋，以其有会党背景，康有为也很可能与他商谈过打入军队的事情，具体的可能是要他进入袁世凯的小站新军中，但不会在八月初三日以前和他商谈兵围颐和园事，《诡谋直纪》中所写兵围颐和园的密谋情节，当是毕永年根据他在八月初三日后甚至是戊戌政变后听到的密谋事而编写的。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