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辛亥革命这一重大政治事件发生一百年之后，除有必要对革命运动进一步进行深入探讨之外，从记忆史的新视角考察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派别与群体对这次革命的记忆、诠释及其影响，无疑也是十分有意义的一项研究工作。有学者认为，“从与‘记忆’本义密切联系的意义上，历史记忆”，应确定为人们（主体）对社会成员的思想和活动（历史客体）的记忆。历史客体的认知离不开‘记忆”’（1）。所谓“辛亥”记忆，则是人们对辛亥革命这—重大历史事件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民主共和、国家认同发展历程的记忆。另外，历史记忆有一个建构的过程。有学者指出，集体记忆的特点之一是具有可操控性，“人们可以有意地强化某些部分的记忆，也可以刻意淡化某些记忆，因此，‘遗忘’也是‘集体记忆’另一方面的表现”（2）。本文主要探讨的即是近代工商界（即工商业资本家）这一社会群体在“辛亥”记忆再建构过程中的作用与影响。
客观而言，工商界有关辛亥革命的初始记忆并非是一种十分良好的记忆，而是充满着动荡与不安的感受。从实际情况看，对于大多数工商业者来说辛亥革命是一次突如其来的政治事件，并无充分的思想与心理准备。工商界代表人物张謇在武昌首义爆发的当晚，恰好从汉口乘坐日本商船赴上海，启程之际亲眼看到武昌新军士兵在江边燃起作为起义信号的火焰。其自订年谱还曾描述：舟行二十余里，犹见火光熊熊烛天也。”但他完全没有料到，这就是辛亥革命猝然暴发的信号。虽然这场革命运动在武昌首义爆发之前已经酝酿了十余年，但工商业者却始终知之甚少，他们不仅对革命缺乏了解与认识，而且极少给予同情和支持。在此之前，工商业者所期待的并不是一场暴力革命，而是在不引发社会动荡和保持正常经济生活的前提下，通过清王朝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实现从君主专制到君主立宪制的变革，为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开创新局面。据当时报刊记载：“自立宪明诏颁发，各处商民无不欢欣鼓舞，开会庆祝。”许多商会还纷纷致电清朝农工商部，“请以翘盼立宪之意，代达天听”（3）。
武昌起义于1911年10月10日爆发之后，全国各地都程度不同地出现了金融恐慌，钱庄、票号的倒闭屡有所闻，市面一片混乱。例如在京津地区，“自鄂省事起，谣言四播，京津亦因之人心惶惑，市面异常恐慌”（4）。江苏省的金融恐慌也十分严重，苏州17个钱庄联名呈文苏州商务总会，说明“苏省自得武昌警信，人心惶惑，纷提现款，以致银圆缺乏，市面紧急”，请求总商会转呈抚藩拨库银接济（5）。处于全国进出口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重要地位的上海，同样也是如此。据当时报纸报道：“日来上海因湖北乱事大受震动，市面为之生起恐慌，金融极形紧迫，居民又多持钞票换银钱，市面大有危险之状”（6）。这样的情形，当然不可能使工商界留下良好的初始“辛亥”记忆。
但是，“人们的记忆并非一成不变，它会随记忆对象在时间距离上的不断推移而发生变形，像头发和指甲一样自然生长”（7）。工商业者的“辛亥”记忆也并非一成不变，它在很大程度上又受到后来整个政治形势以及社会氛围的制约影响。尤其是从直观感受获得的初始记忆向后来重新建构与传承的记忆过渡时，工商业者的“辛亥”记忆更有明显改变，这也体现了辛亥革命持续产生的一种历史作用与影响。
民国初年，即使是在工商界建立其初始“辛亥”记忆的阶段，许多地区的工商业者同时也开始受整个社会氛围的影响，参与了“辛亥”社会记忆的建构行动。尽管工商界起初的相关行动主要还只是属于一种从属社会大众的行为，但仍然值得重视。
我们知道，集体记忆或者是社会记忆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仪式、庆祝、纪念活动。从民国元年开始，由副总统黎元洪提议并经参议院通过，将武昌首义爆发的10月10日确定为国庆日，此后几乎在每年的“双十节”都举行国庆活动，同时也纪念武昌首义与辛亥革命。尤其袁世凯称帝失败后的第一个国庆日，由于“共和重昭，阴霾肃清，人民皆以诚意，祝祷国庆，故此次国庆日之盛况，迥非往年所可比。即以京师一隅观之，秋雨初霁，月魄将园，各机关之布置，及男女老少欢欣鼓舞之象，较之旧历习惯之佳节，且远过之矣。故日前之国庆日，实可谓之空前之大观也。”（8）孙中山逝世后，几乎每年也有各种相关纪念仪式举行。正是通过这些持续进行的庆祝纪念与举行各种仪式等活动，有关辛亥革命的社会记忆才得以不断延续和强化，至今仍然历久不衰，成为近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一份历史遗产。
在近现代中国漫长的“辛亥”记忆的建构过程中，工商业者都是民间社会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与影响。如果说文化教育界人士主要是在报刊上撰写纪念文章，在集会上发表演说，起到思想启蒙与动员号召的作用，那么工商业者则除了积极参与纪念集会和庆祝活动之外，还为形塑整个庆祝纪念活动的浓郁社会氛围作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每逢元旦、“双十节”纪念日，各家店铺门前几乎都会张贴大幅标语和对联，悬挂国旗、灯笼，有时商会还组织工商业者举行提灯游行，由此使各个街市和整个社会都充满了纪念辛亥革命的氛围，也使广大市民能够通过直观感受而留下十分深刻的“辛亥”记忆。
例如1912年的“双十节”来临之前，上海总商会即“通知南北各商号，届期悬灯结彩三天，同伸庆贺。南市、闸北、沪西各商团，均须举行提灯会。”（9）上海南市商会还“制就五色灯数千盏，五光十色，大小从同。”10月10日当天，上海工商界举行的纪念仪式甚为壮观，尤其是商团的庆祝队伍十分引人瞩目。据报载，上海繁华之处“是夜人山人海，欢声雷动”（10）。如此纪念仪式，对于建立人们的“辛亥”记忆无疑产生了积极影响。此后，每年的“双十节”纪念仪式，各地商会也都曾积极参与，对于营造一种特殊浓厚的“辛亥”文化与记忆，功不可没。又如1921年10月8日天津总商会为“双十节”国庆纪念专门发布告示，阐明：“查国庆纪念，为共和成立之日，国家定为大典，吾民应表爱敬，共示祝忱，庶国基巩固，嬉游斯土，长乐永康。矧本岁适为奇数双十节，而为三十节，过此难逢，国民尤应特为庆贺，以示同心同德，赞助共和之诚心，实吾民之义务，特此通告。凡我商民，届期悬彩挂五色国旗，以示庆贺。观瞻所系，幸勿怠忽。”（11）1928年的“双十节”，广州总商会与市商会“以双十节为国庆纪念日，经通告各行商一致庆祝，休业一天。是日，全市马路及内街各商店住户，均悬旗结彩，生花盘景，布置宏伟，壮丽异常……各种热烈情形，诚为空前所未有。”（12）类似的情况，在全国其他许多地区也不难见到。
有些地区民间各界的国庆纪念活动，甚至是由工商界起主导作用。例如1928年天津的“双十节”国庆纪念前夕，总商会召集各界代表在该会开会，“筹备国庆典礼”，省政府、市党部警备司令部、公安局也派代表出席。会议“议决通告各机关学校团体，参加庆祝大会，并自备提灯大会上午九时开幕，会毕游行，各界均参加。”另还决定在河北公园举行游艺活动。各项庆祝活动所需经费，“由省市政府各出一千五百元，省市党部各出五百元，总商会出一千元”（13）。由此可见，天津总商会在当年国庆纪念之组织与经费赞助等方面，都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数年前的1925年，曾有报道批评天津日租界区域内的华商，在“双十节”国庆期间态度冷漠，无所表示。这篇报道详细描述了当年国庆节天津五光十色、国旗遍布、热闹异常的景象，但同时也写道：一入日界范围，一般华商，并无何等举动……冷眼观之，该华商等，一若无事者，此真记者大惑不解者也。”该报道还进一步指出：国庆者，国家之大典，上自政府，下至民众，对此国家典礼，均皆手舞足蹈，相与欣庆，日境华商，乃竟漠然视之，岂在日人管理之下，日本当局发令禁止乎？抑以既隶外人势力之下，永远脱却国籍乎？记者甚期期为不可者也。且日界原属我国领土，不过外人假战胜余威，租借若干年限，在该管界内之华商，地址虽在租界，何竟毫无心肝若此耶。”（14）这种现象虽属例外，但也表明工商界在建构“辛亥”记忆过程中的表现并非完全一致。
工商界参与建构“辛亥”记忆的另一特点，是较为巧妙地将其运用于经济生活领域，在国庆日打出种种带有“辛亥”记忆的商品广告。例如上海永泰和烟行不仅为其经销的香烟用“双十”注册商标，而且在《申报》上刊登的广告用飘带式五色旗将香烟盒串起来，广告文字称爱国者不能忘这‘十十’字，不忘‘十十’字者必须吸‘十十’香烟”。中国华商烟公司在1925年国庆日推出一款名为“双烟”品牌的广告中：国旗飘飘。灯笼红红，灯笼上的字组成一句“双十节令请吸国货双烟”，广告右侧为一首打油诗：“年年双十君应记，双十双烟双少年。国货原为抵外货，劝君日日吸双烟。”1927年，国产电影《湖边春梦》在上海上映，商家也充分利用国庆日打出广告，称该影片为“改革国产电影的先锋军”，其难度之大，“真像辛亥革命的成功，是从千辛万苦中得来的”，因此，对这样一部来之不易的电影，适逢“庆祝国庆纪念，不可不欣赏此改革国产电影的《湖边春梦》”。
还需要说明的是，近代不同历史时期的工商界以及整个民间社会的“辛亥”记忆建构，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当时政治形势与政治力量的影响及推动。国民革命时期，国民党即开始组织工商界及社会各界举行纪念辛亥革命与孙中山的各项活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每逢相关纪念日更是大规模地在全国进行纪念，并且发表一些专门的通告和文章，向工商界和社会各界阐明纪念活动的重要意义。例如1927年10月10日上海《民国日报》出版的“双十增刊”，即刊登了数篇类似的文章，其中潘公展的《国庆日敬告工商界》一文，充分阐明了工商界参与“双十节”国庆纪念的意义与作用：何以我们有欢欣鼓舞的双十节——国庆日？我们来举行庆祝典礼，自然而然地会纪念为国家牺牲的辛亥革命烈士。中国何以而要革命，因为旧污不除，民族断没有振作的可能，所以革命是用以涤除一切旧污，重新建设一个国家的必要的手段。惟其如此，我们幸逢此纪念革命成绩的国庆日，理应各自想法如何尽力涤除旧污，创造一番新象，才不辜负此灿烂显耀的纪念日。”潘文还指出：工商界当此革命纪念日，第一应立志自今日起，大家痛改保守因循的恶习，努力从改良革新的途径上走……第二应立志自今日起，大家涤除自私自利的恶习，努力从合作团结的途径上走。”诸民谊的《今后商人应有之觉悟》一文则向商人们发出呼吁：“不要再说‘在商言商’、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那些陈话，那些腐语。你们要知道国民革命是救国自救的惟一路径，援助国民革命军是完成国民革命的惟一工作，真正的商人，纯良的商人，决没有徘徊的余一地。”1928年的“双十节”国庆日，该报又隆重出版“农工商国庆增刊”，刊登了多篇文章，阐明“我们今天举行盛大的国庆纪念，应该明了纪念国庆的意义是什么。”瑏类似的阐述与呼吁，再加上各级党部与政府自上而下的布置安排，工商界及社会各界参与“辛亥”记忆建构的活动也越来越积极踊跃。
在近代“辛亥”记忆建构的过程中，有关工商界的情况还应该注意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工商界虽然积极参与了“双十节”纪念的“辛亥”记忆建构，也产生了独特的作用与影响，但多为适应整个社会政治氛围之从众行为，并不足以表明工商业者对辛亥革命以及民主共和的本质与意义有了深刻的理解。1917年的“双十节”纪念日，上海总商会发表的颂词开篇仍然表示：民国成立于今，六年之中，危险万状，我商界最受影响……仍商业危急之秋，正国民忧患之日。临深履薄，惕惕于怀。”（16）可见多年之后，工商界的“辛亥”依然并不美好。即使是在1919年国庆纪念仪式上，上海各路商界联合会表示：双十节为我国共和成立之日，凡我商人，自当一体休业，升旗庆祝。但我国之现境，外侮内患，哭且不暇，何庆之有？但吾辈今日劝告国人庆祝者，实表示商人爱护共和之决心，并使世界友邦之人士，知我华商人，对于共和珍爱有如此，则贼害国家之败类，见之当有所觉悟。”（17）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商人对共和的政治态度，但主要也只是表态而已，而且常常是以共和作为政治工具达到自己的特殊目的。
第二，在建构“辛亥”记忆的过程中，工商界有意无意地会放大自己在革命中的作用与影响。尤其是商民协会作为商界中较为特殊的一个商人团体，更是在建构“辛亥”记忆的过程中特别强调商人的革命业迹。例如上海商民协会于1927年“双十”国庆日发表的宣言声称：“上海商人，夙富革命性，毁家抒难之意，负驽前驱之责，耳熟能详，当仁不让。辛亥、癸丑诸役，商人追随先烈之后，多所尽力；年来对外则反抗帝国主义，对内则反抗军阀政治，呼号奔走于黑暗压迫之下，踊跃捐输于青天白日之后，其如此勇猛而热烈也，日为商民求福利，为全民求解放。今也河山锦绣，日月光华，荡涤旧秽，展布新猷，当此万众欢腾之日，又值双十国庆之秋，宜有勖勉，以示来兹。商民认数千年之积习，温柔敦厚，是其美德，惟际此时代巨变、潮流澎湃之会，穷变则通，适者生存，应如何急进之追，团结一致，扩大眼光，焕发精神，以期共同为革命工作而奋斗，达到全民政治之目的，尽一分力，收一分果，特此宣言。”（18）这显然是出于一种政治目的，放大了自辛亥革命以来商界的革命性以及在革命事业中的作用与影响。
第三，在“辛亥”记忆建构的过程中，工商界的思想认识也有一定程度的改变与提高。例如到1925年，工商界中即有人意识到辛亥革命后内忧外患未除，其原因虽然是由于“政治不良，要亦人民缺乏国家观念，不尽爱国责任耳”其中也包括工商业者在内（19）。1926年的“双十”国庆纪念日前夕，上海法租界商总联会发表的宣言更进一步认识到“辛亥“记忆与国庆纪念之重要，认为“立国于大地之上，举凡世人所称为国者，必有开其国之由来，十月十日为吾中华民国开国纪念日，亦即共和诞生之纪念日。吾商界虽未食共和之赐，而同处共和旗帜之下，必努力奋斗，以求真共和之实现。如因国政之不良，争战之不息，乃并此庆祝之形式而无之，不特诒友邦之讥讪，实失其爱国之真诚。”这样的认识，在过去是不多见的。不仅如此，这篇宣言还指出：“共和国家主权在民，以一国之大，必人人有责任心，人人有爱国心，则其国方能日臻富强。”（20）因此，工商界也理所当然地肩负有这一责任。
从总体上看，可以说工商业者之所以积极参与“辛亥”记忆的建构，除受整个政治形势以及社会氛围的影响，也是其自身政治思想认识有所提高的表现，同时也反映了工商界的政治目的与利益需求，并由此形成工商界独特的“辛亥”记忆，在某种程度上演变成为工商业者的一种政治工具。就工商界，具体情况而言，“辛亥”记忆的再现有时即是缘于现实的某种需求。此时，所谓“辛亥”记忆实际上也就成为了工商界达成某一目的的独特政治工具，甚至可以产生不可忽略的重要影响。
注释：
（1）董丛林：《传承“历史记忆”是史学最基础的功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3月2日。
（2）沈坚：《法国记忆史视野下的集体记忆》，《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3月2日。王明珂也特别强调：每个社会群体都有一些特别的心理倾向，其历史记忆常常是为了使当前的经验印象合理化的一种对过去的建构，因而历史记忆的建构过程必定伴随着历史失忆。参见其《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合湾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50—51页。
（3）《商民翘盼立宪之舆情》，《商务官报》光绪三十二年（1906）第17期。
（4）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下册，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420页。
（5）章开沅等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1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292页。
（6）渔父：《上海市面无意识之恐慌》，《民立报》1911年10月17。
（7）郭小凌：《作为史学本原的历史记忆》，《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3月2。
（8）《双十节之都门所见》，《晨报》1916年10月12。
（9）《举行国庆之预备》，《申报》1912年10月7。
（10）《举行国庆志盛》，《申报》1912年10月11。报载各商团会员于是“午后先至陆家浜图书公司会齐，然后出发。前导有脚踏车五六乘，扎以五色彩绸及五色国旗，并有马队三十余匹，骑马各会员均执长茅，殿以洋枪，并炮车三辆，上扎冬青国庆字样。
（11）《本埠新闻？筹庆三十节志闻》，天津《大公报》1921年10月8。另见《各界筹备国庆预闻》，《益世报》1921年10月8。
（12）《庆祝双十节之空前盛况》，《广州民国日报》1928年10月13日。
（13）《国庆祝典办法确定》，天津《大公报》1928年10月5日。
（14）《日界华商果无国家观念》，《益世报》1925年10月12日。
（15）张廷灏：《欢乐与惕励：国庆日告农工商各界同胞》，上海《民国日报》1928年10月10日增刊。
（16）《祝贺国庆纪念之盛况》，《申报》1917年10月11日。据天津《大公报》报道，直至1926年的国庆，甚至仍有“小商店及各工厂，因不知双十节纪念为何物，并未放假庆贺，仍照常工作，其门首所悬之国旗，系因警察通知所悬挂”《双十节见闻种种》，天津《大公报》1926年10月12日。该报道称小商店和工厂“不知双十节纪念为何物”这种说法在已举行过多年的“双十节”纪念之后，似乎不足为信，但部分商店对于官府要求各店铺于国庆日停止营业的规定，似乎存有保留意见。因为许多商家都希望借此机会促销商品，不愿意停业。
（17）《各路商界之庆祝声》，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10月9日。
（18）《商民协会宣言》，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10月10日。商民协会是国民革命期间国民党为推行商民运动，动员中小商人成立的一个商人团体，从其成立开始即号称为革命的商人团体。
（19）《双十国庆纪念补记》，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10月1日。
（20）《法租界商总联会》，上海《民国日报》1926年10月9日。
文章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