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狭间直树教授主持的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梁启超：西洋近代思想受容と明治日本》（东京みすず书房，1999年）问世已两年有半，对原书有所补充修订的中文译本《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出版也已逾一年。该书是自1993年开始的以“日本を媒介とした西洋近代认识”为焦点的梁启超研究班四年共同努力的结果。
关于这一成果的学术意义和价值，由狭间直树教授和东京大学的佐藤慎一教授、东京都立大学的宫村治雄教授共同举行的《东アジアの近代と梁启超》座谈会记录，详细阐述了日本学术界的看法（注：《みすず》第470、471号，2000年5、6月。）。而中译本出版时金冲及、张朋园、杨天石三位先生所作序言，大致反映了海峡两岸学人的期许和推重。此外还有学人做过简要评介（注：孙明：《思想版图的考索及其它》，《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2002年8月2日。）。对于京都大学人文研梁启超研究班，早有耳闻和实际接触。1994年初到访该所，为准备报告，承借该所同仁共同签注的一本《梁启超年谱长编》。当时已完成对庚子勤王运动的初步研究，深知有关保皇会人事的史料很难解读，1992年到日本进行访问研究之前，在经历一大曲折，几乎完全推倒原来的判断后，殚精竭虑两年，才将有据可查者大体解开。当时自诩此事域外学人绝难做到。而人文科学研究所签注的《梁启超年谱长编》显示，他们对有关部分的破解，亦已尽人力条件之所能，不禁诧为奇事，益信该所前辈所称头甲之说，实为自负而非自谦。在学风多变的今日，该所能将京都学派的传统一直保持，的确难能可贵。1998年9月，又参与了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举行的“日本在中国接受西方近代思想中的作用——梁启超个案学术研讨会”，与会日本学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京都大学人文研梁启超研究班的成员，得以进一步了解其研究路径和进展，并撰文加以评介（注：见《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此后，在一些国际学术会议的场合，与狭间教授交换过看法，得其大体首肯。因有国内外时贤评述于前，自己又有过相关评议，迁延至今，始终觉得此项研究及其发展前景，尚有未经学人充分论述和重视之处，而其所显示的路径，关系到近现代中国史研究的重要方向。借此机会，将斟酌已久的意见陈述一二，以见教于作者和同好。此文本来是为日文版而作，现在同时面向中文版的读者，问题意识或许更为明确。
《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的价值与意义，主要体现在：其一，认识作为世界近代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东亚文明形成与发展的进程及作用；其二，从观念与知识体系的大转换重新估价梁启超在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其三，改变以往对中外思想文化关系的研究滥用平行比较的格义附会，将不同文化系统的精神关系落实于以事实联系为依据的影响研究的坚实基础之上。
东亚文明是世界近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一方面以固有的古代高度发达的文明为基础，一方面尽力吸收以西方为中心的近代文明，成为世界近代文明多样性的重要体现，并为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更多选择的可能性。而梁启超通过明治日本吸收西方近代思想，正是东亚近代文明形成的重要一环。这一过程并非仅仅是由西方到明治日本再到梁启超的单向运动，在此过程中，他既通过明治日本思想界的大量成果吸收西方近代精神，并受明治思想界对于西方思想的选择与接受样式的制约，又有基于中国文化和个人学识的再选择与再创造，由此产生的从概念到思想体系的变异，反映了东方固有文明对于以西方为中心的近代世界文明的作用，并且导致近代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发展。
从革命史的取向看，梁启超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虽然十分重要，毕竟不够正确，甚至一度作为革命的对立面出现，因而无论如何难以与孙中山相比，尽管有学人力图证明，在“革命”话语的演进过程中，梁启超的作用可能还在孙中山之上（注：参见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然而，转换角度，看法自然发生变化。美国学者任达（Douglas R. Reynolds）在所著《新政革命与日本》一书中提出，清末新政时期中国经历了知识与制度体系的革命性变革，使得新政前后的中国社会在思想与制度层面截然两分（注：参见桑兵《黄金十年与新政革命——评介〈中国，1898-1912：新政革命与日本〉》（《燕京学报》1998年新4期）。该书中译本由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作者有所改动。）。由于作者将变革的动力归于清政府及官绅支持者，又过于强调日方的善意，加之论证的方式偏重于现有成果，对原始材料的发掘检讨严重不足，许多论点遭到不同背景的学人质疑，也影响了对其颇具启发性的意见的关注。就个人而论，在近代中国知识体系转型过程中，没有第二人的作用影响在梁启超之上。不仅如此，几乎在每一具体领域，梁启超都是开风气之先。许多关键性概念的引进和转换，虽然不一定都由梁启超发其端，却多在梁启超之后定其型。用后来的眼光看，梁启超当时的认识不免幼稚，从历史的进程看，则梁启超所作所为不仅难能可贵，简直就是绝无仅有！这是以狭间教授为首的一班学人选择这一课题的要因之一。
然而，尽管梁启超聪明绝顶，毕竟是三十岁左右的青年，中西学训练又不够完备，能够担此大任，确是遭逢时会，一面是戊戌政变后国人对于新学的渴望，因为政治需求不得满足而更加强烈，一面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大量译介西书，并过滤消化为中国人易于接受的“东学”。梁启超的过人之处，在于他慧眼独具，将二者沟通联系，并做适宜的选择加工，因而得以成就一段伟业。梁启超的自觉见于《论学日本文之益》和《东籍月旦》两文，所谓“既旅日本数月，肄日本之文，读日本之书，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跃于脑，如幽室见日，枯腹得酒，沾沾自喜，而不敢自私，乃大声疾呼，以告同志曰：我国人之有志新学者，盍亦学日本文哉。日本维新三十年来，广求智识于环宇，其所译所著有用之书，不下数千种，而尤详于政治学、资生学（即理财学，日本谓之经济学）、智学（日本谓之哲学）、群学（日本谓之社会学）等，皆开民智强国基之急务也……夫日本于最新最精之学，虽不无欠缺，然其大端固已初具矣，中国人而得此，则其智慧固可以骤增，而人才固可以骤出”。对于“东学不如西学”，梁启超当然有所认识，知道东学无一不从西来，中国通商数十年后，还不得不由读东籍之人输入西学，“是中国之不幸也”。但中国治西学者转不如治东学者收效之大，由于前者大都不通中学，所从西学之师又水准不高，加之直接用西文读懂各科西书，需时较长。所以，“以求学之正格论之，必当于西而不于东，而急就之法，东固有未可厚非者矣。”（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中华书局，1989年，第80-83页。）
梁启超的西学知识大都来自日本，一般近代史研究者均耳熟能详。但恐怕也就止于此而已，要知道究竟哪些来自日本，来自于何人何书，大概无人能知其详。而要进一步了解有关的人和书在明治日本思想文化学术史上的地位，以及这些人和书的西学来源，西学化为东学、梁启超接受东学时是完全照搬还是有所取舍，其标准、依据和理由是什么，就更加模糊笼统。京都大学人文研梁启超研究班的工作目标，正是为了逐步解决上述问题。
该书既为共同研究的成果，也就是在共同主题和问题意识以及相似方法的引导下所产生的各自论文的结集，全书共收文14篇，其中法国巴斯蒂（M. Bastid-Bruguiere）教授的《梁启超与宗教问题》为中译本新增（注：此文是在梁启超研究班举行期间巴斯蒂应邀担任该所客座教授时的初步报告的基础上写成，曾发表于1998年3月发行的《东方学报》第70册。）。除竹内弘行的《关于梁启超师从康有为的问题》和村尾进的《万木森森——〈时务报〉时期的梁启超及其周围的情况》所论为梁启超流亡日本以前之事外，其余各篇或多或少围绕主题展开，包括《新民说》（狭间直树）、文明视点（石川祯浩）、权利—自由论（土屋英雄）、哲学（末冈宏）、佛学（森纪子）、经济思想（森时彦）、史传（松尾洋二）、文学观念（斋藤希史）、革命与变革（山田敬三）、启蒙（井波陵一）、近代之超克（中村哲夫）等。限于篇幅，本于彼详此略的原则，本文旨在揭示此项成果在比较研究方面的价值和意义，以利于其他研究者的学习和借鉴，对于内容的介绍，仅围绕这一立意展开。
近代以来，中国被迫进入世界体系，中西社会文化反差如此巨大，异同似乎显而易见，使得国人大都有用西学或从西方反衬中国的比较眼光。后来虽然一度遭到政治上的限制，差别毕竟客观存在。所以一旦重新开放，比较中外在言论界乃至学术界都趋于流行。不过，此事泛泛而谈固然无需过于计较，用作严肃的学术研究则不能不分个究竟。法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代表学者马·法·基亚在所著《比较文学》一书的前言中这样写道：“在国家方面：把不同类型的二甚至三部著作集拢进行比较，这不等于是比较工作。1820年至1830年间对莎士比亚和拉辛的这种不可避免的对比其实只是一种评论，一种雄辩；寻找出这位英国戏剧家对蒙田了解了些什么和《论文集》中的内容有哪些被吸收进他的戏剧中去了，这才是比较文学。可以清楚地看到：比较文学并非比较。比较文学实际只是一种被误称了的科学方法，正确的定义应该是：国际文学关系史。”（注：见该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前言，第1页。）这段被视为比较文学领域中法国学派影响研究法经典概括的言词，虽然会引起20世纪50年代后期崛起的主张平行比较的美国学派的不满（事实上后者对于前者的批评在不少方面也确有真知灼见），却切中了滥用比较方法进行所谓比较研究的要害。按照法国学派的标准，许多标名为比较研究的作品，其实是误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或者只是望文生义地乱用比较的概念。
1932年，陈寅恪在《与刘叔雅教授论国文试题书》中也谈到比较文学乃至一般比较研究：“即以今日中国文学系之中外文学比较一类之课程言，亦只能就白乐天等在中国及日本之文学上，或佛教故事在印度及中国文学上之影响及演变等问题，互相比较研究，方符合比较研究之真谛。盖此种比较研究方法，必须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观念。否则古今中外，人天龙鬼，无一不可取以相与比较。荷马可比屈原，孔子可比歌德，穿凿附会，怪诞百出，莫可追诘，更无所谓研究之可言矣。”（注：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第252页。）有学人以为，陈寅恪“只认可有事实联系的影响研究的方法，而对无事实联系的平行研究颇不以为然。”“在今天看来，陈先生的这种观点未免失之偏颇。注重实证的影响研究固然重要，必不可少；但如果比较文学只囿于此种研究方法，那么比较文学的天地将大为缩小，因为能够找到事实联系的国与国之间的文学影响毕竟是有限的……如果陈先生能活到今天，相信他会愉快地修正自己的观点的，事实上，在解放后写的《论再生缘》等文章中，陈先生已开始运用平行研究的方法，以考察中西文学的异同”（注：袁荻涌：《陈寅恪与比较文学》，张杰、杨艳丽选编《解析陈寅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249页。）。
陈寅恪是否只认可影响研究而反对平行研究，尚有可议（另文详论）。若以讲宋学做汉学比照，也可以说是讲平行研究而做影响研究，晚年亦无例外。至于影响研究范围有限之说，至少在历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领域因人而异。中国历代与外国、外族交接频繁，不仅军事冲突与宗教传播，内政亦受外民族之决定性的影响。故研究历史须以现代国际观念来看。近代史更不必言，按照陈寅恪的看法，“中国之内政与社会受外力影响之巨，近百年来尤为显著。”（注：石泉、李涵：《听寅恪师唐史课笔记一则》，张杰、杨燕丽选编《追忆陈寅恪》，第270页。）治近现代史事，无论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学术、社会，不能沟通中外则几乎无法下手。梁启超思想研究便相当典型。只是影响研究对于学人的工具训练要求较高而且明确，包括语言和辅助学科两方面，非尽力拓宽达到一定程度，以求对所涉及的文化体系具有历史演变和系统异同的观念，否则没有能力发现问题，无法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仅以语言训练而言，据说欧洲传统要求比较文学学者掌握10种西北欧语言，还不包括梵文（注：钱文忠：《略论寅恪先生之比较观及其在文学研究中之运用》，张杰、杨燕丽选编《解析陈寅恪》，第272页。）。与此相比，平行比较看似规则较宽，但学人如果没有经过影响研究的严格训练以及由此形成的高度自觉自律，容易流于格义附会的歧途。正所谓眼中有蛋，心中未必无鸡。如陈寅恪评论清代经学极盛而史学不振的原因时所说，二者同为考据，号称朴学，“所差异者，史学之材料大都完整而较备具，其解释亦有所限制，非可人执一说，无从判决其当否也。经学则不然，其材料往往残阙而又寡少，其解释尤不确定，以谨愿之人，而治经学，则但能依据文句个别解释，而不能综合贯通，成一有系统之论述。以夸诞之人，而治经学，则不甘以片段之论述为满足。因其材料残阙寡少及解释无定之故，转可利用一二细微疑似之单证，以附会其广泛难征之结论。其论既出之后，故不能犁然有当于人心，而人亦不易标举反证以相诘难。譬诸图画鬼物，苟形态略具，则能事已毕，其真状之果肖似与否，画者与观者两皆不知也。往昔经学盛时，为其学者，可不读唐以后书，以求速效。声誉既易致，而利禄亦随之，于是一世才智之士，能为考据之学者，群舍史学而趋于经学之一途。”民国时期学人竞言古史，“察其持论，间有类乎清季夸诞经学家之所为者。”（注：《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505-506页。）
今人多舍影响研究而群趋于平行比较，与清代及民国时期学人的动向大体同因，工具训练与文化体验均不足，所受外来冲击以及反差则感觉强烈，于是对斯宾格勒（O. Spengler）和汤因比（A. J. Toynbee）等人的文明类型比较容易产生共鸣，将本来要求极为严格的比较研究当作取巧的捷径。不在大量影响研究的基础上再作平行比较，则明比固然穿凿附会，怪诞百出，无所谓研究之可言，暗比也难免用自身所熏染之学说与经验，以推测解释，妄断是非异同。京都大学人文研梁启超研究班的同仁知难而进，不仅研究问题，而且树立途则，他们虽然没有将自己的成果标名为比较研究，却无疑循着以事实联系为依据的影响研究的正途，对于时下滥称比较的格义附会，可以起到当头棒喝的作用，而不只是补偏救弊。
影响研究须以事实联系为依据，具体到梁启超与明治日本思想界的关系，首先要落实梁启超所吸取或借鉴的东学究竟为何物。而狭间教授一再强调的充分注意日本所起到的“媒介”作用，与比较文学影响研究三要法之一的媒介学相吻合。其具体研究内容，还涉及渊源学和文类学。梁启超作文，好抄袭日本人士的论著，早已为当时的留学生所揭露，但因其多不注明，或虽有所说明而底本不易找到，难以查实。海内外一些学者多年来艰苦努力，查询梁启超在政治、经济、哲学、文学等方面著述的东学来源，陆续有所收效，可惜没有形成规模效应，一般研究者仍将其公开发表的文字直接引用为说明梁启超本人思想的论据。这不仅妨碍了对梁启超思想来源及其变化的深入研究，而且扩大了对本来就有多变特征的梁启超思想解释的任意性。在这方面，研究班的同仁用功甚勤，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多能一一核对底本，并纠正误说。如梁启超撰写《新民说》所依据的伯伦知理的国家有机体学说，其实来自吾妻兵治翻译的《国家学》；《自由书》、《国民十大元气论》（一名《文明之精神》）所表现的文明观念，受福泽谕吉《文明论之概略》的直接影响；其地理环境决定论，则直接借自浮田和民《史学通论》的《历史与地理》；《论民族竞争之大势》所参考的芮恩施（P. S. Reinsch）《十九世纪末世界之政治》、洁丁士（F. H. Giddings）《平民主义与帝国主义》，其实是日人独醒居士据两人著作改写的《帝国主义》；权利自由观念是阅读中村正直翻译的《自由之理》的结果；《子墨子学说》大半是高濑武次郎《扬墨哲学》中《墨子哲学》的意译和抄译；对颉德（B. Kidd）进化论的介绍本于角田柳作翻译的《社会の进化》；《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参考了英国英格廉（Ingram）著、阿部虎之助译《哲理经济学史》，意大利科莎（Cossa）著、阪谷芳郎重译《经济学史讲义》和井上辰九郎述《经济学史》；梁启超对历史时代三种划分中的两种，分别依据桑原骘藏的《中等东洋史》和白河次郎、国府种德的《支那文明史》等等。梁启超撰西洋史传中，《匈加利爱国者噶苏士传》，差不多是石川安次郎著《路易·噶苏士》的翻译，《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大部分根据平田久编译的《伊太利建国三杰》和《近世世界十伟人》所收松村介石的《加米禄·加富尔》，并参考其他书籍补充而成，《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则基本上是德富芦花所编《世界古今名妇鉴》第一章《法国革命之花》的翻译。
东学无一不自西来，由于日本人的翻译多标明原本，一般而言，判定其西学来源并非难事，但也不能一概而论。尽管宫村治雄教授编写过梁启超所用日译文目录，巴斯蒂教授经过仔细查证，发现《清议报》所登《国家论》不仅抄袭吾妻兵治的《国家学》，而且后者所依据的不是伯伦知理的《公法凡论》，而是一本通俗读物《为有文化的公众而写的德国政治学》（注：巴斯蒂：《中国近代国家观念溯源——关于伯伦知理〈国家论〉的翻译》，《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石川祯浩副教授的研究表明，博克尔的《英国文明史》不仅提供了福泽谕吉《文明论之概略》的大体构架，还变成有关历史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的普遍法则和常识，体现在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等教科书中，为梁启超所借用。另有一些反映在梁启超著作中的西学观念，迄今难以证实从何种东学渠道传达进梁启超的思想。
找到底本，只是比较研究的第一步，作者进而仔细比较西学、东学与梁启超的新学三者之间文本的异同，并力求找出所以然的原因。其中既有接受过程中所据文本不同造成的差异，也有接受的时代和环境变迁导致的变化，还有传播与接受者选择取舍不一引起的差别。以文本论，由东学接受西学，必然受东学选择性的制约。梁氏的经济思想，本来受英国古典学派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的影响，流亡日本时，开始接触保护主义的国民经济学，随着政治思想上由世界主义转向国家主义，对经济学说史的认识又受所阅读的历史学派著作的影响，使其接受了政治优先、国家至上的德国国民经济学说，撰写《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的初衷与结果刚好相反。他通过中村正直的《自由之理》接受穆勒的《自由论》，结果“社会”与“个人”的结构被换成“政府”与“人民”，原来所有的主要命题“社会性暴虐”因而消失。以时代和环境论，梁启超吸收日本摄取的西洋文明，是在体验明治时代的文化状况的基础之上进行。梁氏宗教观念的转变和定型，不再与“思想”或“意识形态”等概念相混淆，显然与东京哲学会的《哲学杂志》讨论宗教的总体问题密切相关。其后他对宗教认识的变化，也一直受这批日本哲学和宗教学家研究进展的影响。伯伦知理国家学说在日本的影响，主要不是本来具有的自由主义立宪思想，而是在以国家概念为中心的国家学的形成方面。梁氏《新民说》的内在变化，也折射了明治日本的不同思想动向。以主观论，梁启超通过东学吸收西学，但他并非简单的尾随者，既对某一学说有所取舍，又会从不同的学说中选择自认为合理的因素组合成新学说。梁启超所作史传虽然以日人著述为蓝本，但每每有所补充修改，或激进，或和缓，既传达出梁启超本人的倾向，也反映其思想变化的轨迹。“史传通过对传主的选择或对翻译蓝本的读解及增补删改，简直就成为一部思想性著作。”（注：松尾洋二：《梁启超与史传——东亚近代精神史的奔流》，《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第278页。）《子墨子学说》强调墨子反对定命说，与《墨子学说》强调宋明理学视天为理法刚好相反。上述三种情形，或逐次展开，或交叉作用。若能兼备，则于影响研究尤具典型意义。
概言之，在西学、东学和梁启超的新学之间，找出彼此联系的具体证据，比较文本的异同，探寻导致差异的原因，进而解释何以在一定时代的一种文化体系内生成的思想、观念或学说，进入另一文化系统时会按一定的方向或样态发生变异，而这样的变异除了表现个人性格、观念、态度的差异外，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反映不同文化系统本身的差别，这可以说是地道的比较研究。用这一眼光看近代思想乃至整个社会历史的研究，可以拓展的空间极为广阔。而且由于对学人学术训练的要求较严，又有规矩可循，“材料大都完整而较备具，其解释亦有所限制，非可人执一说，无从判决其当否也。”（注：《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第505-506页。）既能避免毫无历史演变与系统异同观念为依据的穿凿附会，又不至于拘泥于一人一事的简单考据或叙述。持之以恒，聚沙成塔，最终可在大量积累的基础上，达到全面综合认识近代中外文化关系的境界。
该书系集体协作的产物，这样的协作，确能相互促进，得跨学科和团队研究的益处，比一般大规模编书的以钞撮代著述，看似宏观，其实对于学术积累并无实际贡献的所谓合作高明得多。当然，各人的见识难免有所参差，从比较研究的角度看，典型与规范性也不一致。整体而言，值得注意之处主要有三点。其一，近代世界彼此接触的手段途径日益丰富，相互联系较前大为紧密宽阔，导致梁启超思想变化的因素多而且复杂，重点虽在考察其如何通过明治日本的东学接受西学，若是仅仅关注日本的渊源而忽视其他，容易造成片面甚至曲解。突出重点的同时，如能充分顾及其他相关因素的影响，则有助于更好地透视那一时期东亚乃至整个世界思想界的互动状况。如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曾几度到夏威夷、美洲大陆和澳大利亚，直接接触当地人士。此外，他虽然不通西文，却有可能通过中外友人、译书、报刊等其他途径了解西方思想。要将大量潜移默化的因素剥离出来，相当困难。其二，从文本的比勘固然可见思想变化的轨迹，并且找出直接的原因。但人的有意识的思想与行为，往往并不由单一和单向的因果关系造成，而文本的变化究竟是作者思想变化的表现，还是由于其他因素不得已的表示，学人对具体语境的了解不同，看法自然各异。例如关于梁启超对革命的态度的变化，该书的各位作者根据不同的文本，所作判断即不一致。若能在解读保皇会内部大量通信的基础上，再与各种公开发表的文本按时序仔细比照，当能更加全面具体地揭示梁启超的思想轨迹和心路历程。其三，梁启超虽然不愧为造时势的英雄，毕竟不能脱离时势的制约。比较研究不仅要发现异文化间的文化传播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异，更重要的是揭示这些变异何以会发生于一定的文化系统之中；同一文化因素在不同文化系统之间传播，所引起的变异往往不同，不同文化系统的哪些差异导致这些变异。这方面难度固然很大，但研究的价值会更高。狭间教授明确认识到东亚社会的共性与区别，希望发现东亚不同国度在接受西方思想时的再创造作用，以及这种再创造对于理解近现代世界发展多样化的意义。该研究班成员的相关后续研究，仍在深化这一重要课题。
就中国近现代史而言，该书在中外比较研究方面具有的示范作用，其意义应当还在已经取得的成效之上。近代中国的所谓“新”，或多或少都是外来影响的结果，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外来影响的程度日益加深，范围日益广阔，成分日益复杂。其丰富内涵，非一个东亚人观念中虚拟的“西”字可以概括。仅从思想史的层面看，早期人士读过哪些西书，后来者留过什么西学（包括东学），多数只能泛泛而谈，不知其详。如此，则很难具体确认其继承、创获与吸收，究竟如何发生、展开和变化。清末民初以来，中国人以“西”为“新”，稍有系统的思想大半来自海外，除非全面把握其渊源流派，所置评论难免隔靴搔痒，甚至断章取义，离题万里。近来有研究表明，辛亥时期梁启超与汪精卫等人的论战，尽管双方针锋相对，理论依据却都是当时日本几位政治学者编撰的政治学教科书，只是各取所需。而五四新文化时期百家争鸣的思想界，不仅有西学（包括读书与留学）的深远影响，还有西人来华演讲的直接作用。如果不能汇聚中外资料，在文本比较的基础上进而讨论文化异同，则各种分析判断难免流于盲人摸象似的望文生义，完全脱离当时的语境、思想的架构和文本固有的含义。经历了一个世纪，学人依然重蹈清末民初社会人士的覆辙，用中西对应的笼统眼光比较中西文化，泛谈感想而不能做法国学派理想中的研究，不能不说是思想界和学术界的一大憾事。而限于各种主客观条件，如学科的多样，文本的分散，语言的障碍，文化的隔膜等等，此类研究必须依靠训练有素的各国学人的长期分工合作，才有可能达到理想的境界。
如果将梁启超视为近代知识体系转型的关键人物，那么他在概念和思想层面的作用的确不可低估。至于学术上的贡献，虽有筚路蓝缕的发端作用，实际影响则不无曲折。如梁启超在100年前提倡的“新史学”，一般被视为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发端，但海内外均有学人指出其本来目的在于政治思想一面。在梁启超提倡“新史学”之后，他本人固然没有可以称之为新史学的作品问世，20年间整个中国也很难找到新史学的踪影。这一方面说明学术的变化有待于新式教育的发展，急就章难以成就民族智慧更新的大业，另一方面，要证明梁启超的倡导与后来的新史学之间确有内在联系，而不只是追溯者事后的附会，需要大量的具体研究。如果没有学术转型的成功，则思想与观念的变化不能巩固，整个知识体系的转型必然变动不居。而要研究清楚这方面的情形，时间须上溯下延，至少应从咸同年间到20世纪30年代。如能沿着该书的研究路径并进一步放大，证实中外学术交流融合以产生新学的具体情形，对于认识梁启超在近代中国知识体系转型中的作用将更加深入完整。新学的建构是一实际的累积过程，只有重建这一历史进程的相关史实，而不仅仅从观念上笼统地分析解释，才有可能通过比较新学与西学、东学的联系和区别，真正把握其内涵外延，从而深入认识产生近代中华民族崭新智慧的中枢神经形成的历史。
原载《历史研究》2002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