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4日下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朱英教授在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红楼”）为大家分享了自己研究近代史30余年的四点心得与体会。本文系录音整理，经朱英教授审定。
一、做学问：先天不足、后天恶补
我是77级学生，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我们是1978年3月入学，从上大学算起一晃40年，从事近代史研究也有30余年了。回顾我个人的研究历程，或者说我们这一代绝大多数人，存在着一个先天不足的情况。“先天不足”是指基础知识学得不好。初中、高中阶段的学习，是打基础的时候，但受到了“文革”的影响，无法正常上课，导致我们基础知识不扎实、不全面。高中毕业后，我下乡做了近三年“知青”，后来以“知青”的身份考入大学。基础知识不扎实，也没有长期刻苦地准备高考，不过很荣幸地考上了大学，成为我们那一代人中的幸运者。但这种“先天不足”的缺陷与现在的大学生相比，还是很明显的。我们一级的学生可以说是同时代人中的少数，都是很优秀的学生。进入大学以后，很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非常勤奋、刻苦，想把失去的时间“恶补”回来。不少77级、78级大学生，后来在学术研究领域做出来不错的成果，他们没有一个不是靠刻苦勤奋干出来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需要有相当的积累，大量的阅读，有了厚实的知识积累，还需要思考，人文学科的成果就是在你的思考之上，写出来。勤奋刻苦不可少，如果再有几分聪明，或者说是有几分才华，可能会取得更大的成就。最一流的学者，一定会是既勤奋又有才华的，而勤奋是最基本的前提。我个人的体会非常深刻，尽管我们“先天不足”，但通过“后天的恶补”，基础知识体系的缺陷得到很大程度的弥补。
二、找准方向、精耕细作
从事研究工作，第一步就是要找准方向，这不仅仅局限在近代史研究的领域。找准方向之后再精耕细作。找准方向是非常重要的，也许关系到你今后学术研究的发展方向、空间，取得的成绩。一般地讲，我们最初进入学术研究的门径，都是从一个具体的方向或是一个题目开始，包括在读硕士、读博士，都需要找一个题目，这个题目，实际上就是你研究的方向。你做的题目能否有一个长期的发展空间，而且你做出的成果能不能引起大家的关注？题目不宜太大，也不能太小，但方向一定要有发展空间。由于我的“先天不足”，尽管大学四年非常勤奋刻苦，但都只是做了打基础的弥补，至于史学研究怎么做，基本上没有找到门径。在大学毕业之后，我和同班同学马敏考上了章开沅先生的研究生，跟章先生读研对我的影响非常大。读研究生后，首先要找研究题目，找方向。我很幸运，章先生帮我找到了研究题目和方向。当时我自己还没有能力，找到一个既有学术价值，又有广阔的发展空间，甚至能影响我一辈子都能做得下去做出成果的好选题。
在七十年代末，章老师深入做辛亥革命史研究，他在全国各地查资料，在苏州档案馆发现了一批保存完好的苏州商会的档案。商会是一个怎样的团体？在辛亥革命前，它是由新兴的工商业者共同组成的一个新式商人社会团体。过去，我们在做辛亥革命史、做资产阶级研究时，基本上没有注意到商会。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和港台、国外学者进行学术交流时，就发现关于辛亥革命史，我们从未思考过的一些问题，而港台、国外学者都提出了质疑，例如辛亥革命的性质。我们一直说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从未质疑过。但台湾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欧美或者日本的一些学者也提出辛亥革命不是资产阶级革命。其中一个疑问是辛亥革命前的中国，有资产阶级吗？他们认为，资产阶级的研究就是研究工商业、资本家，大陆学者的资产阶级的研究把对象搞错了。当时国内一大批关于辛亥革命和资产阶级的研究成果，都是在研究资产阶级革命派或者立宪派，而革命派中很难找到资本家，立宪派中有少数是资本家。大陆学者作出回应，说资产阶级应该包括狭义和广义的概念，狭义说就是资本家，广义说就包括了资本家的政治代表：革命派和立宪派。但我们发现，我们主要是在研究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反过来说，资产阶级主体即严格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我们是缺乏考察的，这是我们研究的缺陷和不足。章老师很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同时他也发现了商会的材料，商会是工商业资本家的团体，我们通过商会研究，考察它方方面面的情况，考察它的活动，从而可以论证辛亥革命前的中国是否存在资产阶级。章老师意识到苏州商会这批档案的价值和意义，希望整理出来。但苏州档案馆的领导感觉比较为难，因为这批档案的量太大，从1905-1949之后所有的内容全部完整地保存下来，整理需要花费相当大的人力物力，还需要整理者有一定的专业素养。章老师提出，我们派老师和学生帮助档案馆一起整理这批资料，并作为两个单位共同署名的成果。正巧那年（1982年）我和马敏考上研究生，就这样我们开始在两个老师的带领下整理这批资料。章老师给我们下发的任务是在整理档案的同时，寻找自己研究的题目。章老师并没有具体说研究什么题目，但他说看档案会发现里面的题目很多很多。刚开始我们很迷茫，大学四年都没有听说过商会，后来请教林增平老师，林老师说这个题目好，可以研究一辈子了。对于当时的我，可能还体会不到章老师、林老师的用意，现在我非常赞同了，而且还要补充一句，这个方向是一辈子也研究不完的。商会研究需要更多的，年轻的学者加入到这个队伍里。这个方向对我和马敏教授影响太大，能够找到这样一个研究方向，同时能够看到那么多成体系的原始档案，非常幸运和难得了。
找准方向后，开始精耕细作。着手研究后发现，光靠档案资料是不行的，一定要靠大量的史料征引。史学研究最难的一件事就是找史料。现在有很多技术、方式比较方便地查阅资料，当年条件有限，而且湖北武汉近代档案的保存很少。清末全国有8大商会，其中一个就是汉口商会，可惜武汉基本没有保存清末民初的汉口商会档案。所以我们从其他途径寻找资料。对于近代史研究来说，很重要的一种资料就是报纸和期刊。清末和民国报刊数量相当多，有全国性的有地方性的。比如申报，就是全国性的报纸，当年是没有像今天这样有数据库可以检索的，我们只能跑到图书馆去查胶片。我印象很深的是，当时去国家图书馆看《时报》，整个国图只有三、四个阅读器，我们首先要抢占阅读器，抢到了每天早上去一直待到晚上关门，万一有一天没抢到，就很沮丧。而且我是外地进京，当时国图又不能复印，也不能像今天一样拍照，只有靠手抄。很大一批资料，全部手抄。随着日积月累，我们的资料卡片就是一堆一堆的。手抄资料的一个好处就是容易分类，而且对资料内容熟悉，现在虽然很容易检索到资料，但很难分类、没有理解，不能直接使用。我对资料熟悉并以问题分类，这些资料都可以转换成论文里有用的征引。读书时为了搜集资料是全国各地跑。读研和刚工作时，去国外或台湾机会很少，一直到八十个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才有机会去台湾。去台湾做交流学者的机会，我看到不少大陆没有的资料，对我的研究也是非常重要。所以精耕细作对于史学研究来说，就是大量的搜集与选题相关的资料，你资料的占用量多，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就和其他人不一样，而且这个工夫是否到位，能够充分地反映到你的论文或著作中。史学的研究，没有史料，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从这一点讲，不踏踏实实地做，真的很难出成果。但只要真正进入到了史料的海洋中去，方方面面的史料逐渐掌握，你又会发现有很多可以做的题目。
此外与你研究方向、研究题目直接相关的论文、著作，你肯定不能放过，容易忽略的是标题里可能没有直接关联，但研究内容却可能有相关性的文章。特别是一些好的学者，即使不是和你同一方向的研究，但他的论著中会涉及到相关话题，会有一些很好的思路、建议。那么精耕细作除了史料，就是要对已有的研究论文、著作花力气去读，去啃。学习研究论文，包括国内的学者，也包括国外的学者。我们发现有很多国外学者研究中国的问题非常出色，他们研究的长处，很有可能就是我们研究中的短板，广泛的阅读之后，又有了充分的史料，加上对史料的分类和详细的了解，非常了解所作的研究从何时开始，经历了哪些阶段，研究了哪些议题，存在哪些问题或者说没有做的问题，通过阅读发现问题，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学术研究思路，而且这样的学术研究一定是有学术原创性的。作为人文学科的学者，有三个方面是需要一辈子不停地追求和实践的——读书、思考、写作，唯有如此学问才会循序渐进。
还有一点体会，就是在研究初期要对自己有一个高要求。从我个人的体验，或看一些比较优秀的学者，早年发表的论文都写得非常好。我发表的第一篇论文是关于清末苏州商团的，写完初稿后反复修改，后来投给《近代史研究》，很顺利的发表；之后一篇是写清末苏州商会，也花了很多功夫，很顺利地发表在《历史研究》上。因为有新题目、新史料、新观点的缘故，当时投稿没有退回修改，发表极其顺利。我发表这两篇文章是30、31岁，发了这两篇论文之后，自己就知道，写文章应该写成这样，反复修改达到一个高的水平才算完成。马敏老师更厉害了，第一篇就发在《中国社会科学》上，起点非常高。高要求之后又有好的期刊发表，对自己也是极大的鼓励，更加有信心继续做研究。后来我们连续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期刊发了一些论文，对以后学术研究的发展初步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即使这样，后来我也一直在坚持不停地读书、思考、写作，依然勤奋治学，这样才能持续进步。
三、处理好学术研究专与博的关系
专题研究要深、要透，剖析问题的方方面面；先是要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有拓展，所以仅仅知道某一个方向，某一个专题问题，是远远不够的，也不可能做出好的研究。例如商会研究，不仅是研究商会的内容，还涉及近代史的方方面面，需要多角度论证。假如我对其他的问题不了解，对商会的认识也不可能全面、深刻，所以治学中一定要处理好专与博的关系。我的论文和专著，很多都是以“商会”为主，题目或内容都有一些直接或间接的相关问题，既有独立性又有自己的系统性。我的研究首先要解决的是了解商人是个怎样的群体，他的整个发展脉络，于是需要了解近代商人，甚至古代商人。在历史进程中，在近代所谓“新”与“旧”有哪些转换和矛盾冲突。不去了解内在的发展变迁，单纯地从商会章程入手，很难具体深入地作分析。
其次，商会中存在着很多问题。在查阅苏州商会档案时，我发现有几份苏州农会档案史料，具体内容是苏州农会给苏州商会的公文，还盖有农会的大印。当时就有疑惑，在此之前我们所知道的农会，都是大革命时期建立的，是共产党领导农民开展革命运动的农民组织，但从未听说过辛亥革命前有农会。当时也没有一个人写过相关的文章。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很好的题目，便开始留心这个问题，不断捕捉、寻找材料，在全国各地搜集商会资料的同时，我也收集了不少农会的资料，写了几篇文章。这是一个全新的题目，有人说开拓了近代史研究的一个子课题。特别是后来在故宫“一档”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查档，既有商会的档案，也有农会的资料。其中有两卷关于农会的档案非常重要，使我更加深入、全面地了解农会这个组织。这些农会档案是当时晚清全国各地农会上报清廷中央农工商部的各种材料，全国各地农会的负责人、具体工作事项等都有涉及。我估计在我查阅此档之前，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些资料。我还在湖北省图书馆抄到一份《湖北农会报》，这份报刊是清末湖北农会办的报刊。有了这些材料的积累，写成了《辛亥革命前的农会》这篇文章，发表在《历史研究》上。农会的研究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深入，后来我指导学生魏文享关注国民党的农会。共产党的农会大家都知道，关注的人也很多，但国民党也很重视农会，而研究的人很少，所以是值得做的。围绕这个问题，魏文享写了一些文章也出版了专著。这样，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拓宽，我们对近代史的认识也更加深刻。
另外，我在研究商会的问题中，发现在19世纪末戊戌变法之时，就有人提议成立商会，但并未付诸实施。主要原因是清廷的最高统治者对这个问题没有重视，而到清末正值清廷新政改革，清末新政涉及经济方面的内容可以集中表述为“振兴工商，奖励实业”。那么如何振兴，除了民间的工商业者和知识分子提出见解，还有清廷及一些官员对这一问题的反思。从很多高官的奏折能反映出他们对官商，或政商关系的重视。最后连清廷也认为，要想真正振兴商业，必须官员和商人连成一体、上下合力，才能促进中国工商业的发展。还有日本的经验，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成为亚洲唯一一个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日本不仅打败了大清帝国，甚至打败了“老大”俄国，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不停地思考、反思，日本的崛起究竟是什么原因，就是通过改革变成强国。它的政治、经济大背景，还有改变君主专制的体制，通过君主立宪达到改革的目的，这是政治方面的措施。而日本经济方面的发展也是非常突出。商会的诞生，除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工商业人数的增加，他们思想认识的提高，另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清朝政府政策的改变，扶持工商业的发展，这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过去长期“重本抑末”思想的转变，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重商主义”的思潮和政策就是在清末新政时期。很难得的是，官与商在成立商会这一问题上在当时达成了共识。
但商会并不是中国创造的，在欧美包括日本这些资本主义国家都有类似组织，而且在他们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以这期间，也有很多介绍欧美、日本商会的资料。中国成立商会是国外引进的，很多章程，很多规定，诸如商会选举制度等，在以往的中国都是史无前例的。我就商会选举的问题、制度的演变、具体的操作等写了一系列文章。不同商会有不同的特点，但投票选举明显是近代民主政治的表现，而当时中国还是一个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国家，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怎么会有这样一个举措？实质上，这些都是中国人套用的。于是我意识到，商会的产生、后来为何会发挥那么大的作用以及商会的权力都是和政府有关系的。商会这一民间社团，在经济领域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是因为政府支持，让它来参与，所谓政府放权给商会，经济生活方面的管理放权给商会。尽管参照西方的模式，放权给商会，存在一些问题，但总体看商会做的还是相当不错的，商人满意，官方也是比较满意的，商会成为连接官与商的一个纽带，充分发挥了“通官商之邮”的功能，其作用自然不容小觑。而且在商会成立后，商人的影响力变大，“商会登高一呼，众商皆应”。
商会可看作是近代资产阶级初步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我写出相关论文来回应国外学者质疑“辛亥革命前中国有无资产阶级”这一问题。过去几乎没有学者从商会这个角度去回应他们的质疑，我这篇文章也引起了学人的注意。孙中山先生留下了很多文字、演讲、信函，他自己确实未说过辛亥革命只是为资产阶级进行的革命，他是为了整个中国。我们说的革命，应该是一个阶级革另一个阶级的命，台湾学者对这个问题解释是辛亥革命不是资产阶级革命而是全民革命，这一观点我们是不接受的。后来在辛亥革命100周年时，还有学者提出类似的观点。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达成一致，只能求同存异，但与过去相比有了很大的差别，尽量客观地去评价、去看待历史。
通过研究商会我从对清朝政府的看法，也与以前我们常说的贪污、腐败、无能有了不同，清朝很多高官大吏不断摆脱屈辱的阴影，试图通过改革来挽救国家。清廷在上层决心改革，也作出了很多行动。通过这些举措，我们确实能看到上层的转变和改革的意愿。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并不是过去所说改革都是假的。过去我们容易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这与我们过去没有对辛亥革命前的清朝政府深入、具体的研究有着直接的关系，以往都是以清政府的腐朽、无能的形象作为辛亥革命爆发的背景来讲，把清朝政府的改革和其他行为放置于辛亥革命爆发的背景下，通过这样一个很特殊的场域来讲清朝政府，必然会把清廷讲得一无是处。革命为什么会发生，就是因为他们（清廷）做的一无是处所以才会发生。当年的革命党人，为了他们的革命目标，竭尽所能放大清廷的反动与腐朽，他们这样做情有可原，但我们现在一百多年后去研究辛亥革命，就不能这样简单化的处理，而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近代史学界是在沿用革命党人的话，“洋人的朝廷”就成了我们给清廷的定性。我们的任务与当年革命党人的任务是不同的，我们的目标是客观地评价这一段历史，这就涉及很大的问题了。我们对革命的对象还需要研究。
这一总是当时与学界同仁交流，大家都有这样的感触，曾经想一起做一些关于清末新政的研究。尽管最后没有做成，但各自都在自己的领域有一定进展。比如我关注经济领域，我认为清廷在经济改革，经济政策方面做出了不少努力，而且在之后不同的发展阶段，包括民国时期也在不同程度上沿用着这些经济政策、措施。这一点可以成为我们研究拓展的新增长点。进一步把这个问题放大，探讨近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在某种程度上，政府代表国家，商会和其他民间组织代表民间社会，我们考察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从古代到近代，到清末，到民初，甚至再往后延展，他们的关系有什么不同，有什么变化，我们会发现国家与社会不同的互动关系，直接影响了历史各层面的发展。我和马敏合写了一个关于苏州商会的著作，在这本书中，我们提出了近代中国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的问题，提出了一个分析研究近代史的新框架和新思路，这个问题非常复杂，美国学者研究中国史，对市民社会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我们是想通过商会做实证研究，以回应他们的研究，但后来发现这个问题太大太复杂，因为市民社会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是欧洲的经验，在中国是没有的。以这样一个视角（问题）研究中国历史是有适应限度的。但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再提升了一步，称之为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与范式，后来很多人也使用这一范式。我们的研究要有突破，就是要把小历史和大历史的研究结合。
四、小历史与大历史的结合
八十年代初，商会史研究刚刚起步，我们把商会史的研究放在辛亥革命和近代史的框架中，所以它回应的不仅是商会史的问题，还有整个辛亥革命的问题；之后我们反思，从辛亥革命的视角看更多是从政治标准研究，但商会并不是一个政治团体，而是经济团体，于是有学者使用更宽泛的“现代化”这样一个研究范式研究商会；再往后，透过商会看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看国家与社会，通过商会历史的研究去关怀整个大历史的发展。我最大的体会是专题研究想要获得更多学者的关注和认可必须要跳出专题，比如章开沅先生提出的跳出辛亥革命，以“三个一百年”来研究辛亥革命，这是一种多么大的气量和眼界。如果一个研究确实只是区域性的，个案性的，不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只是就事论事，其他人很难从你的研究中获得启示和帮助。但如果将自己做的小历史与大历史结合起来，其他学者虽然不做同一专题，借鉴研究的视角和方法，甚至作为一种研究范式。所以这里我借用赵世瑜老师“小历史与大历史”的提法，来说这点体会。
史学研究难在长期坚持。对于史学研究者而言，如果将史学研究作为一种爱好，一种生活方式，乐在其中，则能一心一意、心无旁骛地做研究。同时要长期做研究，个人的体验，一定要注意身体。我体质一直不好，但没什么大毛病。四十多岁出现问题，主要是那时每日从早到晚伏案工作，很少锻炼。经常高度眩晕，甚至有一次休克了，只得住院。但也没有查明病因，最后主治医生认为是功能性动脉供血不足，需要多锻炼，多活动，不能从早到晚都在伏案看书写作。从那以后，我开始学习打乒乓球队，每天打球，到现在20多年了，老毛病再也没有犯，学问也能继续做。不过现在不敢熬夜了，否则身体吃不消。
最后借用章老师的一句话：“历史是已经画上句号的过去，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如果立志要在史学研究上有所作为，既要勤奋刻苦勤思勤写，又要注意身体，才有“革命”的本钱。把学术当作爱好，并一直坚持下去。
注：王含梅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