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能缺席的研究
我们一起讨论关于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有关理论问题。目前进行这一方向研究的有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专业的研究生，也有海外中国学史研究方向的研究生，为什么坐到一起了？应该说，这是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这一历史学二级学科发展过程中的新走向，也是我们展开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一种必然需要。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知道，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由史学理论、史学史这两个大的研究方向组成，虽是不同方向，却又是紧密结合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史学史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历史学家、史学思想、史学理论、史学方法、史学机构、史学思潮，而它的基础和核心是史学理论。我们所以要展开这些问题的研究，主要是想对史学过往的历程作很好的清理和分析，从这一学术史的清理和探析中，寻求史学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以后能更好、更有针对性地开展历史学的研究。这种清理，从大的方面说，当然不仅包括对本国和东方史学的清理，也包括对西方和其他海外国家、地区的史学的清理。这样，对海外的中国历史学的研究当然应该包括在内。作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工作者来说，对海外的中国历史学的研究已经显得越来重要了。
应该说，以往我们的研究，还是比较多地集中在对西方史学和中国史学这两大板块的研究上，此外的关注相对少些。现在对海外的中国历史学的研究越来越重视了。为什么呢？我想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就中国史学的发展而言，大家越来感到这一问题研究的重要性。自古以来，虽然以中国史学为代表的东方史学与以古代希腊罗马为代表的西方史学是两支并行发展的独立史学，但后来就有交往了。西方汉学家出于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了解，对中国《史记》等很多古代经典史著有精深研究，包括日本等亚洲国家学者都很注意中国史学的研究，这样的情况下，不了解他们对中国史学的基本情况，不了解他们研究的基本意见和评价，就不能从更宽广的视野和背景来理解中国的史学特点和影响。其二，要从今天国际学术发展的大格局来考虑问题。实际上，近几十年来，海外专攻中国历史研究的学者越来加强他们的这一研究，尤其是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的专家学者们。几年前我本人写过一篇《20世纪美国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若干问题》，发表在《史学史研究》2003年4期上，那是我在对美国学者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状况作了调查以后写下的论文，美国学者颇有对中国史学研究的热衷者。现在又过了8年，这方面成果更多了。王晴佳、伍安祖的《世鉴：中国的传统史学》，是20世纪初美国出版的关于中国史学史系统研究的一本最新著作。我们在探讨中感到，他们的研究有其隔靴挠痒、牵强附会的地方，但在学术观点、研究方法、研究模式上，有许多与中国学者不尽一致的地方，这就很值得中国学者的关心和注意。他们成果中的相当部分，体现了国际学术前沿的视野和关照。放弃对这些成果的研究，无视他们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对我们当今中国史学的建设和发展是不利的。
我们提出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首先是从这一层面考虑问题的，也是我们开始的主要出发点。但，仅仅从这一层面提出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是不够的。事实上，所谓的海外中国学，是指外国学者对中国的方方面面的研究，除了对中国历史的研究，还有对中国文学、哲学的研究，以及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等多方面的探讨。所以所谓的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研究面应该更宽，是指对海外学者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全方位探讨的研究。这样的情况下，仅仅研究他们的中国历史和史学的研究，又会是不全面的，所以中国学者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更是一种跨学科、多学科、交叉学科的全方位研究。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这30年也是中国学者重新展开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30年。情况表明，尽管各个研究单位都在力图从跨学科研究的视角展开对海外中国学的探讨，但几乎没有一个单位是脱离自己所在研究机构及其研究领域的学科基础和学科方法论展开其工作的。北京大学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研究所、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天津师范大学国际中国文学研究中心等等都莫不如此。我们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坦率地说，也是一样的。我们主要从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这个学科的基础、方法论和视角展开研究和思考问题。这样的现状和我们总体的研究目标矛盾吗？不矛盾。经过这些年的探讨，我和我的同事们越来越感觉到，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绝不是任何机构和个人所能轻易完成的，它一定是多机构、多学科并行努力和探讨的结果，它一定是一个学科群的研究和建设。但这样做，不是说我们就不要做跨学科和多学科的努力，作为每个研究者，应该有更丰富、更完备的知识结构与方法储备，应该有全面的研究意识和不同寻常的努力。这就对我们研究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那么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的研究与海外中国学研究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我想，从上面这样的大框架来考虑问题，它们应该是一种辩证的、互补的关系。首先，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需要由各个学科的努力来攻破，包括需要像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的专家来参与工作，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的学科理论和方法论，将会对海外的中国历史学的研究起到重要的基础理论的引领作用和导向作用。只有努力成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高手，才可能对海外中国历史学研究作出精深的探讨。同样，也是要注意的，就是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这样的学科建设和发展，也需要大量的、方方面面的科学成果及其经验智慧的积累。事实表明，对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积累，仅仅来之于中国本土的经验是不够的。中国研究的全球化时代已经到来，对海外中国历史学成果的研究，将会有助于我们对国际前沿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的借鉴和把握，会很大程度上丰富、提升我们学科研究的经验和智慧。总之，中外史学交流和互动的这些情况，是我们不可忽略的，是史学工作者认识自己的重要镜子。认识“他者”眼光中“我”的形象，有时比我们对自己的评价重要的多。对中国史学的研究，缺少了海外学者对中国史学研究这一块的把握和了解，就会是跛脚的、不全面的。
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是不是一个学科，就像国学是不是一个学科的问题一样，现在谁都不会有肯定的答案，但将这一大方向分解到各个学科，事情就好理解、好办了。每个学科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了，对海外中国学的总体研究也指日可待。所以我们对专攻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学生就有这样的要求，就是首先把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这块专业的理论与方法把握好，基础建设要特别扎实，越深越好，越结实越好，然后在这基础上，生长分枝，覆盖广泛。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扎扎实实地学好基础课，踏踏实实地读几本经典著作，虚晃一枪是不行的。
二、澄清认识的必要阶段
前面谈了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和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关系问题，这里我想就 “汉学”与“中国学”的区别与联系，也谈一点自己的想法。学术界一般都清楚，外国人对中国的研究，大体都被称为“汉学”（Sinology）。为什么后来又有“中国学”之称？原因何在？两者比较，哪一种提法更合适？或者说，两者都有其合理的地方？
实际上，所以有学者要把“汉学”和“中国学”区别开来，主要是基于其研究内容演变的考虑。有学者认为，所谓“汉学”，主要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研究。那时的汉学家对中国的研究，主要以古典时代的历史和语言研究为主要内容，探讨的范围集中在人文学科，如法国沙畹、伯希和、马伯乐、葛兰言等都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法国也一度成为国际汉学研究的中心。但是，二战爆发后，中国成为主战场之一，接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往对中国的以古典内容为主的研究便不能适应现实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国的现实国情如何？与中国打交道要注意什么问题？这些都成了几乎两眼一抹黑的问题了。1950年代初，美国能开展中国问题研究的专家仅100多人，而且大多数是研究古代的，问题相当严重。这时候费正清出来做工作，他实际上是站在美国国家利益的立场，提出重视现当代中国研究的问题，提出区域研究的重要性。而一旦区域问题提出以后，以往传统的汉学研究的方法体系就不适应了，跨学科的方法、现代社会科学的方法的引进等问题都被提了出来。因此二战以后，在费正清的倡导下，出现了以对现当代中国问题为主要目标的中国问题研究，这就被认为是与传统汉学有很大区别的现代中国学，费正清也被认为是美国现代中国学的奠基人。诚然，费正清开创的美国现代中国学不仅成为美国中国研究的重要转向的标志，也成为世界中国问题研究转向的分水岭。作为汉学研究帝国的法国的中国问题研究，因为二战的影响，也确实受到很大的削弱。所以有人说，从总体上看，二战以后，世界的中国问题研究，开始转向中国学的时代，它确实超越了汉学家的书斋思考，走进了各国的议会、政府、军队的研究室。按照毛泽东的《矛盾论》的理论，这里面有一个矛盾的主要方面转化的问题。
不过对“汉学”、“中国学”的理解好像也不是那样简单。就我们自己的国家来说，还有个与古代“汉学”的区别的认识问题，此“汉学”非彼汉学。我们通常把汉代的训诂之学称为“汉学”，也称朴学，显然与西方学者意义的汉学有严格的区分。关于西方汉学，一些外国学者自己也承认，它还应有西方殖民主义的产物的一面，有为西方殖民主义侵略中国的需要服务的历史问题。当然，也有学者着重从Sinology这一词汇的本意分析问题，认为简单地把Sinology译为“汉学”是欠妥的、片面的。他们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范围的扩展，“汉学”的研究内容越来越多，涉及的学科越来越多，所以，“汉学”的提法不比“中国学”更加优越。实际上，这些学者所意义的汉学，已经不是汉学了，是中国学，英文叫China Studies。还有学者说，由于汉学的发展、严谨、以法国为首的传统汉学和美国为首的现代汉学——中国学，已经形成了互相兼容并包的状态。其负载的传统和内容虽然不同，但发展到现在，可以说是互为表达同一个学术概念。
根据一段时间的思考和研究，我个人的想法就是，“汉学”和“中国学”还是有所区别的好。所谓“汉学”（ Sinology），主要指的是海外学者对中国历史、文化和语言的研究，以人文学科为主的研究；所谓“中国学”（ China Studies），指的是海外学者对现当代中国研究为主的研究，涉及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的方方面面。中国学的研究很宽泛，对象包括人文学科、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多个领域，远非传统的古典研究所能容纳。我想所以这样理解，也是一种基于现实情况的考虑。在美国哈佛大学，这样的区别就很明显，燕京学社多年以来就是以汉学研究为主的，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就比较多关心现实中国问题的探讨，仅管两个机构的研究内容多少会有一些交叉。哈佛大学一条大街之隔，同样是中国研究的机构，就有如此的差异。在欧洲，汉学和中国学的区别也是明显的。在法国，到现在为止，还是传统汉学研究比较重视；在德国，现代中国学的研究还没有开展多少年。这种区别在一些高校中还特别明显，你搞错了，他们还会生气。所以同样是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怎样称呼更好呢？我个人觉得，还是应该实事求是对待问题，实事求是来称呼他们的研究，心里有根基本底线。出于工作方便和联络的需要，我们可以统称他们的研究为中国学，但具体问题可以灵活些，不要千篇一律，否则把我们自己框死了。
我所以这样考虑，还基于国内这样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团结和谐。如果我们简单地把外国人对中国问题的研究都成为汉学，那么蒙古学、藏学、西夏学等一系列的学问怎么摆？我遇到一位内蒙古的学者，他就对“汉学”的提法有意见，他说把蒙古学放到“汉学”里去很不合适。我们注意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和外事局合编的一本《世界中国学家名录》的绪言就非常注意这一问题的处理。新加坡大学郑永年教授最近说，中国学和汉学是不一样的，汉学重人文研究，中国学更强调社会科学基础上的中国问题研究。中国的现代转型是比欧洲转型大得多的转型，中国的研究应该对国际社会科学研究有贡献，如果中国学不被国际主流社会科学所重视和整合，那是非常遗憾的事情——科学的成分和社会的成分应该是互动的、一起进步的。郑教授的这一意见很独特，是多年来少见的一个新见解。他注意到历史的纠纷和歧见，更注意从现实世界发展格局的重大变化去认识和把握中国学研究的战略意义和价值。这是应该引起足够重视的观点。
三、再提接受史学问题
我个人一直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有一个对史学的接受的研究问题，或者叫接受史学。什么叫接受史学？就是对史学传播和接受问题的探讨。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我们看看中外史学发展和传播中的一些问题就可以明白了。打开中外史家的史学史著作就可以发现，这些著作都是以研究史学家及其史学著作为主要内容的，也即主要研究某个重要史学家、某部重要著述撰述的时代背景、撰述目的、编纂特点、史学思想、史料情况等，很少有对这部重要史学著作在社会上传播和影响问题的探讨，也就是说，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读者对这部史著的接受、传播及其由此产生的进一步影响的研究。既然历来的中外史学家都很重视史学的社会作用、学术影响和社会功用的问题，那么，作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学者，怎么可以只研究史学著作输出影响的一面，忽视读者、社会接受的一面？所以我在想，严格来说，历史学的全过程，应该包括史家撰述的过程和读者阅读接受的过程，这两个过程的研究同样重要。只有当史家完成著述，出版了，发表了，并由读者阅读接受、从中汲取知识并影响到自己的生活理念行为方式，这样，史学撰述的全过程才算真正完成。如果我们的史学工作者只注意史家的著述过程，忽视读者和社会的接受过程，就会是不全面的，或者说只完成了一半的研究。从这样的思路考虑问题，就会觉得只有“一半的”研究不能说是完满的研究，会影响史学发展全过程特点及其规律的探讨，影响对现实史学实践的理论指导意义。所以，我们对史学研究的过程中，应该注意到对史学接受问题的探讨。
关于史学接受问题的探讨，我想从理论上看，大家应该会同意这样的基本说法。就我个人而言，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从1980年代开始，就一直在想这样一个问题。当时的一篇文章就发表在1986年第6期的《历史教学问题》上，提出对史学研究的三个部分的问题：一是对史学主体的研究，即对史学著作、史学方法、史学理论、史学思想的研究；二是对史学的接受者或读者的研究，即对史学著作产生的社会影响和学术影响的研究，是对他人或后人接受此前史学著作的史学思想、历史观点、研究方法及其编撰思想后的史学诸种情况及其影响程度的研究；三是对史学中介的研究，探讨史学著作在传播过程中被介入的因素及其影响。当我们从史学接受、史学传播或史学影响的角度思考问题时，史学研究的天地好像一下会开阔许多。当时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主要是受了文学领域接受美学和接受文学理论的影响。
1980年代，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各种西方学术思潮涌入中国学术界，其中就包括西方的接受文学理论。最早提出“接受文学”理论的是当时联邦德国康茨坦斯大学的法国文学教授汉斯·罗伯特·尧斯教授，他1967年发表的《文学史作为文学科学的挑战》一文中，提出了“接受文学”的论纲。这一论纲认为，文学研究不能单纯以作品为对象，应该把读者也作为文学科学的研究对象，他认为应该由此出发，克服关于文学艺术的“独立性”主张，恢复文学与历史的联系。与此差不多同时，接受美学理论也提出来了。他们都更重视对文学、美学社会接受问题的探讨。这股风也刮到日本，日本也产生了一批接受美学、接受文学研究的著作。这当然对我们那个时代的史学理论研究的学者有触动。我就曾经买过一批这样的新书仔细阅读过。这不能不使我们思考它对历史学科理论和方法论的借鉴意义和变革意义。也确实是这样的，当我们越来越重视史学和现实的关系的时候，史学的社会接受、史学和读者之间的关系、史学的内在功能和史学的社会效果问题的研究，就必然被提上议事日程。这和文学对接受文学、接受美学的研究没有什么两样。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李红岩先生很同意我的想法，支持给力，我很珍惜。
但这与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有什么关系呢？我以为有一种天然的、必然的联系。正是对接受美学这一新的学术理论思潮的探讨，引起我们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新思考。我在给研究生的上课中也一直强调应该有这样的理论思考。最近，一位博士研究生就对我提出这样的问题，他说自己正在想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海外中国学涉及到一个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自我身份认同”，以及掌握文本分析技巧的问题。海外中国学天然地具有一种跨文化和跨区域的特性，是在研究与反研究之间的互动中逐渐成长起来的，这里涉及到汉学家、中国本土学者、华裔学者、女性学者等不同国籍、不同身份、不同性别、不同阶级的人群，由此而带来的“身份认同”问题影响着其所研究的内容和采取的视角。作为研究海外中国学的学术人士，不可避免地要在不同的身份中游动和移情，而此前的研究似乎对此关注不足，在研究中不自觉地采用了“同质化”或“二元对立化”的视角。他认为这应该是要加以警醒的。他写道：“我在学习和研究中也感到，在阅读海外学者的作品时，还是需要掌握一些当下的文本分析技巧，才能更好的把握其深层次的内涵。就像老师提到的接受美学理论一样，现在的文化研究理论和批评理论有太多的可供我们使用的资源，尤其是历史学的‘文化转向’或‘语言学转向之后’，其作品本身所具有的后结构主义的特色，就要求我们不得不进一步update我们所掌握的理论工具，当然，这都可以放到史学理论的框架下讨论。”
这位研究生提到的问题已经比我当时考虑的问题更深入了，我是高兴的，“青出于蓝胜于蓝”，后人不超过前人，学术怎么发展？对接受史学的思考，确实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研究，尤其是对海外中国史学研究的思考。没有这样一种视角的转换和研究方法的更新，一些问题和研究领域很难得到突破。
作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工作者，你要做好这一行当的研究，要研究透中国的史学，必然会碰到一些十分具体的问题。首先就是对中国古代史学的特点和价值问题的探讨，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无法离开对对海外中国古代史学研究方方面面成果的探讨。世界上《史记》的翻译本子那么多，美国、法国、俄国、日本、韩国都有，如果我们不去设法厘清世界各种文字的译本和研究文字，《史记》的国际学术影响和地位能弄清楚吗？韩国、日本、越南的古代重要史书，用的都是中国纪传体，你不弄清这些情况，能讲清中国纪传体史学体裁的价值和意义吗？而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海外中国史学著作及其理论著作被翻译进来，有学者担心以往多年闭关锁国情况下的中国史学及其史学专家，能否承受得住这如同洪水猛兽般的外国著作和学术理论的影响和冲击？是不是会随着西风一边倒而爬不起来？这时候，对接受史学的研究就会起很大作用。
一部有影响的史学著作，不仅同时代的各种人阅读它，不同时代的各种人也阅读它；不仅本国人阅读它，异国人也在阅读。时代的变迁发展会使读者对史著的洞察和鉴别能力不断提高，对史著潜在意义的评判也会越来越丰富。在海外中国学作品被大量译介进来的今天，更是需要从接受史学的角度来看待作为“他山之石”的西方中国学作品，保证我们能够更加深入的理解、批判和接受它。实在地说，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很重要原因，也是出于对这一问题的考虑。
四、学术史研究是大局
李学勤先生曾经说过，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应该从学术史入手，从学术史突破，这是非常重要的学术思想和观点。对我们这些原本就是进行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人来说，这一问题显得更直接、更明确。
我也一直在想这样的问题，学术史研究应该是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重要的基础建设工作。任何学科的建设都会有两个最基础的方面，一个是学科方法论的建设，一个是学科发展史的研究。前者涉及到学科发展的灵魂和核心，后者是学科发展的主干和躯体。对学科过往历史的具体过程、成果方法、经验和教训的探讨，会影响和决定学科发展的现状乃至未来，所以学科史的研究在学科建设中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尤其需要明白的一点是：学科史的研究和具体某一学案、某一专题、某一事件的探讨是不一样的，它永远带有居高临下、统领和影响全局的意义。学术史研究通过对学术发展演变的梳理、复原、重述，寻求其发展演变中的特点和规律，这样的研究，对学科的整体建设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理论意义。所以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必然会有这样一个重要的基础工作。做好对海外中国学研究史的研究，是深入开展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基础工作，也是我们目前正在做的主要工作。
但做好对海外中国学发展史的研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虽然这是和中国历史发展有关的问题的研究，但毕竟是在人家国土上发生的。怎么做好对海外中国学史的研究？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工作。就中国史学史这样一项研究，也是20世纪上半叶才有所涉及，梁启超还算是涉足早的学者，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真正开展起来，并取得比较显著的成就。所以要做好对海外中国学史的研究谈何容易？美国中国学发展史有200多年，在异域和英语语系中进行的，要把这样的全过程厘清，光资料的搜集就够累，还不说对语境、学术思潮、研究模式的充分理解。这是我们面临的很大挑战。
我觉得这时候我们很需要借鉴中国史学史研究的经验。我们在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过程中，很重视前人对中国史学研究的总结和反思的成果。中国史学史上的《史通》和《文史通义》，就是两本很重要的代表作，对中国史学发展史作了很好的探讨和总结。这一经验有助于启迪我们对海外中国学史的研究。就是说，为了做好对美国中国学史的总结，我们应该首先注意一下对方这方面的类似研究著作和成果，看看他们是怎样给自己以往的道路、经验和成果作回顾、作分析的。这应该是我们对美国中国学史研究的一面重要镜子和捷径。
沉下去以后就会发现，美国学者对自己中国学发展经历的总结和反思还是十分重视的，有很多的成果和代表作。他们对中国学研究的总结的工作从来没有间断。1928年的首次中国学会议及其相关文件是一次比较重要的回顾和总结。当时的一些重要著作和论文还回顾了这一时期美国各大学的中国研究情况。一直到最近，关于中国学研究的回顾和总结文章还源源不断出现。1993年，沈大伟（David Shambaugh）主编的《美国的中国研究》是一部包容广泛的著作，对相当一段时期的美国中国研究做了总结。最近又一本新专著问世，题目是《北美中国学–研究概述与文献资源》，对沈大伟著作以后的情况又有新的探讨和总结。丰富的总结与反思是学术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学术演进过程中自我完善的必然过程。这是美国中国学自我反思的源源不断的动力，也给我们提供了一次又一次得以窥探的机会。
当然我们对美国中国学史的研究和总结，不是为总结而总结，归根结底，还是要寻找他们发展的契机和规律；或者说，从某种规律和机遇中去把握他们的发展。这是应该十分重视的问题。有什么重要特点呢？我们发现，首先，他们的一些重要总结和反思论文总是在中国学发展重要的时刻出现的，就是说，美国中国学发展及其总结反思状况，总是和美国国内形势、中国国内形势、中美关系、东亚地区局势的变动有关。这时的一些重要总结和反思，不仅会影响到新的研究的格局、理念和方法，甚至还会影响到国家政治和外交，影响到他整个对外发展关系的大局。其次，也是我们注意到的一个重要情况，就是参与这类中国学研究回顾和总结的人，往往是他们国内这类研究的大家、学术带头人，像赖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费正清、林德贝克（John M.H. Lindbeck）、魏斐德等，这些人亲自主持和撰写过多篇中国学总结和反思文章。我想，这可能有多重原因：首先，他们一直是学科前沿的人物，他们知道学科发展的大局和格局；还有，也需要由他们去指点学科发展的问题和未来，由他们负责具体操作。
由对对方的中国学史研究的总结成果为突破点，有助于我们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探讨，逐步形成属于我们自己的系列的对美国中国学史研究的探讨成果。希望这应该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中美是世界上两个重要大国，两国关系也是彼此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美国对中国的研究这样重视，有众多的机构和专家在探讨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作为双边关系的另一方，我们要加强对这方面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尽可能借鉴和应用这些资料，少走不必要的弯路。当然，也要注意到他们的研究成果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偏见和局限，要用批判的眼光看待和分析他们的研究成果，不能因为有价值就随便用，不加思索就吸收。要知道，就像柯文这样的学者还在不断反思自己“中国中心观”理论框架中的偏颇和问题。过去毛主席一直批判学术研究中的“言必称希腊”的问题，这个问题现在还存在，也许是一个要长期注意和警惕的问题。西方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发源地，他们用来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会积累一些好的研究经验和方法，但也会有死搬硬套的东西，所以我们一定要站稳自己的脚跟。但我们又不能不注意国际社会科学的发展和自我调适，否则会被边缘化。所以要在充分了解、收集和运用好资料的基础上，做好我们对美国中国学及其发展史的探索。这是我在这次学术沙龙上谈的一点小感受。年轻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应该感觉到肩上这一担子的份量，我们大家共勉。
本文原刊：《安徽史学》2011年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