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从睡梦中醒来，
黑夜本身是不足畏惧的。
《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是我们研究中国社会宏观结构的第二本著作，它是《兴盛与危机》的续篇。在这本书中，我们试图以一种新观点来诠释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现代史，提出超稳定系统在对外开放条件下的行为模式。在论述正文之前，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如何写这本书，也许是有意义的。
1.大时代的历史感
青年时读汤因比（Arnold J.Toynbee）的书，最难忘的是他写《历史研究》的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汤因比乘东方快车自伊斯坦堡一路西行，巴尔干半岛上古远缥缈的高山平野，使他想起昔日文明的光荣与血腥，一种奇异而壮丽的历史感在心中涌起。他感到“一战”的欧洲和修昔底德（Thucydides）写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时代的类似。他把自己的构思写在一页纸上，从此一生就为实现青年时代打下的提纲而奋斗。当时说什么也想不到，类似的故事居然也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青年时代的探索，由自然科学涉足于人文历史领域，我们为自己的历史研究也付出了代价，但我们一直没有放弃探索，对近现代史进行思考，所有这一切也都起源于青年时代的历史感。
所谓历史感，是指人突然对自己生活的时代有所领悟，把人类今天碰到的种种问题和数千年来我们祖先生活的社会联系起来，从而产生一种企图超越某一个特定时代、某一种特定文化社会规范来考察历史的意识。它往往出现在社会或思潮发生重大转向的历史关头。我们对中国历史的思考最早开始于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这种企图重新审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走过道路的历史意识萌发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并不是偶然的。
今天，几乎没有人会否认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现象之一是全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兴起和终结。只要追溯1989年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解体的历史因果链，就会发现中国的十年改革也是这一制度内部出现巨大自我断裂张力的重要根源。而中国1979年后的改革开放正好是“文革”摧毁了乌托邦的后果。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实践的转折点。在这种转折关头所激发出的思考无疑有着特殊意义，何况这么多年的经历为我们提供了海外人文历史学家很难具备的特殊视角。
60年代中期，社会批判意识有两个基本角度：一方面来自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胜负难分的拉锯战，它们各自用自己的价值体系来批判对方，形成五花八门的理论；另一方面是青年人的普遍反叛，新一代以自己特有的敏感和热忱向权威提出挑战，对一切现存制度的合理性进行再思考。而我们恰逢这两股潮流的奇特交汇点，既感受并经历过红卫兵运动的狂热，又为席卷整个西方的愤怒青年之反抗而激动。但是和西方青年不同，我们是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下长大的，了解这一政治文化巨灵内部的五脏六腑。当文化革命中乌托邦幻灭，那些被掩盖着的社会问题向敏感青年显现时，我们突然被一种重大的历史意识所震撼，这就是发现了统治的意识形态与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某种传承。
也许，很多老一辈的人早已察觉到这一点，1949年共产党进城，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将其当作一个新王朝看待。我们和老一辈不同，深知社会主义本是批判资本主义、企图超越资本主义的产物。无论是封建专制，还是产生这种专制的文化、经济土壤，都是共产党人力图摧毁的东西。但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反传统却造就了一个做梦都没有想到的后果——就在他们以为彻底砸烂旧社会并在它上面建立了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之时，却无法摆脱封建社会的影响下的封建专制。
固然，马克思主义者可以据此认为马克思主义从未真正实行，现有的社会主义是假的，而自由主义也可以因此宣布马克思主义的虚妄。但我们认为，这一过程本身的意义远超出这两种价值判断之外。它恰好表明在中国一百多年社会改造的历程中，制约着中国社会变迁的深层结构没有被真正意识到，结果是历史好像在跟人开玩笑：本来想走进这一个房间，却发现走进另一个房间。从世界范围看来，社会主义实践无疑是人类第一次有意识地干预社会演化，它的奇特后果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看都是全新的。当时，我们刚二十岁出头，历史感的涌现改变了往后的人生道路。我们放弃了自然科学的研究，决心转向社会科学。我们隐隐感到，这个问题的探索也许要用一生的努力才能实现，它是向一个未知的庞大怪兽作战。当时中国是最封闭的，几乎看不到国外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我们是从自然科学中吸取方法的。这就是把控制论、系统论引进历史研究。
我们发现，从秦汉帝国建立一直到今天，中国社会深层组织方式一直没有改变，这就是社会的整合建立在人们对某种统一意识形态的认同之上，我们称之为意识形态与社会组织一体化。正是这种组织方式造成社会主义和封建专制的类似性。当时我们把这种思考写成一份六七万字由三部分组成的提纲。第一部分是中国传统社会组织方式研究，它包括在研究方法上批判经济决定论，引进系统演化方法来建立社会变迁模型。由于中国传统社会的组织方式是儒家意识形态与社会政治组织的一体化，就造成社会演化呈现出与西方完全不同的类型。在这种社会结构中，新结构难以在旧组织中成长壮大，旧社会结构瓦解后又会再次修复，社会演化呈一种奇特的动态停滞，我们称其为超稳定系统。这种组织方式造就了中国古代盛大辉煌持久的文明，但社会进步积累又为周期性大动乱所中断。当西方进入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时，中国也就从先进转化为落后。超稳定系统假说解释了中国封建社会在相对与世隔绝条件下长期延续的原因。
第二部分内容是研究超稳定系统受到西方文明冲击后的行为，它应该包括用超稳定系统理论对1840年至今天的中国近现代史重新进行诠释。当时，我们虽然明确地意识到，1949年中国建立的社会是毛泽东思想和社会组织的一体化，在意识形态和社会组织关系上与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同构，但我们当时的学识不可能了解，传统一体化解体后，中国为何还是会最终建立这样一种结构。不过我们却十分强烈地感受到，正因为在今天的社会结构中意识形态和政治一体化的组织方式未曾改变，当中国共产党人用这种组织方式来实现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社会理想时，却仍然在封建专制主义中运行传统。
当时，我们还用这种社会组织方式来探讨文化革命的原因和它带来的后果，它是研究提纲的第三部分。三部分中第一部分最为详细，它后来成为《兴盛与危机》一书内容的基本思想。70年代中期，我们在河南郑州大学任教，从那个时候起就开始广泛收集材料，与来访的朋友讨论，为今后实现这一提纲做准备。
2.逃避近现代史
人在青年时代所抱的理想，如同一个向四面八方涌射之源泉，任何一个方向之水源都可能会转化为汹涌的激流。但是当你选择了某一个方向，也许一辈子就跟着这一方向的激流走。如果不是有巨大的意外事变，往往再也不可能回到原有起点，去展开青年时代梦想的另一部分。我们的研究提纲也是如此。1979至1989这十年，中国大陆推行改革开放，出现了1949年后从未有过的思想文化发展的好气候。我们研究提纲的第一部分获得了充分展开。1980年，我们发表了论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的论文，在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1981年，我们进一步把论文扩充成专著，《兴盛与危机》一书于1984年在湖南出版。1987年，我们结束一年美国访问归来，开始对《兴盛与危机》作全面修订。我们吸收了近十年学术界的研究成果，验证和细化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假说，以对海内外各种批评作出回答。（《兴盛与危机》的修订本，拖至1992年才改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进一步锤炼方法论之剑，把来自控制论、系统论、突变理论中的内容和社会科学历史结合，转化为我们自己在运用中不断成熟的新分析工具。
1979年到1989年这十年的生活紧张而忙碌。我们出了一本又一本的书，与朋友们一起开创了《走向未来》丛书等民间文化事业。光阴飞逝，正如诗人所说“活得匆忙，来不及感受”。中年人的忙碌和沉醉于忙碌带来的成功感，实际上和吸大麻差不多，用占满每天时间来逃避人生的空虚，使他忘却那个青年时代立志一生去追求的理想。正如孙行者画地为牢不让唐僧离开以免受外界伤害一样，当时我们所有探索都有一个不曾逾越的限制，这就是闭口不谈近现代社会变迁。事实上，无论是我们在哲学方法论上的创新，还是历史文化探索，都只是青年时代拟下提纲第一部分之细化。而青年时代历史感的主体，却是对中国现代社会和传统的类似性的体悟，近现代史应比传统社会分析更为重要。可以说，我们是为了解决近现代社会变迁之谜才去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攻其坚必先利其器，我们却整整十年沉醉在磨剑之中，好像造剑本身就是目的。实际上，这是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逃避。
这种逃避来自中年人特有的以成熟和坚强为掩饰的懦弱。青年人在追求真理时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中年人却由于深知前人之专业研究，了解这潭水有多深，就固守“不知深浅，切勿涉水”的信条。我们知道，无论从材料上，还是问题的复杂性上，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的研究都远比传统社会更难，这是一个更为庞大的领域。任何一个仅仅了解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学家是不可以凭主观想象和直观外推来理解近现代的。我们在已开辟的领域中比较容易取得成果，但转到近现代史，就可能被史料淹没而一无所获。而且，我们提出超稳定假说已几次被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中国近现代史涉及的问题在政治上远比古代史敏感，即使写出书来，也难以出版。
青年时代的历史感犹如初恋时对爱情的向往，它虽被中年繁忙的应酬和社会责任而造成的心灵麻木所压抑，但有时仍会如大鹏般突然振翅欲飞，在被专业和理性禁锢的铁笼中，带来阵阵不安和骚动。直到某一个重大转折的来临，往日努力的成果和瓶瓶罐罐被意外事变打碎，在十几年耕耘中自己筑下的所有藩篱均被重大历史事变拆除，青年时代的目标才会再次在生命和真理的追求中凸显出来。这一天终于到来了，这就是1989年4月以来我们长居香港之后，像青年时代那样听从历史感的召唤，再次进入新的探索领域。
3.孤独者的回应
1989年4月初我们应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邀请，作五个月的学术访问。正在这段时间，中国出现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在香港留了下来。当代学者常用“内在流亡”来比喻现代人内心的孤寂。在现代，人与人之间心灵的距离虽已被喻为如一个星球和另一个星球那么遥远。流亡是把一个人彻底和他原有的社会角色相孤立的过程。中年人惨淡经营十几年的文化事业毁于一旦，多年共事的朋友群消失了，他甚至不能照顾年迈的父母，不能再对儿女负起应有的教育责任。在原有的社会角色粉碎之后，一种类似于麻痹症般的无力感开始不断扩展。本来，我们正努力推动事业不断向前发展，是文化思潮的理性反思者，而在此之后，激烈的简单化情绪代替了理性，批判意识被用道德为旗号的指责败坏，中国和西方的关系一度退回到冷战时期。作家失去了读者，理论家失去了预设的论辩和说服对象。新文化的创造再次被政治干预和社会关切的变化所中断。流亡者的镜中形象不再是一个社会历史和文化积累中的自我，而是赤裸裸孤立的灵魂和躯壳，原来生活的社会赋予人身上的种种意义不再存在。萨特（Jean Paul Sartre）说，我写作故我存在。加缪（Albert Camus）说，我反叛，故我存在。对于我们这一代人，中华民族历史的苦难犹如苍天一样笼罩着我们的青春、生命和思想，从青年时代起，就意识到我们是为着中华民族未来的命运而存在的。但是现在我们还能为祖国做什么呢？
香港中文大学位于八仙岭之南，往北只要翻过两重山峰就是中国大陆。我们常常站在阳台上，面对北方群山，看着太阳徐徐下山，身后华灯亮起，一个灯火辉煌的现代化都市和黑压压的北方构成明显对照。我们在孤独中痛苦地沉思，思考常被九广铁路上轰响疾驶而过的火车中断。是的，对于孤独的思考者、立志把祖国的未来当作自己命运的中国人，我们既无政治权力，又无经济实力，除了已被社会冷漠的文化学术研究外，我们什么也不会做，我们应该做什么呢？我们又能做什么呢？
中国也许真的又到了一切理论研究、任何文化创造都是多余的时代，社会正在黑暗中酝酿着改变它的各种新动力。然而在中国历史上，从来不缺乏各式各样推动力。问题的关键在于，大多数新的动力出现时，它们往往是盲目的。我们的祖父辈不正是被它们推着走的吗？到了我们的父辈，力的方向改变了，他们又被改变了的力推着走。80年代，我们对父辈创造的精神果实和社会体制进行反省之时，却发现自己站到了类似于我们祖父辈的立场。一代又一代人成了历史重复和轮回的工具。在巨大的历史悲剧面前，愤怒开始平息，偏激之情也随着时光流逝变得淡漠，热情却依然留在我们心中。一种把中国今天悲剧般命运和历史遭遇联系起来的思考日益强烈，我们心中再一次涌现出历史意识。正如历史不能对11亿人无动于衷一样，理论家也不能对自己民族在150年中付出的代价无动于衷。尊重历史最好的办法是去大无畏研究她。我们再一次翻开青年时代的提纲，阅读20年前的文字，在种种不成熟的观点和错误的史料背后，居然发现那些曾经激动过我们但后来却认定是幼稚的东西仍然正确，心灵再次被青年时代的历史感所震撼。
我们为十几年来下意识逃避近现代史研究感到羞愧，决心着手写《兴盛与危机》的续篇，探索自1840年超稳定系统对外开放后的社会结构的演变。思想家有自己的战场，那就是去战胜（认识）那些人们创造出来但又难以驯服的观念。在社会巨变中，有多少观念如过眼烟云被人遗忘，又有多少观念被历史积淀形变，上百年来它们吸收着民族血汗和精华，成长为庞然大物，使每一个后继者都生活在它的阴影之中，视它们为理所当然。理论家与错误的历史观、不公正的偏见，以及控制着人们的意识形态之战犹如解除魔咒，为了让理性之光照亮观念的群山，就应使它们恢复人创造历史时的本来面目。这种战斗在本性上是孤独的，有无读者和观众多寡对战斗者没有影响。在80年代文化热时期，理论探讨如罗马角斗士进入斗兽场，在社会众目睽睽之下进行，新观念一提出就立即得到观众响应，即使思想苦斗毫无结果，参与者仍能从过程本身得到满足而毫无怨言。但是在绝大多数场合，思想探索不是一项可以忘情于人群的公共活动，思想家必须习惯于孤独的战斗，这是他唯一能对社会挑战所做出的响应。
4.涌现“历史记忆”
当我们沉入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时，才开始理解为何这一领域的突破如此困难。我们碰到的第一个障碍是：中国150年来的社会变迁被人为地割裂成互不相关的几段。青年时代，读毛泽东词《念奴娇？昆仑》，最不解的是诗人因环球大同理想，用倚天宝剑把莽莽昆仑山砍成三截，一段遗欧，一段赠美，第三段留中国，以达到世界“同此凉热”的目的。整体的中国近现代史很像诗中昆仑山的命运，在当代人心中隔裂为三个难以相通的部分。第一部分是晚清（从1840年到1911年），其主线为中国传统社会受到西方冲击，大一统封建王朝步步解体。第二段是自辛亥革命后至20年代这十几年，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变迁的主线是文化观念大变革，爆发了全盘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中国产生了马列主义和三民主义两个新意识形态。第三段是1927年以后，中国社会再次整合，国共两党的斗争成为现代史的主线。这三阶段因历史主线不同，研究清末历史的专家不一定熟悉在年代上只差几年的新文化运动；研究新文化运动的学者则可能不了解国共两党的历史。这种断裂带来的另一个严重后果，就是中国人对近现代历史记忆的短暂。每隔十年，恍若隔世，正如代沟一样，青年人往往对上一代的心态和经验毫无所知。可怕的是近现代史专家也陷入了类似境地，他们只研究某一段的历史，仅在自己熟悉的领域中提出问题，总结历史经验，从而使历史反省受到无形的限制。
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派的心理医生常常用催眠和解梦来驱除笼罩着病人心灵之观念压迫，使人从过去的梦魇中得到解放。历史学家恢复历史记忆除了要突破专业藩篱、尽可能从自己熟悉的那种对过去之解释中摆脱出来以外，还必须把自己放到历史变迁中去，用自己的心来感受发生过的重大历史事件。在阅读近现代史的史料体验中，我们发现，表面上发展主线完全不同的近现代史三个阶段存在着结构性的关联，这就是意识形态和社会组织的关系。晚清史的主线可以归为在西方冲击下士大夫对儒家意识形态认同出现危机和大一统王朝解体；新文化运动则是中国知识分子抛弃儒家意识形态寻找新意识形态之运动；而五四以后的历史主线是两种新意识形态相互竞争、称霸并重新整合社会之过程。
它符合我们在《兴盛与危机》中已阐明的超稳定系统的基本组织方式，即意识形态和社会组织一体化的假说。我们认为，当传统的一体化结构不能抵抗西方冲击时，就会出现传统意识形态的危机，以及相应一体化组织之解体，但是由于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与社会组织一体化这种组织方式没有改变，危机的后果只会是意识形态更替，即用更换意识形态以产生更具社会动员力的一体化组织来适应西方冲击。也就是说，只要把超稳定系统的基本结构放到对外开放条件下去考察，其典型的行为模式已不是王朝周期性的崩溃与修复，而表现为“传统一体化结构解体——意识形态更替——新一体化结构建立”的三部曲。在与世隔绝条件下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和对外开放条件下更换意识形态，并出现与传统同构的新一体化结构，都是超稳定系统基本组织方式的表现。
5.新意识形态的迷思
一种基于灵感的构思，不管它多么诱人，多么具有表面的说服力，但和社会科学理论仍有十万八千里距离。走完这一路程不仅仅是收集事实材料的艰苦铺路，还必须克服思想逻辑方面的困难。我们用来把握近现代社会变迁的新历史观是超稳定系统在对外开放条件下社会结构的转化，它由“传统一体化解体——意识形态更替——新一体化结构建立”这三个环节组成，虽然它在宏观上与近现代史主线相符，但是在这三个阶段内在的逻辑关联被阐明并得到历史材料支持之前，它仍不能算作科学假说。
人们很容易理解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意识形态因不能应付西方冲击而解体，但是为什么会导致弃旧图新意识形态更替运动呢？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会在反传统之际认同马列主义和三民主义？三部曲中第一阶段和第二、第三阶段有什么联系？这是整个模式的基本困难。以往的历史研究，大多局限于对1915——1924年这十年新文化运动思潮本身的分析，来阐明反传统知识分子信仰马列主义的理由，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诉诸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心理，即认为由于共产主义是源于西方又反对西方的意识形态，因此对于被西方侵略又不得不向西方学习的中国人具有特殊魔力。这种对中国人亲和新意识形态的解释是简明而有说服力的。
这种解释最大的问题在于，它仅仅从文化心理层面来分析意识形态更替，而忽略了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的互动，新文化运动中新意识形态的出现就和19世纪末开始的社会巨变割裂开来。而且由于马列主义明显是一种外来意识形态，这种史观由于看不到中国社会亲和于外来意识形态巨大的内在结构性动力，其不可避免的结论是把中国现代社会看作传统的断裂。这就使中国现代社会变迁的一些重大特征，都显得怪异而不好理解。如30年代三民主义向儒家传统的复归，马列主义的儒家化——毛泽东思想的出现，以及1949年大陆新建立社会结构和封建王朝的类似性，都难以纳入逻辑一致的分析架构。
本文原刊：《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