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1992年9月来华中师大历史所读书的，游兄是在1993年9月来历史所读书。读书的时候，我们的宿舍相隔一间，他进入宿舍要路过我的宿舍。每天我起床的时候，打开房门总看到他晨练后匆匆回来的身影，感觉他特别自律，是一个有抱负的人。尽管他起初是在职攻读博士学位，但他好像总是在学校上课读书，闲暇时我们一起聚餐、散步，这里游兄就是我们中的主角，现在在我脑海中常常出现的就是华中师大研究生楼宿舍里，他坐在透着一缕缕阳光的窗台下，神清气爽、“飘然有凌云之意”的样子，阳光与树影映照着他，他的英俊神态在流光溢彩中熠熠生辉。在我脑海里，还有他另一种形象，有时候我也会独自去他宿舍坐一坐，他会淡淡地笑一笑，说：“林兄，来了，坐”。当我们私下谈一些切己的话题时，他会露出一丝丝疲惫、一丝丝忧愁、而最终又是一丝丝无奈的神情，我现在回想起来，这也许就是他精神世界的本相。
我毕业之后来广州华南师大工作，虽然我每次到深圳都想找他聊一聊，但因为忙于顼事，见面不多，联系并不多，有时候打电话，也就是有事说事。去年上半年我曾有事打电话找他，他在电话中告诉我打算退休的事，我也没有细问；今年过年的时候我给他发短信拜年，他就回了一个字：“好”，我心中也有一些异样的感觉，但也没有打电话细问。虽然与游兄联系不多，但游兄一直都是我内心很亲近的人，我却一直不知道他在这一、两年里经历爱妻患绝症、无奈退休和爱妻去世的变故，我太太事后责怪我当时为什么不肯多问两句，我也只能默然以对。我是在游兄遗体告别仪式举行前的一个小时才得知他去世的消息，是深大的一位朋友在深大网站上看到消息打电话告知我，当时我住在从化，家里信号不好，我慌张跑到院子里不断地给老师和同学打电话询问详情，斯人已逝，遥望蓝天白云西去，徒呼奈何。虽然我也年过半百，但还没有经历过内心很亲近的人的过世，在以后的两三月内，常常想起过去在一起的种种事情，想起游兄的音容举止，想起他身前身后，心中不时飘落着不忍与不舍的思绪。
一
我们读博士的时候，博士并不吃香，社会上流传的“傻博士”的说法，所以高钟师兄、游兄和我几个“从社会上来的人”那两年能够入校读书，但是学校有它的学院文化，像我们几个不循常途的人可能给人“怪怪的”感觉，像我还比较好理解，因为长期在县里工作，读博士应该说是一个进大城市、改换工作的机会，像游兄就不好理解了，他曾在贵州省委工作，读书时的身份是深圳一家证券公司的总经理助理，又跑回学校实在是“不合时宜”啊。好在与我们一起读书的熊志勇兄和陈曼娜学姊虽然来自高校，但原来也曾在社会上摸爬滚打，我们都能谈得来，相处融洽，精神愉快。
高校确实有一些“混文凭”的“从社会上来的人”，但游兄决不是那种人。游兄虽然毕业于贵州财经学院，是商科的科班出身，后来在省委机关工作和商界弄潮，但他对中国文化有深深的热爱，也有深湛的积累，他对道家与道教的经典非常熟悉，有他自己独到的理解。我感觉他在文化方面是有很大的抱负，有一次在宿舍过道中他感慨地对我说：“老林啊，像×××那样的话，我也能说！”×××是当时很火的文化大师，游兄的话并非狂言，他说出的话的确是达到了很高的境界，有一种飘逸的形而上学的美感，我感觉他的确有一个做文化大师的抱负，我当时就猜测他来读博士可能也是他借以实现自己抱负的步骤。所以，他在华师读书是那样的陶醉在读书之中。我记得他起初是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的，但他几乎像我们一样在学校里看书上课。他的朋友很多，他也几乎与朋友断绝了联系，每天潜心读书。印象中他只有一次接待了一位北京来的老总，他是游兄当年在广州商场打拼的老友，他专门来学校看游兄，并请我们吃饭，记得这位老总在酒席上说：“你们这些博士的博，应该去掉竖心旁，做一个搏斗的搏士”。他的意思大约是劝大家应该去商界打拼，不要在校园里修身养性、无所作为，游兄在旁边淡淡一笑，神态中尽显从容与淡定。
正是因为游兄的抱负和治学态度，我一直很敬重他。我也是七八级的，在我们读大学的那个时代，大学里还有一些民国时期的大学教授，他们那种视学术为生命、追求纯粹知识的精神曾经感动过我们。我很庆幸，在当年“全民经商”的狂躁中，游兄又感动了我，树立了一个基本的治学态度。我虽然比游兄小不了几岁，但他在我眼中，或者说在大家的眼中，经历丰富，也是一个成功人士，他的经验与行为能够给我们带来情感、信念与行动。特别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游兄是一个将治学与谋生区分得很清楚的人，我在大学里混了二十余年，还很少见到像游兄这种态度的人。在学校呆久了的人，往往会将治学与谋生混在一起，治学就是为了拿文凭、晋职称，而文凭、职称又是利禄所在，甚至有些人将写文章编书当成了赚钱谋生的手段。游兄心中的确是将治学视为一种神圣的事情，他的治学没有那种铜臭味和胭脂气，而是关注于人生与社会的大问题，具有一种超越世俗的魅力。我们在华中师大读书期间，我还没有听他谈过商界的经历，他每每谈论学问，神情专注，心灵似乎飘出肉体之外，语气与神态中流露出的尽是对学问的虔诚。
当然，游兄也决不是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人，他对生活有很高的品味，看得出来，他追求的是一种简单而有尊严的生活。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谈论什么事情，一贯仙风道骨的他忽然严肃地说：“哦，谋生当然最重要！”从他当年由政界下海到商界，不难理解他这句话的意义。谋生是人的天职，而过有尊严生活是人性的最基本要求，我是在游兄身上看到了这种有尊严生活的价值：日常生活的仁慈与慷慨，不斤斤计较，不功利，不苟且，大度，淡定，对爱人和父母兄弟的担当，对朋友的友谊，对事业的心无旁鹜的执着，所有这一切当然是建立在他的谋生努力基础之上。我是很认同他的人生态度，有尊严的生活既是我们对家庭对亲人的一份责任，也是人性的需要，只有在这种生活中，我们才真正能够有自主的选择和自主的生活。我谋生本领很差，又很不愿意将学问当作谋生的工具，来广州也只能偶尔到外面上课赚点小钱，有段时间去深圳上自学考试的课，见到游兄，游兄很理解，笑我“挣钱不容易啊”，又说：“是啊，没办法，要谋生啊”。后来有一天他忽然打电话给我，说有一机会可以调我去深圳，问我愿不愿去，他强调的意思是那里工资高一些。我当时觉得在广州生活了这么多年，已经熟悉了，生活也过得去，一动不如一静，所以没去。但我一直记着他的盛情美意，他是希望我们的生活能够过得更好。
游兄更向往的是一种精神生活。当他具备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他就毅然决然地走进校园，潜心于学问。那时候外面的生活很精彩，尽管我也意识到自己可能只适合做做大学教师，但面临毕业去向时，我也很犹豫，也很想到外面去混，有一次闲谈起大学教师职业，游兄说：“哦，晴天不受太阳晒，雨天不受大水淋，好哇！”是啊，只有像游兄这样经历过暴晒与雨淋的人，才能说出这样的话。的确，我们真的不能要求太多，一种简单的生活就足够了。游兄的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有时拿来安慰大学同事，而更多的时候是拿来安慰自己。当我确定来广州华南师大工作时，大家都为我高兴，但游兄则有一脸的忧虑，他说：“南方属火，你的命能不能扛得住啊？我跟你算一算，”默念了一会儿，最后说：“还行”。但脸上还是有一丝忧虑。游兄说话常常有些“玄”，我个人感到他的“玄”就是他的期盼与忧虑的表象化，是他表达情感的一种方法。我后来才理解他的忧虑，广州也是商业繁华之地，外面的诱惑大，生活压力也大，人们在追求物质生活时也很容易丧失自我。我太太的一位朋友也说过类似的话，这些地方用人用得很干净，人一天到晚赚钱，最后什么都没有，就剩下一副臭皮馕。游兄是最早跟我提醒这一点的。游兄后来也到了深大教书，从他后来与我不多的交谈中，我感到他在深大的工作是愉快的（大概最后一两年应该除外），他跟我谈起他的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团体所做的《儒藏》工作，他是在真正享受一种校园学术精神生活。
虽然游兄和我在生活路径和治学路径有很大的差异，但我在内心很认同游兄的人生态度和治学态度。尽管毕业后见面不多，但正是因为这份认同，他一直是我心中很亲近的人。
二
我不懂游兄的学问，但也因曾朝夕相处，有幸欣赏到游兄的学问境界和读书治学方式。感觉游兄的学问问题不是从书本中来的问题，而是来自人生与社会的问题，他不屑于顼碎的考据，而是始终关注人的终极价值问题。他的读书也与众不同，我很少见他读论文，不像许多人那样热心从论文中找热点、找题目、找思路，他读书很挑剔，经常读的就是一些关于文化的经典著作。他读书的方式也与我们这些人不一样，我们往往在选择一个问题后，会找一堆书乱码在桌面或书柜，这本书读读，那本书读读，这里抄抄，那里摘摘，但我观察游兄在华中师大读书时，他的桌面总是干干净净，上面放着一两本书，而且往往这一两本书还会放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几乎也没有见过他有什么读书笔记之类。我原来很奇怪，游兄过去从政从商，并无多少时间读书，而且他读书也并不算刻苦之类，为什么他能满腹经纶，口吐珠玑，尤其是对于许多道家与道教经典信手拈来，熟烂于心。后来我才明白，游兄是在用心读书，我看他读书常常会抬头枯坐发呆，眉宇之间有时会有一丝丝忧愁，有时又会一丝丝欣喜，他是在用心体悟，能够将知识与自我融为一体，又能够以博闻强记表达自我。
在我的感觉中，游兄是在用学问修炼性情，同时也希望用学问来表达和传播至性和至情。他漠视甚至卑视不是根于性情的学问。我一直是学历史的，所受的训练也是经验研究和考据学的训练，对于基于性情的价值与情感等学问，虽然有兴趣但基本不懂，游兄见我整天东看看、西抄抄，准备毕业论文，曾笑着对我说：“你将来也会像×××，会成为论文大家”。我知道他是在笑话我，他一直怀疑这些不涉及性情的、形而下的社会科学论文的价值，认为都是工具理性的东西，无补于世道人心，他看不起那些不出自性情、不具有形而上意义的抄抄摘摘之作。我并不反驳他，我能理解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也认同他的观点。
游兄是性情中人，他的学问是在阐释与升华性情，他的交友也是以性情为标准。在我的印象中，虽然游兄后来学历史多年，但他似乎从来没有相信过人的历史性假定，他的学问倾向、他的言行宣告的就是性情就是人的本质。我不懂这是出自遗传，还是个人生命史所赋予？但从他对苗族文化与苗族血统的珍惜与热爱，或许其根源是来自于苗族文化的观念结构。
在大家的印象中，游兄热情豪爽，但我觉得他又是那么敏感自尊，并且是一个非常讲礼数和讲规矩的人。记得刚来华中师大读书的时候，学校里的某些人对我们这些“社会上来的人”也会有些冷言冷语，高钟师兄就会跟他们打哈哈调侃一下，我也只能笑一笑，游兄就会对此很敏感，他基本上对这些人不搭讪、不理睬，当时我对游兄还不理解，觉得何必呢？后来才理解他是将尊严视同生命，他对于不尊重的行为不能容忍，这是他做人的一个原则。对于志趣不投、不尊重人的人，他会视同陌路，他决不会因为利益或权势而去奉承别人。我说的这些感觉都是有根据的，与游兄相处长的朋友也一定会体察到。对游兄的讲规矩，我也是印象很深。在不少老师和同学的评价中，游兄是一个“老实人”，照我的理解，这个评价就是指游兄讲规矩。我记得在华中师大读书的时候，有一位硕士研究生跟游兄关系很好，游兄也很喜欢他，他还去找老同学帮他找工作，后来忽然见游兄与这位硕士生形同陌路，见面也不搭理他，我问游兄缘由，游兄说：“这人不讲规矩，他自己打电话给我的老同学，追问人家安排工作”。其实，这种行为发生在研究生急于找到理想工作的心情之下，也是可以理解，但游兄是将讲规矩当作人品大原则，人可以穷困，但不能没规矩，他不能容忍。
游兄和我在学问上没有什么交织，也没有什么交流，我得到游兄的厚爱，大概也是由于我个性拘谨，比较讲规矩。我现在记不得他对我有何评价，只记得有一次我们一起喝酒时，他对我说：“我是把你当兄弟看！”是的，我一直感受游兄的兄弟之情。我读博士的时候，是来自下面县城、没有钱、没有名、也没有什么关系的年轻人，后来供职的也不是什么名牌大学，长期一来也只是一普通教师，但游兄不以势利看人，不以利益交往，待我如兄弟般的细心爱护。记得当年毕业离校的时候，不少人分配到大单位和好单位，在人群簇拥中离开学校，我是游兄一人送我到火车站，他一直在火车站候车室陪我上车，当我踏进栅口，回头一望，见游兄还在那里向我招手。到广州工作后，我第一次去深圳看游兄，我慢悠悠地最后走到出站口，发现站口已经无人，只有游兄和深大工作的另外一个同学在站口接我，也不知道他们在那里等了多长时间啊。当时的情形至今仿佛就在眼前。
今年夏天回华中师大参加罗福惠老师寿庆活动，其间与高钟师兄等谈起游兄，大家都觉得职称委屈了他。我对游兄报职称的情况有一定的了解，游兄好多年前就好像报了两次历史学的职称，隔两年后又报了一次历史学的职称，最后一次游兄的确是很愤怒，他在电话中跟我说一些对制度、对某些人的狠话，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游兄如此愤懑，当然我也是对此非常气愤，也跟着说了一些气话，并没有劝慰他。现在大家事后谈起来，觉得当时应该劝劝游兄找关系活动一下。以游兄的聪明和阅历，难道他不知道找关系活动？以我对游兄的了解，他并不是不知道活动，而是不愿意活动，他把学问看得很神圣，不愿意为迎合他人而治学，他的尊严就是他的生命，他的尊严也包括了他对自己学问的自信，他的性情决定他不愿意为职称去腆颜求人。我知道游兄的朋友在贵州开了书院，游兄很早就有退休加入书院的打算，我当时的想法还是支持游兄提前退休，脱离体制，这样说不定游兄还能找到更符合他性情的舞台，能更自由、更符合他性情的表达学问方式，成就其一生的抱负。想不到竟是如此结局。
在茫茫人海中，游兄和我们有缘相聚两年，有缘相识相知，尔后虽然他与我见面交谈不多，但每一次都给我很大鼓舞。我在游兄那里收益许多。我铭记在心。相比他的抱负和他的才华，他的确显得身后萧条，想起这些，常常就有一种悲凉的感觉，哀叹天道不公，思索人生意义何在？有一天，忽然觉得，天地宇宙之间，亿万生灵傥来傥去，而人能够同于天地而不朽者，唯有人心中的一丝念想，游兄给了我们许多的感动，他给亲友、学生传递了许多情感、价值和信念，这些东西一定不会泯灭，我们想念你，正是这些美好情感、价值和信念的感动。
游兄，想念你，我接到消息太晚，没能去送送你。烦请朋友们告知你的墓地，好让我们到贵阳时能够去看看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