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的西安事变回忆录，有文字和口述两种类型。文字型主要有四种：1由蒋经国修改定名的《西安事变反省录》；2《杂忆随感漫录》中的有关章节；3《恭读〈苏俄在中国〉书后记》；4《坦述西安事变痛苦的教训敬告世人》。口述型有两种：1唐德刚的访谈录。2张之宇、张之丙姐妹的访谈录。以上六种回忆录分别完成于20世纪50至90年代。今年7月，我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阅读了新近开放的张学良档案，本文将以之为据，阐述张学良上述回忆录的产生经过，同时探讨张学良这一时期的思想状态及其变化经纬
张学良奉命回忆
西安事变是近代中国的惊天动地的事件，但是，它的发动者张学良很快就处于被软禁状态，长期保持沉默。张学良就西安事变写回忆，始于1956年11月，完全出于蒋介石的命令。
当时，蒋介石早已退守台湾，正在着手写作《苏俄在中国》一书（实际由陶希圣执笔），企图借此总结和共产党人打交道的经验。1956年11月20日张学良日记云：“老刘前日连夜去台北。今日返，午饭后来余屋，告知我，彼系被总统召见，告他令我写一篇西安事变同共产党勾结经过的事实，再三嘱咐要真实写来，并说此为历史上一重大事件。”
言后又再告刘嘱余要安静。
”老刘”，指负责看守张学良的国民党军统特务队队长刘乙光，是张、蒋之间的联系者。
张学良接到蒋的这一指示后，”百感交集，十分激动，决心不计个人利害，详述前因后果”，但是，他已多年不再回忆此事，不知由何下笔。当日，他曾向刘乙光谈西安事变经过约两小时，谈完又后悔，觉得违背了自己不久前所立”寡言”之誓。这一天晚上，张学良”兴奋过甚，前思后想，反复追思”，一夜未能睡好。
从西安事变送蒋返回南京之日起，张学良已经被蒋介石软禁了近20年。此际，正软禁于高雄西子湾，处于重重看守中，但是，蒋介石对张还是不放心。1956年11月13日，蒋介石单独召见刘乙光，询问张学良的读书、身体及年龄，命刘向张宣布蒋的两项禁令：不准收听中共广播；不准同警卫人员接近。张闻听之后，颇有震雷贯耳之感，”反复思维，深自反省”，决意自11月16日起，”寡言，读书，默思”，”死里求生，改头换面，作一番复活功夫”.他对西安事变的回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的。
12月5日，张学良将西安事变回忆录写成，不过，那其实是写给蒋介石的一封长函，首云：”刘乙光同志转下钧示，令良将西安事变前后事实，写一回忆呈阅。聆悉之下，百感交集，惶悚无似。良本下决心，永世不谈此事，所以无任何只字记载存留。而多年来，更不愿自寻烦恼，曾自勉连回想亦不再事回想，忽闻斯命，准良将此历史大事自白，钦佩钧座之伟大，感激对良之高厚。起而自奋，决心完白坦述，上供钧座之参考，下垂后人之昭戒。”在长函中，张学良回忆了他和李克农、周恩来等人的联系，但声明发动事变并未和共产党”征询商议”.”如认为西安之变，由于中国共产党之宣煽，则不如说，由于良之不学无术，鲁莽孟浪。”在写作前，蒋介石曾通过刘乙光向张询问杨虎城的情况。张称：”平心而论，西安之变，杨虎城乃受良之牵累，彼不过陪衬而已。””至于杨虎城到底同共党是何等关系，是如何得以结合，良实不知其详。”
张学良写这封长函，自称”主旨在真实”，除记忆上的讹误外，没有故意在史实上说假话，但是，长函只写到他本人发动事变为止，事变发生后的情况，如拘留蒋介石，宋子文、宋美龄来西安和周恩来谈判以及周恩来和蒋会面等情况均略而未谈，他本人和共产党的关系也谈得很肤浅。张学良怕蒋介石责备，于12月6日补写了一段，特别说明：”假如钧座对于某事内容或某人之言谈，或另有其他之事，欲详细知道，请明加指示，再专就该一事详细陈述，如记忆不清者，再详为回忆。良补此书者，是惟恐钧座对某一事件，良或漏书，或欠清楚，认为良有意规避。然内中也有诸事，尽力简述，或觉于正题无关，或觉此时不当再为提起，并非有不录真实之意也。”当夜，张学良将长函抄好，于6日交给刘乙光，要求务必于当日送达台北。
蒋经国要求写出西安事变的全过程
12月10日，刘乙光自台北回到高雄西子湾，向张学良交回长函。据称，蒋介石不在台北，只见到了蒋经国。小蒋要张学良完整地写出西安事变全过程，至蒋介石与张学良等离开西安后三日为止。刘并称：总统的着意之点在，”真实知道共党是如何的作到了这项工作，以为反共斗争研究资料”.张学良听后，觉得十分为难，日记云：”不能不写真实，又不能不为长者讳。”所谓”长者”，当然是指蒋介石。张学良当夜再四思量，终于找到了一种方法，”真而讳可也。”
蒋经国急于看到张学良的修改稿，于17日电催刘乙光到台北。当日，张学良续致蒋介石一函，说明回忆西安事变时的考虑：
良未写事变当时之事，非有他，实有不忍言者：自愧行为过于丑劣，再多关钧座于良个人者为多，实难下笔；而其中事实，钧座多已知之矣。钧座已知之事，俯乞万死，庶良不再为追述，兹谨就钧座未知之事，略陈如下。
张学良为”有所不写”找到的理由是：”钧座已知之事”，何必要我来写！函中，张学良着重叙述了和蒋在华清池两次谈话之后的冲动心情，很快就转入自我批判：认为”此事最重要处，是在当事者良之个人”.他检讨自己：1满腹忧患，因执己见，不计利害。2对共党无深刻之研究，无正确之认识。函称，本人之所以犯错误，原因在于：痛恨日本人，”彻底确认彼等非要征服中国不止，无调协余地，非作殊死斗不可”；而对共产党，”总觉得同是中国人，不过是所见者不同，权利之事，今日可为敌，明日在某一目标下又可为友矣”.最后，张学良总结称：共产党”善用攻心之策。彼等早在我方浸透，将内部真实的情绪，了如指掌，而后所喊的口号和其行动，皆迎合我方上下之心理，使认为是同道好友，自堕其彀中”.同时，张学良批评国民党的宣传，”本主观之点，室中杜撰，不能对症下药，所以常凿枘不入，不起重大作用也。”
张学良所欲为”长者讳”的，正合蒋介石的心意，所以，张学良的西安事变回忆始终是一份缺少关键之处的不完整的记录。
蒋介石要求驳斥”成交”说
在西安事变中，宋美龄、宋子文二人曾代表蒋介石和周恩来等谈判，达成改组行政院，肃清亲日派、中央军撤兵并调离西北，释放爱国领袖等9项协议。蒋介石也曾在与周恩来会面时表示，要停止剿共，联共抗日。在这一情况下，西安事变得以和平结束，张学良才主动送蒋介石返回南京。但是，这一经过，蒋介石始终不愿公之于世。他的《西安半月记》仅在12月23日简单地记载：”是日，子文与张、杨诸人会谈约半日，对于送余回京事，众意尚未一致。”对于他本人和周恩来的见面与谈话，竟一字全无。
1955年，郭增恺在香港《热风》杂志发表《西安事变感言》一文，对所谓张、杨阅读蒋的日记后受到感动，因而幡然悔悟一说表示质疑，认为西安事变的解决是蒋与张、杨之间的”成交”，”宋子文和蒋夫人是保证者”，他本人也是”见证人”中的一个。蒋介石对此文很不满意。1956年12月18日，刘乙光到达台北，将张学良的回忆长函面交蒋介石。同月20日，蒋即传唤刘乙光，声称”（张学良）对共产党（的认识）已有进步，我甚安慰。他将来对革命还可以有贡献。”同时命刘将郭文转交张学良，要张在回忆录中加以驳斥：”这篇东西（指郭文）对我们俩都有关系，必须有以辟明以示后人。”言谈之间，给刘的感觉是，蒋”需要甚急”.
郭增恺何人，张学良已不复记忆：在回忆录中驳郭，必须说假话，张学良感到”甚难写，弄的不三不四”.思考再三，张学良仅将回忆修改两小段，另写《慨中国文人之无行》一文，中云：
有郭增恺其人者，当年在西北公路局任职，为杨虎城之嬖佞。……此人真不知羞耻者。
我等当年读过蒋总统日记之后，自认抗日之事已有着落，追悔孟浪，不明领袖谋国苦衷，恭送总统回京，自动随从请罪，说不到什么条件成交，更谈不到见证，就是有见证的话，恐亦轮不到该郭增恺名下。
此文重点仍在于论证送蒋返京，出于受蒋日记之感动，而非”条件成交”，企在体蒋之意，维护其”伟大领袖”的形象。同时，张学良并于12月21日致蒋一函，声称读郭文之后”可气亦殊可笑”.函云：此人为谁，良诚已忘却，假如良所知的那人是对，彼乃一小丑角色。
他不是共党，他是属于共党尾巴的第三党，在第三党中也不是什么重要者。当年曾为杨虎城嬖幸官僚政客之流亚也。在回忆文中难将其人搀入，兹仅就其故说之处，针对如上，以证其无的之言，另写一纸以驳之，未审可用否？
12月21日，张学良将写好的文与函交给刘乙光，立送台北。与刘约定，如认为不妥，先来一电话，以便准备再写。
函上，蒋介石没有再提出新的要求。郭增恺方面，则由张学良在美国的经纪人伊雅格出面斡旋，由张签付美金支票6100元，郭遂不再说话。
蒋经国为张学良的回忆定稿
自1957年年初起，张学良即遵照蒋介石之命，撰写范围更广的回忆。4月22日完成，命名为《杂忆随感漫录》。该稿一部分回忆张作霖，题为《我的父亲和我的家世》；另一部分回忆自己，题为《我的生活》。其中涉及西安事变的有《我之与国民党》与《出洋归国与管束》两节。该稿指责中共”包藏祸心，别有所图”，赞扬蒋在西安事变中”刚正严厉”，自贬行动鲁莽，思想幼稚，可耻而又可笑。张并在致蒋函中声言，本人对该稿并不满意，请蒋指示修改之处。23日，张将该稿交刘乙光送往台北。5月1日，刘自台北归来，告张已将该稿交蒋经国，等了几天，没有动静。同月5日，蒋介石召见刘乙光，声称张所写”系历史重要文件”，”有价值，有贡献”，”如不到台湾，无此文”，要张亲笔写一份。同时，蒋并称，张前所写回忆西安事变的函件，须加编整，由张亲笔抄写，交高级将领参考。同日，蒋经国召见刘乙光，声称总统已将张的函件交自己修改。5月10日，蒋经国将修改稿及《杂忆随感漫录》原件退给刘乙光。张学良收到后发现，蒋经国已将自己去年12月5日和17日写给蒋介石的函件合并，改为一篇文章，题名《西安事变反省录》，但内容并无重大变动。
5月11日，张学良按蒋介石要求，开始抄写《西安事变反省录》，至19日抄毕。自20日起，抄写《杂忆随感漫录》。6月10日，蒋经国召见刘乙光。张学良即将《反省录》抄稿交刘，要他在必要时呈上，请刘同时声明：张”不满意这本，写的不整齐，假如不急用，请带回再缮”.刘乙光到台北后，向蒋介石说明张意，蒋称：”留下我研究研究。”蒋并表示，拟将张迁至较近之处。蒋经国还送了一些芒果给张。6月24日，刘乙光再次被召到台北，蒋经国、蒋介石所著《苏俄在中国》一书交刘，要他转交张学良。
6月30日，张学良抄完《杂忆随感漫录》。致蒋介石函称：”楷书能力太低，日仅千余字，又不整齐，时有错漏，请罪。”第二天，刘乙光去台北，为张学良选择新住址，张学良就将信函及书稿一起交刘。
自7月3日至14日，张学良将《西安事变反省录》，工工整整地又抄了一遍。
主动撰写《敬告世人》书
蒋介石父子关心张学良的西安事变回忆，本意在为反共政策服务。1958年3月10日，刘乙光告诉张学良，所写西安事变回忆已秘密在高级干部中公布。刘估计，蒋介石前言张学良受训，须先有“布置”，此事可能是“端倪”，要张“应有准备，而无荒疏”。
5月17日，宋美龄突然到张学良的寓所访问，约谈半小时。张称：对总统我非常想念，渴望看一看他。今日看见夫人，我十分快活，但又悲伤。张并表示：“对人生已看透彻，对名禄之心毫无，而罪人受此优渥，十分不安。如仍能于人类与国家有贡献，则不计一切，只不过今日余已为过去之人，不知能贡献什么？”张的这一番话，旨在探询自己恢复自由的可能性。宋美龄告诉他，自己即将去美。对张的试探，宋只表示：“你从来是一爽直之人，你的话，我一定转达。”
张学良继续设法争取自由。8月3日，他在报上读到东北旧人周某的一份反共谈话，想模仿着写篇东西，请刘乙光向蒋经国处“探听探听高峰的意旨”，并且“想请一个人帮一帮文字上的忙”。8月4日，张学良早晨六点起床，开始动笔。他听说蒋介石要南来，想在蒋到达高雄西子湾时递上去。同月24日，张学良听说蒋已北返，决定慢慢写。此时，张已将该文定名为《坦述西安事变痛苦的教训敬告世人》。他在日记中写道：“如此文字允许公布，我则今后为一反共战士矣。”两天后，文章写成，交给刘乙光，刘要他签名以示郑重。
在该文中，张学良称誉蒋介石是“现代对共产主义斗争中唯一的有明见、有经验、英勇果毅、不屈不挠的一位老战士”，声称自己过去“受了欺骗，受了愚弄，受了利用”，已经“彻底觉醒”，因而要“竭尽绵薄，现身说法，对共产主义者实行口诛笔伐”。，
在回忆西安事变时，张学良承认自己受到身边共产党人的影响。他说：“在那时，我左右已有共产分子渗透，而我不自知，以为这些人是抗日爱国分子，对于他们喜悦而加以亲信。
他们已确实知道我的一切，那自然就是共产党知道了我的一切。他们不断的鼓动我立即抗日；慢慢的提出来剿匪是消灭抗日的武力问题；再进一步提出来，要是真正抗日，必须停止剿匪，联合共产党。另外共产党的外围，“民盟”和“救国会”的分子，对我加以鼓励和刺激，使我自动的感觉着：对于报杀父的不共戴天之仇，对于雪东北沦陷，世人诟病我‘不抵抗’的耻辱，对于国家争取自由平等，非联合共产党而抗日不可。这实在是共产党对于我施用攻心战术无比的成功。“张学良还提到杨虎城身边的共产党人–”小家伙们“对杨的影响。关于此，笔者拟另文叙述。
9月2日，刘乙光到台北，呈交张文。蒋经国阅后表示“甚为感动，已呈老先生矣”。
当时，张学良正闹眼病，蒋经国要张移住台北治疗。
10月17日蒋经国召见张学良。这是两人第一次见面。张向蒋经国表示：“富贵于我如浮云，唯一想再践故土耳！”其后，经蒋经国斡旋，蒋介石于11月23日在大溪召见张学良。这次会面，据张学良记载：“老先生亲自出来，相见之下，不觉得泪从眼出。敬礼之后，老先生让我进入他的书斋，我说总统你老了！总统也说：你头秃了！老先生的眼圈也湿润了。相对小为沉默。”蒋问张近来读些什么书，张答以读《论语》及梁启超文，蒋称：“好好，看《论语》是好的，梁氏文字很好，希望你好好的读些书，返回大陆，你对于国家还能有重大的贡献。”张学良沉吟之后，问蒋：“我可以陈述陈述我的话吗？”蒋答：“可以！可以！”
张即向蒋检讨：“我先前一直存着一个幻想，误认共产党也是爱国分子，希望国共合作了救中国”。“我是幼稚愚鲁，我不怨恨任何人，只恨我无识。”张并向蒋表示：“我知道我们将来都是会写在历史上的，我自己奋勉，不只是为了自己，同时是为了二位。”接着，张声称自己“现在读书有点费力，很想请教一位有道之士。”蒋要张提出人选，张即提出钱穆、陈大齐、劳干等人。张又问蒋“应该看什么书”，蒋推荐《大学》和王阳明的《传习录》。
其后，蒋谈到西安事变，声称“西安之事，对于国家损失太大了”。张在日记中称：“我闻之甚为难过，低头不能仰视。”蒋随后表示：“我到高雄，我们再谈。”会见结束后蒋并将张送到廊外。
蒋氏父子的先后接见使张学良心头升起希望。据看守张学良的人回忆，当时张“以为要放了，那兴奋的样子，真是手舞足蹈。”1959年4月下旬，张学良眼疾复发，不能读书，卧床不眠，曾经胡乱诌了几首诗：
不肖听人唤，聪明空自负，
一觉黄梁梦，忏悟向谁书！
空负怨天愿，罪孽罄难书。
圣明怜未弃，夕阳照征途。
诗中除明显的悔过语言外，还可以看出，张学良不仅希望蒋氏父子能给予他自由，而且希望出来之后做点事。不过，蒋氏父子并没有满足他。6月15日，蒋介石到高雄西子湾官邸，召见刘乙光，询问张学良的近况和身体情形，却没有实践在大溪时和张见面再谈的诺言。蒋经国则表示，此行太忙，也许不能来看张，答应赠张汽车一辆。7月25日，张学良与宋美龄长谈，宋称：“你的问题，时间还要久啦。须要有忍耐。我人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愿多作祷告。”
自此，张学良对自由不再抱幻想了。1961年6月26日，张学良到刘乙光家，刘告以“1.受训事，目前不可能。2.尔后安静生活。”张学良在日记中写下了四个字：“金石之言。”
《忏悔录》风波
张学良平静下来了，但是，1964年，一件意外的事却引起了他的激动。当年7月1日，台北出现了一本题为《希望》杂志的创刊号，该刊“特载”栏有一篇《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摘要》，内容就是蒋经国定稿的《西安事变反省录》，只不过作了删节。同月7日，这篇《忏悔录》又被台北《民族晚报》分段转载。张学良从报上读到之后，立即给蒋介石写信，说明“这个东西可不是我发表的”，“谁发表谁的责任”。蒋介石为此非常生气，结果，《希望》杂志被查禁，创刊号全数收回，黑市由每本台币10元涨到100元。蒋经国当时已担任“国防部部长”，《希望》杂志是小蒋所掌握的军方政治部办的。多年以后，张学良对此事的解释是：蒋经国“在一个军事会议上公开给他们看，说我这个人，过去说这些事，是一个很大的教训。有人就偷着把这个信发表了”。张并称，他和蒋介石之间“暗中约会（定），我们俩应该守秘密的事”。张学良被软禁之后，他和蒋介石并无多少见面机会，不可能有什么“暗中约定”。倒是西安事变期间，双方有过默契：不发表协议及谈判经过。1936年12月27日、28日，西安《解放日报》及中共方面相继公布了谈判中的六条协议，引起宋子文和宋美龄的强烈不满，批评这一做法“无信义”，两宋并通过宋庆龄转告中共代表，“无论如何不得再宣布他们的谈话内容”。看来，张学良的所谓“暗中约定”指的是西安事变时期达成的相关默契。
回归本真
为了恢复自由，张学良按照蒋氏父子的希望，对西安事变说了相当多的忏悔的话，也作了若干反共表态，但是，张学良还是没有能恢复自由。自此，他就缄口不言了。1975年，蒋介石去世。1988年，蒋经国去世。1990年6月1日，以“总统府资政”张群为首的80位友人在台北圆山饭店为张学良庆祝90大寿。此后，张学良基本上恢复了自由。同月17日及8月4日，他两次接受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访问，第一次向媒体公开谈论西安事变。1990年1月25日，他开始接受美国唐德刚教授的访问。1991年12月17日，开始接受美国张之宇、张之丙姐妹的访问。这时，在对西安事变等问题的看法上，张学良才逐渐回归本真。
在90年代的访谈中，张学良仍对中共经历的二万五千里艰难长征表示敬佩，自述当年曾和部下讨论：“我们都是带兵的人，谁能够把这个军队带成这个样子了？我们试试！”“他能这样子，你不能小看他。你不能，他这夥人怎么能这样？”张学良肯定，共产党得民心，而国民党不得民心。他说：“大部分（民众）支持它，那厉害。”“为什么共产党剿不完，就是他得民心，我们不得民心。”
“把这地方消灭了，那个地方又起来了。”他毫无遮掩地坦率表示：“一般人都不知道我的心理，我简单的说，我可以说我就是共产党。”“我同情他们，不但同情他们，我拥护他们，这是真正我内心……”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和蒋介石有过激烈辩论。对此，张学良回忆说：“我跟蒋先生言语冲突就是这个问题。我说你要想剿灭共产党，你剿灭不了他们。”“他们共产党怎么能这样？
因为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多数支持他。“又说：”（蒋先生）把民众的力量看得不高，估计得低“，”骂我失败主义“。我说：”我们要考虑，我们自个儿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大的力量不能把它消灭了？“”你消灭不了，应联合他。“
关于发动事变的动机，张学良自述说：“我主要的敌人是日本人，共产党跟我们争，那还是中国人。”他说：“（蒋）认为在中国能够夺取他政权的，只有共产党。我就不同，夺不夺取（政权），共产党也是中国人。”张学良批评蒋不能容忍共产主义，“思想顽固至极”，甚至借端纳的话批评蒋是“骡子”，“很难把他说服”。这些地方，已经完全和幽禁期间诚惶诚恐，口口声声自称“罪人”的张学良完全不同了，可以说，大体上已经恢复了西安事变时期张学良的本真状态。蒋介石关了他几十年，但是，对张学良的思想影响收效甚微。张学良的所谓“忏悔”只是在特殊压力下的一种自我保护，通过“改头换面”，借以“死里求生”。
不过，关于西安事变的解决过程，张学良仍然坚决不说。当张氏姐妹询问有关情况时，张学良表示：“要知道西安事变怎样解决的，现在我决不说。”“现在都知道了怎么回事，何必还要我说呢？”“何必非要出自我之口呢？”“出自我的口就是伤人。”“我伤害任何人就是损失我自己人格。”对蒋介石的看法，张学良也不愿多说，更不愿深说。某次访谈中，张学良批评蒋，刚说了一句：“他这人就是为他自己的”，马上警觉地询问：“你没有录音吧？”又一次，张谈到“蒋先生很窄小”，准备举例说明时，赵四小姐插言说：“你不要在这讲这种话！”张学良也就立即打住，不再往下说了。
张学良虽自命新潮人物，甚至被张作霖视为“左倾分子”，但是，他的思想中仍然保有中国传统伦理的浓烈成分。西安事变后，他在南京一再表示：“如蒋先生命我作什么皆可，他人余不接受。”其所以到了90年代还在为“为长者讳”，自然还是传统伦理思想的作用。
文章来源：《百年潮》2002年第9-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