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发生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的帝制，开启了民主共和的新纪元，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而辛亥革命一直是学界研究和关注的一个重点。这里简单谈谈我对辛亥革命研究中几个问题的看法。
如何认识辛亥革命“胜利快、代价小”的特点？
按照一般人的想法，辛亥革命肯定是很艰巨、很复杂、代价很大的，因为它是一场大变革。在一个拥有1000多万平方公里的超级大国里，推翻绵延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哪能那么容易，那么简单？康有为曾吓唬革命党说：如果要革命，就要准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牺牲几十万甚至是上百万颗脑袋。但是很奇怪——武昌起义，革命党人打出第一枪，是1911年10月10日，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也就是中华民国成立，是1912年1月1日，这期间只有两个多月，就将共和制度建立起来了。既便从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算起，到中华民国成立，辛亥革命也就是17年光景。所以说，辛亥革命的一个特点就是时间短，胜利快。
另一个特点是代价小。武昌起义因为清军南下，革命党人保卫汉阳，打死了一些人。在湖北省之外，有8个省是靠武装起义打下来的，像湖南、陕西、江西、云南。当时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也是靠武装起义拿下的，另有5个省是和平独立。不过，8个武装起义的省，加上上海，也没有死多少人。湖南省起义一共才打死4个人：巡防营统领黄忠浩、长沙知县沈瀛，一个姓王的营级军官，一个姓申的秘书处长（总文牍）。有的省根本就没有打死一个人。所以说，辛亥革命的代价很小，并没有造成社会的大破坏，也没有出现大量流血牺牲的情况。
辛亥革命为什么胜利那么快？
辛亥革命之所以很快胜利，原因就在于清朝政府拒绝改革，已经人心丧尽。满洲贵族作为东北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残酷实行镇压政策；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丧权辱国，靠对外卖国、妥协来求得苟安，再加上它顽固、反动，拒绝任何实质性的改革，使得它的合法性丧失殆尽。
这里我讲一件史事。1911年12月，孙中山从欧洲回到中国。那时，广州已经独立，广东都督胡汉民是孙中山的亲密助手。胡汉民劝孙中山不要到上海去，劝其留在广东练兵。那时，清朝政府已经将军政大权交给了袁世凯。胡汉民对孙中山说：对付袁世凯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用武力跟他斗争。我们将兵练好之后一起北伐。但孙中山却对胡汉民说：你这个主意不行，我一定要到上海去、到中国的中部去，我不仅要去，而且你也要跟我去。你们大家都不信任袁世凯，觉得袁世凯阴险狡猾，不知道将来会干什么坏事，这是对的，但是我们要利用袁世凯，如果将袁世凯利用得比较好的话，那就比用兵打仗强过10倍。袁世凯将来也许会做坏事情，但是当他做坏事情的时候，他的统治基础已经不牢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再推翻他就会很容易。因而，孙中山没有留在广州，而是带着胡汉民到了上海，到了与清朝政府斗争的前线。
此后的事情人们都清楚，袁世凯本来带兵进攻武汉三镇，打下了汉口、汉阳，但是他没有带兵过江，去进一步打下当时掌握在革命党人手中的武昌。然后，袁世凯就派出谈判代表唐绍仪，到上海参加南北双方议和。同时，袁世凯又吓唬隆裕太后说：我们现在跟革命党议和是生路一条，跟革命党作战是死路一条。如果不跟革命党议和，那么将来也会像法国的那些贵族一样，被送上断头台。经过袁世凯又吓又骗，隆裕太后最后下了狠心，同意与南方议和。袁世凯为什么那么卖命地劝隆裕太后议和、接受革命党人的条件呢？因为革命党人使用了一条计策，即告诉袁世凯，只要帮助革命党劝皇帝退位，将来中华民国大总统就是他了。这样，袁世凯才选择让清朝皇帝退位。当时南北两方正在谈优待条件，革命党人说：如果清朝皇帝退位，将来还可以在北京的紫禁城里继续当皇帝，颐和园还是爱新觉罗家族的，每年还可以拿很多银子，继续过皇室的生活。在这样的情况下，隆裕太后代替宣统皇帝，接受了议和条件。
革命党人为什么没有“北伐”？
多年来，有一种观点认为革命党、孙中山“软弱、妥协”，所以没有北伐。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最初，革命党人确实是准备打到北京的，彻底推翻清朝统治，但是革命党遇到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没钱。要北伐，第一要有几十万的军队，有几十万的军队，每天就得供给军队吃饭，除了开伙，还要发工资（关饷），还要许许多多枪支，还需要大量子弹。上海起义之后，南京还在清朝的统治下，当时统治南京的是两个人：一个是满洲贵族铁良，另一个是“辫帅”张勋。这两个人就是不投降，不起义，当时江苏的革命党和浙江的革命党组织了江浙联军，从镇江一直打到南京。这支打南京的队伍的钱是向日本的资本家借的，总算给部队买了枪和子弹，做了军装，将南京打了下来。但是，想要从长江一带打到北京去，没有大量军费怎么可能。
武昌起义爆发后，孙中山当时还在美国，他并没立刻从美国回来，到前线去指挥战斗，而是先到英国，然后去了法国，主要去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是要求英法两国采取中立政策，不要帮助清朝政府。这一点，英国和法国政府同意了。第二件事是希望英法两国的银行、财团借钱给革命党人。这是孙中山的主要任务，他希望能从西方列强那儿借到北伐所需要的经费。英国的资本家、法国的资本家当然不会借。法国的资本家代表告诉孙中山：要我现在借钱给你是不可能的，等你成立了政府，而且这个政府得到国际承认，那个时候就将钱借给你。这样，孙中山在英国、法国转了一圈，一分钱也没有借到。他回到上海后，有记者就问孙中山：请问你这次回国带回了多少钱？孙中山回答说：我告诉你们吧，我可是一分钱都没有，革命依靠的是什么？革命依靠的是精神，我带回来的是革命精神。
革命精神当然重要，但是没有钱也不行啊，所以孙中山回国之后最主要的一件事还是借钱，筹备北伐所必需的经费。他又向西方的财团借，但是，当时政府还没有成立，还没有得到国际的承认，他就想了一个办法：我用企业做抵押，你把钱借给我。孙中山拿出来的第一个抵押品是汉冶萍公司，这是当时中国最大的煤铁联合企业。孙中山要以“中日合办”的名义向日本资本家借钱。日本资本家觉得有利可图，同意借。可是一部分革命党人不同意。章太炎就说：我们革命本来就是为了保护国家的利力，革命还没有成功，你就用汉冶萍做抵押品，怎么可以呢？孙中山向章太炎解释说：现在南京的周围有十几万部队，这十几万的部队每天要吃饭、要发饷，如果开不了伙、发不了军饷的话，军队是会哗变的。但是，孙中山这样向章太炎解释，也没有用，“中日合办”汉冶萍的计划就吹了。后来，孙中山又想用当时中国最大的轮船公司招商局做抵押，也没成。最后，孙中山被逼得实在没有办法了，再向日本人借，条件是将满洲租给日本，向日本人借1000万。孙中山表示，有了这1000万，就能打到北京，将共和的坚实基础建立起来。日本人早就对满洲不怀好意，几乎要签字了，但是日本的陆军大臣不干，他说满洲本来就是日本1904年在日俄战争中的战利品，根本就没有必要用钱去租。所以，这次借款计划也吹了。
由此可见，孙中山是在逼得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才接受议和条件，同意南北议和的。他想：还是采取原来的策略，先让袁世凯上台做民国总统。假定他将来要干坏事的话，再推翻他，到那时推翻他会很容易。南京临时政府最穷的时候，国库里有多少钱呢？胡汉民有一个回忆：南京临时政府最困难的时候国库里只有十块大洋。靠这十块大洋怎么去北伐？怎么打到北京？不仅打不到北京，靠十块大洋，南京临时政府这个国家机构都没有办法运转。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了两个月，就欠了一大笔债，最后这笔债是袁世凯还的。袁世凯一当上临时大总统，就向外国借钱，外国资本家看中了袁世凯，就借了。他从中拿出一部分给南京临时政府还债。
我讲这些是想说明：革命党人没有北伐，不是孙中山不想北伐，不是过去所讲的所谓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而是因为没有北伐所必需的资金。孙中山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向袁世凯妥协的，主要就是由于财政困难，孙中山称这个做法叫“先成一圆满之段落”。就是说，先推翻帝制，将民主共和制度建立起来，其他的事情以后再做。历史证明，孙中山这个选择是正确的。后来袁世凯虽然当了皇帝，但是只当了83天，1917年张勋复辟，只复辟了12天，所以最后的胜利者还是孙中山。
辛亥革命与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有何不同？
通常讲辛亥革命，往往把它与西方对比，认为它是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我认为，这个看法未必全面、准确。辛亥革命与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相比，至少有三点不同。第一，这次革命的目的是要推翻满洲贵族的统治。第二，辛亥革命的发生主要是因为中国受到列强的侵略，成为半殖民地，国土面临着被瓜分的危险，中华民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因此这次革命第一个最紧要的任务就是要救亡，而不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第三，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反对的敌人，一是专制制度，一是封建贵族，但是当西方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很快就发现背后站着一个新的敌人，即早期的工人阶级。由于资本主义早期的剥削很残酷，所以工人运动产生了、罢工产生了、共产主义的理论提出来了。辛亥革命发生时，西方已经提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论，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已经先后成立，工人运动已经兴起，因此孙中山指出：不应该再走西方的道路，要防止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所发生的阶级对立、贫富悬殊的毛病。
有一件事我们过去不清楚，这些年发现了新资料。1905年孙中山在东京成立同盟会之前，曾经到比利时去了一趟。孙中山去访问当时的第二国际领导人。双方见面后，孙中山表示：第一，我要参加第二国际，第二，孙中山成立的党，要成为第二国际的成员。而且，孙中山还表示：我们中国的革命要学习西方革命的优点，克服西方革命所产生的种种弊病。孙中山特别讲到，要让中国的工人阶级避免受剥削的痛苦。这可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还有一件事我们过去也不太知道。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于1915年给第二国际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是用英文写的，现在还保存在第二国际的档案里。他要求第二国际赶快派专家到中国来，“帮助我将中国建成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共和国”。请注意，孙中山这封信是1915年写的，那时俄国的十月革命还没有发生呢。
孙中山对西方资本主义持什么态度？
孙中山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态度，有8个字：“取那善果、避那恶果”。将好的果实拿过来，恶果要避开，这是孙中山在1905、1906年形成的一个重要思想。由于当时西方世界的贫富悬殊现象已经很突出了，所以孙中山讲的“避那恶果”，主要就是不要将西方的两极分化、贫富悬殊拿过来。后来，孙中山曾经讲过，世界上有两种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力量，一是社会主义，一是资本主义。孙中山说：我要让推动世界发展的这两种进化的力量，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互相为用”。也就是说，资本主义要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也要学资本主义。孙中山还说：我要用外国的资本主义来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孙中山一方面反对资本主义，不愿意中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特别是走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但是他同时又主张学习资本主义的优点。
孙中山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
孙中山还有一个思想过去可能也不太被注意，这就是他反对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孙中山说：我们对马克思主义要“师其意”，就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而“不用其法”。孙中山说：马克思主义只有在西方世界的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社会才适用，列宁在俄国搞十月革命，开始搞的是“战时共产主义”，搞了两年搞不下去了，所以才搞了一个“新经济政策”。孙中山说：俄国社会发展程度要比中国高很多，如果俄国这样的社会发展程度都没有资格实行马克思的办法，我们中国怎么有资格呢？于是，孙中山提出：对马克思主义，要“师其意而不用其法”。孙中山很明确地说过：在中国要用民生主义。他还有一句话说：我的民生主义就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
我们过去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它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创造性发展，是根据俄国的国情，在俄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解决俄国问题的一个创造。如果我们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能够给予比较高的评价的话，那么，我们怎么来评价孙中山所说的“我的民生主义就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呢？至少我们可以看出，孙中山在从事中国革命的时候，是力图基于中国的特点，同时又希望它的改革方案适合于中国的国情。所以，我认为，他是既反对资本主义，同时又不主张全盘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辛亥革命是具有中国特色，同时又具有20世纪时代色彩的一次革命。孙中山希望走一条和西方不一样的新道路，当然这条路他没能走完，就过早地去世了。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文章来源：《北京日报》2011年7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