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问世的《劝学篇》，使“中体西用”成为当时时代“流行语”，尽管书中不少具体论点已成为明日黄花，但关于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关系的探求，后人无法回避。
戊戌时期，中国社会的思想派别大体可分三类：守旧派、洋务派与维新派。守旧派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认为“凡子孙欲革先人之法，则其祸乱必尤甚于未革之世”。但是，这种理论，不论揆诸史事，或揆诸儒学经典，都无法成立，并无多大影响。洋务派坚持西方的“技”、“艺”可学，“器”可用，“道”不可变，是当时的主流思潮。维新派继承早期改良主义者的思想，但是，在若干方面又有发展。一是提出“民权、平等”之说，用以挑战君主专制思想。中国社会长期认为“君权天授”，维新派则认为“君权民授”，可以公举，也可公废。二是批判纲常名教。儒学长期视“三纲五常”为天经地义，而维新派则指责其“惨祸烈毒”。三是提出“以西学为要图”。在维新派的推动下，近代中国出现了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
维新派的思想有激烈的一面，但是，又有温和、妥协的一面。他们一般只主张“民权”，而不主张“民主”，而且主张兴“民权”之前，必须先兴“绅权”。显然，他们只要求封建统治者向自己开放部分权力，并不想将权力彻底交给人民。尽管如此，维新派的思想仍然为守旧派、洋务派所不满，在北京、湖南、湖北等地相继发生新旧思想的激烈论辩。其中，最突出的事件是张之洞刊刻《劝学篇》。
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张之洞属于主战派。马关条约签订后，他担心“从此中华何以自立”，致电总理衙门，指斥“倭约各条，贪苛太甚”，甚至上疏要求将李鸿章“明正典刑，以谢天下”。此后，他即提倡“变通陈法”。1895年7月19日，他向光绪帝上《吁请修备储才折》，提出练陆军、治海军、造铁路、设枪炮厂、广开学堂、速讲商务、讲求工政格致、多派人员出国游历等九条建议。8月，又与两江总督刘坤一联名上《遵议廷臣条陈时务折》，主张整顿军事、发展实业、“中学宜兼西学”，反对以八股、试帖取士。维新运动初起，他取支持态度，先后资助强学会及《时务报》。1897年，张之洞自江宁回湖广总督任，大力在辖区内建立新式企业、学堂，以西法练兵，一时间，使湖北成为推行新政最有实效的省份。但是，他不同意康有为的孔子改制以及维新派的“民权、平等”说。1898年，张之洞刊刻《劝学篇》，企图纠正维新思潮之“偏”。《劝学篇》分内外两部分，序称：“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在外篇部分，张之洞阐述了学习西方科技、文化，设立学堂、改革科举、翻译日文书籍，提倡阅报等多方面的问题，可以视为张之洞的内政改革纲领，也是他为变法划定的范围。但是，《劝学篇》的重点在内篇。张之洞专辟《正权》一章，批评“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他声称，西方所谓“民权”，只不过“欲民申其情，非欲民揽其权”。他特别批评梁启超在《时务报》中提出的西方国家“人人有自主之权”的说法，认为那将出现“工愿高价，无业贫民愿劫夺，子不从父，弟不尊师，妇不从夫，贱不服贵”的状况。不过，张之洞对西方“政必有法”，“君民皆不得违其法”的情况却颇为肯定，他也不坚决反对开议院，仅认为尚非其时。他说：“此时纵欲开议院，其如无议员何！此必俟学堂大兴，人才日盛而后议之。”这些地方，是张之洞思想超出洋务派之处。
《劝学篇》极力维护中国的纲常名教。在《明纲》篇中，张之洞说：“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在中西文化关系上，张之洞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在《循序》篇中提出：学者必须“先以中学固其根柢”，“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在《设学》篇中说：“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中体西用”本是洋务派的一贯主张，但其明确表述则始于1895年3月沈寿康在《万国公报》上所发表的文章《匡时策》，中云：“夫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次年，孙家鼐在筹议开办京师大学堂时也提出：“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梁启超也有过类似提法。不过，其影响都没有张之洞大。
《劝学篇》出版后，被光绪帝认为“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谕令军机处颁发各省督抚、学政。守旧派也大表欢迎。戊戌政变后，苏舆汇集攻击维新思潮的文章为《翼教丛编》，其中即有《劝学篇》中的《教忠》、《明纲》、《知类》、《正权》等四篇。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文章来源：北京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