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关注近代学术史的人渐渐增多，已有一些著作出版。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人们关注文化史，到今天关注学术史，有其逻辑的必然性。梁任公曾说，学术乃文化之核心。当年人们关注文化问题，是多年激烈的政治动荡之后的反省有以促成之；而今日之关注学术史，则又是多年的文化热之后的反思有以促成之。但无论是文化史 ，还是学术史，都是极大极难的题目，必须有充分的积累做基础，才比较易于着手。
我说的积累，主要还不是针对个人，而是针对整个民族。我们这个民族近100多年来，一直是在一种紧迫的环境中，紧紧地赶着。现在流行一句话，叫做跨越式发展。在科学、学术上是否有跨越式发展，很值得研究。我们大家有时确有一种身不由己的感觉，旧的问题尚未完全解决，新的问题又逼人而来，想躲避都来不及。现在研究文化转型问题，研究学术转型问题，我都有这种感觉。希望我和我的朋友们能尽最大心力，把自己选定的课题，做得扎实些、深入些，以为后来者做一些铺垫，增加一些积累。
任公先生把学术看成是文化的核心，是有道理的。人类文化之传承，一方面靠口说、示范，即言语、行为；一方面是靠文字、器物。而自有文字始，人的思想、言语、行为及其所用器物，皆可笔之于书。因而，文字之传承功能要比口说与行为等范围更广，效用更大。言语、行为只能直接传授，而文字则可间接传授。直接传授者，只可及于少数人；而间接传授者，可及于千百人、千万人。直接传授者，只可及于两三代人；而间接传授者，则可绳绳墨墨，由古及今。学术是以文字传承文化之最重要者，其所含知识、信息、思想、理论、方法等等，乃经历代学者精思、磨洗、锻炼而成，是文化之精华。按，《说文》谓“学”与“教”通。“教，上所施，下所效也”。《广雅释诂》则谓：“学，效也。”“效”即是仿效，即是传承。“术”，《说文》谓“邑中道也”，指道路，引申之，则门径、方法等义皆在焉。前人将“学”与“术”合为一词，我想可否理解为，学术是从累代所积之经验、知识中，求出通向未来的途径。如此，则学术必关乎社会、国家、民族之前途与命运。所以，历代学者一向以学术、道义一身肩之。当然，像张载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则纯属吹牛皮，说大话，任何人都做不到的。但作为学者，以淑世的责任心与使命感自励，当是应有之义。
前面说到，文化史与学术史，都是极大极难的课题，需要众多学者代代相继，深入研究，不断积累。此事不可因其难而却步不前。俗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九层之台起于垒土，总是免不了有一段筚路蓝缕的过程。同时，尤不可急于求成，或浅尝辄止。宜潜心寝馈，一意求之。愿以此意与同仁共勉之。
（本文是作者为左玉河著《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学术分科与近代中国知识系统之创建》所作序，刊时有删节）
文章来源：2005年4月12日《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