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是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也是一位产生深远影响的思想家。他的思想集中体现在三民主义之中。作为三民主义第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确曾被误解过，有人就认为他是一个大汉族主义者。但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实际上，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其发展经历了三种形态或曰“三种境界”。
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最初级的形态：以“排异”为主导，即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一切以本民族为依归，对其他民族采取排斥主义
孙中山的革命生涯是从成立兴中会，发动反满的武装起义开始的。1894年冬，他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并筹得一部分捐款，在他携款并带领一部分兴中会成员回国的途中，在船上，他向随行的人员做宣传鼓动说：“杀满洲佬，复明之江山”。这跟当时会党的反满意识是一致的。会党是由明末清初反满运动和反满思想在下层社会沉积的结果，他们的思想基本上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反清复明的思想基础是把入关主政的满人视为“异种”，不认他们是中国人，是“逆胡”，是“鞑虏”，必驱除而后可。所以，兴中会的誓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从1894—1895年创立兴中会，策动广州起义，到1905年同盟会成立，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都一直是抱持这种反满的民族主义。我们说这种反满的民族主义是属于最初级的民族主义。它的基本观念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作为革命党的领袖孙中山，这一时期，他的民族主义思想核心就是排满。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十六个字中，有八个字是讲反满的民族主义。
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演变的过渡形态：以民族权利为主导，即以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为目标的民族主义
不过，就孙中山本人而言，同盟会成立后，他对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宣传确是花了不少的力气，他的革命目标是在推翻满清的君主专制统治之后，建立民主共和国，即建立近代的民族国家。他曾对自己的革命同伴解释说：“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因此，他又说：“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从这些表述可以看出，孙中山已经具有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思想。因此也可以说，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已进入以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为目标的近代民族主义的范畴。
但实际上，孙中山直到辛亥革命，始终没有完全摆脱以反满为主旨的狭隘的民族主义。
孙中山坚持反满的立场，以反满作为动员群众的基本口号，这既有其本人思想上的原因，也由其具体的历史条件所决定。其一，孙中山历次发动武装起义，差不多都需要联络会党，争取他们的支持。而会党之能够参与起义，其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思想基础就是反满。其二，按近代民族主义的本质要求，在清末，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应该是以反对侵略和压迫中国人的帝国主义列强为主旨，以建立独立统一的民族国家为目标。但孙中山长期奔走海外，他的革命，一方面需要争取海外华侨的支持；另一方面，他也力求争得几个强国朝野势力的支持。这样，他就不可能不淡化其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主张。也就是说，他的民族主义，不能不主要是反满的“小民族主义”，而不可能主要是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大民族主义”（大民族主义与小民族主义，是借用梁启超的说法）。其三，在孙中山争取与康、梁合作的计划失败以后，他与康、梁及其他和平改革派之间就一直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为了划清与改革派的政治思想界限，孙中山必须大力强调反满的立场。
鉴于上述三个方面的原因，尽管在同盟会成立以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已经开始具有近代民族主义的性质，但却很长时间未能完全摆脱反满的狭隘民族主义。我们可以把从同盟会成立到辛亥革命这段时间，看成是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演变的过渡期。
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演变的最终形态：以建立各民族平等的世界新秩序为主旨的民族主义，这是历史上最高形态的民族主义
1911年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对于民族主义有几种不同的表述。
一种表述是在追述革命历史时，仍明确坚持反满的民族主义的正当性。如在其《通告海陆军将士文》中说：“逆胡猾夏，盗据神州，奴使吾民，……乃者义师起于武汉……民国新基，于是始奠。”
第二种表述是说，推倒满清，创立民国，民族主义已经完成。孙中山说：“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惟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这种说法，又恰好说明，孙中山原有的民族主义，确主要是反满的民族主义。
第三种表述是“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孙中山在其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宣言书中说：“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民族统一的意思，照孙中山的说法，就是不分畛域，合汉、满、蒙、回、藏为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他在不同场合谈到这个问题。
可见，使国内各民族合为一个统一的大民族，这是孙中山的基本意思。必须注意，这个意思是在他认为民族主义的目标已达到的观念之下的一种表述。
民国成立后，孙中山曾认为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目的已达，今后的任务只是致力于实现民生主义。二次革命后，孙中山始觉悟到，民权主义还没有实现，但仍认为民族主义目的已达到了。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中国人民的反帝运动达到新的高潮之时，孙中山才彻底明白，民族主义的目标还远远没有达到。
可见，孙中山民族主义的新觉醒与五四爱国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这之前，孙中山一直全力倾注于反军阀的护法斗争。受五四运动的刺激，孙中山始充分注意到国内的军阀与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密切关系。5月6日，当孙中山刚刚得到5月4日北京学生爱国运动的消息后，立即指示主持《民国日报》的邵力子，“要大力宣传报道北京学生开展的反帝爱国运动，立即组织发动上海学生起来响应”。与此同时，“国民怵于外患之烈，群起救国，民气大张”的现实，也给孙中山的思想以重大的影响。是年10月，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该党的《规约》明确恢复以“实行三民主义为宗旨”。
从1912年宣称民族主义目标已达，到此时重新宣布以实行三民主义为宗旨，中间差不多有七年半的时间，孙中山基本上不谈论民族主义。在此之后，孙中山才重新把民族主义作为他的一大目标。而且其民族主义明确的是以反对帝国主义为内容。如1919年11月，在同即将赴法留学的青年谈话时说：“中国还是一个贫弱的国家，事事都受世界列强的干涉和压迫。我们全国同胞，尤其是知识分子，必须大家齐心参加革命，才能使中国得到独立、自由和平等。”又如，1924年1月，孙中山发表《关于建立反帝联合战线宣言》，其中说：“我等同在弱小民族之中，我等当共同奋斗，反抗帝国主义国家之掠夺与压迫”。
这些言论表明，五四运动以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发生一大转折：从把民族主义排除于革命目标之外，到重新确立民族主义的革命目标；从不谈反对帝国主义，到明确反对帝国主义。这是一种非常重大的转折，表明孙中山的以民族建国为目标的近代民族主义达到了充分成熟的发展阶段。
考察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过程，可以看出，“排满”只是他民族主义思想最初形态的内容，而不是其民族主义思想的成熟形态的核心内容。因而，简单化地把孙中山说成是大汉族主义者是不妥当的。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