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内学界文化史研究、社会史研究相继兴起，随后出现了二者“共生共荣”的态势（刘志琴：《社会史的复兴与史学变革：兼论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共生共荣》，《史学理论》1988年第3期，第13——23页）。90年代之后，受到当时社会文化的影响，学界以消费和娱乐为取向的大众文化研究开始崛起，原本主流文化一枝独秀的局面被打破，研究视阈也日渐开阔。改革开放以来中西学术交流日益频繁，西方学界的研究方法逐渐影响中国学术界，促使传统史学研究视角和方法发生重大改变。在社会史、文化史研究繁荣态势下，所见环境史、性别史、医疗史、身体史、娱乐史等研究成果日益增多，社会文化史研究逐渐成为重要的学术生长点。良好的发展势头给学人提出了新问题：社会文化史文献极其丰富，然而又庞杂分散，发掘利用严重不足。若不下大力气进行有效的搜集与整理，则很难深入真实的反映史实。这里拟以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所涉的文献传播为视角，以近代娱乐和慈善义演为切口，作一些分析和思考。
研究的对象决定了文献来源的广泛性近二三十年来大量文献的发现和出版，给学界研究视角的扩展和研究对象的变换带来了许多机遇。社会文化史主要以各个历史时期的民众生活为出发点，研究对象的大众化决定了文献来源的广泛性。随着历史变迁及时空延续，民众所涉衣、食、住、行及其蕴含的娱乐、情感、习俗、风情等事象与风物，可谓包罗万象；在不同阶层、群体和地域，人们各有不同的生活方式与习惯，而相应的历史记载既多样，又多元。相关文献史料，除去官方记载之外，还有非官方及实地调查资料，如碑刻、家谱族谱、文集笔记、戏剧唱本、神话传说、民谚俚语、日记、访谈等，也都成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重要文献。笔者研究涉及中国近代民众的娱乐生活，深感文献来源特别丰富和广泛，既有小说、游记、杂识，亦有城市指南、城市年鉴等，而现存各地图书馆、档案馆的档案文献、老旧报刊文献、回忆性质的文史资料等，对于丰富和深化近代民众娱乐生活史的研究意义更为重大。
在传播途径和方式渐趋发达的近代中国，不仅阅读载体形式多样，而且报刊传媒等发行量增大，便于人们从中接受多方信息。报纸杂志中有大量的内容面向新兴的市民群体。这样，民众的日常生活便自然反映在报纸杂志的版面中，于是发掘和利用报刊史料成为学界开展研究中必不可少的文献来源。对于娱乐生活的研究，学界已认识到报刊文献的搜集和使用的重要价值。报刊文献记载历史可谓方方面面，诸如新式娱乐作为新闻或经营者发布的宣传广告等，从中尤可反映很多娱乐项目，并由此呈现多样态的社会文化。其内容的广博，可以用“海量”谓之，浩如烟海的文字信息令人目不暇接，搜集和运用文献资料，让人有无从下手之感。各类大报小报，均刊载大众娱乐文献史料，除内容庞杂无从下手之外，若要从中查找有意索取的内容，更如大海捞针。因此我想，这些问题一定经常困扰学人研究方向的选择，也影响研究的深入。如何让人们简便地利用文献史料，并通过这些文献去深入探询、发现具有时代意义和价值的思想内涵及社会呈现，以促进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深入，这必然成为新的学术需要和价值追求。
报刊文献的整合利用与档案文献的亟需发掘报刊文献和档案文献在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均占有重要分量。报刊文献丰富，并以量大、面广著称；档案文献则立足于官方或者组织团体，具有可靠与核心文献的称誉。目前学界对于报刊文献的汇编整合已有显著收获，但档案文献的发掘仍需深入。
以近代中国民众娱乐生活为例，20世纪以来报刊文献汇编成效显著，值得关注的有闵杰整理的《清末新式娱乐活动》和姜进主编的《二十世纪上海报刊娱乐版广告资料长编》等。当前学界对社会文化史研究方兴未艾，需要有丰富而易索阅的文献去助推研究深入，这些资料的收集与编撰出版，无疑正逢其时，对于该领域新局面的开创，具有不容低估的价值与意义。这些文献资料既收集面广，汇集了近代社会文化大量相关信息，同时又注重分类分期，给阅读者研究者查找和引用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它们不仅能使阅读者对当时社会民众某一方面的娱乐生活有较充分的资料把握，也能对某一地区社会文化活动的发展进行相应的思考与认识。
笔者从事慈善义演研究，由上述清末娱乐活动文献产生了若干思考。第一，由西方输入的电影、西洋音乐、舞会、拳击、魔术、杂技、马戏等，给人们的社会生活带来了较为强烈的新鲜感。那么，演出价格的制定与实际消费情况如何？哪些群体是某种类型娱乐活动的消费者？义演等相关问题的产生与状态如何？第二，电影展现可谓最为突出、神奇又过瘾的视觉娱乐，尤以上海、天津、盛京三地为代表。文献呈现电影故事、样态和放映场所的发展变化，更有社会评价与民众认知等。有关电影的文献资料分量很重，这也会引出人们对当时社会文化状况的认识和思考。第三，音乐作为新式娱乐活动的中心内容，展示了当时的多种样态。这些报刊文献反映出社会对音乐的普遍认同，学校音乐活动与歌唱，政府官员填写歌词，校歌出现与歌曲集出版，大型专场音乐会演出等，在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中均有影响，也带来社会风尚的变化。第四，更多像社会上层人士喜爱的舞会，人们津津乐道的马戏、魔术以及具有强烈刺激性的拳击比赛、角力比武等，作为娱乐活动也在民众中形成影响。其中引发研究者省思的不仅是专业化娱乐，更有时代样貌的一些变化。
伴随着近代文化的发展，不断扩充的报刊种类及其发行量提升，显示出报刊日益深入人们的生活。从报刊中选择有效的观察点来透视人们的娱乐生活，不啻是一个可取的路径。《20世纪上海报刊娱乐版广告资料长编》将报刊广告作为着眼点，以时间划段、按艺术特点归类，不仅将海量庞杂的信息汇集整理，其要点提示也极具价值，既给研究者提供了广为可寻的视角，反映出当时的娱乐生活状态，同时还体现了在历史发展中中华传统文化的嬗变。这部资料汇编将视角放在节庆之时，把节日庆典作为观察社会政治与日常生活变迁的窗口，很具代表性。将这样一些文献归类整理与编撰，有助于我们对当时的社会娱乐活动有更为生动、丰富和深刻的感受，也有助于人们从中受到启发，提出和探讨一些问题。如，面对上海等大都市娱乐活动的不同时期——茶园时期、舞台时期、新剧时期、游乐场时期、电影时期各种新兴娱乐项目的展演样貌，一些社会史课题值得思考。例如，如何认识娱乐与社会分层问题，娱乐与性别问题，娱乐与政治问题，娱乐的商业化与民族主义问题等。这些与娱乐相关的深层次问题很值得探讨。
此外，上海还有一些新的观察点，如：在政治相对平稳、经济向好发展时期，上海的娱乐生活反映出作为移民社会的某些特点；社会分层开始，大都市的社会文化样貌通过娱乐得到展现，娱乐活动项目繁多，室内娱乐场所、露天游乐场所均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抗日战争期间，“孤岛”上海依然“华丽”，日常生活似乎较少受到战事影响，市民的娱乐生活未见减少。在租界区，娱乐活动除了电影之外，另有大量各剧种展演以及游乐场、舞厅等的游艺娱乐活动。依笔者所见，通过资料汇编的大量信息，可由中再作归类统计、数据分析，定有更具意义的收获。
与报刊文献相比，档案文献的整理非常滞后。以笔者目前关注的近代慈善义演问题为例，目前研究文献多来自报刊，涉及档案极少。义演的一个重要内在特点是寓善于乐。近代的慈善义演与所在区域的娱乐生活密切关联。上海、北京、天津、南京、武汉、广州等大城市娱乐业比较发达，各地民众娱乐生活也自有其特点，义演活动通过各种官方记载当有体现。同时，慈善义演方式颇为多样，涉及民众群体、艺术门类也非常广泛。政府档案反映出来的内容很宽泛，也很深刻。包括义演举办形式、演出内容、募捐方式、赈济对象、捐款管理等，还有关于政府的税收问题，社团组织的组织和参与问题，其他关于在华外国人组织和参与慈善义演的情况等。丰富多样的档案文献，不仅涉及娱乐文化，无论对义演历史还是对娱乐史的研究，或对相关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均有意义。由此，档案文献有待深入发掘和利用。
思维、视角的转换与文献范围的延展除报刊文献、档案文献之外，时人日记、文集、游记、笔记等珍贵文献的整理和复制、流通与利用，对于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同样有助益。现代技术对于文献的传播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计算机、数码相机、复印机、扫描机、光盘传输等先进技术的普及应用，都使得文献传播的效率大大提高。目前，各种社科文献数据库与电子化的各种文献数据库不少，“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晚清及民国期刊篇名数据库（1833-1949）”“瀚堂近代报刊库”及“华东师大·中国现代思想数据库”中相关人物日记与报刊，还有“读秀学术搜索”等。其他又如“浙江大学图书馆《东方杂志·总目》及电子版”，《文史资料》电子版、《申报》电子版和“中国地方志数据库”等。这些数据库保存的电子文献对于开展社会文化史研究意义颇巨。
作为反映民众日常生活的社会文化史，还有一类文献的传播应予重视，利用其作为辅助材料，对于选题的拓展和思考，或是作为导引文献的探索等，都有很高的价值。比如，文学体裁的诗歌、歌谣、竹枝词、楹联等，若从史学的角度给予解读，即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重要文献。以近代竹枝词为例，内容以咏风土为主，无论通都大邑或穷乡僻壤，举凡山川胜迹，人物风流，百业民情，岁时风俗，皆有所收录。《都门杂咏》的作者杨静亭谓“竹枝词者，古以纪风俗之转移，表人情之好尚也”（杨米人等著，路工编选：《清代北京竹枝词》，北京：北京出版社1962年版，第65页）。竹枝词针对社会中下层的凡人俗事，称得上重要的社会风俗史料，也暗合了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旨趣。竹枝词常涉及慈善义演。如冯文洵在《丙寅天津竹枝词》中所述：“非筹急赈即冬防，票友伶人义务忙。半为助捐半娱乐，百元不惜定包厢”（雷梦水等编：《中华竹枝词》第1册，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00页），展示了义演的具体面相。“急赈”与“冬防”是义演的筹资目的，“票友”与“伶人”忙碌出演则是“义务”之举，“助捐”与“娱乐”各占一半，寓善于乐。戏院中的“包厢”甚至以“百元”的价格来定价。通过竹枝词的描述，义演的些许实态得到呈现。还有一些竹枝词反映时人内心情感，记录和讽刺流行时尚，吟咏风土等。近代社会急剧变迁，传统与现代、趋新与守旧的交织可通过竹枝词来表现，由此，其成为一种重要的文献品类。
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对象决定了其史料来源的广泛性和日常性。图像作为近代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要素，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社会文化史研究文献的重要部分。如，民国时期中国的商业机构与画家合作，创作出大量优秀的广告画，呈现出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协调的视觉风格，反映了时代特点。广告中衣食住行、社会百业，画面上美女、时装、市井生活、历史传说乃至风景国画等，可谓百色杂陈。“以图证史”作为中国图像史学的重要方法，对于开展社会文化史而言，颇有意义。近代的图像品类更加繁多，涉及的人群、阶层更加广泛，如何考量图像在民众日常生活中的意义和存在，进而开展民众社会文化研究很有必要。像影响广泛而深远的画报，如《点石斋画报》《北洋画报》《良友》等，更是探讨民众认知乃至社会生活的重要素材。另外，电影、音乐等作为近代民众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影片、唱片所承载的历史信息，也值得重视和利用。
研究视角的转换和思维的转变带动新的思考，也延展着文献材料的来源。在社会文化史研究中也可尝试引入“他者”的眼光和立场。英国新文化史家彼得·伯克认为，“他人观察个体和群体的方式常影响着个体和群体进行自我观察的方式”（彼得·伯克著，刘华译，李宏图校：《西方新社会文化史》，《历史教学问题》2000年第4期，第28页）。近代社会变迁剧烈，市民生活方式随着时代的更迭发生较大变化，部分民众通过纵向或横向的比较产生新的认知，并尝试将这种认知渗透于笔记、日记等私人文稿，或者被组织团体、社会调查者、官方等记载，形成当代学人透视时代变化的文献。因此，引入“他者”的眼光对历史进行审视，不仅有利于研究者更好地体察时人的情感倾向，也有助于深层次理解社会文化变迁中的个人和群体。
收集整理零散文献史料，出版一套“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资料选辑”的呼吁和建议自21世纪初即开始，至今一直未断，但始终未见成果，足见难度之大。诸多史学工作者如刘志琴、李长莉、梁景和、闵杰、罗检秋、左玉河等，长期致力于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的理论研究和问题探索，并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是无论如何，重视文献的整合与利用，加强报刊文献整理，特别是加快档案文献的发掘与整理，同时通过视野的转变扩展研究文献的范围，必定能够推动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不断创新。
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17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