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在中国历史地理学上是一个含混不确定的名称，它与历史上的中西交通密切相连，这一名称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变迁、演变过程。要理解中国人的“西方”观念，先要从中国历史上的两个地域名称说起，即汉唐时期的“西域”和宋元明时期的“西洋”。探讨历史上从“西域”“西洋”到“西方”的名称转换过程，可以看出中国人的“西方”观念之变迁。
“西域”初义应指西部化外之城，这是汉人对西部的指称
中原通西域始自汉武帝建元二年张骞出使西域。司马迁所作《史记·大宛列传》详记张骞出使事迹，文中出现了“西域”一词：“是岁汉遣骠骑破匈奴西域数万人，至祁连山”。在《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有“匈奴西域王”之称，也使用了该词。可见，“西域”之名在汉武帝时期已使用，其所指并不明确，将“匈奴西域”并联在一起，说明西域为匈奴之地或匈奴统辖之区域。
对“西域”一名的范围明确做出界定的是《汉书·西域传》。从语义上说，“西域”初义应指西部化外之城，这应是汉人对西部的指称，《汉书·西域传》实际所涉范围要较此更大。现今论者一般认为，“西域”有广狭二义：广义的“西域”，泛指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广大地区；狭义的“西域”主要指塔里木盆地及其周围地区。《汉书·西域传》实际介绍的是广义的“西域”。
随着中西交通范围的拓展，东汉的“西域”范围也随之增大，由于东罗马帝国与东汉通使，欧洲开始进入中国的文献记载。《后汉书·西域传》称：“西域内属诸国，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极玉门、阳关，西至葱岭。其东、北与匈奴、乌孙相接。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其南山东出金城，与汉南山属焉。”所载范围包括大秦（东罗马帝国）、天竺（印度）、安息（波斯）等国，可见当时“西域”范围之广。具体而言，将意大利半岛和地中海东岸、北岸也包括在内了。这是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所描述的“西域”中范围最大的，以后各史“西域传”实际描述的范围再也没有越出此传。当时中原与西域交通的情形与西汉相比似无大改，这些路线实际上就是当时的丝绸之路，故西域也是与丝绸之路紧密相连的一个历史地理概念。
有关魏晋南北朝正史著作，如《魏书》《南史》《北史》《新唐书》均设《西域传》，多取西域之广义。而《魏略》《晋书》《梁书》及后来的《旧唐书》则改设《西戎传》，其所述范围涵盖此前的西域，唐朝与西域的交通较此前更为发达，中原与西域的关系自然更为密切。随着与中亚、西亚、欧洲的交通日益增多，中国对这一带地区诸国情形的了解越来越清晰。
《宋史》未再列《西域传》，而在卷四百九十列传第二百四十九《外国六》之下列“天竺”“于阗”“高昌”“回鹘”“大食”等诸条。可见，宋朝失去了对西域的控制。《元史》亦未再设《西域传》或者《外国传》。《明史》中《西域传》所涉范围大致只是狭义上的“西域”。而在《西域传》之前设有《外国传》，显示出明朝与西域微妙而复杂的关系，既不同于“外国”，又与内地有别，但“西域”作为中西交通的特殊区域或必经之地已失去原有的意义和价值。
“西洋”的名称是伴随中西海路交通兴起的产物
“西洋”这一名称的出现相对较晚。如果说，“西域”一词与中西陆路交通紧密相连，那么，“西洋”的名称则是伴随中西海路交通兴起的产物。从“西域”到“西洋”，体现了中西交通由陆路转向海路的飞跃。“西洋”的名称可能最早见于五代。将西洋作为一个区域来整体看待，并将这种称谓固定下来，被人们广泛地接受、采纳和统一应用，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这一过程的开端在元代，而它的完成在明初下西洋的时代。
不过，明代虽使用“西洋”之名，其所指范围并非限定于欧洲，甚至不含欧洲，而是指东南亚、西亚、东非或印度洋周围国家。郑和下西洋中的“西洋”即是指其所经这些地区。“西洋”由原来的泛指东南亚、西亚、东非一带，逐渐转向专指欧洲，这也许最能反映明末以后中西交通的实际。“西海”则常见于来华西人撰译的各种书籍署名中，这里的“西海”即为大西洋，当时，人们对“洋”与“海”之区别并不甚在意或了解，故“西洋”与“西海”混用是常见的事。
“西方”在晚清以后与“西方中心主义”有某种关联
晚清以降，“西方”的地理范围由欧洲扩展到美洲、澳洲，“西方”成为基督教文化圈的代名词，并被赋予地理以外其他方面的内涵。二战后，世界出现所谓东西方冷战，这里的“西方”则是指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它是一个意识形态共同体的指称，以苏联为首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被排除在“西方”以外。
从历史上看，古代西方文明主要是指古代希腊、古代罗马所涵盖的区域，它与东方文明国家相对应，主要是一个地理概念。在近现代，随着西方国家意识形态色彩的加重，西方学者就认为：“西方文明首先可以近似定义为法治国家、民主、精神自由、理性批判、科学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经济。”它显然带有排斥非“西方”文化或文明的意味。在这种背景下，当西方学者使用“西方”这一名称时，就不仅是一个地理指称，可能还带有某种程度的文化优越感，它与“西方中心主义”有着某种关联。
中西交通伸向哪里，“西方”的意涵就指向哪里
梳理中国人的西方观念，从汉唐时期的“西域”到宋元明时期的“西洋”，最后到明末清初以后的“西方”“泰西”，可以看出中国人的“西方”观之演变是与中西交通密切相连的，中西交通伸向哪里，“西方”的意涵就指向哪里，“西方”可以说是一个流动不居的历史地理概念。“西方”这一名称往往表现的是一种异域，即为华夏文明之外的化外之域或非我族类的文化。从文明程度来看。“西方”文明经历了一个从异域文明到强势文明的演变过程，在这一演进过程中，它既受到了中国文化的排拒，又常常通过交流、融会，为华夏文明所吸收。近代欧美的崛起，亦即“西方”的崛起，与华夏文明形成新的对峙，也是中国最重要的参照系。
在西方文明的强大冲击下，中国传统的价值体系和社会-文明结构逐渐解体，中华民族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谋求建设一种适合自我生存的新文明，中国在与西方的冲突、交流、融合中开始艰难的社会转型和步入现代化的历程。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延伸阅读
谁最早在中国系统介绍“西学”
与“西方”相连的还有一些词，如“西学”“西儒”“西医”“西历”“西国”等，几乎同时出现在介绍西方学术、医学、历法、地理的书籍里。最早使用“西学”一词的可能是意大利耶稣会士艾儒略的《西学凡》（1623年初刻）。该书开首即称：“极西诸国，总名欧逻巴者，隔于中华九万里。文字语言经传书集，自有本国圣贤所纪。其科目考取虽国各有法，小异大同，要之尽于六科。一为文科，谓之勒铎理加；一为理科，谓之斐录所费亚；一为医科，谓之默第济纳；一为法科，谓之勒义斯；一为教科，谓之加诺搦斯；一为道科，谓之陡录日亚。”第一次在中文世界系统介绍了西学。以“西学”命名刊刻、篇幅量较大的书籍当推意大利耶稣会士高一志编撰的《修身西学》《齐家西学》《治平西学》三书。作为与中学相别的“西学”在明末的少数士大夫中开始传播。
（纪文摘自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古代北京与西方文明》）
文章来源：《北京日报》2018年09月10日第1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