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19世纪著名数学家克莱因在其名著《数学在19世纪的发展》中指出，“如果没有新观念的涌现、新目标的设定，数学研究的内容就会枯竭，并很快在机械的逻辑证明中精疲力竭、陷入停滞。”这说明，自然科学必须依靠创新才能发展。那么，哲学社会科学又如何呢？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永恒主题”。我们不妨以史学为例作一分析。
史学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学科之一，特别是在中国，从先秦到今天史学一直连绵不断。为什么史学能够存在几千年？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是不断创新的。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年鉴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勒高夫在谈到当时热议的“史学危机”问题时指出，“我们希望继续存在和发展，静止等于死亡”。这句话深刻揭示了史学的生命力在于创新。我们可以看到，近一个半世纪以来，国际史坛上“新史学”运动连绵不断。从19世纪中后期德国历史学家兰克提出的“科学化历史”，到20世纪初期美国学者鲁滨孙提出的“新史学”，再到20世纪70年代勒高夫提出的“新史学”，“新史学”运动一波接一波地出现。每一波“新史学”都认为现有史学有重大缺陷，必须改进。在中国，自20世纪初以来，“新史学”运动也一浪接一浪。“新史学”这个口号是梁启超在1903年第一次提出的，接下来有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兴起，以后又是新中国的“革命史学”，到了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海峡两岸都出现了新一波的“新史学”。在21世纪，更新的“新史学”仍然不断涌现，比如全球史、加州学派、华南学派等，体现了不同领域的史学家希望创新的意识和努力。“新史学”之所以不断出现，是因为史学家们深有同感：现在的史学不能为我们提供对过去的最好解释，所以必须创新。
史学的创新，包括史料、方法和理论的创新。史学和文学、哲学不同，史学研究必须以充分、翔实的史料为依据。在史料方面，今天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可以称之为“史料革命”。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史料，在数量上是以往学者能够看到的史料的若干倍。这些前人所不知的史料也可称为新史料。新史料的大量出现和继续大量出现，使得我们能够看到诸多前人不可能看到的历史面相。
要创新，就要使用新方法、新理论。梁启超在《新史学》一文里倡导史学革命，原因之一是中国传统史学“徒知有史学，而不知史学与他学之关系也”。因此，“新史学”研究应当“取诸学之公理公例而参伍钩距之，虽未尽适用，而所得又必多矣。”那么，新方法、新理论从何而来呢？一个人不可能关在房间里自己拍拍脑袋就想出来。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费尔普斯说：“一个人如果经常去了解他所在的社会或今天的全球经济中产生的新思想，他产生新创意的能力也会大幅提高。反之，被隔绝起来的个人或许能在某些时点上突然产生一些创意，但此后就少有了。经济学家兼小说家丹尼尔·笛福用鲁滨孙的例子告诉我们，如果不能从社会中获取灵感，一个人能产生的思想少得可怜”。
史学要创新，就要摒弃封闭心态，充分利用全人类几千年创造的全部知识。列宁说过：“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真正的创新，必须以人类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财富为基础。就中国经济史来看，中国过去只有食货学，没有经济史学。中国经济史学是1903年以后才有的，由海外引入。只有把握国际经济史学的主流学术，才能从中汲取我们所需要的学术资源。应当强调的是，国际经济史学的主流学术并非一成不变。一方面，它具有西方渊源与西方背景；另一方面，它在长期发展中也在不断科学化，这一科学化的过程也就是不断超越西方局限的过程。可见，国际主流学术往往具有双重性，正确的态度是充分汲取其合理部分，同时对其不合理部分加以改进。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文章来源：《人民日报》（2018年09月03日2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