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后，欧美史学界出现了语言学转向与历史叙事的复兴。在此背景下，以探索人类整体发展为主题的整体史写作路径遭到批判，代之而起的是追求断裂、边缘、结构、叙事以及文本分析的新史学。社会生活史、微观史、新文化史、概念史、性别史、结构史、历史人类学的兴起，使得气味、想象、死亡、空间、身体、食物、同性恋、小人物生活等课题进入史学研究视野。这种趋势进一步加深了历史研究的碎片化，并且形成了一种后现代的理论自觉。
在史学越来越专业化与碎片化的同时，整体史的努力仍然在继续。从1963年威廉·麦克尼尔出版《西方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West: A History of Human Community）开始，全球史（Global History）逐渐成为一种有重要影响力的新史学范式。全球史的核心与创新点即全球化的历史，与文明史强调文化的传播（diffusion）不同，全球史更强调文明的全球交互（communication）。80年代，大卫·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与弗雷德·斯皮尔（Fred Spier）开启了关注人类整体命运发展与演变的“大历史”（Big History）研究，他们创建专题网站并开展“大历史”教学项目。进入21世纪以来，“深度历史”（Deep History）成为整体史书写的新范式，它注重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引入生物学、人类学以及遗传学等知识，探寻人类身体和人类文化的进步。
碎片化研究引发学术困境
任何学科都有其存在的意义，我们可以从本体论、认识论角度对其进行解释。从本体论上讲，历史源于生活，它是客观存在；从认识论上讲，客观存在具有概念上的实在性，我们通常称之为原始经验。由于历史的不可重复性，它无法被实验，不具有实验科学的精确性。马克思指出，感性确定性的对象具有历史性，因而历史（包括历史认识）的确定性是不容置疑的。历史总是在记忆中，历史研究者总是处于一种不在场的状态，历史无法被感性地直观感知，我们总是就文本的意义分析历史，而不是历史本身。这就是历史学为什么要保持求真态度的原因。当然，并不是说所有对人类过去的研究，都是通过文字中介获得，考古发掘总能把封存的时间与空间展现在我们面前，因而考古学家往往能在发掘的一瞬间见到历史本身，而考古发掘的实物资料一旦进入意义的解释系统，就重新回归历史学范畴。
历史研究存在诸多不统一性，比如理论与实践、整体与碎片。这种不统一是因史学研究者技艺的不同而引发的。理论与实践、整体与碎片本身是统一的，理论源于实践而复归于实践，整体包含碎片，又受到碎片的影响。在实践中，整体与碎片是相对的，这种相对性取决于研究者和受众的视角。在传统史家看来，希罗多德的《历史》与司马迁的《史记》是整体史的写作路径，他们以政治和军事为主题，叙述了相对广阔的时空范围。然而，相对于全球史与大历史而言，他们的研究又是碎片的。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与费孝通的《江村经济》都是写小村庄社会状况的，但是这种“小”能够反映出当时法国社会和中国社会的整体状况，甚至比单纯的整体性描述更具有真实感。福柯的《性经验史》（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选取了传统史家不会关注的“性”作为研究的主题，虽然福柯强调断裂与特殊，却也认为“性经验”是一切权力关系最原始且最本质的存在，因而该书实际上成为一部讨论性秩序的整体史。
微观史、新文化史、历史人类学、性别史等新史学的根本目的是“以小见大”。然而在实践中，很多史学研究者过于关注对某个具体问题的刨根问底，却忽视了整体意义，导致史学碎片化。这就抛弃了历史研究最初的目的，不再关心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不再“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仅就问题研究问题。
深度历史有助于整合碎片
近年来，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丹尼尔·罗德·斯迈尔（Daniel Lord Smail）与密歇根大学人类学教授安德鲁·施略克（Andrew Shryock）提出“深度历史”的新路径。2007年，斯迈尔出版《深度历史与深度思维》（On Deep History and the Brain），首次系统阐发了“深度历史”的概念、理论与分析路径。2011年，斯迈尔与施略克编著《深度历史：过去与现在的叙事结构》（Deep History: The Architecture of Past and Present），进一步完善了相关理论与叙事框架，并对“深度历史”的研究主题进行了探索。
“深度历史”整合了历史时间的碎片。历史时间的碎片化是一种认识的碎片化，例如纪元（era）、时代（ages）、时期（stage）、时段（periods）、朝代（dynasty），历史学家会根据需要，在绝对时间之外建构出便于理解的相对历史时期，当然这也跟不同时代的历史学家对历史（时间）的认知范围有关。斯迈尔指出，对于过去的研究来说，历史时间的碎片化产生于高度随机性的（contingent）历史趋势。19世纪60年代的时间革命扩大了人类历史的时间范围，短时序列将（人类生活的）世界想象为大约6000年的历史。深度历史突破了传统史学依靠文本资料书写历史的短时序限制，将史前时代纳入史学研究的范畴，史学研究的时间上限被追溯到600万至800万年前，当时人类祖先刚从类人猿的祖先中分化出来。
历史的碎片化还表现在研究历史的学科的多元化，人类学、民族学、博物馆学、考古学以及区域研究等都涉及对人类过去的研究；这些研究有自己独立的话语系统，这导致了历史研究的分散化。深度历史主张跨学科研究，斯迈尔指出，考古学家、生物进化学家以及古人类学家的许多分析方法事实上适用于古代与近代社会的研究。在19世纪以来的人类学中，血缘关系与语言的研究连接了短时序与长时序。新的领域，例如基因学，允许分析者在更为宏阔的时空范围内开展研究，遵循基因传递的脉络，将生活着的（living）人类与祖先的人群联系起来。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放射性碳元素的测定方法，使得绝对时间（太阳历时间）和相对年代（例如白垩纪、旧石器时代）的测定变得日益精确可靠，这为深度历史的时间突破提供了可靠的时序保障。达尔文的进化论揭示了生物演变的缓慢时间节律，考古发掘将人类的历史延伸到260万年前（人类开始使用工具），生物学和基因测序将人类与猿人分化的时间点追溯到600万到800万年前，并推测现代人类是同一个“非洲祖母”的后代。
过于执着微观事件和微观文化现象的探究，是造成史学碎片化的主要原因。斯迈尔将当前新出的研究主题整合在一起，试图将这些小的主题综合为一种新的整体史的写作范式。在《深度历史：过去与现在的叙事结构》中，斯迈尔选取了身体、语言、血缘、食物、迁移、货物这些主题进行研究，同时指出，气候、音乐与艺术、宗教、法律与暴力、技术以及性也是深度历史的典型研究主题。尽管深度历史选取的研究主题是碎片化的，但这些碎片被很好地整合到长时段的叙事系统中。
深度历史吸收了思辨历史学探寻人类历史发展趋势的叙事结构，也吸收了后现代史学注重语言分析的叙事理论。深度历史写作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连接长时序（史前）与短时序的历史叙事。深度历史认为人类的发展是人类的活动逐渐摆脱自然的适应性过程，这一过程的发展趋势是螺旋式的上升。身体是连接人类祖先的活的媒介，血缘关系、交流、扩展、食物以及谱系这些概念在价值取向和应用上总是历史的，可以用它们建构与过去的联系，更确切地说，它们经历了整个人类历史。深度历史有着很强的语言学自觉，不仅探索过去与现在的语言之间的谱系关系，探索语言、身体与生态系统的相互作用与知识的产生，还自觉地阐释文本中的隐喻。深度历史的研究者提出了数组主导隐喻（governing metaphors）作为分析的工具，例如血缘关系、网、树状图、分形学、螺旋上升、扩散、纯量融合（scalar integration）。这些隐喻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类时间的广远，理解既推动变化又限制变化的连接力度。
提供史学研究新模式
深度历史会不会成为今后历史研究的趋势，还有待实践的检验。但在今天，对人类过去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的呼声越来越高。深度历史的实践与探索，提高了专业史学研究的一种新模式，不同学科的专业研究者对同一历史主题共同进行解释的合作研究，或许是19世纪以来史学专业化的新高度，而这种专业化亦是整合历史碎片化的努力。
向下看的历史学，不应该成为史学碎片化的借口，研究者应该自觉地意识到研究主题过于狭小引起的割裂史学整体性的危险，在聚焦于小的问题的同时，要有宏观的视野，要避免整体与碎片的对立。宏大叙事、主体叙事和小叙事都是历史写作的路径，我们强调叙事与知识之间的关系，强调文本分析，应该避免纯粹的讲故事而忽略了历史研究的意义。正如扬·阿斯曼在《文化记忆》中所言，“每种文化都会形成一种凝聚性结构，它起到一种连接和联系的作用，这种作用表现在两个层面：社会层面和时间层面。每个凝聚性结构的基本原则都是重复。重复可以避免行动路线的无限延长：通过重复，这些行动路线构成可以被再次辨认的模式，从而被当作共同的‘文化’元素得到认可”。这种凝聚性结构会形成一种次序，它包含规范（vorschrift）和遵循（folgen）两个方面。语言、习俗、习惯、政治组织形式与信仰等都是这种凝聚性结构的表现，它作用于文化中的人群，通过模仿不断重复、扩散与传承。重复在群体中形成经验（集体记忆），创新在经验基础上实现进步，进步形成新的凝聚性结构。史学的研究对象是“记忆”，所以这种凝聚性结构既是史学的本质，又是史学的表现形式。
强调历史的不确定性，而忽视历史中存在共性、普遍性和规律性，也是不妥帖的。学科发展的多元化强调一种共生关系，新与旧、整体与碎片总是相对的，后现代主义在批判西方经验理性权威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它拓宽了史学研究的主题，后现代思潮并不是要否定史学的整体性，而是批判机械、僵化与盲从，批判先验的、思辨的历史学假设。但是，如果史学研究缺少发展的眼光，就问题而研究问题，管窥蠡测，缺少整体的视角，历史学很可能会陷入自娱自乐的困境。史学研究的突破需要实践与理论的双重突破，碎片最终还是要作用到具体问题，为历史的整体服务。强调共性而否定个性，或者强调个性而否定共性，都是危险的，将二者综合到一种新的整体的叙事结构中，未尝不是历史书写的一种新路径。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