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所以暴力革命容易产生专政，难以产生宪政。竞争双方力量均衡时，互不服气，容易形成分裂割据的局面；一方独大时，赢者通吃，容易形成专制垄断局面。不妥协、不共享，是革命的本质特征。对抗性的革命与制衡性的宪政之间难以建立制度勾连。长期形成的你死我活的革命心理，难以转化为共信共守的宪政理性。
本文系北京大学王奇生老师就以下问题答凤凰网历史频道，采访整理：唐智诚
1、1980年代知识界曾经提出要“告别革命”，但60多年前的知识分子为什么将革命当作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手段？您认为是什么原因使得当时思想界推崇革命？
2、在革命由精英走向大众之后，这种用激烈方式推进的社会转型也带来了血流满地、人头滚滚，您在回顾历史时如何评价革命带来的这种变化？您觉得用历史发展中“必要的恶”来解释是否就够了？
3、您认为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党代表了辛亥一代，而共产党则代表了五四一代。那么“五四一代”发动的大革命，与“辛亥一代”发动的辛亥革命相比，有更多的民众参与其中，对旧制度的破坏性也更大，这对当时处于内忧外患中的中国而言是好事还是坏事？您如何理解这一代人面对历史的选择？
嘉宾简介：王奇生，1963年生，湖南湘乡人，武汉大学历史系学士、硕士，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先后任职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1999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现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2003）、《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2006）、《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2010）。
革命重塑中国的社会结构和价值伦理
20世纪革命几乎席卷了全球。对中国来说，20世纪更是革命的世纪。如果要为20世纪中国寻找一个主题的话，那么这个主题恐怕只有“革命”最合适。避开革命而探讨20世纪中国历史几乎是难以想象的。革命不仅多次重构了最高权力结构，也全面重塑了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价值伦理乃至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革命成为当代中国人最强烈、最深刻的记忆。在世界革命史上，中国革命与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一起，被并称为人类至今为止三大最具影响力的革命。而和另外两次革命相比，中国革命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内涵也最为复杂。
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共产革命是相互衔接、演进的三个阶段
国内外学界对“中国革命”没有一致的定义，其上限有的追溯到太平天国甚至更早，其下限延伸到文革结束，甚至认为改革开放也是革命。我倾向于将“中国革命”限定在辛亥革命至文革结束，并将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共产革命视为中国革命过程中相互衔接、演进的三个阶段。长期以来，国内学界习惯将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共产革命视为性质完全不同的三次革命，而很少关注三次革命之间的内在关联，更没有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性的革命来考察。传统观点认为，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共产革命是不同阶级性质的革命，相互之间有新旧之别，有高下之分，有鸿沟相隔。研究者习惯将三次革命切割开来，孤立地加以研究，甚至以部分否定前一次革命来论证后一次革命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其实正是这三次革命的相互关联、递进，共同构建了“中国革命”这一历史事件。中国革命是一场连续的、复合的、递进的革命。前一次革命为后一次革命“预留”了空间，后一次革命在前一次革命的基础上推进。只有将三次革命作为一个整体综合考察，才能洞察20世纪中国革命的总体特征。
中国革命的主力始终是知识分子
过去我们强调革命的阶级性，将革命区分为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或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其实三次革命都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产物。革命的主导力量始终是知识分子。不仅革命，近代以来所有改革、救国方案的提出和实施，无一不是知识分子主导的。
近代中国的危机，源发于外，在西方列强有形的压迫和无形的压力下，知识分子先知先觉，也最敏锐，故而成为变革的先驱和革命的先行者。晚清开始，中国知识分子有一种持续性的“亡国”危机意识。“救亡图存”成为数代中国人的普遍焦虑。在各种救亡方案都尝试无效之后，危机感不断累积，救亡情绪日趋激烈，救亡手段日趋极端。
辛亥革命迅速成功激励后来者动辄诉诸革命
辛亥革命以前，实际上是两个救国派别、两条救国路线在竞争：一派主张在维持政权现状下求改革，一派主张推翻清廷实行革命。辛亥革命的迅速成功，给人留下革命非常容易而立宪改良行不通的印象，进而鼓舞和激励后来者动辄诉诸革命。
民国初年，民主共和的尝试不成功，政局却日趋分裂与恶化，革命的声音又逐渐高涨。帝制崩解后，政治制度和整个统治架构随之全盘崩溃。推翻一个皇帝，取而代之的竟是成百上千的小皇帝，政治与社会全面失序，各党派和知识精英阶层几乎整体性地陷入绝望，“根本解决”、“彻底解决”的口号，在五四之后几乎成为一种群体共识和时代诉求。
五四后知识界群体倾向革命史上前所未有
也正是在五四之后，迅速汇聚成一种具有广泛影响且逐渐凝固的普遍观念，即革命高于一切，甚至视革命为社会行为的唯一规范和价值评判的最高标准。五四以前，主张革命者大体还局限于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一系。五四以后，革命竟为多数党派和知识群体所认同。即使如张东荪、张君劢为代表的研究系，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派，也承认革命对改变中国社会、政治种种黑暗腐朽所具有的积极意义，肯定革命的合理性、正当性与不可避免。知识分子如此群体性的倾向革命，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五四以后，知识分子最鲜明特质不是“边缘化”，而是革命化。正是全面性的危机，导致知识界全体性的激化。
进入1920年代，革命由舆论宣传转入实际行动。无政府主义派倡导的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倡导的阶级革命、中国国民党倡导的国民革命、中国青年党倡导的全民革命，相继走向实践。这些党派团体的组织者均是知识分子。革命的局势，由清末的“一党独革”，发展为“多党竞革”的局面。在多党竞革的背景下，国民革命最具声势。辛亥革命基本上是一场政治革命，国民革命则可以说是国共两党共同主导的复合型革命：国民党仍然沿袭其政治革命路线，共产党则另辟社会革命路径。
知识界追逐新潮不考虑哪种革命适合中国
从辛亥革命到中共成立，相隔不过十年，其间世界发生了相互关联的两件大事，一是欧战，一是俄国革命。这两件大事在中国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是欧战导致的西方文明危机，与共和实验在中国的失败相呼应，导致中国知识界几乎全体厌弃资本主义；二是俄国革命成功的示范效应与俄国革命的主动输出，导致中国知识界群体性的对社会主义和社会革命产生好感。五四知识界流行一种看法：法国革命是18世纪的革命，俄国革命是20世纪的革命；法国式的政治革命已经过时，以后的革命应是俄国式的社会革命。辛亥革命与十月革命相距不过6年，却被认为是相距两个世纪的革命。当时知识界一味追逐世界革命新潮，而不考虑哪种革命适合中国国情和当下需要。政治革命尚未成功，就转而追逐社会革命；共和革命还没有完成，就转而向慕共产革命。只因社会革命、共产革命更新、更激烈。知识界还有一种强烈的“赶超”情结，迫切希望“后来居上”，企图超越西方列强的资本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正是在这样的心态主导下，1920年代的革命，不再以法国革命为楷模，而转向“以俄为师”。国共两党均希望得到俄国的指导和援助。
国民党的政治革命与共产党的社会革命在北伐初期还能相互配合，随着中共领导的工农运动日趋膨胀，不仅冲击到国民党军事后方的安定，也势必突破国民党的政治革命限界。国民党无意与中共一同将革命往社会革命的方向推进。第一次国共合作不可避免以分裂收场。从国民党的角度看，这场革命推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形式上达成了全国的统一，基本实现了它的预定革命目标。而对共产党而言，革命无疑是失败了。1927年国共分家后，共产国际将中共失败的责任，归咎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这一做法，不仅让陈独秀个人受屈，更严重的是导致全党进一步向左倾激进主义迈进。
中共建国并非革命结束而是更大规模革命的开始
20世纪中国革命具有相互关联的三大效应：一是“高山滚石”效应，革命一旦启动，越滚越急，越滚越猛，非达于平地不止。二是累积繁衍效应，前一次会影响后一次，前一次的成功，会激励后一次的继续；前一次未能实现的目标，后一次会采取更激烈的手段去实现。三是升级递进效应，革命的诉求指数不断提升，最初只感觉政治要革命，继而认为思想也要革命，社会也要革命；文化也要革命；国内革命还不够，还要世界革命……最后发展到“灵魂深处闹革命”。
国内学者一般倾向于将“中国革命”的下限终结于1949年。个人认为，1949年新政权建立并不意味着中共革命的终结，而是另一场更深入、更大规模革命的开始。1949年以前的革命，只在中国的局部地区进行，而1949年以后的每场运动，无不席卷全国。1949年以前的革命，主要是武力革命，参与革命的人数尚有限；而1949年以后的革命，则是全民性的社会革命。从社会结构变迁的角度看，1949年以后的社会革命更剧烈，也更复杂。青年毛泽东就认为，夺取政权只是革命的前奏；更重要的是要以政权的力量进一步发动革命，进一步改造社会和改造人。中共革命的最终目标是通过社会革命消灭阶级，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和世界大同。这就决定了中共革命的长期性。陈独秀早在1920年即警告：“革命不过是手段不是目的，除旧布新才是目的。若是忘了目的，或是误以手段为目的，那便大错而特错。”但中共后来将革命视为一种至高无上的价值信仰。因而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一代革命家的观念中，革命虽然有阶段性，但没有比革命更高、更神圣的境界，因而革命是没有替代物的，是不能停止的，是永无止境的。
三场革命都能推翻旧政权却未能建立新政治
研究20世纪中国革命，最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三场革命在推翻旧政权方面都成功了，而在革命之后建立新政治方面却都未能成功。
第一场革命推翻了清朝，第二场革命推翻了北洋，第三场革命推翻了国民党。应该说，三场革命都成功了，然而，每场革命之后，总有人觉得革命尚未成功，或觉得革命不彻底，还要再起革命。辛亥之后建立的新民国很快陷入帝制复辟与军阀混战的泥泞中；北伐之后建立的新党国，只是达成了形式上的统一，国家仍处于分裂和内忧外患之中；中共的革命要算最彻底，1949年新共和国的建立，实现了晚清以来一直未能实现的国家主权独立与统一，随后又推进社会主义改造。如果以1949年为终点，甚或以1957年为终点，这场革命无疑是成功了。然而，毛泽东仍不断将革命向阶级斗争的路途推进，直至演变成一场十年浩劫，革命最终走向了它的反面。
强势革命党以革命建国却难完成政治转型
20世纪中国革命显示，弱势的革命党难以完成革命建国的重任；强势的革命党可以实现革命建国，又难以完成革命之后的政治转型。革命是一种非常政治，革命的成功，仰赖强势政党和强势人物领导，但革命成功后，强势政党往往不愿让其他政党分享治权，强势革命领袖更不甘于平庸，习惯于以革命手段和革命思维推行强权政治。
发动革命需要激情结束革命需要理智
强势革命的最大难题，不是革命如何发动，而是革命如何结束。发动革命需要激情，结束革命更需要理智。革命成功后，政治必须转入常轨，回归常态，尽快“去革命化”，建立常规制度。然而革命具有强大的惯性和“路径依赖”，难以该止即止，适可而止。革命过程越长、越激烈，惯性越大，余震时间也越长。革命擅长破坏，而不擅长建设；擅长破旧，而不擅长立新。1948年张东荪曾指出：“凡是一个革命，总包含两个阶段，一是破坏旧的，二是建立新的；但在破坏旧的之中却往往即孕育有对于建立新的之障碍。换言之，即问题可能已不在如何推翻旧的，而反在于如何克服孕育在新的之中的自己所造成的内部困难。”
国民党始终未能统一国家由中共完成
就世界政党史观察，列宁主义政党可以建国而不适合治国，而自由主义政党难以建国却适合治国。列宁主义政党严密的组织结构和高效的行动能力，适合于在一个极度混乱和全面危机的国家中进行快速、有力的政治动员和社会整合，而自由主义政党不具有这样的组织动员能力。帝制推翻以后，中国旧有的政治与社会结构几乎面临全面性崩解，必须有一强大有力的政党才能重新统一中国。如民国初年数以百计的议会政党无法抗衡袁世凯复辟帝制，更无法消除军阀的分裂割据。国民党的政治革命，第一步推翻了帝制，第二步打倒了北洋军阀，第三步，战胜了日本侵略，基本实现了国家主权独立，结束了晚清以来数十年的半殖民地局面，但始终未能完成国家统一的目标。最后由中共完成了国家统一的重任，结束了清亡之后近四十年的分裂动荡局面，并进行了翻天覆地的社会改造，彻底颠覆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
国共两党的政治试验并存竞争从1927年延续至今
但强权建国势必延续为强权治国。中共以严密的社会控制力和强大的社会动员力，将全体国民自上而下高度整合为一个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超大政治组织体，完全没有个体自由空间，不能容忍异己者存在，社会几近消亡。这样毫无制约、毫无制衡的强权体制，既可创造人间奇迹，也可酿成人间奇祸。
另一方面，打败国民党、夺取全国政权之后的无比自信，转化为一种“欲与天公试比高”、“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无比自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这样一种对自身能力的过度自负，是中共在1949年以后敢作敢为的重要因素，也是导致大跃进这样人为灾难的思想基础。此外，中共革命夺权的过程相当长。中共在苏区和根据地时期，早已形成一套相当成熟的政治治理模式，1949年以后，势必沿用战争时期形成的治理技术和革命思维，在短时间内很难调整。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以1949年为界标，认为1927——1949年是国民党执政，1949年以后是共产党执政。其实不妨换一种视角来观察，1927年以后，一直是国共两党分别控制不同地域，只是控制的地盘有变化而已。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始终没有控制过全中国。两党的竞争只有部分输赢，没有全输全赢。国共两党的关系，20年代是“党中有党”（中共党团员加入国民党）；30年代是“国中有国”（中华民国之内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40年代是“一国两制”（中共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央政府，国民党承认中共边区的合法存在）。数十年间，两党分别在各自控制的区域内进行政治试验。两种政治体制并存竞争。直到今天，竞争仍在继续，历史尚未终结。这也意味着历史没有必然性，历史随时可能出现叉路口，面临多种选择和多种可能性。在同样的社会经济结构条件下，行动者其实有相当大的选择空间。国共两党选择了两条不同的政治路线，演变为两个地域两种不同的政治和社会局面。相对清朝、北洋而言，国、共两党都是革命党，都属于激进派，差别在于，一个激进，另一个更激进。国民党的革命是政治革命，是小革命；共产党的革命是社会革命，是大革命。
暴力革命建立的政权必须靠暴力来维持
国民党声称其革命目标是“共和”，共产党声称其革命理想是“共产”。然而两党在政治革命成功之后，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一党治国的党国体制。这其实是暴力革命的逻辑结果。胡适在1930年就指出：“打败的人只图准备武力再来革命，打胜的人也只能时时准备武力防止别人用武力来革命。”革命成功之后，要从武力对抗直接转变为议会竞选，终非易事。暴力革命建立的政权，必须借助暴力来维持。抗战后期，针对其他党派要求开放政权、实行民主的呼声，国民党内有人公开声称：“国民党之政权，为铁血争取而来者，他党要政权，亦除非由铁血夺去不可。”
暴力革命易产生专政难产生宪政
所以暴力革命容易产生专政，难以产生宪政。竞争双方力量均衡时，互不服气，容易形成分裂割据的局面；一方独大时，赢者通吃，容易形成专制垄断局面。不妥协、不共享，是革命的本质特征。对抗性的革命与制衡性的宪政之间难以建立制度勾连。长期形成的你死我活的革命心理，难以转化为共信共守的宪政理性。所以孙中山设计出一个“军政→训政→宪政”的革命程序有其合理性。军政时期“以党建国”，训政时期“以党治国”，宪政时期“还政于民”。从革命至宪政，中间有一个过渡。只是孙中山低估了过渡期的漫长性。他预设国民党“训政”6年，而国民党实际“训政”了60年，最后在台湾完成宪政体制转型。
1949年革命成功后，中共只能由在野的革命党转变为执政的革命党，不可能将革命政党体制转变为议会政党体制。在中共看来，议会政党体制是资产阶级民主。而中共的革命目标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所以这是中共革命信仰的必然结果。只是令老一辈革命家没有料到的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数十年之后，无产阶级的“共产梦”再次面临资产阶级“共和梦”的严峻挑战。
无论国民党执政是否得人心共产党都要革国民党的命
一般以为，革命是因为统治阶级“失道”、“失人心”，社会矛盾激化到了无从解决的地步，才被迫揭竿而起的。这意味着革命是“发生”的，而不是“发动”的，是自然来临的，而不是人为制造的。其实革命发生的机制非常复杂，难以一概而论。有的革命是“逼”出来的，有的革命是“造”出来的，更多的革命恐怕是有“逼”有“造”，亦即朝野双方合“造”的。辛亥革命和国民革命“逼”的成份偏多，中共革命则“造”的成份更大。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中共就有自己的革命计划：先帮助国民党完成资产阶级的国民革命，然后再进行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国民革命只是社会革命的过渡。当时中共党内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现在是国民党的时代，将来是共产党的时代。意思是，将来不管国民党如何，也不管国民党执政是否得人心，共产党迟早要革国民党的命。中共阶级革命的逻辑和程序是：资产阶级革封建阶级的命，无产阶级革资产阶级的命。共产党宣称自己代表无产阶级，而将代表资产阶级的任务分派给了国民党。国民党虽然并不自认为代表资产阶级，但它执掌全国政权以后，尤其是抗战胜利以后，确实渐失人心，最终坐实了中共的革命理论和革命计划。
历史的失败者多强调偶然在历史中的作用。历史的成功者则更强调历史的必然性。探讨革命的成败，既不能忽视社会经济的结构性因素，也不能轻视革命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必须重视革命过程的极端复杂性，警惕过度决定论。
革命意味着抛开所有规则不能以常规政治的逻辑来解读
革命有其自身的逻辑，不可以常规、常例、常情、常理论之。2011年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国内一批法政学者提出，清帝逊位诏书将统治权完整让与民国，从而建立起了清王朝与民国的主权连续性。意指民国政府的合法性，是由清廷授予的。若依此而论，1928年北京政府与南京政府之间是通过什么程序建立主权连续性的？1949年国共政权交替又是通过什么手续来让渡主权的？其实革命就是颠覆，其正当性来自革命自身，并不需要由被革命、反革命的一方来履行一道转让、授予、赠予之类的手续和仪式。事实上，当孙中山见清帝退位诏书中有“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政府”一语时，即致电袁世凯明确告以“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组织”。革命是一种“非常规政治”。革命意味着抛开所有的形式与规则。我们不能以常规政治的逻辑来解读非常规政治，更不能以非历史的眼光来评判历史。
本文原刊：凤凰网历史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