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学参与历史创造
一路奔波，一路辛苦。蒋廷黻经日本抵达檀香山。1912年2月11日，蒋廷黻乘坐的轮船抵达旧金山，并从那儿登岸，然后通过基督教青年会联系，密苏里派克维尔派克学堂允许蒋廷黻入学。
派克学堂是一所半工半读的学校，蒋廷黻在那里一边读书，一边做工，做工的收入充膳宿费。后来，蒋廷黻也到附近教堂、民间团体演讲，多少也有一些收入。演讲的内容大部分都是他的家庭、在中国的读书情形。
1913年，蒋廷黻获得了湖南省省长奖学金，数目可观，每月八十美金。有了这笔收入，蒋廷黻资助他哥哥来美国留学。1914年秋，蒋廷黻离开派克维尔，前往俄亥俄欧柏林学院。
蒋廷黻转学欧柏林学院的时候，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急剧变化。战争开始，蒋廷黻对交战双方不偏不倚，但随着时间推移，他渐渐同情英法比。战争进行到第二个年头，蒋廷黻在欧柏林加入后备军官训练团，并热切期待进入美国军事训练营，或西点军校，但因为视力不适宜于当兵，蒋廷黻渐渐放弃这一想法，继续留在欧柏林学院读书。
此时，中国政治也处在急剧变化重组中。“救中国”的念头也一直潜伏在蒋廷黻的意识中，时隐时现，他如饥似渴选修多门自然科学课程，接受了严格的科学方法训练。这些训练不是死记硬背教科书的条文、公式、规律，而是观察世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些训练让蒋廷黻终身受用。他后来“从事历史研究时，坚持从史料中得出结论，凭史料说话；从政后，也极重视实际观察，不少问题表现了独立识见” 。
广泛的阅读，特别是对欧美文学、历史的阅读，使蒋廷黻的思想认识也在渐渐变化，对于未来职业也悄悄有了不一样的想法。他开始认为，辛亥革命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变化，革命似已成功，但却正如后来事实所显示的，革命后果造成军阀割据。中国连绵不绝的内战所引起的各项问题深深刺激了蒋廷黻，他渐渐觉得应该从历史上寻找中国问题的出路，从历史上说明这些变动背后的深层原因。然而，欧柏林学堂的历史课让蒋廷黻相当失望。他觉得，欧柏林历史系的课程设置不能有助于他将来在中国从事政治工作。上课时很枯燥，但蒋廷黻私下却读了许多德意志、意大利的历史，对俾斯麦、加富尔、马志尼等人的政治经历、政治思想崇敬、景仰，希望将来有一天学成归国能够有机会像这些政治家那样从事现实政治，引领中国的进步，创造历史，建设一个富强文明民主的新国家。
蒋廷黻在欧柏林的四年大学，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始终，对于威尔逊总统领导各国反对同盟国，以及同情中国学生，蒋廷黻发自内心表示认同，他相信国际正义一定能够战胜邪恶，相信中国如果能够很好把握住这个历史机遇就一定会改变先前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坦然步入世界民族之林。
中国政府在战争接近尾声时宣布参战，并与协约国达成一项协议，同意招募十五万劳工前往法国。与此相配合，中国学生青年会也募集一批志愿者前往法国战地劳工营中鼓励士气，蒋廷黻接受邀约参加了这项工作，并于1918年夏横渡大西洋来到法国。
在巴黎和会召开期间，蒋廷黻数度赴巴黎，通过各种方式关切中国问题在和会上的进展。他对和会将山东权利转让给日本深感震惊，像许多中国知识人一样，对一向主张全世界人民自决的威尔逊实在不解。
离开法国前，青年会召集所有在军中服务的人员开会，讨论法国工作经验与未来中国工人福利问题。讨论的结果，产生了一个集体教育运动。这个运动的领导人为晏阳初。晏阳初认为，要想提高识字率，就必须极大简化汉字，教育家应该找出一千个最习用的字，以便工人可以在三个月学会。晏阳初后来回国继续了此项实验，此即后来“平民教育运动”的缘起。
1919年6月9日，蒋廷黻与晏阳初等同乘海轮离法赴美继续求学。 晏阳初返回耶鲁大学，蒋廷黻则进了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哥大是蒋廷黻留学西洋的最后目标，他在国内的时候就曾期望进入这所名校。
刚进哥大时，蒋廷黻曾想专攻新闻，想成为中国报界大亨，以言论左右中国政治。但当他真的进入新闻学院读书之后，渐渐感到新闻专业对政治的理解太过表象，无法深入。为了左右政治，必须懂得政治；要想懂得政治，必须专攻政治科学。一个学期后，蒋廷黻改修政治。但是不久，蒋廷黻又发现政治科学的局限性，政治科学所讲的政治，是理论的而非实际的。他的结论是，要想获得真正的政治知识，只有从历史入手。有了这层觉醒，蒋廷黻又从专修政治改为专修历史。
在哥大，蒋廷黻的历史观逐渐成形。在这个过程中，给蒋廷黻深刻思想影响的教授很多，但影响最大且对蒋廷黻毕生历史观具有决定意义的无疑首推沙费尔德（William R. Shepherd）教授。沙费尔德在哥大讲授“欧洲发展史”，详细描述了欧洲在十六、十七、十八世纪向外扩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西班牙人占领了南美，英国人统治印度，十九世纪末欧洲人瓜分非洲。这些既成的历史事实毋庸置疑，但问题在于，欧洲人向外扩张的哲学基础是什么，是对还是错？利益、政治力量、传教、昔日的英雄主义等，在这些扩张进程中各自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欧洲人将自己的文明带到新发展的地区，另一方面，欧洲人也从占领地区学到了许多新事物，开始了解欧洲之外的新动物、新植物和新社会。这些社会都有自己的传统、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有些虽然不如欧洲，有些的确很好。因此欧洲人在知识方面能够有机会和欧洲之外的地区进行比较，并能对整个人类生活和物质实体及现象有所了解。如果说欧洲人不向外发展，科学的新生几乎是不可能的。甚至法国的革命哲学，如果不是因为欧洲人进入其他社会，也不会发生，尽管这些欧洲人新进入的社会有些非常原始，有些相当古老。但正是不同文明之间的比较、融合，刺激了新的东西。
沙费尔德从发展的观点看待欧洲在十六世纪之后向世界的扩张，但他并没有引入当时最时髦的“帝国主义”理论，这一点引起了蒋廷黻的好奇心，因为中国是欧洲帝国主义的牺牲品，所以在不问欧洲向外扩张究竟对被扩张地区是福是祸之前，蒋廷黻从理智上很难接受沙费尔德的理论。稍后，蒋廷黻通过对霍布森（John A. Hobson）《帝国主义研究》的阅读，渐渐明白帝国主义的确切含义，明白“殖民地化”只是“一种力量的发挥，此种力量无以名之，你可以称其为‘组织力量’。说得更清楚些，它是居住在一个地区的人们向住在另一个地区的人们发挥这种力量。如果两个地区，殖民地区与被殖民地区之间的力量相同，就不会发生所谓殖民地化的问题。在不同的力量间予以调和能解决殖民问题吗？彻底消除殖民对人类能产生绝对好处吗？”蒋廷黻的这些追问实际上已有结论，那就是：“那些日以继夜终年高喊打倒帝国主义，而不能提高自己生活水准的人，我认为他们是自戕，是怯懦。易言之，帝国主义或拓殖主义下的牺牲者，他们可以改善自己的处境，至少，可以用平等或互惠的关系来代替一方统治另一方的关系。” 这个看法，就是蒋廷黻后来建构中国现代化史叙事模式的理论依据。
在哥大对蒋廷黻学术发展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另一位教授，无疑是他的博士论文指导教授卡尔顿·海斯（Carlton J. H. Hayes）。海斯教授师承詹姆斯·鲁滨逊（James H. Robinson）。鲁滨逊1912年发表他的代表作《新史学》，宣称历史学也需要一场革命。这标志着美国“新史学”的诞生，是现代史学史上一件大事。
鲁滨逊在哥大执教二十五年，培养了众多门生，遍布美国各大学，形成了名噪一时的“新史学派”，在某种意义上说，确实标志着史学上的一场革命。根据鲁滨逊的看法，举凡人类全部过去的活动都应包括在“新史学”的范畴中，“新史学”所要探讨的，就是人类历史文化的全部发展过程。鲁滨逊格外重视历史学的社会功能与实用价值，以为“历史可以满足我们的幻想，可以满足我们急切的或闲散的好奇心，也可以检验我们的记忆力，用布林勃劳克的话说，那就是它能提供一种‘可信的无知’。但是历史还有一件应做的而尚未做到的事情，那就是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自己、我们的同类以及人类的种种问题和前景。这是历史最主要的功用，但一般人们所忽略的恰恰就是历史所产生的最大效用” 。鲁滨逊认为，历史学应该随着社会进步而变化，历史也应当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占有更高更重要的地位。
卡尔顿·海斯是鲁滨逊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传人，他与鲁滨逊的其他弟子一起组成了“新史学”的基本阵容。“新史学”以实证主义哲学为思想基础，格外强调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和实际应用价值，他们对旧史学给予严厉批评，以为旧史学只是一种狭义的政治史叙事，缺少对与政治相关的经济、地理、文化诸要素的综合分析，缺少与其他相关学科的综合研究。新史学之新就在于综合，在于以达尔文的社会进化论观点去分析综合的复杂的历史现象。历史学家必须注意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注意从事综合性多学科研究，注意历史是一个持续的、进化的、发展的过程，注意历史学的功能并不是单纯地为了记录历史，而是了解过去，服务现在，推测未来，为人类指出一条通往光明的路。这个说法虽然有中国传统史学“资治通鉴”、经世致用的意味，但显然又不是司马光，以及清代学术的那种学问，而更具有一种现代意味。这对蒋廷黻史学思想的形成至关重要。
海斯教授当时在哥大主讲的课程为“欧洲近代政治社会史”。这门课程让蒋廷黻明了工业革命发生使社会本身起了巨大变化。工业革命前的社会与工业革命后的社会是截然不同的。工业革命前的放任主义在工业革命后已经全然不适用了。在工业革命背景下，国家必须干涉。德国的俾斯麦和后来英国的劳合·乔治有关社会的立法，就是顺应时代潮流的高明之举。 这对蒋廷黻思想形成影响巨大，蒋廷黻后来的现代化史叙事，以及对中国工业化运动的期待，对政治威权主义的推崇，都可以追溯至海斯教授的影响。
“族国主义”也是海斯教授此时一个重要的学术关切。所谓“族国主义”，“简单言之，凡人民同文同史同化者可谓为民族；以民族成国者可谓为族国；以为族国应对内对外有至高无上的主权并享受人民至高无上的忠爱，这就是族国主义。” 用现代学术语言说，所谓“族国主义”，其实就是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的意思，当然又不尽相同。
对于海斯的《族国主义论丛》，蒋廷黻“一读再读”，这一方面让蒋廷黻“感到困惑、茫然”，但也感到够“刺激”，因而当他后来有机会有时间时，便迅速将这本论集翻译成中文出版。
蒋廷黻没有全部接受海斯对族国主义的观点，他认为海斯的讨论在许多地方离题太远，并不适合于中国。中国是一个半专制半民主的国家。自然，它的下一步应该建立一个民主国家。当时的中国，建设民主国家的精神基础已经建立了，但在组织架构方面尚有待于完善。蒋廷黻从海斯族国主义讨论中获得的启示是，如果中国能够借用民族主义力量重新架构民主组织，让社会架构趋于自然与合理，那么中国的民族国家才有可能建构起来。“就中国人说，他们没有理由认为中国是神圣的，也没有理由认为只有他们自己才是爱国的，靠他们自己就可以救中国。由于中国人认为他们自己的爱国主义是公正的，于是他们就忽略了别人的爱国，忽略了别人也有理由去爱国，这是不对的。”
根据蒋廷黻的分析，真正的爱国主义并不狭隘，他们一定可因研究其他民族的精神遗产而得到极大的好处。“他们越是对其他民族的历史有了解，越能尊重我们自己的历史。我们越是对西方哲学有了解，我们就越能推崇、了解中国自己的哲学。同样的，如果我们能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学，我们就越能重视中国文学。总之，欲想建立新中国，中国人就必须吸收全世界的资源，精神方面的和物质方面的。”
海斯的“族国主义”深刻启发了蒋廷黻，尽管蒋廷黻的理解与海斯的本意存在极大差距，但蒋廷黻后来的学术取经确实在相当程度上沿着海斯的“族国主义”展开。他那部名著《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立论就是中国如何从“中国式”的“中世纪”，或“中古”状态中走出，建立自己的“近代的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到了十九世纪就到了一个特殊时期。在此以前，华族虽已与外族久已有了联系，但是那些外族都是文化较低的民族。纵使他们入主中原，他们不过利用华族一时的内乱而把政权暂时夺过去。到了十九世纪，这个局势就大不同了，因为在这个时候到东亚来的英美法诸国绝非匈奴、鲜卑、蒙古、倭寇、满人可比。原来的人类发展可分两个世界，一个是东方的亚洲，一个是西方的欧美。两个虽然在十九世纪以前曾有过联系，但是那种关系是时有时无的，而且是可有可无的。在东方这个世界里，中国是领袖，是老大哥，我们以大哥自居，他国连日本在内，也承认我们的优越地位。到了十九世纪，来和我们打麻烦的不是我们东方世界里的小弟们，是那个素不相识而且文化根本互异的西方世界。” 中国能否从自己的“中世纪”走出，端看中国能否在西方的刺激下重构自己的民族国家。这既是海斯教授给蒋廷黻的启示，也是蒋廷黻后来学术建构的理论基础。
基于这样的历史认知，蒋廷黻在此后学术生涯中当然不是旧派文人那一套，不是以细节考证炫耀博学，他对英国工人运动史的研究，对近代中国外交史的奠基，对鸦片战争的重新解读，其背后无不蕴含着中国社会的真实关切，体现了历史学家应有的社会责任与政治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