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中国历史叙事
十多年留学生涯仿佛一晃就过。1923年，二十八岁的蒋廷黻以《劳工与帝国：关于英国工党特别是工党国会议员对于1880年以后英国帝国主义的反应的研究》作为博士论文，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蒋廷黻的博士论文当年按照哥伦比亚大学的惯例由大学出版社刊行发布。这虽然是一部学术性著作，但却非常应时，因为就在这本书出版的那一年，英国工党在历史上第一次有机会组阁。
在获得博士学位的当年，蒋廷黻并没有在美国继续逗留，而是随即返国，应天津南开大学之聘，担任历史系教授。蒋廷黻抱有宏大学术志向，他决心继续在哥大已经开始的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这是一片未曾开垦的处女地，而且许多内容还处于正在进行时，研究的难度可想而知，但其开创性意义由此可见。蒋廷黻决心利用自己的优势，利用国内的便捷条件，将研究重心放在中国外交史料的收集、整理、鉴别、利用上，以期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为国际学术界的继续研究开拓新的空间，填补外国学者无法，或不方便利用中国史料的缺陷。而且，蒋廷黻也暗自发誓，中国近代外交史的研究，一定能够为还不是现代学术意义上的中国近代史描述出一个大致的学术框架，为后续研究提供某种方便，或者是某种范式、方法。据与蒋廷黻同期回国，并一同到南开大学教书的李济回忆：“廷黻先生在那个时候可说为中国近代史和外交史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新基础。他怎么建立这新基础的呢？第一，他认为要做学问，必须要从原始资料的研究做起，例如研究外交史，他有一句名言，现在差不多大家都晓得的，他说，研究中国的近代外交史，在甲午中日战争以前，中国的材料是很重要的，因为那时中国的外交大概还可以自己做主。但是甲午战争以后，国势江河日下，中国的外交，无论什么决定、合同，大半自己做不了主，都是由外人逼迫而成。因此甲午以后的中国外交史，非参考外国相关的材料不可。他有了这个基本见解，他在清华（我不知道他在南开的时候开始了没有？）就训练学生，凡是研究近代史尤其是外交史，无论是哪一个，都必须研究了解与中国有关系的国家的历史，比方研究中日关系，单看中国材料那还不够，必须要懂日文，到日本去留学；要研究苏俄的关系，必须要懂得俄文，要到苏俄去留学。他这一基本观念，我觉得非常之要紧，也是很正确的。他为近代史研究建立一个具体的可以实行的方法，今天许多历史学家都了解，非这样做不可，研究中国近代史和外交史，单凭中国的材料，至少是不全的。”
收集资料是无止境的，也往往有出人意料的惊喜。何况近代未远，许多资料都没有得到系统整理，因而在收集资料时，往往会发生连锁反应，“由甲引出乙，由公开资料引出非公开资料；由官方资料，如给皇帝的奏折，引出非官方的资料，如朋友间的信函，甚至家信。”还在哥大读书时，蒋廷黻就立志尽量收集编纂这样的资料，在他回国就职后，这个目标就日趋明确，条件也越来越成熟，因为那时京津地区拥有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条件。当外界获悉蒋廷黻对清代中晚期历史文献有兴趣时，各方鉴定家、收藏家都来与其联系。透过一位朋友介绍，有人向蒋廷黻展示了未刊的《筹办夷务始末》抄本。现在看来，这是中国近代外交史最重要的文献，但在当时并没有很多人知道。这套书包括了中西交往后中国方面发布的每一道皇帝命令、大臣的奏折。这是中国近代外交史的重要资料，可惜这位收藏者索价甚高，南开大学图书馆实在买不起。
功夫不负有心人，或者说天道酬勤。蒋廷黻因为常去故宫博物院看资料，无意中在那儿发现了《筹办夷务始末》原本，后经他的建议，故宫博物院将这部书影印出版，极大丰富了中国近代史研究可凭借的资料。
故宫博物院还有数以吨计的历史文献，大部分是清代史料，也有明代的。北平城里许多大家庭的后人，不论是满人，或是汉人，他们手中往往也有许多宝贵的手稿。由于这些后人往往是坐吃山空的败家子，这些宝贵资料有时非常便宜。
南开六年，蒋廷黻在教学、旅行之外，潜心收集中国外交史料，渐渐成为这方面的专家，并在史学界崭露头角。1929年5月，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邀请蒋廷黻担任历史系主任，并授权蒋廷黻参照美国的大学制度对历史系进行全面改造，注重课程设置，注重人才引进，不再延续清华国学院那种旧式研究机构，而是参照美国的方式，重组历史系，从外部引进一流人才，很快配置起来当时国内大学历史系最顶级的阵容，雷海宗主讲中国通史，陈寅恪主讲隋唐史，姚从吾、邵循正主讲蒙元史，吴晗主讲明史，萧一山主讲清史，蒋廷黻自己主讲中国近代史及外交史。
清华是当时国内最富有的大学，其经费来源一直比较稳定、富足。蒋廷黻主持清华历史系，对清华历史系重组、繁荣贡献卓著。对他个人来说，则是获得了一个绝佳工作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他的“中国近代外交史资料”收集、整理获得了迅速推进，1930年底完成了《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两卷本的整理。这部书的动机不在说明外国如何欺压中国，不平等条约如何应该废除，蒋廷黻自陈他的动机“全在要历史化中国外交史，学术化中国外交史”。蒋廷黻希望读者通过这部资料集能够对中国近代外交史作进一步的研究。
蒋廷黻的这套《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他个人也在这些新资料的基础上展开了自己的研究，并相继写作发表了一批有关中国近代史、外交史的论文。
接受过现代学术的系统训练，又花费如此巨大的精力收集整理近代中国历史资料，蒋廷黻对近代中国历史的兴趣越来越广泛，除了外交史，他甚至开始对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变化发生了兴趣。
新资料的阅读、研究，一定会修正先前的观点、固有的看法，尤其是近代中国处在急剧变动的时期，北洋取代了清帝国，国民党推翻了北洋，政治变动一波接着一波，因而对晚清以来的历史，政治上的变化让这段历史近乎不堪。蒋廷黻通过对新发现史料的研究，以为过去基于政治立场对晚清以来历史的评估，可能并不对，这一时期中国政治领导人，不论满汉，可能并非像过去出版物所渲染的那样全是坏得不可救药。
按照蒋廷黻的解读，中国是一个士大夫阶级执政的国家。数千年来与异族的奋斗逐渐养成了士大夫阶级的爱国心肠，这是根深蒂固的，无须我们过虑。特别是自宋代以来，士大夫是极端注重气节的，在与外族的交涉中一味抵抗，不敢甚至不知言和。最近的这一百年也不例外。无论我们研究这百年初期的外交家如林则徐、琦善、耆英、桂良、花沙纳，或是中期的外交家如奕、文祥、曾国藩、李鸿章、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或是最近期的袁世凯、段祺瑞、张作霖及抗战当时的外交人物，蒋廷黻认为我们不能发现一个人不竭尽心力，挣扎又挣扎，而后肯对外人有所退让。百年来负外交责任者，若论他们的世界知识，诚有可批评的，若论他们的爱国心，不但无可疑问，且可引为民族的及士大夫阶级的光荣。换言之，蒋廷黻对这些外交家的不满意之处主要的是因为他们面对外交难题时，只是一味遵循宋代以来的士大夫传统，着力抵抗，不敢或轻易不敢言和。蒋廷黻指出，如果仅靠激昂慷慨的爱国心就能救国，那我们的知识阶级早就把国家救好了，绝不至有今日的严重困难。不过士大夫的传统思想多不合于近百年的大变局。到了十九世纪，他们仍不承认闭关自守、独自尊大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而绝对无法挽回。同时，他们对于西洋的知识缺乏使他们不能了解如大胆地向国际生活中去找出路，我国能得到新的光荣。所以他们愈信念中国古老的文化，他们就愈反动，以致阻塞民族的出路。他们不是卖国，他们是误国。
对近代初期的外交家，时人和后人最不能谅解的莫过于琦善。因为琦善于道光二十年春与英国人签订了《穿鼻条约》，所有批评琦善的人都以此认为这是近代中国一次最大的屈辱，因而对琦善无法原谅。
蒋廷黻因为整理近代史料，重新梳理了鸦片战争，尤其是琦善的资料。他无意为琦善个人辩诬，因为蒋廷黻的研究除了弄清历史事实，如果说他还有什么现实想法，那也不外乎为日趋紧张的中日关系提供一个可供讨论的历史依据。
1931年秋，也就是“九一八”事变之后，蒋廷黻发表《琦善与鸦片战争》长文。这是蒋廷黻第一篇最具学术含量的论文，作者根据大量无可争辩的史料颠覆了林则徐的英雄形象，再现了琦善在鸦片战争中的作为和意义。蒋廷黻指出，琦善受命前往广东后并没有撤防，在军事准备方面无可称赞，也应该无可指责。至于在外交方面，琦善的做法不仅毫无过错，而且实在是超越时代、超越那时所有人，因为他审时度势看清了中英两国强与弱，权衡了利害轻重而做出一个高度理性的选择。
根据蒋廷黻的研究，琦善是真正的爱国者，因为他对国家未来敢负责，明事理。他签订的《穿鼻条约》比《南京条约》在赔款及通商权利上，更加有利于中国。在蒋廷黻看来，琦善体察中英两国形势，决定《穿鼻条约》是当时中国所能得到的最优条约。一个最重要的反证是，英国政府以为其代表义律上了琦善的当而对义律予以革职处分。所以，琦善不顾时人怎样骂他，造他的谣，也不论朝廷怎样指责他，他不顾一切依照自己良心做下去。至于顾全一己的名誉而牺牲国家的利益，老于世故的琦善不可能不知道，但他在国家危机紧急关头，毅然决然不做那种滑头事情，这才算真爱国。林则徐是鸦片战争的英雄，琦善是鸦片战争的政治家。做英雄不易，做政治家尤难。
蒋廷黻认为，当外交危机发生时，当国家处于危难时，不计后果的抵抗并不是最理想的选择，而适当的妥协，不失尊严的妥协，可以为有力量抵抗赢得时间。然而，蒋廷黻这种理性分析，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的中国，很难获得知识界的认同。
根据蒋廷黻的分析，琦善的理性选择使他个人蒙羞，成为国人痛恨的不抵抗范本或卖国贼。然而实在说来琦善这个理性举动又使中国错过了至少二十年进步机会，因为按照林则徐的部署和预案，不是用琦善取代林则徐，那么中英之间必大战，战则必败，败则中国必速和，速和不仅可使中国损失大幅减少，而且可使中国的维新提前至少二十年。至于林则徐个人，那么也必然因大战大败而身败名裂，所以蒋廷黻推论，清廷罢免林则徐，实在是最大限度成全了林则徐一世英名，是林则徐的终身大幸事。但对中国国运来说，林则徐去职实在是大不幸，人为拖延了中国政治进步，阻碍了中国走上世界的路。
蒋廷黻的观点今天看来并不算什么，历史悖论几乎从来如此。但这篇文章在当年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知识界对抵抗、妥协究竟孰利孰弊的争论。
作为研究外交史专家，蒋廷黻当然不会相信外交万能，他更相信外交成功一定要有内政作为凭借。他说，在近代史上，外交虽然要紧，内政究竟是决定国家强弱的根本要素。比如上次世界大战以前，德国的外交失败了，所以战争也失败了，然而德国因为内政健全，战后尚不出二十年，德国又恢复自己的地位了，这就是自力更生。
内政是外交的凭借，但外交本身也确实能够在某些关键时刻发挥作用。比如袁世凯对日交涉，今人记住的好像只有“二十一条”，只有国耻，不知道交涉真相。袁世凯成为近代外交家中受到攻击最多的人，这可能与其人品，尤其是其晚期策动的洪宪帝制有关。不过，如果仅从其外交活动看，袁世凯也有许多可取之处。蒋廷黻指出，自从袁世凯协助李鸿章办理高丽案件起，到他的生命最后阶段主持中日“二十一条”交涉止，袁世凯没有做过为国谋而不忠的事情。过去人们最不能满意的是1915年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但是自从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发表后，人们开始知道袁世凯在这次交涉中可谓做到了鞠躬尽瘁。如果仔细研究袁世凯应付日本“二十一条”的手批，并记得日本当时因欧战关系在远东所处优越地位，我们就不能不感激袁世凯的用心之苦并佩服他的外交天才。就连日本人都知道袁世凯是他们不可忽视的劲敌。
蒋廷黻的目的当然不是仅仅为了这些历史人物翻案，正如他自己所公开表明的那样，他的近代史研究实际上是要“切实检讨以往的得失，作为来日的指南”。根据他的判断，“近百年对外的失败，不是由于不爱国，而是由于在内政上现代化的建设之过于零碎、迟缓和不彻底，以及我们知识思想及办公习惯的现代化程度之不足”。比如从道光十九年到咸丰十年，初有中英鸦片战争，后有英法联军之役。在那二十年里，士大夫是一贯主张抗战的。他们为什么要抗战呢？为拒绝签订不平等条约吗？不是的。他们不反对治外法权，因为他们觉得“谁的孩子谁抱走”，让夷官按照夷法去管理夷人是最省事的办法。他们不反对协定关税，因为他们认为海关收入无补于大国财政，不值得花费精力去与夷商计较区区税则。咸丰末年，他们竟有人提议我们完全不收海关税。他们也不反对租界，因为他们想为夷人特辟居住区可以免得华洋杂处。在道光年间，他们所反对的是五口通商和香港割让。在咸丰年间，他们所反对的是长江通商、北京驻使。我们今日如再读他们的议论，我们一方面仍能为他们的激昂慷慨所感动，却同时我们又不能不痛哭他们见解的糊涂。可惜在我们这个社会里，糊涂的见解，用激昂的文辞发表出来，仍有误国的能力。
外交史研究特别是研究成果在现实政治中获得巨大回响激发了蒋廷黻浓厚的研究兴致，使他觉得有必要运用一种全新视角、观点回望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他发誓用十年工夫去写作一部《中国近代史》。然而由于时局急剧变化，他的这个理想并没有得以实现。1938年春，蒋廷黻在繁忙的政务之余，终于有了一个短暂的空档。在这个短暂的闲暇时间，蒋廷黻居住在临时首都汉口，身边并没有多少图书。但他的写作念头却越来越强烈，抑制不住，于是他几乎完全凭着记忆，一鼓作气写完了一部《中国近代史》，表达了他对百年来中国历史的看法。
蒋廷黻的这部《中国近代史》现在已成为炙手可热的名著，尽管只有几万字，但却是蒋廷黻多年思索、阅读的思想、学术结晶。当然，蒋廷黻自己谦称是一个观感式的简略的初步报告。其实，蒋廷黻的这部“大家小书”，真的应了古人所谓无心插柳柳成荫的老话，他并非刻意经营的一本小册子却奠定中国近代史一个全新叙事框架。
经过大约两个月时间，蒋廷黻这部《中国近代史》大致完成，很快交给陶希圣、吴景超、陈之迈等主持的“艺文研究会”，作为“艺文丛书”之一种在同年出版。
在《中国近代史》中，蒋廷黻为读者大致描绘了近代中国一个基本走向。根据他的研究，近代中国原本可以不发生问题，中国原本可以在王朝政治、帝制架构中继续存在，只是因为英国工业革命。因为这场革命引发了巨大的产能过剩，人类先前对生存能力的恐惧自然消除，反而激发了西方人对外扩张的本能。西方人在工业革命之后的扩张，并不能完全从恶的层面去理解，他们除了市场、资源企求外，其实也是一个双向互惠互利行动。因此英国工业革命后所谓“后发展国家”，除了中国，好像并没有哪几个国家对工业革命成果如此痛恨，如此拒绝。
蒋廷黻认为，近代中国不管面对多少困难与问题，但走向世界，不断拉近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差距，始终是近代中国的主题。他指出，中国在过去或许确实有着自己漫长的历史传统，但到了近代，中国错过了工业革命，错过了启蒙运动，中国不是近代世界规则的制定者，只是世界一体化过程迟到者，因而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不是要挑战世界已有规则，更不能对这些规则采取非理性主义冲撞，或鲁莽颟顸式摧毁，而是应该引导国民尽快接受、尽快适应这些国际规则，尽快让中国和世界一致，尽快和其他民族国家一起发展、一起进步。只有一致，才能谈得上别致。没有一致，就没有别致。
沿着近代中国所走过的道路，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用四章分别描述近代中国救亡图强四个选择，重构了近代中国历史画卷。
在第一章《剿夷与抚夷》中 ，作者分七个节目讲述了中国自古以来的贸易制度，分析为什么中国没有在工业革命、大航路发现后跟上世界步伐的根本原因。作者认为，中国那时不感觉有联络外邦的必要，因为在那之前两千年的中国，确实在文化上相对优越，那时中国周边确实均为文明程度较中原落后的“蛮夷”。到了这个时候，清廷主政者依然发生了一个错觉，依然以为西洋来的英国、法国不过就是过去周边那些“蛮夷”的变种，不知道这些新兴工业国家不是来朝贡，而是来通商。
满洲统治者依然想象着像过去那样用广州一口通商糊弄英法等新兴工业国家的压力，以为这些国家还是周边朝贡国那样在政治上有求于中原王朝。殊不知此时早已时移世易，世界形势发生很大变化，满洲统治者依然在做着天朝上国的美梦。不知道工业革命、大航路发现将给人类带来怎样的变化，因而还假装大度恩准这些异邦在广州一口有序、有节、有限做买卖。满洲统治者以为自己很开明很大度了，假如这些来自遥远地方的夷人还不满足，还想节外生枝，那天朝就要剿夷了。
那时的中国以天朝上国自居，不知道有外交，不知道近代国家关系，只知道“剿夷”与“抚夷”。于是，中国错过了马戛尔尼来华重构近代国家关系的机会，由此引发鸦片贸易；又因鸦片引发战争。
即便在鸦片战争失败后，在五口通商实现后，满洲统治者依然不知道世界变化，依然浑浑噩噩度过了二十年，中国由此又白白错过了二十年发展机遇。直到第二次被打败，然后才有人认识到时代不同而思改革。
蒋廷黻认为，中国在道光、咸丰年间遭遇西方人的攻击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无法阻止西洋科学和技术势力东来。不过，中国很可以在这个被打的过程中转祸为福，只要中国人大胆接受西洋近代文化，以中国人力物力和聪明，倘若像日本人那样接受了科学机械，重构中国文明，那么中国不仅可以与别国并驾齐驱，而且一定会像一千多年前中国遭遇印度佛教文明冲击后的情形，在吸纳西方文明基础上再造中国文明新形态，在国际上重塑中国文明辉煌，取得极光荣的地位。
可是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没有这样想这样做。这除了认识见解外，蒋廷黻认为可能还与那时中国政治上全面腐败有关联。所以在第二章，蒋廷黻以《洪秀全与曾国藩》为题 ，重新思索曾国藩、洪秀全两人在十九世纪中期的“中国意义”。
蒋廷黻指出，洪秀全的真实心志不在建设新国家或新社会，而在建设新王朝。洪秀全的全部意义只在于发难，在于发难迫使清廷调整政策，启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一大批有真才实学的“汉大臣”。洪秀全那样的造反者无法引领中国复兴民族，走向现代，因为他们没有新知识，也不能成为部下的团结中心，所以遇到曾国藩的湘军，洪秀全所领导的宗教革命、种族革命也就烟消云散了。
至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汉大臣究竟为什么能够取胜，能够引领中国往前走？蒋廷黻认为这些有真知灼见的汉大臣在维护清廷继续作为政治中心的同时，不忘政治革新，一方面劝说朝廷接受西洋近代新文化、新思想，另一方面不忘恢复中国固有政治信念、伦理观念，糅合中西，重构中国新文明。中国从此走上一条向西方学习的路，尽管此后挫折不断，问题多多，毕竟引领中国开始了第一步。
在曾国藩领导湘军与洪秀全太平军交战时，中国又遇到了一次与英法联军的对峙，依然无法战而胜之，只好受尽屈辱后开始一个新历程：向西方学习。所以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第三章专讲《自强及其失败》 ，实际上就是描绘从1860年开始的三十年洋务新政全景。
蒋廷黻指出，恭亲王、曾国藩，特别是李鸿章等人非常不容易，他们认识到十九世纪的中国只有学西洋的科学机械然后才能生存，也看到了中国与日本在未来究竟孰强孰弱，就看哪个国家变得快。他们明白日本明治维新的意义，大声疾呼中国人要加大改革，要从改革教育制度，要从培养人才方面入手。然而到了最后，洋务新政很难说成功，曾、左、李等创造了许多新事业，但到了最后，他们所创造的还是半新半旧不中用。换句话说，中国到了近代要图存非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不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引领中国在近代化道路上走了好几步，但他们不彻底，仍不能救国救民族。
在蒋廷黻看来，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是那个时代难得的清醒者，他们推动了中国社会发展经济增长，他们最大限度避免与外国人冲突。然而整个士大夫阶层似乎并不这样想，他们根本不了解时代危险、国际关系的运用。他们只知道破坏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所提倡的洋务新政，只知道从事内部的党争。同时，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政治上的反对者又好多事，总是挑逗中国与外国的关系，倘若清政府听了他们的话，那么中国几无年无日不与外国打仗。
在恭亲王、曾国藩、李鸿章等人顽强坚持下，中国总算保有三十年大致和平，即便1884年为了越南前途与法国开战，中国依然在李鸿章主导下，尽量避战，不伤元气，尽量不错失中国发展机遇。然而闹到最后，还是爆发了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国三十年增长就像一个巨大的泡沫一样，在一夜之间被戳破。
对于李鸿章，蒋廷黻极有好感。他认为，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很长时间浑浑噩噩，找不到方向，只是到了同治光绪年间，中国始有少数政治家对十九世纪的新局势有相当认识。其中见解最透彻，魄力最大，主政最久的是李鸿章。李鸿章的救国方案可以分为治本与治标两个部分。治本的方案是努力促进中国西化，他觉得中国抵抗西方侵略要靠中国的西化，同时维持中国在东方的传统领袖地位也要靠中国的西化。同治初年，当日本维新运动尚在酝酿时，李鸿章就大声疾呼，警告国人不可轻视日本。他认定中日两国将来国力的比较必决定于两国西化速度的比较。蒋廷黻认为李鸿章的这个论断是最具有政治家眼光的。至于李鸿章的治标方法，在蒋廷黻看来，主要是主张在中国西化尚未完成时，要努力维持和平，结纳友邦。
李鸿章无疑是同治光绪年间庙堂之上的最大政治家，不过他也是当时士大夫最喜欢弹劾的政治人物。怎样理解这一历史事实呢？蒋廷黻解释道：到了那个时候，大多数士大夫仍不肯承认中国有西化的必要，李鸿章建设事业如海军、电信、煤矿、铁路、纺纱厂、招商局、机器厂、兵工厂等，在士大夫眼里，皆非根本之图。这些士大夫认定中国固有驭夷方法依然可以继续使用。他们且以为道咸年间的失败在人而不在法。所以李鸿章终身绝少同志、帮手，他的事业推进全靠专制君主的认同、欣赏、支持。
士大夫一面反对李鸿章的治本方案，同时却又主张采用强硬的、积极的外交政策。恰好这时候有几个青年文人如张之洞、张佩伦、陈宝琛、邓承修等，目空一切，而其文章、学问又实在不差。他们执意反对李鸿章，在同治末年、光绪初年，每因细故就主战。李鸿章审时度势，尽量运用外交力量化解难题，至1884年中法战争不得不爆发时，中国在李鸿章的主持下，尽量避免了几次大的冲突。
中法越南问题出现后，李鸿章也主张继续运用外交力量进行交涉，反对开战。但是朝野内外主战者多，朝廷也就只能徘徊于战和之间。最初表面言和，实则暗地助刘永福的黑旗军与法军作战。后无形中变成一面战，一面和，终于酿成了正式战争。那时文武不分，文人中主战最力者莫过于张佩伦、陈宝琛，于是清政府乃派陈宝琛襄办两江军务，派张佩伦守福州马尾船厂。事实上，陈宝琛在两江任上毫无建树，而张佩伦则当战争爆发后，跑得比谁都快，贻笑后人。由此足证文人的高调除了贻误国家大事外，别无作用。到了1885年春，战事只好结束，全局失败果不出李鸿章意料。
蒋廷黻对中法战争的重新解读并不难被一般知识界所接受，但其对中日甲午战争的解读则很难获得知识界认同。蒋廷黻认为，在光绪初年，日本、俄国、英国、美国、法国和德国等六国都曾试图与高丽发生关系，李鸿章的研判是，日本和俄国对高丽有领土野心，而其他诸国则只是为了通商与传教。基于这种判断，李鸿章主张借用英、法、德、美四国力量对付俄国和日本，于是他从光绪六年起就竭力劝说高丽放弃闭关自守的政策而与西方各国签订通商友好条约。在李鸿章劝说下，高丽于光绪八年与各国订约，朝鲜半岛均势似乎形成。然而李鸿章的高丽政策终归失败，其原因据蒋廷黻分析主要有两个：
第一，高丽地瘠民贫，内政不修，经济未得开发，致注重通商的国家无大利可图。所以到了中日甲午战争不得不爆发时，英、美、法、德都觉得与己利害关系不大，无积极干涉的必要。
第二，中国始终不愿改变旧的宗藩观念。高丽对中国的重要全在国防，在国防上中国所怕的不是高丽，而是别的帝国主义国家利用高丽为跳板向中国作进一步侵略。高丽果能独立自保，中国的国防目的即可达到。1884年（光绪十年），德国驻高丽总领事根据这些理由曾向李鸿章建议，化高丽为远东的比利时，由列强共同担保其独立和中立。这种建议不但清政府不能接受，就是李鸿章也表示反对，因为这个办法不合乎中国在高丽的传统宗主权。以后在袁世凯的积极运作下，宗主权几乎变成了统治权。结果，美国舆论哗然，反对中国改变高丽现状。而高丽内部新派人物也因对中国的失望而有意于联合日本或俄国，朝鲜半岛局势日趋复杂。
1894年春，东学党起事，日本遂借口保护日侨向高丽派遣重兵。世界各国均知局势严重，中国士大夫的激昂也可想而知。他们主张即时动员，力主军事解决。在朝鲜的一些军政要员多年来想倒李而屡屡失败者亦坚决主战，以便借对外来对内。李鸿章拿到这个难题竟无法交卷，因为以往他假借朝廷威力迫使各省协济北洋军饷，其理由就是对日备战。甚至他过去反对在伊犁、越南等地用兵对付俄国、法国等，也都是为了集中力量保护高丽，以免高丽落入日本人手里。现在高丽形势吃紧，李鸿章如再不以强硬态度对付日本，他就无法自圆其说，也必然丧失自己的诚信。李鸿章处于战和两难之间。
恰当此时，俄国公使喀西尼路过天津，李鸿章临时抱佛脚向俄国求援，喀西尼也觉得如果让日本阴谋得逞独占高丽，将损害俄国利益，于是答应李鸿章请求，警告日本撤兵。有了俄国的答应，李鸿章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他觉得日本怕俄国，有俄国人出面，日本肯定会撤兵，高丽危机就可以旦夕化解。于是他在对日外交上取强硬姿态，不肯退让，但他在军事上也不积极准备，以防患于不测。他期待不战而胜，期待列强干预。
喀西尼的答应是不负责任的，俄国既定政策是不干预。俄国的真实态度早被日本方面所获知，因此日本不仅无意撤兵，反而加紧了向高丽的进攻，逼迫李鸿章应战。结果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日本获得了战争胜利，中国则收获了前所未有的屈辱、失败。
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由此决定了远东地区的政治格局，远东的政治领袖终于由中国移交给日本，中国从此开始了从属地位。在战前，中国只受到西方帝国主义压迫，从此之后，中国则要面临东西洋夹攻、侵略了。所以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不仅是军事的，也是外交的和政治的。军事失败的缘由大体上说有这样两层：
一是中国西化水准低于日本。这一层的责任主要应该由中国士大夫阶层来承担。
二是中国此时军政体制腐败。这一点，李鸿章应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
根据蒋廷黻的分析，中国外交失败的根由也可以分为几个层面：
第一，像战和这等军国大事，无论如何也不能仅凭一个公使的谈话就贸然决定，不仅公使的谈话不能算数，即便是外交部长的谈话也不能当真，必定要有正式文件，经双方全权代表正式签字并经元首批准方有相当把握，尽管依然不是绝对把握。而李鸿章过于轻信喀西尼谈话，铸成了大错。这也表明李鸿章外交上的幼稚。俄国政府根据其整体利益决定不采纳喀西尼的建议，李鸿章就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幼稚的外交导致了重大失败。
第二，假使当时中国驻俄、驻日公使深知所在国真实情形，又假使他们知无不言而言又无不尽，再假使李鸿章和其他主政者对外交官的报告加以相当考虑、信任，那么中国在甲午之役期间的外交或许能够兼顾利害和力量。蒋廷黻指出，政策的发动当然根据国家利害，但是政策的贯彻要靠国家力量。个人负重若超过其力之所能必致害身。外交企图，纵使是正当的，倘超过国力，必致误国。所以外交必须知己知彼。这种工作，唯独健全的外交机构始能负荷。中国政治家素重用人而不知运用机关，李鸿章当然也不例外。当然，前面所说的三种假设也不存在，当时中国驻外使臣对所在国国情所知有限，所知者又因种种顾虑而不能尽言，所言者政府未必能信。比如驻日公使馆几年来关于日本宪政与日本国内秩序的一系列报告，其实只是没有宪政经验的中国人理解，不明白宪政要旨。对驻在国真实情形不明，或不敢如实报告，是晚清体制的必然，其结果就是李鸿章因偏信喀西尼而采取外交积极、军事消极的误国政策。
蒋廷黻还指出，当时李鸿章虽不济事，但其见解、思路仍超人一等。至于一般士大夫，他们除了发表不着边际的高调外，别无可取。甲午以前的小风波，李的才能足以度过，在甲午及甲午以后的大风浪中，李鸿章实在不能掌舵了。愈到后来，他愈不济事。在作战中，他多方求援，但西洋各国均借词搪塞。这不是李鸿章的过错，因为当时中国的国力实不足以左右任何西洋国家的政策。外国虽不援中国于未败之先，却又援中国于既败订约之后。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本是不怀好意的，以后瓜分的祸根就种于此。蒋廷黻强调，中国对“友邦”所谓“友谊”不可太凭一时情感、幻想，不能一厢情愿、自我想象。我们愈研究国际关系，愈知道国与国是寡情的，是现实的。外交上既没有永远的敌人，更没有永远的朋友，有的都是利害关系。
按照蒋廷黻的分析，后人能够责备李鸿章的是他甲午之后的联俄政策。沙皇俄国假借援助中国的美名，行分割中国的实际政治。最初修中东铁路，因而引起以后严重的东北问题，一直演变到九一八甚至到七七事变。中东铁路是李鸿章联俄的代价。戊戌年春，俄国又假助中国的名义，强迫中国许它修筑南满铁路和租借大连旅顺。这两个海口就是俄、德、法三国于甲午战后帮助中国用两千万两银子向日本赎回的。三国的援助，若清算一下，仅使中国白白抛弃了两千万两银子也就罢了。这还不够。1900年，俄国趁义和团战争混乱局势派兵侵占东北。在辛丑北京交涉时，俄国又假借帮助中国收复平津的美名，强迫中国向它割让东北一切权利。当时英、美、日三国竭力支持刘坤一、张之洞抗俄，而李鸿章则坚持与俄国订约。蒋廷黻说，李鸿章生命最后岁月的荒唐简直不敢想象，幸而条约未签之前李就去世了，不然真不知后来的情形还会怎样发展。
李鸿章去世后，中国外交路线发生重大变化。1902年，英日同盟成立对付俄国。当时中国舆论倾向于加入这个同盟，留学日本的学生甚至发起成立义勇军，准备协助日本与俄国作战。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中国政府虽然表面上宣布中立，实际上对日本表示出相当同情，地方势力如张作霖甚至还以实力去帮助日本作战。由此可见当时中国人的倾向。蒋廷黻就此指出，李鸿章的联俄政策不但失败了，而且简直是引狼入室。李在辛丑前想联俄制日，后来的人乃反其道而行之，反过来想联日制俄。李鸿章的成绩固然不好，其后果也不堪问，但后来者的成绩亦更不值得夸耀，与李鸿章相比，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
日俄战争之后，中日两国在南满开始摩擦。由此又可证明所谓外交也者，在自己的国力发展未到相当程度时，是不可靠的。无论是联东以制西，或是联西以制东，都是要付出代价的。不小心时，代价要远高于当初所要避免的损失。
蒋廷黻分析民国外交时指出，民国以来，中国外交方案并无根本变动。与前不同的就是在内乱时期，党派的竞争免不了要借外以制内。大概说来，在朝的党，因所需外助少，故对外所愿付出的代价低；反之，在野的党，因所需的外助多，故对外所愿付出的代价高。同时还有一个方面值得注意，即政府因负实际的政治责任，说话行事比较谨慎；反对政府的人，因不负实际责任可以随便给政府出难题，对社会唱高调。因之，一般人民很容易发生误会，以为官僚不努力、太消极，甚至于不爱国。反之，反对政府的人因言论激昂好像是特别爱国，特别有作为。国际关系是十分复杂的，不但在中国，就是在教育普及、新闻事业十分发达的国家如英美，一般人民关于外交问题也容易为野心家的宣传所麻醉。所以在这些国家，后来就有不少公私组织，专门研究国际问题，以图舆论健全化、外交超党化。而这种组织在中国却一直不能成立，十分遗憾。
总结到抗战爆发时先前百年外交，蒋廷黻得出三点结论：
第一，中国近百年对外失败不是由于中国人不爱国。
第二，中国的失败由于外交者尚属次要，由于内争者实为主要。内争的致命伤即现代化的建设过于零碎、迟缓和不彻底。
第三，就外交本身而论，中国的失败一部分应归咎于士大夫的虚骄，其他部分应归咎于外交机构的不健全。若再进一步的研究，这两种弊病都要归根于中国人的知识、思想及办公习惯的现代化程度严重不足。 我们不能不承认，蒋廷黻的分析、结论有相当道理，确乎为智者之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