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像许多研究者所意识到的那样，近代中国的所有问题都是因为中西交通而引起，假如没有西方人东来，没有鸦片贸易，就不会有鸦片战争，不会有后来的变化，中国还会在原来的轨道上稳步发展，中国人还会享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令西方人羡慕的田园生活，恬静优雅。然而，都是因为西方人的东来，中国的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对于近代中国的改变究竟应该怎样看，这种改变对于中国来说究竟是好还是坏？一百多年来，史学家存在各种各样的议论，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西方人的东来就是殖民就是侵略，就是对中国的伤害。然而也有一部分史学家不这样认为，他们从世界史、全球史的视角，从人民本位的立场上提出了截然不同甚至根本相反的看法，建构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解释体系叙事框架。其中最著名的开山者莫过于蒋廷黻。
蒋廷黻生于1895年，那一年为甲午战后第一年，也是《马关条约》签署的年份。蒋廷黻出生于湖南邵阳一个农民家庭，家境并不太坏，因而小时候有条件接受了几年私塾教育，打下了一些旧学的根底。十岁的时候，蒋廷黻离开家乡前往长沙接受新式教育，入明德小学。稍后又转入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在长沙创办的益智学堂，开始接受比较西方化的近代科学教育。
1911年，也就是辛亥革命那一年，蒋廷黻接受美国教会的资助，前往美国留学，先后就读于派克学院、澳柏林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主修历史，也兼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般课程。
当蒋廷黻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正值中国政治急剧变动的年代，对于故国的每一个政治变动，人文科学出身的青年学子蒋廷黻都格外关注，也试图从历史上去说明这些变动背后的深层原因，希望将来有一天学成归国能够有机会从事现实政治，创造历史。所以他在大量阅读中外历史著作的同时，格外重视德国和意大利的历史，对于这两个国家的杰出政治家俾斯麦、加富尔、马志尼等政治经历和政治思想也高度重视，他真诚期待中国能够出现这样的政治家，能够有力地带领中国走出中世纪，建设一个富强文明民主的新国家。
在美国读书的十几年，国际形势也在急剧变化着。蒋廷黻经历了最完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过程。战争爆发后，蒋廷黻坚定地站在协约国方面，相信国际正义一定能够战胜国际邪恶，相信中国如果能够很好把握住这个历史机遇就一定会改变先前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坦然步入世界民族之林。
如果就学术流派传承而言，蒋廷黻在美国的导师是卡尔顿·海斯教授，海斯是当时著名的政治社会史专家，是新史学开山祖师詹姆斯·鲁滨逊的弟子。鲁滨逊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数十年，培养了一大批弟子，这个学术流派以实证主义哲学为思想基础，格外强调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和实际应用价值，他们对旧史学给予严厉批评，以为旧史学只是一种狭义的政治史叙事，缺少对与政治相关的经济、地理、文化诸要素的综合分析，缺少与其他相关学科的综合研究，新史学之新就在于综合，在于以达尔文的社会进化论观点去分析综合的复杂的历史现象。新史学公开宣称历史学的目的并不在于记录历史，而在于参与历史的创造，在于通过历史了解过去、服务现在，预知未来。凡此，都对蒋廷黻史学思想的形成发生重大影响。
十多年的留学生涯仿佛一晃就过。1923年，28岁的蒋廷黻获得了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劳工与帝国：关于英国工党特别是工党国会议员对于1880年以后英国帝国主义的反应的研究》。
年轻的蒋博士双喜临门，那一年除了获得博士学位外，还与在留学生唐玉瑞结了婚。新婚不久，蒋廷黻携带新娘漂洋过海返回祖国，迅即出任南开大学历史学教授。
在南开任教之余，蒋廷黻继续他在哥大已经开始的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而且利用便捷的条件，将研究重心放在中国文献的收集鉴别和整理上，以期由此填补外国学者的天生缺陷这项研究不仅填补了中国史的空白，而且为中国史学进步提供了一些新的方法或范式。
南开六年，蒋廷黻在中国史学界崭露头角。1929年秋季开学，蒋廷黻应罗家伦校长的聘请，出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这是蒋廷黻事业的真正开始，他参照美国的大学制度对历史系进行全面改造，不仅注重课程设置，而且注意人才引进，很快配置了当时国内大学历史系顶级阵容，主讲中国通史和古代史的是雷海宗，主讲隋唐史的是陈寅恪，主讲蒙元史的是姚从吾、邵循正，主讲明史的是吴晗，主讲清史的是萧一山，而蒋廷黻自己则主讲中国近代史和外交史。
主持清华历史系为蒋廷黻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工作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他个人的研究也有很大推进。他继续在南开时已经开始的工作，继续搜集并逐步扩大近代史、近代外交史领域的资料，完成《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两卷，上卷从1822年开始至1861年，中卷自1861年至1895年，两卷共辑录重要外交文献近千篇，是到那时为止最全选材最精良篇幅也最大的中国近代外交史料汇编。
蒋廷黻的学术目标当然不是编辑一套外交史料，而是自己的研究，他在搜集这些资料的同时，也相继写作发表了一批有关中国近代史、外交史的论文，特别是有关鸦片战争的研究，那不仅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中国真正与外国发生外交关系的开始。
在1931年发表的《琦善与鸦片战争》一文中，蒋廷黻根据大量无可争辩的史料颠覆了林则徐的英雄形象，再现了琦善在鸦片战争中的作为和意义。蒋廷黻指出，琦善受命前往广东后并没有撤防，在军事准备方面无可称赞，好像也应该无可指责。至于在外交方面，琦善的做法不仅毫无过错，而且实在是超越时代超越那时所有人，因为他审时度势看清了中英两国的强与弱，权衡了利害轻重而作出一个高度理性的选择。
但是，蒋廷黻认为，琦善的理性选择使他个人蒙羞，成为国人痛恨的不抵抗范本或卖国贼，然而实在说来琦善的这个理性举动又使中国错过了至少二十年的进步机会，因为按照林则徐的部署和预案，不是用琦善取代林则徐，那么中英之间必大战，战则必败，败则中国必速和，速和不仅可使中国的损失大幅减少，而且可以使中国的维新提前至少二十年。至于林则徐个人，那么也必然因大战大败而身败名裂，所以蒋廷黻推论，清廷罢免了林则徐，实在是最大限度地成全了林则徐一世英名，是林则徐的终身大幸事，但对于中国的国运来说，林则徐的去职实在是大不幸，人为拖延了中国政治进步，阻碍了中国走上世界的路。
蒋廷黻的观点今天看来并不算什么，历史悖论几乎从来如此，但这篇文章在当年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知识界对抵抗、妥协究竟孰利孰弊的争论。联想到1931年中国政治中国外交的现实背景，蒋廷黻的这些看法更容易在知识界引起巨大回响。
外交史的研究特别是研究成果在现实政治中获得的巨大回响激发了蒋廷黻浓厚的研究兴致，使他觉得有必要运用一种全新视角和观点回望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他发誓用十年功夫去写作一部《中国近代史》，然而由于时局急剧变化，他的这个理想很快被中日战争所打乱。
随后几年，蒋廷黻被政府征调从政，先后担任行政院政务处长、驻苏联大使等，这个计划就被一拖再拖，甚至有泡汤的危险。1938年春，蒋廷黻结束了驻苏大使两年任期，在那还没有新的任职安排空档中，写作一部《中国近代史》的念头又急剧萌生。
蒋廷黻那时住在汉口，身边并没有多少图书，但是他的写作念头越来越强烈，所以他决定即便没有参考文献，他也要被自己这些年对中国近代史的观感作一个简略的初步报告。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部《中国近代史》的来历。
经过大约两个月的时间，蒋廷黻的这部《中国近代史》就大致完成了，很快交给陶希圣、吴景超、陈之迈等人主持的艺文研究会，作为《艺文丛书》的一种在同年出版。
在这部篇幅不大的《中国近代史》中，蒋廷黻为我们大致描绘了近代中国的一个基本走向，他认为，近代中国不管面对多少困难与问题，但走向世界，不断拉近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差距，始终是近代中国的主题。蒋廷黻指出，中国在过去或许确实有着自己漫长的历史传统，但是到了近代，中国错过了工业革命错过了启蒙运动，中国不是近代世界规则的制定者，只是世界一体化过程中的迟到者，因而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不是要挑战世界已有规则，更不能对这些规则采取非理性主义的冲撞或鲁莽颟顸式的摧毁，而是应该引导国民尽快接受尽快适应这些国际规则，尽快让中国和世界一样，和其他民族国家一起发展一起进步。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篇幅不大，但由于观点鲜明、立论平实、论证严密、逻辑清晰，因而在1949年前的中国近代史学界受到普遍重视，是那时大学历史系使用最广的教材，即便今天读来，依然觉得有一股清风扑面的感觉，有大梦初醒般的震动。蒋廷黻和他的《中国近代史》在1949年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不被提及，但在过去三十年，这本书再度成为近代史的一本重要入门书，有数不清的版本，最好找。
沿着近代中国所走过的道路，蒋廷黻在这部《中国近代史》中用四章分别描述了近代中国救亡图强四个选择，重构了近代中国历史画卷。
在第一章《剿夷与抚夷》中，作者分七个节目讲述了中国自古以来的贸易制度，分析为什么中国没有在工业革命大航路发现后跟上世界步伐的根本原因，作者认为，中国那时不感觉有联络外邦的必要，并且外夷岂不是蛮夷之邦，不知廉耻礼仪，与他们往来有什么好处呢？外夷贪利而来，天朝施恩给他们，许他们在广州一口有序有限经商作买卖，这已经很给他们面子了。假如他们还不安分，那么天朝就要剿夷了。那时的中国以天朝上国自居，不知道有外交不知道近代国家关系，只知道剿夷与抚夷。于是，中国错过了马戛尔尼来华重构近代国家关系的机会，由此引发鸦片贸易，又因鸦片引发战争，中国由此又白白错过了二十年发展机遇。直到第二次被打败，然后才有人认识到时代不同而思改革。
蒋廷黻认为，中国在道光、咸丰年间遭遇西方人的攻击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无法阻止西洋科学和技术势力东来。不过，中国很可以在这个被打的过程中转祸为福，只要中国人大胆地接受西洋近代文化，以我们的人力物力，倘若接受了科学机械和民族精神，我们可以与别国并驾齐驱，在国际生活中取得极光荣的地位。可是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没有这样想这样做，这除了认识见解外，蒋廷黻认为可能还与那时中国政治上的全面腐败有关联。所以在第二章，蒋廷黻以《洪秀全与曾国藩》为题这将内忧内患，批评洪秀全的真实心志不在建设新国家或新社会，而在建设新王朝。因此这样的领袖不但不能复兴民族，而且不能成为部下的团结中心，所以遇到曾国藩的湘军，洪秀全所领导的宗教革命及种族革命也就烟消云散了。至于曾国藩究竟为什么能够取胜，蒋廷黻认为其在维护清廷继续作为政治中心的同时，不忘政治革新，一方面劝说朝廷接受西洋近代新文化新思想，另一方面不忘恢复中国固有的政治信念和伦理观念。
在曾国藩领导湘军与洪秀全太平军交战的时候，中国又遇到了一次与英法联军的对峙，依然无法战而胜之，只好受尽屈辱后开始一个新的历程，向西方学习。所以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第三章专讲《自强及其失败》，实际上就是描绘从1860年开始的三十年洋务新政的全景。蒋廷黻指出，恭亲王、曾国藩，特别是李鸿章等人非常不容易，他们认为到了中国到了十九世纪只有学西洋的科学机械然后能生存，也看到了中国与日本在未来究竟孰强孰弱，就看哪个国家变得快。他们明白日本明治维新的意义，大声疾呼中国人要加大改革，要从改革教育制度，要从培养人才方面的入手，然而到了最后，洋务新政很难说成功，他们创造了许多新的事业，但到了最后，他们所创造的还是半新半旧不中用。换句话说，中国到了近代要图存非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不可，曾国藩诸人随想近代化方面走了好几步，但是他们不彻底，仍不能救国救民族。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是那个时代难得清醒者，他们推动了中国社会发展经济增长，他们尽最大限度避免与外国人冲突，然而整个士大夫阶层似乎并不这样想，他们根本不了解时代的危险及国际关系的运用。他们只知道破坏李鸿章等人所提倡的洋务新政，同时他们又好多事，总是挑逗与外国的关系，倘若政府听了他们的话，那么中国几无年无日不与外国打仗。闹到最后，还是爆发了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国三十年的增长就像一个巨大的泡沫一样，在一夜之间被戳破。
甲午战争后，中国面临新的选择，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第四章即最后一章《瓜分及民族之复兴》中，用六节篇幅讲述1895年之后至1930年初期的中国政治史。在这一章，蒋廷黻从甲午战后列强瓜分狂潮说起，说了俄国人对中国的野心及李鸿章的轻信，说了戊戌变法，说了义和团、晚清新政和辛亥革命，还对民初的政治史、袁世凯之后的政治发展有所叙述。只是由于这一段与蒋廷黻当年的政治现实关联太紧，因而他在这一章中的许多叙事其实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偏见，放弃了或者说偏离了先前客观中立的科学立场，将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等都视作孙中山展开革命活动的准备和阶梯，以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方才是中华民族重建复兴的唯一路径，这显然不是一种科学语言。
任何一本学术著作都不可能尽善尽美，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也同样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不过就总体而言，学术史的研究表明这部小书依然为中国近代史研究建构了一个分析框架和话语系统，是近代史科学化研究的开山之作，在不经意间将近代史学科带入一个新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