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于“民国范儿”在当下的门庭若市，先前长期在中国近代史体系中占据主力位置的“晚清七十年”，如今多少显得有些落寞。但凡稍微翻阅一下那些素负盛名的学术期刊，便可发现，近十余年来晚清史领域的成果不仅始终在一个较低的比例上徘徊，产生较大影响的成果更是寥若晨星。特别是当年那些以重大事件、精英人物为中心的重大论题，当下愈形落寞。众所周知，传统上对这些重大论题的研究主要是以政治史为取向的，所以这种落寞自然也标志着晚清政治史研究的衰颓。
晚清史乃至中国近代史领域，虽然在研究内容和取向上日趋多元化发展态势，但是以政治史为中心的重大论题，仍然是构成现行历史认知体系的主干。而事实也一再证明，围绕此类研究发生的许多争论，仍然具有非常大的学术影响、社会影响乃至政治影响。同时也不可否认，对传统重大论题的继续研究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推陈出新的难度极大。首先，这些重大论题都有着十分厚重的学术积累，不夸张地说，哪怕是就某一论题做个比较完善的成果索引，都需要花费后来者极大的时间和精力成本。其次，关于这些论题的资料也大都非常繁复，处理起来十分棘手，更何况，进入新世纪以后，这方面的繁难程度又大大加深了。
新世纪处理资料的工作难度之所以大大加深，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恰恰在晚清史研究整体走低的这个时期，晚清史资料建设却出现了一个大发展大繁荣的阶段。这个阶段的起点，乃是国家于新世纪之初启动了清史纂修工程。这项堪称建国后最大的文化工程，将文献整理作为重大任务之一，支持了多项清代历史资料的清查、整理和出版工作。无论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国家图书馆等国家级文献机构，还是各地图书馆、档案馆等机构，都借助清史工程的东风，纷纷推出珍藏的清史资料。据初步估算，在这些资料中，如果略微宽泛一点，把1800年以后都划入晚清范围，则该部分资料至少占六成以上；而以重大事件、精英人物为中心的资料，又占据了非常可观的比重。毋庸置疑，就资料建设而言，过去十多年堪称晚清史的一个“黄金时代”。
本来，对重大论题开展继续研究是有着良好潜力的。原因很简单，厚重的学术积累可以保证再出发的高度和深度，资料建设的良好走势又是细化、深化研究内容的得力保障。可现实情况却是，这方面的研究一方面对学界特别是年青学人越来越少有吸引力，另一方面，近年来又少见富有新意的成果面世。造成这般反差的原因非常复杂，但其中的关键之一，应该是寻找可持续研究方向上面临的困难。一般地，对晚清史领域的许多重大论题来说，那种试图“填补空白”式的做法已经没有多大市场（即使有，很有可能也是一块无足轻重的空地）。而那些力求在已开垦领域继续耕耘的尝试，又往往会眩晕于数量庞大的既有研究和相关资料。近年来面世的晚清史成果，特别是很多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很大程度上便因生硬运用“竭泽而渔”的做法而造成了明显的消化不良。其主要表现是：在学术回顾时，对大量先行研究的介绍往往流于综述式罗列；在运用资料时，要么企图抓住稀见资料作为救命稻草，要么是甘做堆砌资料的搬运工。在这种基础上的研究要想有所新意，实属缘木求鱼。
那么，要对重大论题的研究进行拓展，究竟还没有出路呢？在笔者看来，“深翻”大概是一条值得尝试的路径。所谓“深翻”，简单说来就是要做到两个“深入”：第一，需要在充分认识以往研究整体走势的前提下，深入检视那些主导性研究的问题意识及其可能存在的认识误区，以便找出进一步前进的可靠方向；第二，需要深入勘查以往研究赖以立论的资料基础，找出其资料上的局限与运用上的缺陷，继而再重审旧资料、挖掘相关新资料，通过对新旧资料的融会贯通，最终形成对相关史事的准确解读。
可以预见，这种“深翻”方式能够大大提高工作效率。一方面，在通常的学术史回顾中，要想全面介绍数量庞大、观点纷纭的既有研究，判定其优劣得失，是件极耗精力的工作，而通过“深翻”来抓住那些主导性研究的问题意识，可以较快地发现以往研究具有共通性的认识局限与误区，从而避开某些死循环或伪问题的陷阱。另一方面，由于这种“深翻”方式立足于对以往研究的资料基础的深入反思，在资料处理上能够较以往有着更明确的原则与方向，这就使得在面对即便是海量的资料时，也不至于陷入要么茫然失措、要么被资料牵着鼻子走而不能自拔的窘境。
常言道，知易行难。或许有人会提出，你这个关于“深翻”的说法，会不会只是看上去很美呢？对此，笔者尝试结合自己近年来从事盛宣怀研究的体会，对这一说法进行一些较为具体的阐述。
盛宣怀在晚清史上的重要地位已无需赘言，盛宣怀研究自然早就成为一个较为重大的论题。有关盛宣怀研究的基本状况，大致可以按时间段分为两部分来介绍。就20世纪的研究状况而言，易惠莉等人主编的《二十世纪盛宣怀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一书，是一个较好的了解指南。从中可以看出，以20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学者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的研究为发端，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国内外相关学术成果延绵不绝，总共出版4部著作和100篇左右的论文。该书收录了代表性论文21篇，大体覆盖了20世纪盛宣怀研究的各个具体领域，也较为充分地反映了当时研究的水平。不过，这里应该指出，如果要全面把握20世纪学界对盛宣怀的认识，还不能局限于这些成果。要知道，大量涉及洋务运动乃至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都会经常提到盛宣怀，而这些研究的总量又十分庞大。因此，要想全面罗列盛宣怀研究的情况，肯定十分繁难。
进入21世纪以后，海外学界的盛宣怀研究基本陷于停滞状态，相关成果主要出现在大陆学界。根据中国知网数据统计，从2001年至今，发表相关期刊论文共达380余篇，另有3篇博士论文、27篇硕士论文。不过，其中属于CSSCI期刊的论文仅有30余篇，史学类期刊上又仅有13篇。在著作方面，此时期出现的绝大多数作品都属于通俗读物，具有学术价值的成果，仅有夏东元编著的《盛宣怀年谱长编》一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又因对洋务运动和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在21世纪也陷于衰落状态，所以说，如果要做21世纪盛宣怀研究综述，大概比做20世纪的综述要简单一些。
毫无疑问，与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巨擘相比，盛宣怀研究的成果从数量看是大为逊色的。不过，这种情况决不是研究资料的缺乏造成的。就资料而言，与盛宣怀相关的资料之多，晚清史人物很少有能与之匹敌的。1919年，盛宣怀之子盛同颐等人编刻了100卷《愚斋存稿》，这是一部体量堪比吴汝纶所编《李文忠公全书》、许同莘所编《张文襄公全书》的大部头文献，后来亦与该两书收入沈云龙主编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不过，《愚斋存稿》所收资料的起始时间迟至1896年，这对研究盛宣怀的早期生涯显然是个巨大的阻碍。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盛宣怀研究资料出现了一个整理出版的高潮。在大陆地区，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了上海图书馆于七十年代整理馆藏盛宣怀档案的部分成果，即陈旭麓、顾廷龙、汪熙共同主编的《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系列的第一批，包括《辛亥革命前后》、《湖北开采煤铁总局、荆门矿务总局》、《甲午中日战争》（上、下）、《汉冶萍公司》（一、二），共4辑6册。香港中文大学则于八十年代收购了一批盛宣怀书牍文献后，特邀请王尔敏主持整理，先后出版相应成果共6种18册，包括《近代名人手札真迹》（共9册）、《近代名人手札精选》、《盛宣怀实业函电稿》（上、下）、《清季外交因应函电资料》、《清季议订中外商约交涉》（上、下）、《盛宣怀实业朋僚函稿》（上、中、下）。据粗略估算，这些资料总量大约在350万字以上，包含了许多盛宣怀在甲午战争之前的活动内容，且少有与《愚斋存稿》重合者。
进入21世纪，盛宣怀资料的整理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首先是上海人民出版社自2000年起，陆续出版了《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系列的余下部分，即《中国通商银行》、《上海机器织布局》、《义和团运动》、《汉冶萍公司》（三）、《轮船招商局》，共6册。其次，也是更为宏大的成果，是上海图书馆自20世纪九十年代启动的、全面整理馆藏盛宣怀未刊档案的工作，终于宣告完成。除了全部17万多件原始档案于2008年实现馆内电子阅览外，从中精选而出的100册《盛宣怀档案选编》亦在清史工程的支持下，于2015年出版。至此，有关盛宣怀的研究资料面世总量已超过1亿字，堪称晚清史范围内规模最大的私人档案。
按照通常的想法，既然关于盛宣怀的资料如此丰富，尤其是新世纪以来面世资料的很大部分都尚未被充分利用过，那么推进盛宣怀研究，岂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吗？但事实是，仔细审视一下新世纪盛宣怀研究的成果，可以说，要全面超越20世纪的研究水平，似乎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其一，就研究主题而言，新世纪成果所关注的实业活动、教育文化、社会救济等内容，皆非早先研究中的空白领域；其二，就研究框架而言，新世纪研究仍以现代化模式为主导，而这一思路早在20世纪五十年代就已成型了。总的说来，新世纪固然有些成果在论述内容上较先前更为丰富、细致，但在整体的研究视角、认知方式和逻辑上，很少出现具有突破性和超越性的思路。
话说回来，上世纪的研究又究竟达到了怎样的水平呢？如前所述，盛宣怀在当时学界受到的关注还是相当广泛的，相关成果看来也较为可观。但是，这种可观状况同样是经不起“深翻”的。除去那些对盛宣怀泛泛而谈的研究，真正表现出了明确的问题意识、并成为其后许多具体研究的出发点的标志性成果，严格说来仅有两种。其一是费维恺于1958年推出的《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该书主要依靠《愚斋存稿》以及李鸿章、张之洞的已刊文集，对盛宣怀的近代工业化活动首次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其二是夏东元于1988年出版的《盛宣怀传》，该书大量运用了上海图书馆馆藏盛宣怀档案，结合已问世资料，对盛宣怀几乎一生的主要活动首次做出了全面勾勒。另外，夏东元在2004年推出的《盛宣怀年谱资料长编》一书中，虽然多处以按语形式，表达了他对一些问题的继续思考，但这些思考基本属于对《盛宣怀传》中观点的发挥，并未生发出新的问题意识。
这2部著作的典范意义在于，其内容和框架都深深影响了后续研究。费维恺的研究尽管由于资料的限制，只能集中探讨盛宣怀的重要实业活动，但通过对官督商办体制、西方冲击作用的分析，开创了运用“传统-现代”框架研究盛宣怀的先河。夏东元则紧跟改革开放后重新评价洋务运动的潮流，在《盛宣怀传》中率先采用带有现代化意味的思路，对盛宣怀在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给出了积极评价。由于夏东元较早参与整理上海图书馆馆藏盛宣怀档案，对资料的掌握远超他人，故而其研究几乎覆盖了盛宣怀平生活动的方方面面。不夸张地说，其后学界从事盛宣怀研究的各类主题，或多或少都能从夏东元的这部著作中找到先行线索。由此，在现代化范式的笼罩之下，对盛宣怀平生的各项事功进行条分缕析式的论述，也就成为盛宣怀研究中广为沿袭的基调。
不过，恰恰也是这两种代表性著作，鲜明地展示了上述这种基调步入死胡同的前景。这是因为，尽管同样以现代化范式为依归，费维恺和夏东元针对盛宣怀事功所做出的评价却是南辕北辙。在费维恺看来，虽然盛宣怀“能够对接受西方工商业技术的有用之处起到很有利的作用”，但是家庭、绅士、官僚等几重角色“把他束缚于传统的价值观之中”，又“造成了他作为一个工业企业家的弱点”，最终使他的实业活动并未成为“中国经济改造的基础”。（《中国早期工业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15、122、316、321页）夏东元则认为，尽管“盛宣怀有着将封建的‘官’与资本主义的‘商’混在一起的局限性”，但“他的经济主张和所办近代工商业却是符合历史要求的，规定他在经济上基本上是一个成功者”。（《盛宣怀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9-10页）正如柯文（Paul A. Cohen）批评的那样，这种以“传统”与“现代”两分法为基础的现代化范式，一大问题就是“采用整齐匀称的概念，来描绘和解释根本上不匀称的现实”。（《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第78页）因此，如果后续研究只是在这两种观点之间打转，或是企图折中其间，其研究价值也就注定堪忧了。
在“深翻”出以往权威研究的认知方式及其局限之后，接下来需要面对的问题是，如何才能克服以往局限的基础上来推进盛宣怀研究呢？对于这一问题，最为有效的回应之一，便是启动“深翻”工作的另一个部分，即深入勘查以往研究赖以立论的资料基础及其运用方式。无须赘述，“论从史出”、“有一分资料说一分话”是史学传统中奉行不二的法门。由此而言，任何史学研究都必须经得起对其资料基础的严格审查。不幸的是，在盛宣怀研究这一领域，这种审查工作长期以来都被忽视了。与此同时，也正是通过这种审查工作，又为我们从研究实践的角度来把握、克服以往局限提供了极好的帮助。对此说法，下面将运用一个具体例子来加以说明。
这个具体例子，就是盛宣怀如何走向洋务之路的问题。众所周知，盛宣怀步入洋务之路的起点是参与筹办轮船招商局。那他又因何能够参与筹办活动呢？在费维恺看来，这是盛宣怀成为李鸿章幕僚后，借助中国传统的庇护关系而形成的结果。夏东元则在承认这种庇护关系的同时，又强调盛宣怀之所以能够入局，更得益于“因职务之便往来于津沪等地”，“接触到很多新鲜事物，如新技术、新思想等”。（《盛宣怀传》，第8页）显然，费维恺主要从传统因素的一面来理解这一问题，夏东元则更愿意指明其中具有现代因素的成分。至此，似乎陷入了一个难局。首先，该两者在观点上的分歧似乎很难调和。其次，两人的解释看起来也都存在着难以追踪之处，例如，李鸿章的幕僚众多，何以盛宣怀会独自受到入局的眷顾呢？至于有机会往来津沪两地、接受新鲜事物的幕僚，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仅止于盛宣怀一人。由于这些问题都属于从常理出发的质疑，并无足够详细的资料加以探究，因此不能成为下一步研究的可靠进路。
一旦把目光转到两者的资料基础，发现真正可靠的进路也就豁然开朗了。从中首先可以发现，他们的主要论述依据，其实来自于同一份资料，即盛宣怀之子盛同颐等人纂成的、表述盛宣怀生平事功的《行述》。的确，由于能够反映盛宣怀早期活动情况的资料，在很长时间内都极其稀少，所以这份《行述》自然成为研究者不得不倚重的资料。而必须指出的另一个问题是，无论是费维恺，还是夏东元，又都只是从中提取部分信息作为自己的立论依据，并未对《行述》对盛宣怀走向洋务之路的陈述进行全面考察。按《行述》所述，盛宣怀从入幕到入局的过程中，还经历了从军、办赈两个环节，其与盛宣怀走向洋务之路是否也有关联呢？由于资料的限制和认知方式的偏好，费维恺和夏东元皆对这两个环节一笔带过。而在新世纪面世的新版《李鸿章全集》之中，恰好提供了许多关于盛宣怀从军、办赈活动的线索。
结合新旧资料，可以看出，盛宣怀走向洋务之路的过程，远非费、夏当年书中所说的那样平坦。简单说来，盛宣怀入幕之初希冀的是从军晋身之路，却在李鸿章于同治九年（1870）转任直隶总督时被朝廷下令离开李鸿章幕府，由于次年直隶大水的爆发，盛宣怀凭借助赈活动得以再度为李鸿章效力，并因此与近代航运业多有接触；同时这场大水又引发了清廷关于轮船招商的争论，李鸿章这才着意创办轮船招商局，而盛宣怀也由此得到入局机会。纵观这一入幕、从军受阻、办赈、入局的连续转换过程，不仅盛宣怀的命运经历了复杂的变换，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个领域之间也发生了复杂互动，传统与近代因素也并非截然对立，而是多有交织融合之处。并且，通过资料的“深翻”而得到重新揭示的、盛宣怀走向洋务之路的过程，对于理解洋务建设如何演变为一项社会运动的历史进程，以及近代工业化如何在中国落实的过程，显然不无启发意义。
关于盛宣怀研究中可以“深翻”的其他例子，笔者另有一些已发表和未发表的文章，此不赘述。而此种“深翻”方式的应用领域，应该绝不会仅止于盛宣怀研究。可以说，这种将发掘理论局限和资料局限结合起来进行反思的路径，特别有助于传统重大论题研究的推进。其实，这种方式也不是没有人尝试过。如茅海建前些年关于戊戌变法的再研究，与本文介绍的思路就有不少相通之处。而在晚清史的范围内，无论是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等重大事件，还是林则徐、李鸿章、张之洞等重要人物，都是有着足够厚度和深度学术积累的重大论题，也完全都具备进行“深翻”式研究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我们相信，只有随着这些重大论题研究真正得到推进，才能从根本上扭转晚清史政治史乃至晚清史研究的下行颓势。以上仅是笔者从事晚清史研究过程中的一点浅见，其中定有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指正。
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17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