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的戊戌变法是一次重要的思想启蒙运动。这不仅表现在维新变法、议会民主、个性解放等新思想的迅速传播，而且反映在人们对变法失败原因的多方面的反思。反思历史才有可能创新历史。历史的当事人对其历史的反思则更值得关注。
一
对梁启超来讲，戊戌变法的失败真可谓是刻骨铭心，对他一生的思想和行为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从1898年9月26日亡命日本起，他的许多论著都对变法进行了这样那样的评论，个别论点真是入木三分。到达日本不久，他就写了《戊戌政变记》，就自己的经历和思考，全面论述了这场变法的经过和成败得失，成为今天我们研究这段历史的第一参考书。但从总体上来讲，梁启超反思最多的是戊戌变法为什么会失败。他不同意当时国内外流行的一些观点，对变法的夭折有自己系统地看法。
梁启超在日本看到不少报刊在论述戊戌变法失败原因时，归之为康梁维新派“急激误大事”[1]（P162），于是他一方面向一些名人要员致信，驳斥这种观点，一方面著书刊文，陈述变法失败的要害不是他们太激进，而是变法不彻底。
梁启超将改革分为激进和温和两种，认定他们的所谓激进改革可以救中国，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的温和改革不能有成效。他认为，李鸿章搞的练兵、开矿、设厂、修铁路、办学堂、派留学生，都没有抓住变法的根本，因而不可能国强民富，反而变出许多问题来。其称：
世之所谓温和改革者，宜莫如李、张矣。不见李鸿章训练之海军洋操，所设之水师学堂、医学堂乎？张之洞所设之实学馆、自强学堂、铁路局、自强军乎？李以三十年之所变者若此，张以十五年所变者若此。然而再假以十五年使如李、张者，出其温和之手段，以从容布置，到光绪四十年，亦不过多得此等学堂、洋操数个而已！一旦有事，不过如甲午之役，望风而溃，于国之亡能稍有救乎？既不能救亡，则与不改革何以异乎？[2]（专集之一，P83-84）
梁启超认为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抓住根本，全方位地变法，像李鸿章、张之洞那样修房补漏式的“温和”改革，只能越改越乱。他沉痛地指出：
（李张等人）不变其本，不易其俗，不定其规模，不筹其全局，而依然若前此之枝枝节节以变之，则虽使各省得许多督抚皆若李鸿章、张之洞之才识，又假以十年无事，听之使若李鸿章、张之洞之所为，则于中国之弱之亡能稍有救乎？吾知其必不能也。盖国家之所赖乎成立者，其质其繁。故政治之体段亦甚复杂，枝节之中有根干焉，根干之中又有总干焉，互为原因，互为结果。故言变法者，将欲变甲，必先变乙，及其变乙，又当先变丙，如是相引，以至无穷。而要之，非全体并举、合力齐作，则不能有功，而徒增其弊。譬如有千岁老屋，瓦墁毁坏，梁栋崩折，将就倾圮，而室中之人，乃或酣嬉鼾卧，漠然无所闻见，或则补苴罅漏，弥缝蚁穴，以冀支持，斯二者用心虽不同，要之风雨一至，则屋必倾而人必同归死亡一也。夫酣嬉鼾卧者，则满洲党人是也；补苴弥缝者，则李鸿章、张之洞之流是也。谚所谓“室漏而补之，愈补则愈漏；衣敝而结之，愈结则愈破”。其势固非别构新厦，别出新制，呜呼可哉？[2]（专集之一，P83）
梁启超对李鸿章的批评，无疑是正确的。李鸿章晚年也承认他所办的洋务只是一座“纸糊的房子”，经不起风吹雨打。问题的实质在于梁启超是以此来证明李鸿章这种“温和”的改革不可能使中国富强，反而越改越糟，而只有他们那种激进的变法才是最正确的。那么，梁启超何以会失败呢？
善于立论的梁启超的逻辑推理是：第一步，以李鸿章的温和改革失败为证据说明他们激进的改革本身没有错；第二步，再论证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没有将这种正确的激进的变法主张真正贯彻下去。具体是：
（一）布新而不除旧。无论是李鸿章等人的温和改革，还是康有为式的激进改革，梁启超都认为是只布新而不除旧，结果新旧相间，矛盾百出，最后必然失败。梁启超十分形象地指出：
凡改革之事，必除旧与布新两者之用力相等，然后可有效也。苟不务除旧而言布新，其势必将旧政之积弊，悉移而纳于新政之中，而新政反增其害矣。如病者然，其积痞方横塞于胸腹之间，必一面进以泄利之剂，以去其积块，一面进以温补之剂，以培其元气，庶能奏功也。若不攻其病，而日饵之以参苓，则参苓即可增病之媒，而其人之死当益速矣[2]（专集之一，P81）。
改革就是新与旧的斗争，新的代替不了旧的，则必然是旧的扼杀掉新的。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除旧比布新还要难，因为除旧即意味着损害一部人的利益，夺掉和旧体制相联系的那一部人的饭碗，必然引起大的社会振荡。梁启超也十分清楚，认为“除旧弊一事，最易犯众忌而触众怒”[2]（专集之一，P84），所以整个戊戌变法时期，布新有余，除旧不足，所谓改革就成了一句空话。
（二）变事而不变法，变法而不变人。梁启超认为，整个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和他提出的变法措施都是正确的，只是由于光绪皇帝无权，很难推行。真正贯彻了的百无其一，仅为一些具体事的变革，而非整体法律制度的更新。而且执掌这些法律制度的官员更无从全局上更换，谈不上什么“变人”。于是好法不能变，好法无人行，则失败成定局矣！他深情地写道：
变事而不变法，变法而不变人，则与不变同耳。故先生（指康有为）所条陈章奏、统筹全局者，凡六七上，其大端在请誓太庙以戒群臣、开制度局以定规模、设十二局以治新政、立民政局以地方自治，其他如迁都兴学、更税法、裁厘金、改律例、重俸禄、遣游历、派游学、设警察、练乡兵、选将帅、设参谋部、大练海军、经营西藏新疆等事，皆主齐力并举，不能枝枝节节而为之。……无如下有老耄守旧之大臣，屡经严责而不恤，上有揽权猜忌之西后，一切请命而不行。故皇上康先生之所欲改革者，百分未得其一焉！使不然者，则此三月之中，旧弊当已尽革，新政当已尽行，制度局规模当已大备，十二局之条理当已毕详，律例当已改，巨饷当已筹，警察当已设，民兵当已练，南部当已迁都，参谋部当已立，端绪略举，而天下肃然向风矣[2]（专集之一，P85）。
梁启超笔端常带感情，从这段文字中不难看出他变法时的激情和变法没有实现的无限痛心。但变法是实实在在而又极为艰难的事情，尤其在封建制度根深蒂固的中国，想三个月就取得成功，是太富于理想了。何况光绪皇帝无权，即使有权有势也不像梁启超在这里论述的那么简单。梁的书生气于此可见一斑。
那么，是不是康梁等人太激进而遭至戊戌变法的失败呢？当然不是。梁启超的反驳和推论是有道理的。当前，仍有一些学者也认为“激进”是戊戌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这很难令人接受。反过来讲，假如康梁的变法主张温和一点，变法的速度再放慢一点，变法就可以成功吗？肯定也不会成功。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不在康梁维新派的变法内容和具体策略上，而在于当时没有出现一个使变法成功的整体的社会环境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强大的促进改革的政治和经济力量。从维新派本身去寻求失败的原因，是从枝节上来找，自然进入了误区；从中国社会本身去考察，才可能合理地去解释变法为什么会失败。梁启超缺少这方面的思考，在反思这场维新运动时总是就事论事，显得力不从心。不过，我们再看一下他的具体分析，也还是发人深思的。
二
关于戊戌变法失败的具体原因，梁启超归之为两条：一是光绪皇帝无权；二是守旧官僚反对。
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至少在十几处谈到光绪帝无权，变法无法推行。他还讲谭嗣同入主章京时，不信光绪无权，当实地考察之后，才告知梁启超皇帝无权是事实。在梁看来，如果光绪皇帝有权，他们的变法肯定会成功。因而他逃亡日本后，竭尽全力歌颂光绪帝的圣德，幻想有一天光绪帝重新掌权，他们好再变法维新。公平地讲，光绪帝如果真有权，维新变法会有很大的进展，但也绝不可能成功。充其量是王安石变法的重演，宋神宗一死，一切照旧。而且，1898年的中国，较王安石变法时的社会状况更为复杂。善于理性思考的梁启超在这一点上是少了一点理性。
19世纪末叶的清廷官僚缺少进取精神，所以成为改革的一大阻力。这一点，梁启超看得非常清楚。他将当时的守旧官僚分为三类：第一种是“懵然不知所谓五洲者。告以外国之名，犹不相信；语以外患之危，则曰此汉奸之危言悚听”。第二种是知道外患可忧，“然自顾七八十之老翁矣。风烛残年，但求此一二年之无事，以后虽天翻地覆，而非吾身之所及见矣”。第三种是即使我在任时亡了国，“而小朝廷一日尚在，则吾之富贵一日尚在。今若改革之论一倡，则吾目前已失舞弊之凭藉，且自顾老朽不能任新政，必见退黜，故出死力以争之”[2]（专集之一，P69-70）。梁启超记述了有关张之洞的一段小故事：
有湖南某君谒张之洞诘之曰：“列国果实行分割之事，则公将何以自处乎？”张默然良久曰：“虽分割之后，亦当有小朝廷，吾终不失为小朝廷之大臣也！”某君拂衣而去。吾今又有一言告于读此书者，若不能知中国全国二品以上大员之心事如何，则张之洞此两语其代表也[2]（专集之一，P69）。
这里暂不去研究此故事的真实程度，梁用此以形象地说明晚清多数官僚的守旧顽固、苟且偷生的心态是千真万确的。即使如张之洞，在晚清可谓有所作为的封疆大吏，但其改革进取的精神也是有限的。因而，康梁维新派实在是处于汪洋大海的守旧官僚包围中的一个小小的孤岛上，其不可能使变法成功。梁启超哀叹道：“呜呼！全国握持政柄之人，无人能出此三种之外者，而改革党人乃欲奋螳臂而与之争，譬如孤身入重围之中，四面楚歌，所遇皆敌，而欲其无败衄也，得乎？！”[2]（专集之一，P70）
改革是社会的重新整合，说到底是权力的再分配和利益的再调整，新旧之间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梁启超深深感到，他们变法中的每一项改革，都惹恼了守旧派，顽固官僚纠集起来拼命反对。梁在《戊戌政变记》中一口气列出了13条之多，择其要者如：
（一）1898年1月29日，康有为上《应诏统筹全局折》，呼吁光绪帝要尽快召集群臣，明定国是，变法维新；破格大量选拔维新人才，推进变法进程；设立制度局，出台新的法规章程，并下设学校、农商、法律、统计、矿政、工务、邮政、铁路、武备、造币、社会、游历12局，策划变法。这里虽还没有提出裁撤旧的官僚机构，但顽固官僚已意识到是夺他们的权，砸他们的饭碗，立即上奏反驳，并造谣中伤康有为等人，恨不能早日杀康有为、梁启超。梁启超描述当时的情形说：
举京师谣言纷纭不可听闻，皆谓康有为欲废京师六部九卿衙门。彼盈廷数千醉生梦死之人，几皆欲得康之肉而食之。其实康有为不过言须增设新衙门耳，尚未言及裁旧衙门也。而讹言已至如此，办事之难可以概见矣！[2]（专集之一，P71）
面对守旧官僚的拼命反抗，光绪帝曾力所能及地予以对抗，但他们“欺皇上之无权也”，根本不予理睬。因而，没有强有力的权力为后盾，要改革成功仅是一种幻想。
（二）1898年4月17日，保国会在北京成立，聚集在粤东会馆的200余名激进分子，发表演说，声泪俱下，有力地推进了维新变法。但也引起守旧派的仇视。他们一是著文驳斥保国会的主张；二是成立“非保国会”与之对抗；三是造谣生事加以破坏。梁启超视此为守旧派发动政变的最重要一个原因。
（三）废八股。为了培植新的革新人才，康梁曾一再提出改革八股取士制度，但引来了靠此升官发财的士人的群起而攻之。梁启超称：“梁启超等联合举人百余人，连署上书，请废八股取士之制，书达于都察院，都察院不代奏；达于总理衙门，总理衙门不代奏。当时会试举人辇彀下者将及万人，皆与八股性命相依，闻启超等此举，嫉之如不共戴天之仇，遍播谣言，凡被殴击。”[2]（专集之一，P70）这种社会大动荡，是梁启超所没有预料到的。所以，进步的合理的政策不一定就会赢得社会的广泛支持，历史的曲折性往往就在这里。
（四）寺庙改学校。梁启超记云：“中国之淫祠，向来最盛，虚糜钱帑，供养莠民，最为国家之蠹。皇上五月间下诏书，将天下淫祠悉改为学堂。于是奸僧恶巫，咸怀咨怨，北京及各省之大寺，其僧人最有大力，厚于货贿，能通权贵。于是交通内监，行浸润之潜于西后，谓皇上已从西教。此亦激变之一小原因也。”[2]（专集之一，P70）我们且不论此项改革是否正确，但一旦变革即会引起操此旧业者的群起而攻之，这真令梁启超头疼。
（五）湖南维新运动的高涨。梁启超记称：“先是湖南巡抚陈宝箴，湖南按察使黄遵宪，湖南学政江标、徐仁铸，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梁启超，及湖南绅士熊希龄、谭嗣同、陈宝箴之子陈三立等，在湖南大兴改革，全省移风。而彼中守旧党人嫉之特甚，屡遣人至北京参劾。于是左都御史徐树铭、御史黄均隆，相继入奏严劾。皇上悉不问，而湖南守旧之焰益炽，乃至哄散南学会，殴打《湘学报》主笔，谋毁时务学堂。积谋数月，以相倾轧。”[2]（专集之一，P70-71）
（六）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入主军机，操办改革事宜，守旧大臣为之“侧目”。
严格意义上讲，梁启超所列举的这些情况并不是造成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改革必然引起守旧派的强烈反对，这是正常现象。上述这些改革举措基本上是必要的、及时的，可指责的地方并不多，则更不能列为变法夭折的动因。只有改革政策出现大的失误，才可与最后的失败联系在一起。梁启超在这里将因果关系弄颠倒了。但是，透过梁启超的这些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守旧派太强，维新派太弱，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因而，梁启超回首往事，深感人才不足，民智未开。他明确指出：
中国今日之大患，苦于人才不足。而人才所以不足，由学校不兴也。京师既设大学堂矣，而无中学、小学、师范学、乡学，则所成就无几也[2]（专集之一，P31）。
又称：
中国之弱，由于民愚也。民之愚由于不读万国之书，不知万国之事也。欲救其弊，当有二端，一曰开学校以习西文；二曰将西书译成汉字。二者不可偏废也。然学校仅能教童幼之人，若年已长成，多难就学；而童幼脑智未启，学力尚浅；故其通达事理，能受学力，又每不如长成之人。且主持现今之国政者，在长成人而不在童幼人也。故欲实行改革，必使天下年齿方壮、志气远大之人，多读西书通西学而后可[2]（专集之一，P28）。
概而观之，梁启超是沿着权力、人才、民智的基本思路去反思戊戌变法的。这影响了他20世纪初年乃至终身的思想政治观点。梁启超由光绪帝无权构成了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引申出有广泛社会影响的“开明专制论”；由人才不足，形成了他终生为之倡导的办学校、兴教育；由民智未开导致了他孜孜以求的开民智、育新民。可见，反思历史的角度直接影响反思者新观念的形成，而新观念的形成又左右着反思者的视角。
三
百年来对戊戌变法失败原因的分析，基本和整个研究队伍历史观的演变联系在一起。史观作为对历史的一种总体的抽象的认识，在解释历史时就具有关键意义。不同史观对历史的解析就完全不同。梁启超在反思维新变法时大体是将历史事变中的核心人物视为重中之重，因而认定光绪帝的无权导致了变法运动的流产。这种看法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颇为流行。出版于1923年的萧一山的《清代通史》在论及戊戌政变时称：
政变之总原因，盖出于光绪帝之怯懦，无权无勇，积威所施，不克自拔，慈禧以玩偶视之，一有异动，则随其喜怒而置焉！[3]（P2124）
在萧一山的笔下，戊戌变法就是帝后党争。他评述了中法战争以来的帝后争斗情况后写道：“帝后两党政权之争，由来已久，戊戌维新，特西后有意纵容之，以作废立之口实耳。”[3]（P2128）
20世纪30年代，陈恭禄编写过一部《中国近代史》，在各大学作为教材，流传甚广。其在分析变法失败原因时云：
康梁之徒，欲以最短期内铲除千余年之积弊，俾中国欲为强国。梁启超述其师语曰：“守旧不可，必当变法；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大变。”其视事也，若此之易，实无政治上之经验。……而康梁诸人不知环境之阻力，偏于理想，多招忌妒，终则一无所成，其人固无经验之书生也[4]（P486）。
萧一山、陈恭禄都是近代较有影响的史学家。无论将变法失败归之为光绪帝软弱，还是记账于康梁书生气十足，但基本没有超出梁启超的思维定势，从变法中的核心人物身上找原因。
四五十年代，革命史观为多数史学工作者所接受。这种史观将近百年的中国历史归结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近代社会的一切变化都是围绕这场革命而出现的。戊戌变法运动自然是这场革命中的一个小小的链条。用革命史观去认识和探讨变法的失败，产生了一些新观点。这里摘引两段较具代表性的论点。
其一：
“在当时的中国历史条件下，戊戌变法运动是具有爱国主义性质和进步意义的。但这个运动主要的是代表了当时从地主官僚转化过来的资产阶级的政治倾向，所以只能是一种软弱的改良主义的运动。领导这个运动的人，看不见农民革命的力量，他们所企图的都是用改良主义的办法，来抵制农民的革命。他们和当权的封建势力并不是根本对立的，只是要求封建统治势力让出一点位置来给新起的资产阶级。这样脱离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软弱的改良主义运动，注定了只能得到悲惨的失败[5]（序言，P1）。
其二：
维新运动只是少数人的运动。他们不仅不接近广大的劳动群众，而且与广大劳动群众对立。康有为公然诬蔑18世纪法国人民的民主主义革命为“无道之甚”，替满清封建统治者策划防治中国人民革命的方法。维新运动得不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只依靠载湉这样一个无权无力的皇帝下命令，其失败是必然的。……戊戌变法失败，宣告改良主义在中国没有出路[6]（P64）。
这两段评论分别出自中国史学会编的大型史料丛书《戊戌变法》的序言和荣孟源的《中国近百年革命史略》，有较大的代表性和权威性。其共同将变法失败的原因归之为：1.坚持改良主义，不赞成革命；2.脱离广大人民群众；3.和封建势力划不清界限。有些著作还加上第4条，不反对帝国主义。这显然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史观的具体化。在四五十年代，尤其是1949年后的10余年里，这种观点遍布有关戊戌变法的论著和课堂教学当中，至1958年的纪念戊戌变法60周年学术研讨会，达到了顶峰。
50年代末和60年代乃至70年代，中国的社会政治发生了新的大的变化，阶级斗争史观逐步成为研究历史的思想指导，而且在“文革”时期被概念化和绝对化，甚至认为“缓和”阶级矛盾也是绝对的坏事。平心而论，阶级斗争作为一种史观有许多合理的因素，其和革命史观在很多地方有相通之处。但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社会现实左右下，对历史上的阶级斗争也“扩大”化了。具体到戊戌变法，基本是进行“大批判”了。这里不妨抄录“文革”期间一本小书中关于变法失败原因的论述：
戊戌变法的失败，证明了改良主义道路是一条走不通的道路，是一条失败的道路。……改良运动的产生，总是对抗革命，企图缓和社会矛盾，本质上是反动的。改良主义者鼓吹改良，又害怕群众运动，这是他们不可救药的顽症。他们害怕群众革命运动，更甚于害怕顽固反动势力。……这就使他们远远地离开人民群众，找不到能够真正打破一切旧势力的同盟军，只能借皇权的威力去推行新政，到愿意接受维新变法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士大夫中去寻找力量。竟想凭借这样的一种力量，依靠极少数人的努力，去完成革新社会政治的艰苦事业，当然只能是君子们的幻想[7]（P64-65）。
1978年之后，特别是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将中国引入了一个新时代。史学界反观历史的价值取向和研究方法发生了重大变化，对戊戌变法也有了新认识。1982年，广东学术界曾召开过一次关于重新研究戊戌变法的座谈会，提出了许多新观点。其中，张磊的见解是：
认真研究和评价戊戌维新运动和康梁，显然是一桩艰巨复杂的任务。就以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表明中国近代改良主义“此路不通”的通论为例，这种具有高度概括性的论断，并不一定反映了历史的真实。就运动本身的结局未能改变中国社会性质来说，那末，近代中国社会的三种进步社会运动——农民战争、维新运动和民主革命——岂非都是此路不通？为什么要厚此薄彼地突出维新运动才是“死胡同”呢？并因其失败而贬低它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呢？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此路不通”的规律性论断，既不能以“六君子”血洒街头的现象为依据——所谓变法失败等于“此路不通”，是缺乏坚实论据的推论；也不能以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强大、资产阶级软弱的道理为满足——因为它适用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切事件。必须对具有本质性的各种因素进行具体的分析。如帝国主义到底对维新派采取什么态度？封建势力到底对维新派采取什么态度？维新派的弱点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等等。具体分析的结果表明：戊戌维新的失败，并不一定等于“此路不通”，也不意味着维新运动在近代中国没有获得某种程度实现的可能性[8]（P101）。
同一个戊戌变法，学术观点竟如此大相径庭：从革命史观、阶级斗争史观的角度去看，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坚持改良主义；张磊换了一个视角，则认为康梁的改良不一定就“此路不通”，这显然是说戊戌变法的失败不在于坚持了改良主义。
回顾80年代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由于受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大环境的影响，学术界逐步将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看做一个现代化或近代化的过程，不少学者把五四运动前80年的历史概括为中国早期现代化或近代化的一个重要的准备阶段。也有一些学者把近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历史视做从传统的农业文明向现代的工业文明转换的历史，把是否有利于中国现代文明的重建作为评判这段历史的标尺[9]（P1-6）。无论哪一种提法，实质上都是用新的史观即近代化（或现代化）的史观去重新研究中国近代史，所以学术界应该重视对这种新史观的研究。
文章来源：《河北学刊》2001年03期
【参考文献】
[1]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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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恭禄．中国近代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
[5]中国史学会．戊戌变法[M]．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
[6]荣孟源．中国近百年革命史略[M]．北京：三联书店，1954.
[7]中国近代史丛书编写组．戊戌变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
[8]张磊．在戊戌变法座谈会上的发言[J]．学术研究，1982，（3）.
[9]章开沅．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