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不一定是史学家，正如史学家也不一定是诗人。但诗中有史、史中有诗，即非史诗佳作，昔人诗词中亦有富于史识、史感者，读之可以增添治史悟性。
唐朝孟浩然有《与诸子登岘山》五律一首：“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此诗即富于史识、史感。
孟浩然是湖北襄阳人，岘山在襄阳以南九里，一名岘首山，为风景佳胜之地。晋武帝时，羊祜镇守襄阳，风流儒雅，颇得民心。《晋书·羊祜传》云：“祜乐山水，每造岘山，尝叹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登望如我者多矣，皆湮灭无闻，使人悲伤。’”祜既卒，襄阳百姓为之立碑于岘山。杜预称之为“堕泪碑”，盖以读其碑者莫不流泪，可见感人之深。孟诗中“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即用此典，且甚贴切。
江山永在，人事无常。“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孟诗固脱胎于400多年以前羊祜的慨叹，但又富于哲理且形成超越。羊祜之悲伤在于登望如我者皆湮灭无闻，浩然之觉悟则在于时间流转与人事代谢均为永恒。历史正是如此，过去、现在、未来，总是前后连续，而且三者又都是相对而言。过去亦曾为现在；现在于过去为未来，于未来则为过去；而未来又必将有其未来之未来。先我登临岘山者固已湮灭，后我登临岘山者将世代相续，则我之湮灭又何足道哉？但浩然读羊公碑仍然落泪，此即所谓未能免俗，盖虽有所悟而仍有窒碍，尚未进入彻悟境界。
浩然诗句之佳在于“代谢”、“往来”，有此两词，历史遂有生命，时间顿呈鲜活，表现为运动中之绵延。此后300余年，苏东坡《题西林壁》诗则以空间的视角为史学提供借鉴。诗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诗人并非不可知论者，他不仅承认庐山真面目的客观存在，还找出“不识”的原因，无非是由于人们主观认识的局限。而欲识庐山真面目，又必须横看、竖望、远眺、近观、俯瞰、仰视，然后才能经过比较、分析，综合成为比较切近真实的总体形象。我常爱说“治史犹如看山”，即系脱胎于东坡此诗。
识山固然不易，识史恐怕更难。因为史学决不限于形貌的观察，它还需要透过历史现象把握内在联系，最终达到本质的、带规律性的认识。而这又需要借助理论思维，并有赖于各种认知方法与手段的不断改善。
辛弃疾词慷慨纵横，不可一世，亦具深沉史感。杨慎《词品》云：“辛词当以京口北固亭怀古《永遇乐》为第一。”但我则更喜爱登京口北固亭有怀《南乡子》一首。前者以“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起始，以“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结尾，于沉郁苍凉中显示英雄迟暮。但用典用事较多，略显滞碍。后者仅用孙权一典，情景交融，明快流畅，于豪迈之中寓深沉，堪称千古绝唱。词云：“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1903年《江苏》杂志第五期刊载金松岑《陈君去病归自日本，同人欢迎于任氏退思园，醉归不寐，感诗因作》长诗一首，其中有“娶妻当娶韦露碧，生儿当生玛志尼”一句，显然是借鉴辛词而略显生涩。
此词通篇洋溢史感。“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与孟诗“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寓意相同，均为通晓世事，看透人生，富有历史哲理之言。无所谓消沉，亦无所谓悲观，只能以达观与超越视之，因为诗句传达了不以人的情意为转移的永恒信息。
即令是咏叹身世之感，亦不乏寓有凝重历史意蕴者。唐人陈子昂《登幽州台歌》云：“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作者把自己置于历史绵延的长河之中，而又超越于世俗庸众之上，因而呈现出卓绝千古的孤寂，令读者心灵为之震撼。这是此诗得以长期流传的重要原因之一。清人魏源《悼鹤》诗云：“月前孤唳为谁哀，无复双栖影缘苔。岂是孤山林处士，只应花下一雏来。”以鹤寓人，以景写情，作者内心的孤寂也是浓郁而又深沉，但读者的回应只有共鸣而无震撼，因为它缺少时间纵深的力度。比较贴近陈诗者，倒是晚清张维屏一诗：“沧桑易使乾坤老，风月难消千古愁。多情唯有是春草，年年新绿满芳洲。”
仅仅“千古”一词，并不一定就能产生史感。柏格森曾将时间概念区分为两种，一种是纯粹而无杂物的，一种则是偷偷引入空间观念的，而时间的绵延只属于有意识的心灵（《时间与自由意识》）。张诗的“千古”与陈诗的“悠悠”一样，都是已经引入空间与世事“杂物”的时间，而且潜藏于其心灵的绵延已经外化为深情感人的词语。但两诗苍凉的色调则有异，陈诗流于黯然的伤感，张诗则结尾于充满生命活力的新绿。世人但知传诵张氏《三元里》长诗，而此诗反受冷落，可叹！
史感并非与生俱来。许多人治史十余年乃至数十年，却始终未能捕捉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史感，其中有些人则是根本不懂史感为何物，尽管他们也经常强调什么“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但历史在其笔下往往成为枯燥的史料堆积，或者竟是抽象的理论图谱。其所以如此，原因比较复杂。有客观困难，也有主观局限；有思维格局问题，也有认知方法问题；还有资质禀赋与学术素养方面的差异。
时下若干年轻学者常用西方“同情的理解”（sympathetic realization）一词，其实陈寅恪对这层道理早就说得极为深透。他在对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中强调，学者必须“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此语非深得史学精髓且具有深厚学术素养者不能发，观《元白诗笺证稿》即可知其言不诬。多年以来我常劝人治史要“设身处地”，亦即继承阐发陈氏此义。
清人崔东壁则从反面阐明此义，即治史不可“以己度人”。他在《考信录提要》中指出：“故以己度人，虽耳目之前而必失之，况欲以度古人，更欲以度古之圣贤，岂有当乎？是以唐、虞三代之事，见于经者皆纯粹无可议，至于战国、秦、汉以后所述，则多杂以权术诈谋之习，与圣人不相类。无他，彼固以当日之风气度之也！故《考信录》但取信于经，而不敢以战国、魏、晋以来度圣人者遂据之以为实也。”今之学者如能深入领会此正反两面议论，当可增添“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一语的内在意蕴。
本文原刊：《章开沅文集》第八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