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对于我是极为重要的一年，因为它不仅决定了中国的命运，而且也决定了我自己的人生道路。
1948年秋季，如同蒋管区千千万万其他民主青年一样，我毅然中辍学业，离开金陵大学，投奔中原解放区。
那时辽沈、平津、淮海战役已经先后展开，前线捷报频传，我们却留在中原大学接受入伍前的政治思想培训。1949年元旦的关键词是“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中原大学有4个大队提前结业，正式参军奔赴前线。记得在寒风呼号中，平时极为文静的潘梓年副校长，在全校动员大会上慷慨陈词，挥拳呼号，众多师生都为之热血澎湃。会后不久，梁维直副教务长为我们留校学员作政治报告，其间曾突然提问：“你们现在最想干的是什么？”我正好坐在第一排正中，不禁脱口而出：“渡过长江，奔赴战场！”我满心以为会得到肯定与支持，却不料他微笑着说：“你们一心只想打仗，但是中央已经在考虑建设新中国的问题，以后你们不一定都需要上前线。”我的心凉了半截，因为1945年1月至1946年6月，我曾在国统区的青年远征军整整接受一年半严格训练，不料小日本很快就投降了，没让我捞到决胜疆场的机会。我已有一种预感，学校领导看重我的并非作战本领，而是理论素养。因为，我曾为我所隶属的20队学生会编过一期墙报，结合马列主义课程学习中的若干思想动态发表了一组简明易懂的短评，校部随即安排其他各队学员前来参观，并在校刊《改造》上刊登了我的工作小结。
果然，1949年4月，20队结业分配工作，很多同学兴高采烈地奔赴前方，不久就赶上轰轰烈烈的渡江战役，而我与王元圣（一同来解放区的原金大同学）却无可奈何地搬进了冷冷清清的小四合院——政治研究室，亦即中原大学的教学中心。研究室主任李光灿知道我在闹情绪，耐心地规劝说：“全国很快就要解放，我们理论战线的任务极为繁重，特别是中原大学即将为建设新中国正规人民大学而奋斗。”当时我们尽管充满青春浪漫，却已习惯于无条件服从组织分配，很快就调适心态，进入新的角色。但有时也不免自嘲：千辛万苦投奔革命，结果还是成天啃书本。
1949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是一段激情燃烧青春似火的岁月，我个人这点“小资”式的感叹很快就无影无踪。这年夏天，我们随军南下，经过大别山时，老区人民用红旗、鲜花、鸡蛋、大枣让我们这些穿着二野军服的准教员亲身体验了军民之间的鱼水情，同时也更加坚定了献身教育事业的决心。
由于铁路尚未恢复通车，我们7月初才到达武汉。“七一”社论由毛泽东亲自执笔，一开始就说，阶级和阶级斗争是会消亡的，党和国家也是会消亡的，我们奋斗牺牲的终极目标是全人类的解放（大意如此）。这是何等的气魄！我读得非常痴迷，这些振聋发聩的语言至今仍然刻骨铭心，为我的终极信仰之所寄托。
来武汉首先是参加招生工作，紧接着就被安排到第一分部（即以后的政法学院）第57队担任助教，为学员辅导政治课学习，这就是我从教的发端。不久，中原大学结束了以思想改造为主的干部培训，并且正式成立政法、财经、教育、文艺4个学院。我被分配到教育学院历史系，仍然担任助教工作，主要是承担中共党史教学工作。但教育学院建立后，并没有立刻进行课堂教学，而是在中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统一安排下，分头前往各省、市、县进行教育调查，搜集资讯作为大区教育决策的参考。我被分配到河南省，并且率领二十几个学员（包括政治、历史等系）前往信阳、淮阳两个专区调查。
记得王自申院长是在1950年元旦前后作的动员报告，他以浓厚的湘潭乡音激昂慷慨地鼓励我们到社会中去，在现实生活中学习教育。我们随即冒着风雪严寒，跋涉于中原地区的中小城市乃至穷乡僻壤，一个月之内跑了11个县、市，其行程之远（多半是步行）与工作量之大堪称各分队之冠。我们拜访了各级教育领导，特别是深入许多中小学与师生恳谈，了解到基层教育的现状与问题，特别是初步懂得了“师范”二字的深刻意义。尽管只有一个月，但我永远记住了这段人生历程，因为这是我与教育学院学生一起上的第一课。
新中国成立以后，高等教育进行全国范围的院系调整。1951年秋季我们与原华中大学合并，随后又与中华大学、湖北教育学院等校整合成为华中师范学院。我仍然隶属历史系，但职称却变成含糊不清的实习教员，开始时是担任中共党史与新民主主义论等公共课，从1954年起，专任本科中国近代史基础课。这才是我正式参与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的开始。
“沧桑易使岁月老。”时间过得真快，我在华中师大一干就是60年。这60年世界变化很大，中国变化更大，学校的变化也大。原来的华中大学，学生人数最多时也不过五六百人。改制为师范院校后，很快就发展到五六千人，而现在更猛增为两三万人，从办学规模到学科建设都实现了空前的扩展。每年都为祖国各条战线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优秀人才。我一手创办的辛亥革命研究中心，也从原来的三五个人发展到现在英才云集，硕果累累，俨然成为处于国内前列的中国近代史学科重镇，而辛亥革命史、商会史、教会大学史等领域的研究，更在不同程度上引领着海内外学术前沿的潮流……
我很幸运能够亲身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年的隆重庆典。回顾这60年，既有辉煌，也有挫折；既有欢乐，也有悲伤。但从总的趋势来说，祖国毕竟是大踏步前进，正在走向富强；学校也在大踏步前进，逐渐成为国内外有较大影响的名校；我个人虽然已年逾八十，精力渐衰，但回首往昔，无怨无悔，这辈子已经尽心尽力献身教育事业。可以说，我们这一代人真是与共和国同行，与祖国与学校荣辱与共，休戚相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世界和平，祖国昌盛，人民幸福，乃是我们为之奋斗终生的崇高理想。
本文原刊：《章开沅文集》第八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