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资本、物资、文化、政治等方面的交流愈来愈超越民族和国家的界限，学者们开始把区域研究置于全球背景中进行考察，尤其是对互动关系的研究，成为了在全球视野下进行区域史研究的核心议题。
由此，研究者们在一定程度上匡正了19世纪以来内化在西方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欧洲中心论”，新的全球视角倾向于将区域史放在全球背景中进行考察，并且拓展研究主题，从环境、疾病、性别、人口流动等方面来阐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地方史的全球化：日常生活史同全球史结合
在更为广阔的跨文化和跨国界背景中理解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成为了学者们试图尝试的新课题，研究者可以从共时性和历时性两个方面来理解地方史的意义，比如Kenneth Pomeranz和Steven Topik在《贸易打造世界：1400年以来的社会、文化和世界经济》（The World that Trade Created: Society， Culture and the World Economy）一书中论证了地方的差异和地方体制可以塑造全球体系的结构，但如何将地方史和全球史结合起来却是研究者面临的难题。在《社会史与世界史：从日常生活到变化模式》（Social History and World History: From Daily Life to Patterns of Change）一文中，Pomeranz把社会史分为日常生活史、大规模社会组织和团体的历史、社会运动和社会变革的历史三部分，并指出将日常生活史同全球史进行结合相对来说是最容易的，因为诸如预期寿命、消费水平、出生率等数据都易于测量，而且理解起来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所以，在《中国的糖与社会：农民、技术与世界市场》（Sugar and Society in China: Peasants， Technology， and the World Market）一书中，Sucheta Mazumdar通过贸易和技术的全球转变和交流来分析地方史的进程。她认为，一方面农民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上买卖，另一方面村庄也在形塑着农民的日常生活，只有通过地方的权力结构，才能把世界市场的需求转换成农民的实践。而滨下武志（Takeshi Hamashita）则把目光放到了大规模的社会经济组织层面，通过重新审视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体制”，指出西方国家无法控制亚洲殖民地内部贸易，更不用说中国和日本这两个未被完全殖民化的国家了。所以，Sherman Cochran在《中华药商：中国和东南亚的消费文化》（Chinese Medicine Men: Consumer Culture i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一书中，一方面通过描写本地代言人对西方消费文化的改造和传播，展现了一种中西交往过程中的文化同质化进程，另一方面他并没有把中国的医药企业局限在中国史的范围内，而是扩展到东南亚，从被西方列强重塑过的朝贡贸易体系中考察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变迁。而刚刚出版的《金丝烟云：中国烟草史1550—2010》（Golden-Silk Smoke: A History of Tobacco in China， 1550—2010）则把中国烟草史同现代全球化进程结合在一起考察，作者Carol Benedict把塑造中国烟草文化的因素，包括医药知识、消费、文学、性别等地方性因素放置在一个广阔的、比较的世界历史框架下进行考察。
新的研究主题：紧密联系当下的人类社会
1990年，《世界历史杂志》（Journal of World History）创刊，其目的是为了从全球视角分析历史，涉及的主题包括大范围的人口流动和经济波动、技术的跨文化转移、传染病的流散、长途贸易、宗教信仰以及观念和理念的传播等。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学者们逐渐拓宽了研究的主题，那些同当下人类社会联系更为紧密也更加迫切的领域，如环境生态史、疾病史、离散的人口史、性别史等，一并成为新视角下探讨的课题。
J. R. McNeill在《世界视角下的中国环境史》（China’s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World Perspective）一文中指出，同其他地方相比，中国环境的特殊性体现在相对的规模或细节上，比如以人为中心的生态景观，而不是整体性结构。因此，我们可以在更为广阔的时间和空间中考察中国环境史，而不是仅仅局限在中国史范围内。而Mark Elvin在《象之隐退：中国环境史》（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一书中就是通过比较中国和西方环境历史的不同，揭示了中国和西欧在近代走上不同道路的生态原因。
如果说环境史考察的核心是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那么疾病史则同样需要把人、自然和社会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疾病的传播往往起源于地方性事件，却通过跨区域的联系超出地方史的范围。比如，梁其姿用英文出版的著作《中国麻风病史》（Leprosy in China: A History）就是把麻风病放置在殖民主义、种族政治以及帝国险地（imperial danger）的全球语境中进行考察。
在全球史的新课题中，性别也是不可忽视的问题。当代的社会变迁和文化接触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性别的社会关系和角色扮演。Merry E. Wisener-Hanks在《世界史和妇女史、性别和性史》（World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Women， Gender， and Sexuality）一文中曾批评世界史不关注妇女史和性别史，不过，在东亚史研究领域，这一趋势正被扭转。在《全球视角下的妇女史》（Women’s History in Global Perspective）一书中，主编Bonnie G. Smith强调通过比较各地区的社会结构、经济组织、文化发展来考察与之紧密相连的妇女及其历史，其中的一篇关于东亚妇女史的文章作者Susan Mann即从家庭结构、族群构成等方面比较分析中、日、韩三国妇女的历史和发展方向。
总之，新的全球史主张的是一种从分流到合流、从边缘到中心的互动视角，并在这个框架下分析中国历史，需要摆脱“欧洲中心主义”和“中国中心主义”的狭隘，即走向一个“去中心化的历史”。但正如Pamela Crossley指出的那样，全球史为自身设置的一个难题是如何讲述一个没有中心的故事，她给出的答案是将各种情景进行编织，而Lynn Hunt考虑的方案则是如何将地方史全球化。不过，去中心化不意味着多样性的消失，Pomeranz也指出，世界史并不总是讲述一个统一的故事。所以，全球视角下考察中国史，需要处理好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性与多样性之间的关系，不能把中国史完全同质化在全球史中。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美国Dartmouth College 历史系）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07-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