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早在1973年回答别人的提问时，曾说：“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绝对要求。”应该说这份成功地将几亿民众团结起来的政治文化是在不断面对大变局而叠经变革的结果，其所体现出的维新思维才是中国文化生生不息的鲜活基因。
中国历史上不断出现“大变局”，赵翼称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说的是此前“皆封建诸侯，各君其国，卿大夫亦世其官，成例相沿，视为固然”，但这种被视为固然的制度却出现了诸多问题，譬如“暴君荒主既虐用其民，无有底止；强臣大族又篡弑相仍，祸乱不已。”战争成为那个时代的常态，肝脑涂地成为生民们时常面对的现实。都说乱世出英雄，实际上说的即是对世袭制的冲破而呈现出的“布衣将相”之局。范雎、蔡泽、苏秦、张仪可徒步为相，孙膑、白起、乐毅、廉颇、王翦等自身而为将。显然，匹夫尚需有国者之皮方能附着，方能有所作为。于是秦王在众才汇聚秦国的背景下完成了一统天下的使命，可是秦的悲剧在于秦王作为“继体之主”，却威虐毒痡，形成了“人人思乱、四海鼎沸，草泽竟奋”的态势，刘邦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走进了金銮殿，从而成为开启大汉之伟业的一代英豪。
16世纪被认为是全球化时代开启的年代，起因是大航海让欧洲人越过了地中海沿着非洲西海岸南行绕过好望角进入到印度洋，将这片既往由中国人和阿拉伯人主导的印度洋贸易圈的平衡打破，欧洲人还在地理大发现后通过向西航行寻找印度时意外发现了美洲大陆，从此，欧洲文化进入了机器动力时代，中国精致手工业制作出的丝绸、瓷器等曾吸收进了大量的外国白银，有时占到全世界白银资本的四分之一乃至三分之一，结果却因为耶稣会士的进入以及近代科技的武装，中国逐渐失去了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中国东南沿海区域的民众率先冒着犯禁的危险，与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荷兰商人发展着走私贸易，乃至在市场时存在着大明宝钞、白银和墨西哥鹰洋并行流通的局面，面对这样的“大变局”，明朝廷选择了开放漳州月港的政策路径，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大潮流。
到了晚清，李鸿章高呼当时中国遭遇到了更大的“三千年一大变局”，说的是既往边防用力都在西北，无论如何，中原政权与边患间的强弱、主客格局、中外界限等都是很明显的，但是晚清时在东南的万余里海疆，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的人纷纷麇集，有通商的，有传教的，有的则深入到京师及各省腹地，李鸿章观察他们往往“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数国构煽”，他说“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这“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面对这一变局，李鸿章于同治三年（1864）上书：“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就是希望将西方科学技术包括算数格致、机器制作纳入科举正途，随后有沈葆桢、丁日昌、冯桂芬、王韬、郑观应直至张之洞等都积极呼应了改革科举的潮流。慈禧最后发布上谕：“科举为抡才大典，我朝沿前明旧制，以八股文取士，名臣硕儒多出其中，其时学者皆潜心经史，文藻特其绪余，乃行之二百余年，流弊日深，士子但视为取科名之具，剿袭庸滥，于经史大义无所发明，急宜讲求实学，挽回积习。”即使是像慈禧这一向被认为顽固保守的人都在形势变迁面前觉悟到变革的重要性，可见，面对大变局，必须有应对乃至引领大变局的大变革。
文章来源：《团结报》2016年2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