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洋话史：在全球化时代做历史》，王希、肖红松主编，商务印书馆2017年1月第一版，69.00元
2014年初夏，河北大学历史学院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在河北保定联合举行了“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史研究与教学”研讨会。来自两校的30多位历史学者在会上分享了各自的研究，交流在中美高校讲授历史课程的心得体会，并针对全球化时代历史学家共同面临的挑战进行了热烈讨论。会议之后，与会学者对论文进行了修订和补充。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跨洋话史：在全球化时代做历史》即是这次国际学术合作的成果。
传统的信息屏障被打破，无数埋没的史料得以发掘，知识的分享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速度、深度和广度，历史的讲述变得更为多元，讲述的方式不断翻新，讲述的材料也更为丰富多彩，所有这一切对传统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历史叙事，甚至价值观念都提出了挑战，也迫使历史学家反思史学知识的生产与传播。如何在全球化时代从事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就相关问题，本报近日采访了该书主编、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王希。
如何应对“信息革命”的冲击
中华读书报：相对于传统的历史教学与研究，在全球化时代，史学领域面临诸多挑战，如传统的信息屏障被打破，无数埋没的史料得以发掘，历史的讲述变得更为多元……在您看来，这些挑战中，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与西方相比，中国的史学研究与教学面临的挑战是否有所不同？
王希：最大的挑战我想应该是“信息革命”带来的影响。我这里指的“信息革命”包含两个内容，一个是史料的增加，另外一个是史料保存和史料呈现的手段的变化。从史料的角度来看，所有历史学家都感到了电子化、数据化带来的影响。过去的学者做学问，一辈子所需要的材料可能在图书馆或私人藏书中就可以解决，现在就不太可能了。材料变得多元化了。材料包括原始史料，还有同行的研究成果，过去要一网打尽是非常困难的，现在则变得唾手可得，所以，原创研究需要参考的信息大大增加。现在的博士生写一篇关于美国革命史或美国民权运动史的论文，可以直接到美国图会图书馆甚至美国的地方档案馆网站直接读原始材料，或通过数据库下载材料，这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现在的学生写论文，如何有效地消化越来越多的信息是一个挑战。
史料保存和史料呈现的手段也在迅速发生变化。以前无法长期保留的材料现在通过数据化的处理可以保存，无法见天日的史料可以被“复活”并在异地获得。史料的种类和范围也在不断扩大，物质文化、地理、声光、影像和自然景观等也通过数据化成为容易获取的史料。“信息革命”不但会影响研究问题的设置，而且也对传统的研究范式和人才培养方式提出了挑战。
“信息革命”也开始冲击专业史学的生存底线。专业史学经过长期的积累，形成了自己的“行规”和范式，即便曲高和寡，似乎也在所不惜。但在“信息革命”的冲击下，历史学家不再垄断历史知识的生产，要求参与到史学知识生产过程中来的人与日俱增。他们不会等到历史学界的接纳，而会主动利用“信息革命”的便利来生产和传播历史知识。有远见和有责任感的专业历史学家需要考虑该领域的未来。其实所有的专业历史学家都需要思考，是继续抱残守缺，死守一亩三分地，还是勇敢地接受时代的挑战，将严格的专业化训练与史学知识生产的民主化结合起来？
我们在准备《跨洋话史》这本书的过程中，深感中美大学历史系面临的专业挑战越来越相似，尤其是在教学方面。老师“垄断”知识、要求学生死记硬背的时代正在过去，在信息貌似过剩的时代，学生需要的是对史料的筛选和判断能力，需要去粗取精的甄别能力和融会贯通的批判能力。孙艳萍和费凯伯（Caleb Finegan）两位教授在书中谈他们如何在全球化时代教世界古代史，应该对我们很有启发。
令人瞩目的“跨国史”转向
中华读书报：近代以来，以民族国家为焦点和边界的历史研究占据主流位置，但近年来，力图突破和跨越这种传统分界的主题研究正蓬勃兴起。请问，与传统的民族国家历史研究相比，“跨国史”研究这一新的研究视野有何不同，意义何在？
王希：的确，国内外史学写作的一个趋势是“跨国史”研究或转向（transnational turn）。这个“转向”实际上在美国学界至少已经进行了20多年，而且类似的研究以前也有，只不过不这样称呼而已。关于跨国史，我觉得有一点需要说明，一是它并不与民族国家史研究冲突，不存在谁要取代谁的问题。两者关注的主题和内容不同，使用的材料也不完全一样，都是“正宗”的历史研究。跨国史的兴起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史的衰落。绝不是这样。
根据入江昭教授的解释，所谓“跨国史”关注的是那些“超越”民族国家国界或范围的事件、思想、运动、人物或发展，这些内容可以与民族国家内部历史有深厚的联系，也可以成为一种有自己内部逻辑的研究主体，而如果是后者，民族国家的历史就在其中扮演次要的角色。我所熟悉的美国史研究中的一些经典题目，如奴隶制史、废奴运动研究、社会改革思想等，很早以前就有历史学家采取了今天被称之为跨国史的研究方法。但新的跨国史有着更为全面和更为深入的关注点，更注重对商品、体制、思想和组织等在“国家”范围之外的政治和地理空间中的活动及其活动的结果与影响力的研究。当前跨国史的兴起，与我们所处的时代有密切的关系。国际交流的频繁推动历史学家走出“民族国家”的思维局限，把眼光投向更大的人类共同体，并关注共同的命运。从哲学意义上讲，跨国史研究是对传统的“国家”及其依附它的上层建筑的挑战。换句话说，“民族国家”并不具备人们所赋予它们的那种不可怀疑的政治神圣性。跨国史强调一个民族国家的历史与外国历史、自然历史和非国家史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它阻止我们过分地迷恋民族国家的“神话”。
跨国史应该怎么做，或者什么是真正的跨国史研究，还是一个尚无定论的问题。《跨洋话史》中海安迪（Andrew Hazelton）的文章是一个跨国史的作品。他讲的是美国和墨西哥的劳工领袖如何企图建立跨国劳工工会的故事。另外，卢淑贞（Soo Chun Lu）和包安廉（Alan Baumler）在他们对美国冷战史和美国的中华民国史的史学史梳理中，也举了一些有意思的跨国史例子。从这些例子中，我们看到，跨国史的主题之一是关注那些带着文化、思想、技术和习惯在不同的“人类社区”之间穿行和生活的人群。这样的研究非常有意思。这不正是全球化时代越来越被普遍感受到的现象吗？我觉得，做跨国史需要一种特殊的研究本领和技能，那就是，研究者必须熟悉其他国家的史学史，需要掌握多种语言，需要使用多国档案，最重要的，是需要学会用多种思维方式来解读材料，不然，一个人可能是在做“跨国史”，但实际上是带着“民族国家”的心态在做跨国史。
口述史、环境史、老年史的崛起
中华读书报：有学者在描绘外交史领域的史学史发展时使用了“跨域借鉴”一词，请问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在史学实践中取得了哪些成果？
王希：“跨域借鉴”是卢淑贞（Soo Chun Lu）文章里一个小节的标题，英文原文是Cross-Pollination。我在翻译时有些犯难，觉得直译为“异花授粉”不太好懂，与她讨论过好几次，最后采用了意译的处理。书出版之后，我觉得还不如直译更好。卢教授是美国冷战史专家约翰·加迪斯（John Gaddis）的学生，受她老师的影响很深，她自己的研究是做冷战时期美国对东南亚华人青年的教育问题，其中借鉴了其他领域的分析方法。这种做法在美国对外关系研究中被经常使用。其实，“跨域借鉴”并不是近期出现的现象，20世纪60年代社会史、新劳工史和妇女史的兴起就推动了这种研究模式的出现。我记得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时，历史系就要求学生一定要极其熟悉和掌握至少一门历史学之外的人文或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史和方法论。
早期的“跨域借鉴”作品很多，我知道美国史领域中有伯纳德·贝林（Bernard Bailyn）的Voyagers to the West: A Passage in the Peopling of America on the Eve of the Revolution（借鉴人口学、人类学、统计学和历史地理的专门知识来研究革命前夕的移民问题），Paul Boyer和Stephen Nissenbaum合著的Salem Possessed: The Social Origins of Witchcraft（借鉴心理学、生物学、社会学等知识来研究塞勒姆巫术案）等。中国读者比较熟悉的是孔飞利的《叫魂》和霍夫斯塔特的The Paranoid Style 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Other Essays。在为《跨洋话史》贡献的文章中，包安廉从美国学者对中华民国史的近期研究中选了三本书来分析，指出了方法论和切入角度方面的新趋势。他选的三本书从统计学的使用、司法审判和民间网络的角度来描述民国的历史，这些主题在国内的民国史研究中并不多见。
中华读书报：《跨洋话史》中有学者谈到老年史学、数字史学、口述史学和环境史学的情况。不知道这些专题研究在西方的发展状况如何？这些研究目前在中国处于什么样的水平？西方的同类研究，有哪些地方可资中国学者借鉴？
王希：你问到这个问题，我感到特别高兴，因为推动我们组织中美历史学家会议和编《跨洋话史》的动力之一就是介绍一些正在出现的史学领域。在你提到的几个领域中，口述史学出现较早，在美国是从1930年代开始的，但康艾琳（Erin Conlin）教授在她的文章中提到，中国的口述史起源更早。环境史作为学科在美国的起源是在20世纪70年代，现在已经成为非常成熟的学科，声势浩大。老年史学或老龄史学比较新，根据波琳（Lynn Botelho）教授介绍，它在西方学界的发展也就20多年的时间，到现在还没有出现一部通史。莫斯特（Scott Moore）教授把数字史学的起源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但它的突破是在20世纪80年代，起飞则是近十年的事情，相当年轻，但正如我们看到的，它将对史学研究和教学产生现在还无法准确估量的重要影响。
这些领域的出现与升温与全球化有关。比如环境史，最初找不到自己的领域归属——因为它是一个跨学科的领域，但现在变得很有规模，不仅有自己的刊物，还吸引了传统学科的学者加入。慧黛米（Tamara Whited）教授本来是研究法国政治史的，博士论文写的是法国农民与政府围绕森林保护和使用的政治，但后来就转向做环境史了。她领衔写作了北欧环境史的通史，有5个国家的历史学者参与。你看，这也是一个做跨国史的例子，写跨国意义的研究题目，需要有各国专家的合作，全球化时代的历史学家需要这样的合作。而口述史的迅速发展，与美国的公共史学迅速发展有关，而且也是史学的运用走向民主化的重要标志。来自个人、群体和非官方的记忆成为当代史学研究的重要材料。老年史学可被看成是社会史、妇女史和社会医学史结合而成的一个新领域。老年问题成为世界各国都必须面临的问题，虽然不是新问题，但老年人口的增加使它成为了一个具有研究意义的题目，因为它涉及传统的家庭关系的变化、社会福利、政府政策等。
至于中西在这些领域中的差距，我的观察是，对于中国史学界来说，数字史学和老年史学可能比较新一点，但口述史和环境史已经是中国学者十分熟悉的领域。我去年12月参加了国内的一个口述史会议，看到这个领域十分发达，参与者很多，成果也很丰富。上海、重庆等地的学者一直在做文革口述史整理，还有人在做知青口述史、改革开放初期的历史记忆等。这都说明，大家已经意识到口述材料的重要。有的材料现在还不能公开，但对将来的历史学家会非常有用。与美国口述史相比，唯一缺乏的是这个学科的统一和严格的学术和法律规范的建立。
历史学家必须学会与各种“权力”打交道
中华读书报：您曾经谈到，历史研究带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政治性”。您在文章中梳理了1949到2009年这60年间美国史的写作与教学在中国的变化轮廓。作为一位长期从事美国史教学与研究的中国学者，您如何评价这一历史发展轨迹？正如您所指出的那样，外国史研究与教学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内外政治的影响，请问，在这样的前提下，历史学者如何发挥自己的能动性？
王希：美国历史学家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是当下的历史（History is past politics， and politics present history）。”这是一句老实话，我很喜欢。我的理解是，特纳讲的“政治”，指的是一种权力关系。我们在生活中要处理各种关系，实际上是在权衡和界定不同事物和人群之间的权力关系，这就是政治。历史研究是因为“权力”的需要而产生的，具有“政治性”，其目的也是为“政治”服务的。但此“政治”非彼“政治”，政治有不同的种类，也有不同的层次。我最近一直在读不同国家历史学者写的美国史著作，包括前苏联美国史专家的作品，还有日本学者、法国学者、德国学者以及意大利学者等，你会感到各国学者都有自己的政治立场。所以中国学者研究美国史具有自己的“政治”立场并不例外。外国史研究与教学到现在为止基本上没有摆脱民族国家史学传统的限制，而且深刻地受制于本国与外部关系的影响。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也基本如此，不过限制要少许多。你如果比较一下各国的世界史教材，你可能很难找到一个立场绝对“客观”和“中立”的教材。史学要有叙事，有解读（interpretation），解读就必须有立场，而立场就是“政治”。
然而，关键在于你希望你的作品带有何种种类和何种层次的“政治性”。你不能为了“权力”的需要而有意地去杜撰历史，或抹杀历史，抹杀记忆，那是一种很低层次的“政治”。你也不能为了证明某一种意识形态的绝对正确或绝对错误，或某一种国家政治的绝对优秀或绝对低劣，而去精心挑选那些对你的论证有利的材料。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尊重史实，做扎实的研究，进行诚实的写作，表述属于自己的、独立的观点，就是他的最大的“政治”。当然，历史学家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不能不受到大小环境中的“政治”的影响，因此他必须学会与各种“权力”打交道，并从中获得属于自己的写作空间。毫无疑问，这个空间的大小，与外部政治的种类和严酷程度有关（这包括对信息流通和历史解释的控制），也与历史学家本人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能力”有关系。为写《跨洋话史》写作《作为政治的历史知识》一文时，我读了中国美国史研究开拓者一代人的大量作品，在佩服和感动之余，也有很多的反思，有的时候甚至会感受他们的内心挣扎。今天做美国史的中国学者也会有自己的挣扎，但他们的空间会大许多，信息多许多，见解会有所不同，因为他们毕竟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
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2017年10月11日第1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