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史学史上注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历史知识客观性观念与西方例外论思想遭遇挑战，当下流行的史学流派与史学思潮在此时已有或明或隐的迹象，而传统的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也发生着各种“转向”，一系列重要著作相续问世，不少史学刊物纷纷亮相。
二战后西方殖民体系分崩离析，亚非拉各国纷纷独立，这些国家的历史知识也逐渐进入先前西方人所构建的知识体系中，完成了从人类学向历史学的价值转变。加拿大汉学家蒲立本1953年在剑桥大学汉语教授就职演说中强调：“中国不能被当作是人类历史主流之外的。”1963年，哈佛大学现代历史学教授休·特雷弗-罗珀说：“也许在将来会有一些可以讲授的非洲历史，但现在没有，或者几乎没有：现在只有关于非洲的欧洲历史，其余的大部分都是模糊与无知的。”这些说法反映出战后西方史学界对东方的认知发生了变化。发生这种认知变化的不仅仅是历史学家个体，在知识生产的组织上也发生了变化，西方重要出版社开始关注第三世界国家的历史，第三世界的历史学家也纷纷编撰历史，中立机构开始组织学者编写超越民族国家的历史。比如崔瑞德、费正清主编的15卷本《剑桥中国史》中最早的一卷是1978年出版的第10卷《剑桥晚清史》；再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的8卷本《非洲通史》出版于1980—1999年间，实际编撰的工作开始于1970年。非洲民族主义史学达累斯萨拉姆学派代表人物罗德尼的《欧洲是怎样使非洲落后的？》认为欧洲列强的长期掠夺使非洲陷入了不发达的境地；塞内加尔历史学家迪奥普的《文明的非洲起源：神话与现实》坚持“非洲中心论”，认为人类文明起源于非洲，强调非洲在世界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反驳殖民主义者所谓“非洲没有历史”的荒诞论调。这一切都成为彼时非洲知识分子进行政治解放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此期间西方学术界创办了很多研究非洲的刊物，如《黑人研究杂志》《跨非洲史杂志》《非洲史》《非洲史研究国际杂志》《非洲经济史评论》《非洲经济史》《土著史》等，非洲研究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奠定了后来的后殖民研究基础。1979年，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则从理论上突破了西方中心论，成为后殖民史学的奠基之作。
总体来说，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前后的新史学所呈现出的多元化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新领域不断拓展，扩大了传统史学研究的范围。城市史、性别史、医疗史、劳工史、知识史、人文史、底层研究、书籍史、阅读史、心态史、观念史、情感史、移民史、大历史、微观史、新文化史、日常生活史、图像史等领域，涉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第二，新概念层出不穷，大大改变了先前的知识形态。概念的创造成为学术创新的内在动力机制，人类世、小冰河时代、东方化时代、古代晚期、近代早期、漫长的20世纪、深度历史、鞍型期等概念，促使研究者重视概念界定及其理论研究。第三，新方法日新月异，不断突破人类理解历史的极限。跨国视角、帝国路径、交往角度、接受途径、口述参与、数字方法等，丰富了研究者看待问题的视角。
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历史研究领域延伸出这些令人瞩目的分支学科、概念与研究手段，仍然聚焦于人，但又深化了对人的理解，探讨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深层关系。如今，一位普通读者也能从自身生存状态出发，找到与历史作品的连接点，通过阅读历史，体悟人类过往智慧的种种精妙，进而在一定程度上主动去塑造自己的生活理念。通过阅读历史来定位我们的现在，通过历史研究为当下的种种决策提供依据，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现象。这是一个史学的时代，也是一个人人都需要学习参悟历史的时代。平视他者文化，形成包容的世界胸怀，全球史的诞生也就成为一种自然的结果。
为纠正传统西方中心论和以民族国家为叙事单位所带来的弊端，全球史自20世纪60年代诞生以来，越来越受到史学界的重视。全球史关注不同民族、地区、文化、国家之间的交往与互动，强调传播与接受，重视文化多元与平等，摈弃特定地区的历史经验，犹如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说，要站在月球上观察地球，“因而与居住在伦敦或巴黎、北京和新德里的观察者的观点迥然不同”。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还出现了跨国史研究。这一新的研究方法关注的是跨越边疆的人群、观念、技术和机构的变动。它和“全球史”相关，但并不是一回事。“跨文化史”或“不同文化关系”是与“跨国史”相匹配的术语，但研究者认为在阐明那些跨国联系时，这两个术语过于模糊。“跨国”这个标签能够使学者认识到国家的重要性，同时又具化了其发展过程。该方法的倡导者通常把这一研究方法区别于比较史学，但认为比较方法和跨国方法彼此是互为补充的。
全球史研究不断尝试以全球交互视角来融合新社会史学的微小题材，而史学领域出现的新趋势和新热点则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全球史对整体性和一致性的偏好，为在全球视野中理解地方性知识乃至个体性经验做出了示范，同时凸显了人类历史中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多样性与差异性。
近现代史学自19世纪职业化以来发展到今天，已经走完了一轮循环。时至今日，史学研究不再仅限于对某一具体学科领域做历史的探讨，而是涉及哲学、文学、艺术、科学、宗教、考古、人类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需要各个领域的专家协手共进。在一定意义上，史学是对人类文化的综合研究。这是一种现实，但更是一种理想，因为这意味着当代新史学正努力把传统史学很难达到的最高要求，当作入门的最低标准。
历史发展的进程，以长时段的眼光，从社会根基处考察，是连续累进的。可以确信的是，通过阅读历史，研究历史，人们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分析的妙处与思维的拓展，还有其在潜移默化中促进包容性社会的发展。
（作者：陈恒，单位：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2017年10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