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章开沅先生（1926.7.8-2021.5.28）
5月28日，享誉海内外的历史学家、教育家，华中师范大学原校长、人文社科资深教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创建人章开沅在武汉逝世，享年95岁。章先生一生致力于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在学术研究、大学建设、人才培养、中西文化交流、社会服务等领域倾尽心力，成就斐然。
5月28日，正在去上海参加会议的路途中，得知敬爱的章开沅先生仙逝，十分突然。我与先生同住一栋楼。去年在楼下见到先生，还很健康。现在的脑海里，先生的形象还定格在那一瞬间。
我自入学之后，便得知先生。先生因为辛亥革命研究的重大贡献而在学界享有盛名。对于我们这些踏入学术之门的后辈，先生是如神一般的存在，可望不可及。先生一直是我敬仰的学术大家，并激励着我的学术人生。
先生是近代史大家，但与我从事的学术机构比较接近。我留校后在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担任助理。我校的科学社会主义专业是高原先生开创的，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和章先生所在的近代史研究所，是学校为数不多的文科重点研究机构。章先生担任校长一职时，高原先生担任学校党委书记。据章先生回忆，他们之间的共事非常愉快。只是高原先生过早去世，没有像章先生那样直接培养出众多学生，形成“章门弟子”。
我是从农村和工厂底层考入大学的，由于性格原因，不擅长交流。从事学术工作后，一直未能直接接近章先生，但强烈感受到先生总是站在学术前沿，且对年轻人的用心提携和爱护。
1999年，华中理工大学（现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为向国庆五十周年和新世纪献礼，推出《荆楚青年人文学者文丛》，我有幸入选。这一丛书由章开沅先生、夏振坤先生和陶德麟先生三位大家作序，充分体现了前辈大家对后学的爱护和支持。
▲ 《荆楚青年人文学者文丛》
章先生在序言中说：“他们幸运地成长于开放改革的新时代，因而能够在较好的环境以较高的起点开始自己的学术工作。他们的责任很重，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对我省21世纪最初十年或二十年的学术态势的作用可说是举足轻重。”同时，先生也殷切期待：“但无论如何不能自满，自满乃是学者停滞的开端。做学问一靠勤奋，二靠老实，三靠谦虚。任何大学者的大成就，对于历史文化长河来说都不过是涓涓细流，而且不是任何人都具备涓涓细流的资格。”先生的序言至今读来，都感受到格外中肯，且铭刻在心。
2020年，我与章先生的弟子马敏教授有幸当选为继章先生、邢先生之后的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当学校人事部门将这一信息告知章先生后，先生给予了充分肯定。但我知道，无论是学问还是风范，我与章先生、邢先生都相距甚远。先生是学问与学品俱佳的大师，我至多是一个有学术追求但有诸多缺陷的学者。
本世纪初，学校改善教师住房条件。我有幸与章先生同住一个门栋，与先生面对面接触的机会多了起来。但因为我一直将先生视为高山，未能有更多机会直接向先生请教。即使如此，先生的学问和学品都激励着我。先生的回忆录出来后，专门签名送了我一本。我在阅读先生的回忆录时，得知先生参加过土地改革，专门让学生对章先生作专访，得到先生的欣然同意。这也是我们农村变迁口述史系列中最为珍贵的一部分。
先生年事渐高，还经常去办公室。我偶尔在门栋中遇到先生，在前面打开门，先生总是抱以微笑致谢。先生过了九旬，还自己去食堂打饭。每每看到先生硬朗的身体，一是由衷的高兴，二是敬仰大家的平和。正是这一点一滴的行为，塑造了先生德高望重的风范。这一风范是我辈永远无法企及，也永远向往的高山！
我所在的政治学科与近代史学科是学校的重点学科单位，也都是教育部重点基地。我与“章门弟子”的马敏教授、朱英教授是同一年代的人。两个学科的发展有着不同的风格。政治学科与现实距离近，问题导向明确，发展速度呈超越性，但行进过程中有些波动性。近代史学科的发展突出地表现为行稳致远，一直平稳地在向前发展。我想这一方面与历史学科注重师承关系相关，另一方面也与章先生这一精神领袖发挥着定海神针的作用相关。
▲ 2014年，章开沅在荣休大会上
无论是学问和人格，先生都是一部永远无法读完的大书。只有经过岁月的流逝，才能真正地体会到这一点。从学问看，章先生留下许多金句。比如，“历史是划上句号的过去，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我在《关系中的国家》一书的第一卷中仅只引述了前一句，未能理解先生这一段话的完整意思，可见我未能真正读懂。
2017年，我想一心一意著书，将所有的职位都卸掉。当时包括校领导在内的许多人力劝，不宜一退到底，但我一意孤行。同年，与我同龄的马敏教授从学校党委书记卸任后担任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并得到章先生的支持。当时，我还不理解。现在看来，先生的确是高瞻远瞩。这也是近代史所行稳致远的重要因素。所以，对先生这本书不仅要读懂，还要读透，更要反复读！
先生是一座高山，虽难以企及，但永远向往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