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二一年五月三十日，章开沅先生的追悼会在武昌殡仪馆庄重举行。我从正在住院的病房请假来到追悼会上，向安睡在鲜花丛中的章开沅先生深深地鞠躬，与章先生道别。
作为后辈，先生一直是我学术成长道路上的标杆和旗帜；作为华中师范大学的研究生，先生是我尊重的校长；作为一位学者，先生是我心目中的真正的大师。
最初知道章开沅先生是因为《辛亥革命史》，这部展现辛亥风云与清末民初波澜壮阔错综复杂历史图景的宏大著作，成为我学习近代史、研究近代史的引导。1984年夏季，我和武汉大学陈锋，华中师范大学王永年、李其荣，湖北人民出版社编辑王建辉共同发起召开了“全国第一届青年史学理论讨论会”。会议在华中师范大学召开。会议特邀了三位著名学者参加，他们是北京师范大学的瞿林东教授、天津师范大学的庞卓恒教授、华中师范大学校长章开沅教授。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近章开沅先生，深切感到先生“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在和蔼亲切之中蕴藏着一种学术魅力。会议期间，大家纷纷希望能向三位先生当面请益。会务组与三位先生商量得到他们的欣然同意。座谈会是在晚上举行，会议室挤得满满的，虽然电扇慢悠悠的转，但房间还是热气腾腾。来自全国的青年学者争先恐后提出问题，三位先生毫无倦色，就史学理论、研究方法以及青年学者的历史责任一一回答大家，尽显大家风范。80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充满活力和包容的氛围，正是因为有章开沅先生这样的大学者身体力行加以奖掖和倡导。
1984年秋季，我进入华中师范大学攻读明清史专业研究生。其时，明清史专业没有学位授予权，挂靠在文献学之下，所以我的导师是张舜徽、吴量恺。此时，我留校不久、学术刚刚起步，在华师得到张舜徽、吴量恺先生的直接指导，又经常通过开沅先生的讲座获得教益，从而为以后的成长进一步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华师学子最庆幸的是章开沅先生是我们的校长，他的学识、眼光以及博大的胸襟，使华中师范大学迅速地发展起来。由一个有思想的学问家，有学问的教育家来担任校长，华中师范大学何其幸运。其时，武汉大学在刘道玉校长的领导下锐意改革，也面目一新。珞珈山与桂子山交相辉映，在湖北高等教育史上留下了值得纪念的一页。追悼会那天，刘道玉校长也来了，当向遗体告别时，刘道玉校长坚持从轮椅上下来，向章先生鞠躬。这一幕深深铭刻在我心中。
从华师毕业后，在湖北社会科学界的各项活动中经常能见到章开沅先生，他的侃侃而谈，他的高屋建瓴，他的凛然正气每每使我折服。在一次演讲中，章开沅先生疾呼：“湖北需要一个张之洞。”他抨击时下弊端，不禁拍案怒喝，满座为之肃然。正是因为爱这个国家、爱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爱自己的学生，章开沅先生才会铮铮骨气，受到广大学子的由衷尊重和衷心热爱。
章开沅先生对我爱护有加。一次在湖北饭店开评审会，章开沅先生从美国回来不久也参加了这个评审会。晚上我到章先生的房间去拜谒，他十分亲切，谈了诸多在美国的见闻，然后鼓励我说：你在湖北大学干得不错。你们有冯老师的基础，也一定能干出成绩。其时，冯先生调往武大不久，我倍感学科建设压力，章先生的鼓励对我是莫大的支持。还有一次，湖北教育出版社筹备出版“长江文化研究文库”。筹备之初，请了章开沅、冯天瑜先生等几位学者也包括我开了一个小会。章开沅先生主持会，大概因为我比较年轻，章先生点名要我先谈，在章、冯两位先生面前，我毫无顾忌地谈出自己内心的想法，我说，长江文化固然是和黄河文化、珠江文化不同的文化大系统，但是，长江上游、中游、下游完全是不同的文化形态，用一个“长江文化”统而概之，会写成一种拼盘式。章、冯两位先生虽然皆出任分卷主编，但却不以我为忤，欣然加以赞许。此处不得不提到的是，不仅是章开沅先生，华师近代史研究所也对我始终有支持之恩。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马敏兄、朱英兄总是最先向我有力伸出援手，严昌洪、罗福惠两位老师也对我和湖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支持有加。这些情谊我感铭于心。
章开沅先生是大学者，但却从无大学者之架子。马敏所长总结“章开沅精神”，以“低调”作为精神元素之一。四五年前，我去武大口腔科医院看牙，下楼时非常惊讶地发现章先生搀扶着黄老师也来到医院。章先生说，黄老师牙不好，前来就治。我想到的却是，两位老人年近九旬，以章先生的身份地位，让学生侍从陪伴，完全轻而易举。但两位老人不愿意麻烦他人，自己的事情自行解决自行料理，令人肃然起敬。更令人敬佩的是，章先生在晚年毅然辞去“资深教授”的桂冠，成为中国社科界辞去“院士待遇”第一人。这样一种超越利禄功名的大境界，为一般人所莫及。
章开沅先生的一生成就，不仅在皇皇巨著，在他开辟的一系列崭新研究领域，更在他是一位杰出的学术领袖。他比喻自己“一生好像一只忙忙碌碌的老鸡，成天到处啄啄扒扒，如发现什么谷粒、昆虫之类，便招呼小鸡前来会餐。”正是在他的“啄啄扒扒”和“小鸡前来会餐”中，他打造的华师近代史研究所以及培育的遍布国内的“章门弟子”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举足轻重的中坚力量。而华师近代史研究所中形成的“薪火相传”的学术代际接力，在全国史学界少有可与比拟者，这是章开沅先生留给中国史学界的宝贵遗产。
大师之名，当下泛滥，但大半或欺世盗名，或滥竽充数，或为跛足。我以为，真正的大师不仅仅是具有学术威望，而且在坦荡人格和铮铮风骨，在思想的深邃和精神的魅力。而这些要素，在章先生身上融合为一体。吾兄张伟然在怀念章开沅先生时曾引用辛弃疾悼朱熹祭文语：“孰谓公死 ，凛凛犹生”。深契吾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