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国几乎任何领域都笼罩着中西关系的问题。近些年，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愈益激烈起来。以学术界而言，主要就是中国大陆学者如何面对西方的“中国学”以及与中国本土的“中国学”，在史学领域则是如何看待和认识西方的“中国史”学和中国本土的“中国史”学。所谓“中国史”学界，并非专指中国史学界，而是整个从事中国史研究的学界，其中也包括西方学者。所谓西方，指欧美国家和地区，但也不是铁板一块，不同国家的影响力是不一样的。西方学术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复杂形态，关于中国史的研究不过是冰山一角。我之所以拿此阐论，不过因为我是历史学者，再具体一点主要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学者。本文更多从研究方法的角度，谈谈我对“中国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史”学界中西学者研究之关系，也为目前中西学术问题提供一个侧面的认识。
一、渴望学术“翻身”与排外情绪
中国社会各界尤其是学术界，近些年之所以对西方进行“大面积”的评说，与其说是因为西方发生了什么，毋宁说是中国的剧烈变化所导致的。随着中国经济持续的突飞猛进，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国人普遍产生了一个“软实力”也要翻身的要求，不仅文化上要翻身，形象上也要翻身，学术上更要翻身。讲好“中国故事”，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术话语体系，已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界追求的目标。与其他学科一样，历史学界也不甘落后，号召转向“自主叙事”，提出“中国式”的问题，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史学话语体系。以上无论是“翻身”“争夺”还是“自主”的表达，其实都是因为我们面对着西方这个“他者”，这个他者至今仍占据着国际学术话语权的优势地位。与之相比，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目前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7日，第2版）。正因为此，我们必须与强大的西方争锋，只有为人类社会作出更大的学术贡献，才能取得应有的国际学术地位。
应该说，经济发达，国力上升，国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为获得软实力的国际话语权而奋斗是相辅相成、顺理成章的事情。只要民族国家继续存在，只要人类社会没有实现世界大同，就会发生竞争，谁都想拥有话语主导权，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姑且不谈外国问题，至少中国问题、中国学术包括中国史学，是理应由我们自己立于权威地位，掌握解释权的，这就如同西方人对西方问题、西方学术、西方历史占有话语权一样。这一逻辑本来具有极其正面的意义，不过，当我们为此振臂呐喊、付诸努力时，也觉察到一丝隐忧。有的人似乎偏离了正常的学术轨道，而落入排外的“民族主义”情绪的陷阱。以中国史而言，最显著者有如下几端：一是西方研究中国史的理论和方法，根本算不得新，在我们中国早就有了，甚至比西方先进了几百年；二是中国学问、中国史学，只有中国学者才能进行真正的研究。西方学者不过是站在局外人的立场上隔靴搔痒，以偏概全；三是中国学者对西方学术唯洋是举，自轻自贱，甘于“边陲”，丢了人格和国格，甚至危害了中国史学的安全；四是中国史研究要发展，要写出本土化的历史，必须去“西方化”。
以上所持，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将其偏执化、情绪化就值得斟酌了，表面上似乎理直气壮，实际上仍是没有摆脱近代以来自卑情结的反映。先撇开事实，仅从逻辑而言就有可商之处。譬如：
许多问题、许多理论和方法的发明，是谁的就是谁的，萌芽和结果不能当成一码事。这一比附的思维方式并不新鲜，晚清民国时期即有“西学源出中国说”，似乎都有点精神胜利法的味道。
本国的史学，本国人可以研究，外国人也可以涉足。萨义德的一句话具有启发性：“我不相信只有黑人才能书写黑人，只有穆斯林才能书写穆斯林之类不无偏狭的假设。”（爱德华·Ｗ·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414页）其实，如果外国学者不研究中国问题、不研究中国史，中国学者所掌握的还叫话语权吗？西方人以自己的角度研究中国史也不难理解，正如中国人研究西方史不可能脱离我们自己的角度一样。我们不能一方面提倡本土化的视角，而同时又否定人家的本土化视角。要求西方人研究其他国家的历史没有任何的隔膜，是不现实的。更要注意的是，将少数学者的盲从西方上升为整体现象，既不符合实际，也自我贬低了中国学者的辨别能力。
所谓只有去“西方化”才能发展中国史学，更是将中西二元对立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中西之间如何彻底分离，我们能自己提着耳朵离开地球吗？这种口号式的情绪化表达，如果扩大到所有领域，到底是促进还是阻碍了人类社会的和平相处，应该是不言而喻的。可以设问，当今学术包括历史学，如果完全摒弃西方学者创立的规则和概念，还能写出文章吗？那些主张去“西方化”的学者，不是一直有意无意地使用众多的“西方术语”吗？
我还要强调的是，西方的理论方法和概念也包括我们熟悉的马克思主义，而这一点恰恰被一些人排斥在外了。如果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著作有所了解，就不难看出这些著作同样使用了大量的西方概念，如奴隶制、封建主义、地主阶级、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都是来自西方包括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著作，当然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了。
二、学术前沿中“西强中弱”的格局
头脑发热的情绪化想法，不仅无助于中国学术、中国史学的进步，反而有害于中国学术、中国史学话语权的争夺。冷静、理性地梳理和分析，是正确判断事物的基本前提。最先需要做的，就是回溯历史，了解西方学术和中国学术之短长，然后才能制订前进的、可行的方略。
在古代中国，经济发达，国势强盛，文化繁荣，曾引来东亚乃至西方欣羡的目光和求学之士。中国史学也是赓续不绝，成就卓越。这一切，的确让我们骄傲和自豪。然而，由于那个时代中西往来稀疏，尚未真正形成交流和对话的渠道，尤其是“天朝大国”的地位和心态，使得并不太关注他国对自己的评价，从而不可能形成话语权意识，更没有主动将中国事实上已经存在的话语权推广到其他国家。结果，有关中国的信息、形象反而是通过西方来华者传播出去的。
人类社会是在不平衡中演进的。当西方冲出黑暗的中世纪，经过了文艺复兴、启蒙时代之后，资本主义列强开疆拓土，纷纷崛起，科技、文化、学术等都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历史的天平由东方、由中国开始偏向西方，西方利用先进的研究成果，掌握了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国际话语权，侵染了整个世界。他们由原来的仰慕中国变成了近代以降鄙视中国，将中国视为一个停滞不前的国度。晚清民国时期，尤其是科举制度废除之后，随着新式学校的建立，西方的现代学科涌入中国，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传统学术。关于中国的研究，也是主客翻转，西方汉学愈益把持了中国知识的叙述，中国史研究成了西方史学规范、理论、方法和概念的天地。法国、英国、德国、美国等国家的史学流派轮番登场，中国学者被迫亦步亦趋，惶赶不及，诚可谓“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1930年），《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67页］。尽管梁启超提出了“新史学”，胡适、傅斯年、陈垣、陈寅恪、顾颉刚等大师发出将汉学、中国史研究中心夺回中国的呐喊，也成就了民国时期中国史学的繁荣，但在理论方法上仍是跟从者，西方始终独霸着汉学和中国史学的话语权，诸位大家正是学习和使用了新理论、新方法，辅以新史料的发现，才取得了显著的成就。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范文澜、侯外庐等，更多的也是学习、接受和使用源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才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突破。
新中国成立后前三十年，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占有主导地位，在此指导之下中国史学者讨论了一些宏大问题，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不过，就总体而言，这一时期中国与西方世界少有来往，学术上与西方学界也鲜有交流，受到西方新思潮的影响自然也就很少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展开，各行各业与国际接轨的愿望愈益强烈。学界大量译介西方的学术成果，引入西方的理论和方法，因此也就如同民国时期一样，中国的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几乎成了西方尤其是美国话语的“战场”。受此影响，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大大增加，水平也明显提高，在国际学术界也能听到一些声音，但依然很少产生原创性的理论、方法和概念，仍没有改变近代以来中国对西方的跟从者的地位。中国学者的中国史研究是成绩最为显著、也最占优势的学科之一，理应成为国际学术论坛的权威，但事实上我们也未取得完全优势地位。欧美的史学流派诸如年鉴学派、心态史学、计量史学、新文化史、后现代史、全球史观等掀起一轮又一轮波澜，远远超过我们自己的研究的影响。具体到中国近代史来说，同样能看到欧美学者尤其是美国学者的强烈冲击力。从费正清的“冲击——反应”论，到柯文的“中国中心观”，再到赛尔登的“延安道路”、黄宗智的“过密化论”、杜赞奇的“权力的文化网络”，以及柯娇燕、罗友枝的“新清史”，等等，不断搅动着中国近代史学者的思维。欧美著名学者出版的每一部近代史名作，即便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成果，一旦译为中文出版，几乎都能在中国近代史学界引起震动。仅以我熟悉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社会史与革命史为例，诸如彭慕兰、黄宗智、杜赞奇、施坚雅、高家龙、白吉尔、沈爱娣、王笛、周锡瑞、裴宜理、塞尔登、胡素珊等人的专著大致都是如此。在这里面，也包括从大陆赴欧美留学，经过思维转变而取得重要成就的学者。应当说，西方也不乏质量粗劣之作，而且从总体上也不能说西方的研究就超过了中国学者。但又不能不承认，如果将双方最优秀的著作进行比较，我们的近代史著作又有多少像以上著作那样引起国内外学界的极大关注呢？
学术圈内经常有人讲，中国史研究达到“中国一流”就一定是“世界一流”了。不言而喻，中国史终究是中国学者说了算，外国学者无法与我们争高低。此言虽有一定道理，但不可盲目乐观，除了完全属于中国传统、外国学者很少介入的甲骨文等外，其他领域即便在中国为一流，能否站到世界一流，还真并不一定，上面所举的著作就是证明。仅仅用一些人所谓“崇洋媚外”“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的说法，是无法解释这一现象的。盲目崇拜西方学者的情况是有的，但我不认为多数中国学者到了好坏不分、简单盲从的地步，而认为有其辨别能力，从西方学者的研究中受到了多方面（尤其是方法论）的启发。中国近代史尚且如此，我们对外国史研究的差距更是有目共睹的。尽管经过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努力，外国史学者（尤其是海外留学、受过西方训练的年轻学者）的成果已经引起了西方学者的注意，差距正在逐步缩小，但仍不能不扪心自问：我们的外国史研究能有多少像西方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史那样，超过了西方学者研究西方国家历史的水平？
由上可见，近代以来，西方学术一直维持着话语霸权地位，即便在中国史、中国近代史这样的领域，其影响也是相当之大，不可忽视。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依然处于民国时期的延长线上，依然面临着胡适、傅斯年、陈寅恪那一代学者的“翻身”问题。根本不同的是，那是一个内忧外患、国破民穷的旧时代，今天则是一个独立富强、国势日隆的新时代。也正因为此，我们现在更有理由赶超西方，实现争得国际学术话语权的目标。问题是，我们应该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这一目标？如何正确地理解超越西方学术？
三、以“外向与内向”视角的互通赶超西方学术
在中国史的资料方面，我们无疑是有优势的，但学术话语权主要不是“资料”权，而是学术体系、学术规范、学术规则的制订权和推广权，以及在此基础上具体问题的解释权。我主要从外向和内向两个角度来思考这一问题。
1. 外向视角
“外向视角”就是国际视角，在国际学术体系之内，遵守国际学术规范，以高超的学术水平和学术成果得到世界的承认，从而争得国际话语权。
尽管国际学术体系、学术规范主要是由西方制订、推广和垄断的，但实际上已成为国际学界普遍遵行的学术规则，至少是迄今为止影响力最大的学术规则。既然现代学术规则为国际学界所拥有，就有了相对独立的地位和意义，在此情况下，就不一定非要强化“西方”意识、西方独占不可。只要有利于中国学术、有利于中国史学的发展，我们就应该承认这个规则、运用这个规则，甚至还要修正和发展这个规则。
以最基本的学科体系而言，现代历史学、文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教育学、管理学等，这些都是我们古代传统学术中没有明确划分，但对于现代学术研究显然是有必要的，那么是否因为是西方发明的就拒绝呢？
又以最基本的学术规范为例，为了提出有价值的问题，要进行学术史的梳理和分析；引用资料要做注释，以便明了资料来源；引用其他人的成果也要做注释，以显示自己的研究与他人的区别和贡献。对此，同样应作如上观。
再如前面所述西方各种史学流派，每一种都深刻影响了世界史学的发展。诸此也都是我们古代传统史学所没有，但对于历史研究同样是必要的，那么是否因为是西方发明的，我们就置之不理呢？果真如此，自说自话，无人理睬，那还谈什么话语权？
事实上，我们现在从事学术研究，谁能说可以完全离开西方所创立的学术体系和学术规范？既然如此，我们最需要做的，就是全面了解西方和国际学术话语系统，将中国学术主动纳入国际学术共同体之中，与西方处在一个平台上进行交流和对话。近些年来，中国各个学术领域都在加强“国际化”的宣传和实践，恰恰证明了这一认识的重要性和必然性。但必须警惕的是，在遵守国际学术体系和学术规则的同时，不能将西方人对中国研究包括中国史研究中提出的问题、提出的解释生搬硬套，代替中国学者自己的研究。有的学者为了显示博学，通篇文章都在讲西方学者的话，却很少看到自己的解释，这恰恰是没有学术贡献的反映，是应当反对和避免的。在今天，对中国学者最大的挑战是，能否在世界认可的国际学术平台上讲出道理，提炼出“自己的”概念，通过一系列的原创性成就，争取自己的地位和话语权。
民国时期的史学大师的做法，为我们提供了某种借镜。胡适、傅斯年、陈寅恪等都企图将汉学、中国史学的中心夺回国内，但他们并未另起炉灶，而是在默认现行国际学术潮流之下进行研究的。1930年，陈寅恪提出的“预流”，指的是“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或者说就是西方的汉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是头脑极为清醒的认识。他正是运用与西方基本同步的理论、方法和工具，提出问题，研究问题，取得了令国际学界瞩目的史学成就。尽管还达不到突破西方话语权的地步，但已经让西方看到了中国学者的能力。陈寅恪如果不是掌握了多国语言，使用当时比较先进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怎么可能取得如此成就？除此以外，即便是最基本的国际学术规范，他也是特别强调的。1936年6月陈寅恪在清华大学一篇史学毕业论文上有这样的批语：“凡经参考之近人论著，尤宜标举其与本论文之异同之点，盖不如此，则匪特不足以避除因袭之嫌，且无以表示本论文创获之所在也。”（陈寅恪：《张以诚大学毕业论文唐代宰相制度批语》（1936年6月），《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459页）但不客气地说，时至今日，我们的史学研究又有多少人严格遵守了这一学术规范呢？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还谈什么学术成就和话语权呢？
站在民国大师的肩膀上，我们现在应该继续遵守国际学术规则，拿出更加权威性的成果。一是对中国问题、中国历史作出比西方学者更加符合实际、更有信服力的解释，提出新的概念，赢得国际学术界同行的承认和尊敬。可以肯定地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研究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几乎都是在国际通行的规则下完成的；二是在同样的国际规则和已有理论方法的基础上，提出新的理论方法，这点更加重要。我们不能总是“冲击—反应”式地跟着走，而是要树立“领着走”的雄心，提出新的理论方法，为国际史学提供一个新的研究维度。即便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方法上，我们同样要立足于国际学术视野，与国外马克思主义史学进行竞争，作出自己的贡献。
总之，中国学术的自信必须首先在国际学术规则之下作出成绩之后才能确立。
2. 内向视角
“内向视角”就是我们在运用国际规则的同时，又要从中国本土寻求历史资源，修改、发展乃至创立一套与此前有所不同的新规则、新概念，变为国际学术界所认可和运用的新规范。只有如此，才能改变长期以来中国为“本地信息提供者”的地位，实现“领导者”的目标。可以用一个比喻来说明这一理念，按照以往国际学术规则，我们最多只能成为中国的“纽约”、中国的“伦敦”、中国的“巴黎”。今后，我们则要努力变为美国的“北京”、英国的“北京”和法国的“北京”。如果说以前是“洋为中用”，以后要变为“中为洋用”。实现这一愿望之时，也就是中国学者真正为世界学术作出独特贡献之日，这正是中国学者最焦虑、也最为渴望的目标。
近些年来，一些学者强调中国学术的民族性、存在感，呼吁从传统文化遗产中寻找中国史学的思想资源，以便编纂出本土化的、原汁原味的中国史。在我看来，这种原汁原味的中国史更多还是内容上的一种追求，而更为重要的，还应该通过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DNA”，来寻求和提炼出对历史研究有用的理论、方法和概念。应该说，中国古代史学的确拥有丰富的史学遗产，有的具有理论方法的价值，正如瞿林东先生所言：“其中有关观点、思想和理论方面的遗产占有突出地位。”（瞿林东：《关于当代中国史学话语体系建构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第23页）事实上，中国学者对此一直没有脱离，而是运用到了历史研究之中。但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如何在此基础上创立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史学话语体系、规则和概念，并为世界各国学者所接受。可以断言，要创立出一套新的东西，还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而且，创立之后要想得到国际学界的承认和使用，也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与此同时，还必须有清醒认识的是，即便现行学术发展的进程仍有创立新的体系、规则和概念的空间，但不可盲目乐观。以史学而言，我们仅仅通过挖掘中国古代传统史学遗产，创立一套与已经通行的国际学术有所不同的体系、规则和概念，难度一定是非常之大的。其一，中国古代史学与西方史学在体系、规则和概念方面并非完全对立，而是在许多方面是会通的。既然是会通的，就不容易创立一套新的东西；其二，在现代史学中，有一些规范和方法是中国古代传统史学所没有的，是无法由传统史学替代的，我们不可能原封不动地用传统史学遗产来研究历史；其三，现代史学研究与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具有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而这些相关学科也是中国古代所没有的。
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近代以来中国早已融入世界格局，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就是与西方互动的过程，我们几乎不可能“以中解中”，也很难找到完全用中国古代史学方法来研究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史的著作，我们都是将国际学术规则和中国传统方法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此外，在现代社会，要想提出完全独立的“中国式”的规则、“中国式”的问题和“中国式”的解释是有难度的。在中外、中西之间，除了区域之间、国家之间的区别，在经济、社会尤其是文化、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上经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太过强调独特很可能会导致普遍性、一般性的削弱，从而为全球化推广带来困难。
尽管困难如此之多，但仍不能放弃开掘中国古代传统资源的努力，尤其要寻找某些传统遗产的开创性价值，是否将此作为一个重要的维度来思考学术发展的方向是大不一样的。还要指出的是，所谓传统资源，不能仅仅理解为古代，近代以来经过多年的中西融合，实际上已经形成新的传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就是新传统的一部分。将以上古代传统和新传统结合起来，共同构成我们研究学术、研究历史的内向视角，就可能开辟出新的境界。
总之，以上所谓外向视角与内向视角不是矛盾的，更不是对立和替代的关系，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既遵守国际规则，又最大限度地体现中国传统、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才有可能创立中国学术话语体系。中国历史学者不论在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还是外国史方面，只要提出了新的问题、新的理论、新的方法、新的解释、新的概念，就会成为国际学术界绕不过去的成果，就可以引领国际史学的发展，自然也会赢得国际史学话语权。
四、任重而道远
我们还要明白，要想突破西方学术所限，取得中国学术、中国史学研究的国际话语权，还需要诸多外部条件的助力。
在西方，几乎所有的学科包括中国史学，都有其他相关学科的强大支撑。他们之所以能够不断提出新理论、新方法，主要是受到相关学科大学者、思想家的启发。而在中国，本土相关学科为历史研究所提供的支撑还不能和西方相比，需要在此方面加强学科间的渗透、交叉而至相互启发。
又如，我们由于受到诸多历史与现实因素的制约，自主追求学问和开拓创新的空间还不够充分，意识还不够足，“制造”论文的压力往往高于学术创新的动力，由此限制了提出新问题、新理论和新方法的能力。必须承认，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今后则需更上层楼。
再者，英语是国际学术最具强势的语言，影响力最大的期刊都是英文期刊，这也限制了中文发表者的声望。当然，在这背后仍然是国家整体实力的问题，“软实力只有建立在硬权力的基础上才成其为权力”（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89页）。只有当中国的总体实力真正处于中枢之位时，我们才可以让西方向我们靠拢。
登高必自卑，看到自己的不足才会知道今后努力的方向。要想实现中国学术、中国史学的国际话语权的目标，的确是任重而道远！
归根结底，我们不仅要做爱国的历史学者，更要成为具有世界一流学术水平的历史学者，这才是根本中的根本。从民族国家的角度来理解，中国学术、中国史学要想抗衡西方、超越西方，就要尽可能地以中国学术、中国史学话语体系引领现代学术方向，这就是通常所讲的“你无我有”，此为中国获得学术自信的根本之路；从全球化、国际化的视角来理解，又须将中国学术作为全球学术、国际学术的一部分，淡化中西分界，突破封闭意识，开放胸襟、博采众长、互相竞争，真正做到“你有我强”，共同向更高的学术水平迈进。
（作者：李金铮，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本文原刊于《史学月刊》2018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