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年初，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以“黄林秀莲访问学人”名义邀我前往讲学。为满足许多友人的要求，我在一次全院师生参加的周会上，作了题为“历史寻踪”的讲演，概略地介绍了我的家世和学术生涯。由于许多香港人听不懂普通话，据该院李院长说大概只有30％的人真正了解演讲的内容。所以，我感到有必要自己动手把讲话稿整理成为文章。今分篇收入本卷中。
我的老家在安徽芜湖青弋江畔。童年的记忆早已变得模糊，只记得对岸是一望无际的田野，每到春季油菜花开，触眼是灿烂的金黄，与岸边绿色的垂柳相映成趣。
但家里的人们从来都把自己的籍贯填报为浙江吴兴（今湖州市），至今连我们兄弟的下一代亦复如此。我从小流浪在外，对家族历史了解甚少。幸好大哥作为长房长孙，还保存着一本《吴兴荻溪章氏家乘补编》（1944年版），才使我粗略地获知自己的家世渊源。
荻溪亦称荻港，因水中芦苇丛生、无边无际而得名。聚族而居的章氏最初似乎没有什么显赫的祖先。一世祖、二世祖连名字都没有留下，二世祖的牌位上“题曰处士”，可能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或小手工业者。三世到五世均系一脉单传，直至六世才算有了兄弟三人，自此人丁逐渐繁衍。从九世开始分成若干祠堂，我家属于清芬堂。荻港地少人多，出外谋生者渐众，尤以经商、游幕者为多，我家先人大概就是游于业幕而侨居外省。
据文献和实物可考者，从我们的十二世祖实庵公开始才进入仕途，成为官僚世家。实庵公在晋、陕两省做过知府或道台之类官员，家中曾长期保存着林则徐书赠给他的条幅和对联，可惜焚毁于“文革”中“扫四旧”之际。十三世祖怡棠公亦曾任地方官员并一度入左宗棠幕府，以前老家曾存有他手书的诗词结集，但早已无可查寻。大约正是由于怡棠公的渊源，十四世祖干臣公（我的曾祖）少年从戎。于光绪二年（1876）以监生报捐州同身份投效左宗棠西征大营，转战于新疆南北两路。1880年以军功补知州，并在左营经办哈密屯防。西征结束后，历任安徽抚署文案、牙厘局提调、无为州知州、怀宁县（安徽首县）知县等职。
干臣公是我们家人心目中的英雄。其实他的仕途并非得意，后来在宣城任内，因上级对当地“教案”肇事民众处分过重，愤而辞职。甲午战争后转而投身实业，用今天的语言来说就是“下海”。1896年在芜湖创办益新面粉公司，这是中国第一家机器面粉工厂，正式开工比南通张謇创办的大生纱厂还早两年。嗣后他又在安徽当涂以新法开采凹山铁矿，并在上海设立宝兴铁矿公司。宝兴铁矿有自己的铁路和码头，矿石主要是外销日本八幡制铁所，堪称是今日马钢的前身。干臣公进取心很强，晚年还曾与开滦公司协议合办开平煤矿（我的大哥即以开平为名），不幸在1920年初因病早逝。此后家人不善经营，加以日本侵华战争的破坏和国民党政府的巧取豪夺，两家公司先后被政府“劫收”或宣告破产。
及至我出生之日，家道已逐渐中落，我并未看到先辈当年的辉煌。我之所以追忆往事，无非是因为这种家世对我的学术生涯有两点影响。一是由于干臣公的事迹，诱发我研究张謇的兴味，也有助于我对张謇的理解；二是由于这样绅商门第的背景，有利于我与自己某些研究对象之间的沟通，使我得以结识一批清末民初的知名人士和他们的后裔。记得1963年秋天，我们学校的老院长杨东莼先生，时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把我借调进京，协助征集北洋政府时期史料，并指派我经常与章士钊（行严）先生联络。他在带我去史家胡同章府初次拜会之前，曾悄悄问我：“你与行老有无宗亲关系？”我说：“没有。他是湖南人，我是浙江人。不过我的堂伯章宗祥倒是与他有北洋同寅之雅。”东老非常高兴，连忙嘱咐我说：“很好，老辈人特别重视世谊，这样便于你和行老深入交谈。当然，章宗祥名声不好，但你不必有所顾虑，万一引起什么麻烦，由我负责。”那时正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声调响彻云霄的年代，所以东老才作如此似乎是多余的解释。果然，行老见到我倍加亲切，待我以世交子弟情谊。
事后他曾对夫人吴弱男说：“我见到仲和（章宗祥的字）后人了，人品、学问都好。”其实我属清芬堂一支，章宗祥属振麟堂一支，并非很近血缘关系。但总算因为这点宗族渊源，行老对我撰写《张謇传稿》颇为关心，在我一部分张氏未刊信札笺注上作了认真的批注和订正。至于其他的历史人物或其后裔为我提供的资料等多方面帮助，这里就不必一一缕述了。
本文原刊：《章开沅文集》第八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