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异与回归是人类文化史上经常交替出现或相互伴生的两种趋向，也是文化史动态研究带有永恒魅力的重要课题。
特别是在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演变的过程中，开创新制度的思想先驱对于传统文化大都有离异与回归两种倾向。资本主义发展最早的西欧是一种类型。那里的离异，主要表现为对于中世纪千年黑暗的批判与背离；那里的回归，则主要表现为从希腊、罗马古代精神文明寻求人文主义的力量源泉。或许可以说，这是一种跨越时间距离的离异与回归。长期沉睡于中世纪落后状态的东方又是一种类型。这里的离异，首先表现为向西方近代文明的模仿、学习与趋近；这里的回归，则主要表现为从传统文化中寻求本民族的主体意识，以求避免被先进的外国文明所同化。或许可以说，这是一种跨越空间距离的离异与回归。
就东方国家而言，表现为趋向于西方近代文明的对本国传统文化的离异，从总体上来说是进步的历史潮流。然而由于强弱富贫的差距悬殊，也很容易产生缺乏自信的民族自卑感，乃至流于全盘西化主义与民族虚无主义。至于向传统文化的回归，情况则相当复杂，顽固派的守旧复古，对抗新的潮流，自然是一种倒退倾向。一些开创新制度的思想先驱往往也向传统文化回归，则主要是由于担心独立的民族精神可能丧失，意在防止被西方文明完全征服与同化。这种回归自然包含某些合理的、必要的积极因素。但由于旧传统年深日久，盘根错节，惰性太大，新的社会力量在有限的离异之后很容易经由回归走向复旧。因此，在东西文化交流过程中，离异与回归都需要适度：离异不可无根，回归不可返古。
我觉得，我们已经为周而复始的体用之争、西化论与本位论之争耗费了太多太多的时间，现在我们应该既超越西方文化又超越传统文化，根据现实生活与未来发展的需要来营造新的价值体系。当然，这种新的价值体系并非无根无源，无依无傍，但它既非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简单继承，更非西方文化价值体系的盲目抄袭。它既应择善而从，相容并包，更应该有自己新的开拓与创造，而为此就必须首先提供一个开放、民主、自由的宽松环境。我们现在已经是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大国，因此就不应该继续保持那些在半殖民地和农业宗法社会中长期形成的畸形心态，而应该以更高的自信与更大的气魄来对待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不必害怕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更不必忧心忡忡于民族文化独特素质的丧失，应该更勇敢地走进世界，同时也更勇敢地让世界走进中国。我们这样一个具有古老文化传统的泱泱大国，只有在强手如林的世界大竞技场上奋勇拼搏，才能荡涤那些年深日久的陈规陋习，并且重新焕发出无穷无尽的青春活力与创造潜能。
我们过去已经对世界作过伟大的贡献，今后应该为世界作出更为伟大的贡献。我们既要广搜博采世界文化中的一切精英，更要把新的绚丽多彩的中华文化奉献给世界。我们既没有理由自满，更没有理由自卑，排除一切外在的与内在的、行为的与心理的障碍，勇敢而又稳健地走向二十一世纪吧！
本文原刊：《章开沅文集》第八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