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石:蒋介石日记的现状及其真实性问题

蒋介石在命人编辑《困勉记》等五书之外,又命同乡孙诒等编辑《事略稿本》。这是年谱长编性的著作。全稿按年、月、日收录、排比与蒋的生平有关的各种资料,如文告、函电等,其中也大量摘录蒋的日记。该书上接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自1927年始,止于1949年。同样,它对蒋的日记有删选,有压缩,有加工。特别应该指出的是,编者为了维护蒋的形象,对日记手稿本中的部分内容有所讳饰。有些地方,编者还曾根据后来的历史环境对手稿本的文字作过删改。例如,抗战后期,蒋介石与美国冲突时,曾经多次在日记中痛骂”美帝国主义”。这些激烈语言,在《事略稿本》中就找不到了。

《困勉记》等五种稿本现藏于台北”国史馆”。《事略稿本》也藏于该馆,近年来陆续刊行。不过,由于该稿卷帙庞大,刊行速度较慢,全部出版恐尚须时日。

秦孝仪主编的《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可以视为《事略稿本》的简本。其中所引蒋的日记未作说明,也有修饰,个别改动甚至距手稿本较远。该书印数很少,属于内部资料性质。由于该书仅编至1949年,近年来,台湾学者刘维开教授等正在续编,已出1950年、1951年、1952年三册。

此外,20世纪50年代,日本产经新闻社以日文出版了《蒋总统秘录》。为帮助该社编辑此书,台湾中国国民党党史会派专人摘抄、提供了包括蒋介石日记在内大量文献,因此该书在叙述蒋介石生平时曾部分引录蒋的日记。后来美国学者黄仁宇写作《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一书,即根据《蒋总统秘录》和《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此后海内外学者研究蒋介石的著作,所引日记不少出于此书。其实,黄仁宇本人并未读过任何蒋日记的手稿本、仿抄本或类抄本。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事略稿本》,《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蒋总统秘录》等书不以公布蒋的日记为目的,其主体部分也不是蒋的日记。勉强分类,只能称之为蒋的日记的”引录本”。至于2007年初北京团结出版社出版的张秀章编著的《蒋介石日记揭秘》则是一本伪书,笔者已有两文揭露,此处不赘。

二、真实性问题

日记记录本人当日或当时亲历亲见之事或个人所为所思,不仅比较准确,而且私密度很高,历来为史家所重视。蒋介石,是近代中国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和决策者,长时期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从他的日记中,人们能够了解蒋介石的思想、性格、活动以至他的极为隐秘的内心世界,了解蒋介石和国民党、国民政府的权力运作过程,特别是了解那些不见于新闻媒体、政府公报,为局外人所不可能得悉的、深藏的政治内幕。但是,蒋的日记可靠吗?我在研究蒋介石的过程中,常常碰到这样的问题。

日记有两种。一种是主要为写给别人看的,这种日记往往装腔作势,把真实的自我包裹起来。例如阎锡山的《感想日记》,满篇都是《论语》式的格言,一望而知是教人如何成圣成贤的,没有多大价值。一种是主要为写给自己看的。此类日记,目的在于自用,而不在于示人传世,其记事抒情,或为备忘,或为安排工作与生活,或为道德修养,或为总结人世经验,或为宣泄感情,往往具有比较高的真实性。蒋的日记大体属于此类。

蒋虽然很早就投身革命,但是,辛亥前后生活一直比较荒唐,我曾称之为上海洋场的浮浪子弟。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蒋介石亡命日本东京,受孙中山之命,加入中华革命党,同时尽力读书,在这一年读完《曾国藩全集》,深受影响。1916年,他的引路人陈其美被袁世凯派人暗杀。这件事给了蒋介石以极大刺激。”自矢立品立学,以继续英士革命事业自任。”他决心从此改邪向善,立志修身,每日静坐、反思,按儒学要求克己复礼。此后的一段日记应该比较真实。其后,蒋介石在国民党中的位置日益重要。他继续用儒学、特别是宋明道学的要求来约束自己,存天理,去人欲,日记成为他个人修身的工具。他修身的愿望是真诚的,日记自然也有相当的真实性。此后,他的日记逐渐增添新的内容,即每日生活、工作、思想的记录,治兵、治国和处理人际关系的经验总结等。蒋每日、每周、每月、每年常有反思,他的日记也就相应成为反思的载体。这一段时期,蒋介石还不会想到他将来会成为国民党和中华民国的要人,他的日记会长期流传,成为历史学的研究资料,因此,没有必要在日记中矫饰作假。等到他地位日隆、权势日重之后,他自然明白其日记的重要,但是,由于他继续通过日记记录每日工作、思想、心得,安排工作日程、计划,提醒应注意事项,并继续用以治心修身,是为自用,而非用以示人,因此,一般会如实记录,而不会有意作假,自己骗自己。例如,他抗战期间的日记一般分几个部分:1.提要。记当日主要事件或主要心得、主要修养要求。2.预定。记一二日内应做之事。3.注意。记对国内外形势的思考和应加注意之事。4.记事,记一日所做主要之事。5.上星期反省录。6.本星期预定工作纲目。7.本月反省录。8.本月大事表。等等。假如蒋在这些项目中造假,等于是给自己造成混乱。

说蒋记日记一般会”如实记录”,并不等于说蒋在日记中什么重要的事情都记。有些事,他是”讳莫如深”的。例如,1927年的四一二政变,显系蒋和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精密谋划之举,但日记对此却几乎全无记载。又如,1931年的软禁胡汉民事件,蒋只记对自己有利的情况,而不利的情况就不记。再如,抗战期间,蒋介石派宋美龄去香港指导对日谈判,他就绝对不记。蒋自己就说过,有些事情是不能记的。可证,蒋记日记有选择性。同时,他的日记只反映他个人的观点和立场,自然,他所反对的人,反对的事,反对的政党和政派,常常被他扭曲。有些常常被他扭曲得完全走形,不成样子。因此,只能说,蒋的日记有相当的真实性,不是句句真实,事事真实,而且,真实不等于正确,也不等于全面。研究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不看蒋日记会是很大的不足,但是,看了,什么都相信,也会上当。

蒋的日记,主要为自用,而非主要为示人,为公布。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三点得到证明。

一、蒋身前从未公布过自己的日记,也从未利用日记向公众宣传,进行自我美化。当然,他会想到身后立传,使自己的事迹流传的需要,这一功能主要由《困勉记》和《事略稿本》一类著作完成。蒋一般会选择自己的同乡或亲信进行编辑,这些人自然会本着”为尊者讳”的原则,删削或修改部分内容,而蒋本人也会逐本校阅,严格把关。二、蒋喜欢骂人。在日记中,蒋骂过许多人,好友如戴季陶、黄郛,亲属如宋子文、孔祥熙,同僚如胡汉民、孙科、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下属如周至柔等,几乎没有人不被他骂,而且骂得非常狠。蒋如果考虑到要示人、要公布,他就不会在日记中那样无所顾忌地骂人。三、在日记中,蒋写了自己的许多隐私,例如早年搞”三陪”,在”天理”和”人欲”之间的艰难挣扎,甚至为解决生理需求而进行”自慰”等。此类事,蒋在日记中都如实记录,显然,记这些,决不是为了示人,更不是为了树立自己的高大与神圣的形象。

因此,我的结论是,蒋介石日记是研究蒋介石,研究近、现代中国历史的极为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对于研究亚洲史、世界史也有相当的价值。有经验的、精心的阅读者从中将会发现很多可以推进或加深其研究的内容,促使人们重新思考某些既定的观点,写出更准确、更科学、也更丰富的历史著作。

杨天石
杨天石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学部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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