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石:孙中山不是“资产阶级革命家”

长期以来,有一种流行的说法称: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我觉得此说与事实不合。近年,我在《帝制的终结——简明辛亥革命史》(岳麓书社版)一书中对孙中山的定性问题有一些新的思考。我认为,可以把孙中山定性为“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简称“平民革命家”)。这里,我结合有关史料对这个观点略作阐述。

孙中山拮据一生,他追求的是一种有别于欧美资本主义的新的社会形态

孙中山出身农民家庭。他的父亲孙达成当过鞋匠,后租种田地6亩余,兼充更夫。孙中山早年求学,后来长期以革命为职业,拮据一生,不是资产阶级分子;他的背后也没有什么财团支持他。孙中山投身革命的时候,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尖锐,共产主义的“幽灵”已在欧洲大地回荡了近50年。在当时的欧洲社会中,对资本主义持批判、否定态度的不仅有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而且还有态度更为激烈、否定更为彻底的无政府主义。孙中山长期生活在西方,对此,自然是了解的。

根据可靠资料,孙中山曾于1905年到比利时布鲁塞尔走访社会党(第二国际)执行局,要求接纳他正在组织的政党。孙中山阐述的该党纲领有两条值得注意:1.土地全部或大部为公共所有,由公社按一定章程租给农民;2.采用机器生产,但防止欧洲已经发生的“一个阶级剥夺另一个阶级”的情况,使“工人阶级不必经受被资本家剥削的痛苦”。显然,这是地地道道的社会主义纲领。稍后,孙中山又特别将英文中的“社会主义”(socialism)一词翻译为“民生主义”,与“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并列,作为中国革命的三大任务。他特别提出:“欧美强矣,其民实困”,中国革命决不能“追逐于人已然之末轨”。这就说明,当时孙中山就在追求一种有别于欧美资本主义的新的社会形态。

辛亥革命爆发后,孙中山继续宣传、阐述他的社会主义思想。他一面尖锐地指斥:“资本家以机器为资本,垄断利源,工人劳动所生之产,皆为资本家所坐享”;一面勇敢地预言:“政府有推翻之一日,资本家亦有推翻之一日。”他设想,在他的“民生主义”推行之后,实业将建设于“合作的基础之上”,劳工将在优良的条件下工作,不仅获得“其劳力所获之全部”,而且将“知识日进,获得充分之娱乐与幸福”。1915年11月,孙中山再次致函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宣称“社会主义”是自己“一生奋斗的唯一目标和愿望”,“只有中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人民才能更幸福,他们的痛苦也才能减轻”。他呼吁执行局:提供人才,协助自己“把中国建立成全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在政治制度上,孙中山也力图超越西方模式。辛亥革命前,他就提出“我们这回革命,不但要做国民的国家,而且要做社会的国家”,希望能在中国创建一种“破天荒的政体”。辛亥革命后不久,他又尖锐地指责欧美等国的政治,“操之大资本家之手”,“富人享之,贫者无与焉”。此后,他曾设想过一种瑞士式的“直接民权”模式,企图使人民拥有全部政治权力,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也曾对后起的与法、美不同的苏俄模式感兴趣。1924年,他多年来对于人民民主的追求终于凝聚为国民党“一大”宣言中的一段著名文字:“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也。”

所谓“资产阶级革命家”,顾名思义应该从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处处为资产阶级着想的人。但是,综上所述,孙中山的理想似乎并没有多少为资产阶级着想的成分。

中山是近代中国“平民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因此可以将他称为“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

孙中山一生中得到的来自资产阶级方面的支持并不多。辛亥革命前,国内的资产阶级大部分投身立宪运动和国会请愿运动,不赞成他的武装起义方案。武昌起义后,资产阶级一度附和革命,但他们对孙中山的“激烈”主张不放心,很快选择了袁世凯。其后,孙中山到处旅行、演讲,宣传“社会革命”,但是也到处受到反对。他的旧日战友公开声明:“近日吾国实业衰落,急当奖励资本家以开发富源,不当以社会主义过为遏抑”,明确地要和孙中山分道扬镳。1913年,他发动“二次革命”时,遭到资本家们的普遍反对。1924年,广东的商人们更发动“商团叛乱”,反对孙中山及其政府。固然,这次叛乱的领导者是买办资产阶级分子,但其参加者大部分还是一般工商业者。假如孙中山是所谓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革命家,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上述情况吗?

近代中国,特别是戊戌维新以后,随着大批年轻人出洋留学,也随着废科举,兴学堂,中国社会出现了一大批新型知识分子。这是此前中国不曾有过的一种社会力量。他们具备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是以出卖脑力和知识为生的雇佣劳动者。他们不是资产阶级,也不是当权派,在社会身份上属于“平民阶层”或接近“平民阶层”。其中有些人附庸于清朝政府,或附庸于资产阶级,成为他们的代言人,但是其中也有不少人始终以“平民”的代言人和利益的代表者自居。驱使他们投身革命的动机是救亡,是民主,是将中国从列强瓜分和封建压迫中解救出来,而不是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和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利益。自然,他们在设计未来社会的模式时,易于接受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至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这一部分知识分子可以称为“平民知识分子”。孙中山正是这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因此,我觉得,与其将孙中山定性为“资产阶级革命家”,不如定性为“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为妥。

从孙中山提出的“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这两条具体纲领来看,也不应把他称为“资产阶级革命家”

说到这里,需要着重分析一下孙中山提出的两条具体纲领:“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

“平均地权”,按照孙中山的解释是:地主自报地价,政府照价征税;一旦交通发达,工商业发展,该片地价增值,则原价归地主,增价为全社会所有。例如,上海黄浦滩的某片土地,地主报价100元,后来增值为10000元时,地主所得仅为100元,而其余的9900元则按照“涨价归公”的原则,“为国民所共享”。同时,国家还可以按100元的原价收买这块土地。这一政策,剥夺土地所有者垄断土地,成为暴富的机会,既使国家掌握大量财富,又使国家可以廉价取得为发展国有经济所必需的土地。因此,孙中山认为,这是实行社会主义的简便办法。

“节制资本”,按照孙中山的解释是:首先要发达国家资本,同时节制私人资本。凡有“独占”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兴办的企业,如银行、铁道、矿产等,由国家经营、管理;凡能够“委诸个人”,“或其较国家经营为适宜者”,“应任个人为之”。这里有人会问,这不是发展资本主义是什么?问题是:孙中山虽然表示过,要保护并奖励民营企业,但是,第一,孙中山主张,不能让这种“私有资本制度”操纵国民之生计;第二,实行累进税率,多征资本家的所得税和遗产税。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到,孙中山为“私有资本”留下的活动余地很小。他曾在《实业计划》中宣布,“既废手工采机器,又统一而国有之”,“拟将一概工业组成一极大公司,归诸中国人民公有”。请注意这里的“一概工业”四字,由此不难想见,他所准备组建的“极大公司”的规模。

“国有”、“公有”、“私有”之间的长短优劣,近百年来一直争论不休,有待历史检验。从孙中山的感情和态度考察,他始终袒护“公有制”。1922年12月,美国一位记者访问孙中山,谈到国有企业的种种弊病,孙中山就不以为然。一方面,他表示:积累经验,数十年后,问题不难解决;另一方面他明确声明:“余以为为公共利益作工,不为私利作工,纵有上述之弊,亦为利重弊轻”,“利害相权,吾终以为国有企业较胜于现时之私有制。”请问:这像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口吻吗?

金要足赤,人要完人。人们总以为事物越纯越好,其实不一定。在《民生主义》演讲中,孙中山曾经谈到,像马克思所设想的那种社会主义,连俄国都没有资格实行,何况比俄国更落后的中国?可见,孙中山不是不想一步就跨进尽善尽美的境界,而是认真考虑过中国国情,同时也考虑到资本主义还存在着的强大活力。非不愿也,势不能也。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的这段历史时期,我国很快进行了改造农业、改造手工业、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随后又开始了“大跃进”,一心想建设没有任何杂质的“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但是,因违背基本国情和经济建设基本规律,结果却是遭受很大挫折。

从实践来看,允许资本主义适当发展的不一定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俄国的列宁,最初搞军事共产主义,行不通,于是改行新经济政策;毛泽东,主张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要允许资本主义有一个比较大的发展;邓小平,搞改革开放,将私营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所有制成分中的一种。很显然,并不能因此就可以称他们为资产阶级革命家。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社会中,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内流行着一种“非无即资”的思维方式。据说,“百家争鸣”其实只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家”之争,于是,凡与“我”不合者或与某些“经典”不合者均成了资产阶级。一段时期内,“资产阶级”帽子满天飞;在学术领域内,不少历史人物常被不加分析地扣上“资产阶级”的帽子,但并没有作任何严格的论证与分析,把孙中山称为“资产阶级革命家”可以说就是这种情况。我认为,在当今时代,史学研究已迈入了正常的研究轨道,因此,对于孙中山的定性问题也应根据历史事实作出合理的判断。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文章来源: 《北京日报》

杨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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