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有一种流行的说法称：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我觉得此说与事实不合。近年，我在《帝制的终结——简明辛亥革命史》（岳麓书社版）一书中对孙中山的定性问题有一些新的思考。我认为，可以把孙中山定性为“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简称“平民革命家”）。这里，我结合有关史料对这个观点略作阐述。
孙中山拮据一生，他追求的是一种有别于欧美资本主义的新的社会形态
孙中山出身农民家庭。他的父亲孙达成当过鞋匠，后租种田地6亩余，兼充更夫。孙中山早年求学，后来长期以革命为职业，拮据一生，不是资产阶级分子；他的背后也没有什么财团支持他。孙中山投身革命的时候，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尖锐，共产主义的“幽灵”已在欧洲大地回荡了近50年。在当时的欧洲社会中，对资本主义持批判、否定态度的不仅有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而且还有态度更为激烈、否定更为彻底的无政府主义。孙中山长期生活在西方，对此，自然是了解的。
根据可靠资料，孙中山曾于1905年到比利时布鲁塞尔走访社会党（第二国际）执行局，要求接纳他正在组织的政党。孙中山阐述的该党纲领有两条值得注意：1.土地全部或大部为公共所有，由公社按一定章程租给农民；2.采用机器生产，但防止欧洲已经发生的“一个阶级剥夺另一个阶级”的情况，使“工人阶级不必经受被资本家剥削的痛苦”。显然，这是地地道道的社会主义纲领。稍后，孙中山又特别将英文中的“社会主义”（socialism）一词翻译为“民生主义”，与“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并列，作为中国革命的三大任务。他特别提出：“欧美强矣，其民实困”，中国革命决不能“追逐于人已然之末轨”。这就说明，当时孙中山就在追求一种有别于欧美资本主义的新的社会形态。
辛亥革命爆发后，孙中山继续宣传、阐述他的社会主义思想。他一面尖锐地指斥：“资本家以机器为资本，垄断利源，工人劳动所生之产，皆为资本家所坐享”；一面勇敢地预言：“政府有推翻之一日，资本家亦有推翻之一日。”他设想，在他的“民生主义”推行之后，实业将建设于“合作的基础之上”，劳工将在优良的条件下工作，不仅获得“其劳力所获之全部”，而且将“知识日进，获得充分之娱乐与幸福”。1915年11月，孙中山再次致函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宣称“社会主义”是自己“一生奋斗的唯一目标和愿望”，“只有中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人民才能更幸福，他们的痛苦也才能减轻”。他呼吁执行局：提供人才，协助自己“把中国建立成全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在政治制度上，孙中山也力图超越西方模式。辛亥革命前，他就提出“我们这回革命，不但要做国民的国家，而且要做社会的国家”，希望能在中国创建一种“破天荒的政体”。辛亥革命后不久，他又尖锐地指责欧美等国的政治，“操之大资本家之手”，“富人享之，贫者无与焉”。此后，他曾设想过一种瑞士式的“直接民权”模式，企图使人民拥有全部政治权力，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也曾对后起的与法、美不同的苏俄模式感兴趣。1924年，他多年来对于人民民主的追求终于凝聚为国民党“一大”宣言中的一段著名文字：“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也。”
所谓“资产阶级革命家”，顾名思义应该从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处处为资产阶级着想的人。但是，综上所述，孙中山的理想似乎并没有多少为资产阶级着想的成分。
中山是近代中国“平民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因此可以将他称为“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
孙中山一生中得到的来自资产阶级方面的支持并不多。辛亥革命前，国内的资产阶级大部分投身立宪运动和国会请愿运动，不赞成他的武装起义方案。武昌起义后，资产阶级一度附和革命，但他们对孙中山的“激烈”主张不放心，很快选择了袁世凯。其后，孙中山到处旅行、演讲，宣传“社会革命”，但是也到处受到反对。他的旧日战友公开声明：“近日吾国实业衰落，急当奖励资本家以开发富源，不当以社会主义过为遏抑”，明确地要和孙中山分道扬镳。1913年，他发动“二次革命”时，遭到资本家们的普遍反对。1924年，广东的商人们更发动“商团叛乱”，反对孙中山及其政府。固然，这次叛乱的领导者是买办资产阶级分子，但其参加者大部分还是一般工商业者。假如孙中山是所谓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革命家，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上述情况吗？
近代中国，特别是戊戌维新以后，随着大批年轻人出洋留学，也随着废科举，兴学堂，中国社会出现了一大批新型知识分子。这是此前中国不曾有过的一种社会力量。他们具备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是以出卖脑力和知识为生的雇佣劳动者。他们不是资产阶级，也不是当权派，在社会身份上属于“平民阶层”或接近“平民阶层”。其中有些人附庸于清朝政府，或附庸于资产阶级，成为他们的代言人，但是其中也有不少人始终以“平民”的代言人和利益的代表者自居。驱使他们投身革命的动机是救亡，是民主，是将中国从列强瓜分和封建压迫中解救出来，而不是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和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利益。自然，他们在设计未来社会的模式时，易于接受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至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这一部分知识分子可以称为“平民知识分子”。孙中山正是这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因此，我觉得，与其将孙中山定性为“资产阶级革命家”，不如定性为“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为妥。
从孙中山提出的“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这两条具体纲领来看，也不应把他称为“资产阶级革命家”
说到这里，需要着重分析一下孙中山提出的两条具体纲领：“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
“平均地权”，按照孙中山的解释是：地主自报地价，政府照价征税；一旦交通发达，工商业发展，该片地价增值，则原价归地主，增价为全社会所有。例如，上海黄浦滩的某片土地，地主报价100元，后来增值为10000元时，地主所得仅为100元，而其余的9900元则按照“涨价归公”的原则，“为国民所共享”。同时，国家还可以按100元的原价收买这块土地。这一政策，剥夺土地所有者垄断土地，成为暴富的机会，既使国家掌握大量财富，又使国家可以廉价取得为发展国有经济所必需的土地。因此，孙中山认为，这是实行社会主义的简便办法。
“节制资本”，按照孙中山的解释是：首先要发达国家资本，同时节制私人资本。凡有“独占”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兴办的企业，如银行、铁道、矿产等，由国家经营、管理；凡能够“委诸个人”，“或其较国家经营为适宜者”，“应任个人为之”。这里有人会问，这不是发展资本主义是什么？问题是：孙中山虽然表示过，要保护并奖励民营企业，但是，第一，孙中山主张，不能让这种“私有资本制度”操纵国民之生计；第二，实行累进税率，多征资本家的所得税和遗产税。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到，孙中山为“私有资本”留下的活动余地很小。他曾在《实业计划》中宣布，“既废手工采机器，又统一而国有之”，“拟将一概工业组成一极大公司，归诸中国人民公有”。请注意这里的“一概工业”四字，由此不难想见，他所准备组建的“极大公司”的规模。
“国有”、“公有”、“私有”之间的长短优劣，近百年来一直争论不休，有待历史检验。从孙中山的感情和态度考察，他始终袒护“公有制”。1922年12月，美国一位记者访问孙中山，谈到国有企业的种种弊病，孙中山就不以为然。一方面，他表示：积累经验，数十年后，问题不难解决；另一方面他明确声明：“余以为为公共利益作工，不为私利作工，纵有上述之弊，亦为利重弊轻”，“利害相权，吾终以为国有企业较胜于现时之私有制。”请问：这像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口吻吗？
金要足赤，人要完人。人们总以为事物越纯越好，其实不一定。在《民生主义》演讲中，孙中山曾经谈到，像马克思所设想的那种社会主义，连俄国都没有资格实行，何况比俄国更落后的中国？可见，孙中山不是不想一步就跨进尽善尽美的境界，而是认真考虑过中国国情，同时也考虑到资本主义还存在着的强大活力。非不愿也，势不能也。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的这段历史时期，我国很快进行了改造农业、改造手工业、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随后又开始了“大跃进”，一心想建设没有任何杂质的“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但是，因违背基本国情和经济建设基本规律，结果却是遭受很大挫折。
从实践来看，允许资本主义适当发展的不一定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俄国的列宁，最初搞军事共产主义，行不通，于是改行新经济政策；毛泽东，主张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要允许资本主义有一个比较大的发展；邓小平，搞改革开放，将私营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所有制成分中的一种。很显然，并不能因此就可以称他们为资产阶级革命家。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社会中，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内流行着一种“非无即资”的思维方式。据说，“百家争鸣”其实只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家”之争，于是，凡与“我”不合者或与某些“经典”不合者均成了资产阶级。一段时期内，“资产阶级”帽子满天飞；在学术领域内，不少历史人物常被不加分析地扣上“资产阶级”的帽子，但并没有作任何严格的论证与分析，把孙中山称为“资产阶级革命家”可以说就是这种情况。我认为，在当今时代，史学研究已迈入了正常的研究轨道，因此，对于孙中山的定性问题也应根据历史事实作出合理的判断。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文章来源: 《北京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