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6日凌晨，国学大师饶宗颐在香港于辞世，享年101岁。饶宗颐1917年生于广东潮安，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文学家、经学家、教育家和书画家，是集学术、艺术于一身的大学者。
季羡林称，饶宗颐先生在中国文、史、哲和艺术界，以至在世界汉学界，都是一个极高的标尺。金庸说“有了饶宗颐，香港就不是文化沙漠”，学界更是誉其为“亚洲文明的骄傲”。
2012年，在接受腾讯-大师栏目专访时，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饶宗颐助手郑会欣，着重介绍了饶宗颐与香港结缘的经历。以下是全文，上标题为编者所拟。
香港是饶公的福地
饶先生自己说跟香港结缘有两段，第一段是抗战爆发之后，那时候他还年轻，在中山大学出版了他爸爸的《潮州艺文志》，他很聪明，看了很多书，但是基本上还是继承他父亲，搞地方史的一个年轻才子。1937年广州中山大学把聘请让他去编辑地方志。
抗战爆发之后，1938年广州沦陷，中山大学就内迁到云南，他作为中山大学的一个员工也要内迁到云南，这个时候他回家之后准备回学校了，结果生了一场大病，饶公说他平时很少生病，那次生了一场大病。结果就是人家去了云南他没去，他就到了香港，这是历史上的一个渊源。
到香港之后，经别人介绍他认识了两个著名的学者，一个是王云五先生，一个是叶恭绰先生。他帮王云五先生编辑字典，因为王云五先生过去是商务印书馆的，后来编过一个四角号码新辞典，他想在这个基础上再编一个八角号码，饶公这时候很年轻，就20岁，给他做助手写一些图书记录等等，从这个基础之上饶公开始对文字，尤其是古文字发生了兴趣。
后来他又到叶恭绰先生那边，叶恭绰过去是交通系的元老，做过交通部的部长，北京政府时期交通大学校长。叶恭绰先生正在编全清词，请饶公帮他收集这个词。因此他在香港短短一两年时间认识了这两位学者，在这两位学者身边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
不久香港沦陷了，他又回到潮州老家，后来他到广西无锡国专（那时候的无锡国专也内迁到广西，无锡国专是唐文治先生创办的，现在好像没有人提起了，那时候也是传承国学非常重要的一个学校）。他在广西生活了一段，抗战胜利以后又回到广东担任广东省文献委员会委员，编广东的地方志，主要是编潮州志。
1949年他就到了香港，有个很有名的潮州商人，叫方继仁，问了情况之后就劝他不要走了留在香港。那时候饶公就一个人，他的家属、孩子都在潮州。饶公当时听从了方先生的建议，没有再回到潮州。因此饶公有那么一句话，他说我当时要是回去的话，我现在人都可能不在了。
他就是这样，1949年之后就留在了香港，1952年又到港大去教书，这是他整个学术生涯中一个最大的转折点，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饶公没有学历，没有上过大学，完全是自学。而林仰山先生（时任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能够慧眼识英才，不拘一格请饶公到港大去教书，这个是非常了不得的事情。饶公自己说，他别的事情不会做，就会做学问，你让他做别的事情，他还做不了。如果一个人还在考虑每天如何解决自己生存问题的时候，你说还可能做学问吗？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他到了港大之后情况完全不一样了，按照饶公自己的话说，港大给我一份薪水，还让我做我喜欢的事，到港大之后眼界也开阔了，有机会接触到世界的文化。
在港大，饶公1954年获得了出国的机会，先是到日本，1956年他第一次到法国，法国是整个世界汉学的重镇，以前像伯希和，当时的戴密微，那都是在法国研究中国汉学的大佬啊。饶公和香港的几个学者到法国参加，我忘记是第九届还是第七届世界汉学家大会，我认为那是饶公第一次走向国际的学术盛坛，在饶公的学术史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饶公最近出了一本书，就是《戴密微教授与饶宗颐教授的往来书信》，俩人通信最早应该是1956、1958年前后，戴密微对饶公非常器重，也是在他的推荐之下，饶公1962年拿到法国的儒莲奖。他们前后大概有20年左右的通讯，切磋学问。
中国大陆那时候也去人的，去的也是不得了的人物，翦伯赞带队，夏鼐、周一良，好像还有张芝联。
周一良的那本《毕竟是书生》，里边有段话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他说“1956年我在法国开汉学会议的时候，我认识了饶公，第一次跟饶公见面，那时候饶公还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学者等等，但是过了多少年之后，饶公现在不得了，饶公现在是如何如何。”这个话的潜台词可以看出来，周一良先生是哈佛大学毕业的，其实他跟饶公相比，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周先生也是过去没上学的，也是家里自己教的，但是后来周先生考上燕京大学了，最后到美国哈佛大学读博士。
如果将周先生跟饶先生相比，论家世，饶先生家是潮州的首富，但是跟周先生相比就差远了，周先生到日本去讲学的时候，日本学者首先在黑板上先把周先生的家世排下来，两江总督周馥，然后是周学熙，然后是周叔弢，一代一代不得了，家世很显赫，过去是当官的，后来经商，到了周一良先生这一代人没有人当官或经商，全部做学问。
周先生因为留在大陆，后来也入党，文化大革命还成为梁效（成员）了，周先生原来就说自己一直听党的话，党叫他干什么就干什么，他本不是研究世界史的，后来叫他写世界史，他就写了，我们上大学时候学的书就是周先生编的世界通史。但是他自己感到很惭愧，好几十年他的学问没做出来，而饶公在这几十年里，学问不得了。
周先生说他一辈子很佩服的三个人，王元化先生，季羡林先生，饶宗颐先生。王元化先生在1955年反胡风的时候就给打下去了，季羡林先生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也倒下去了。只有饶宗颐先生，因为早就生活在一国两制的香港，因此饶宗颐就如何如何。我觉得这就值得反思，我想正是中国大陆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在闭关，在这个极左的思潮下，在文革这个时间，饶公在学问上做出了很了不起的成绩。这跟香港的地域也有很大关系，因此饶公经常讲香港是个福地。
1968年，饶公到了新加坡，我想大概也是跟当时国内文革、1967年香港暴动也有关系。新加坡刚刚独立不久，成立新加坡大学设立了中文系，请饶公到那边当首任系主任、讲座教授。但是我听饶小姐讲，他到那边去一个是气候不适合，再有一个我觉得还是政治气候也不适合。新加坡当时对华人、对中文很抵制很防范，对自由钳制得很紧。因此在那边工作几年之后，他说天气太热，热得做不了学问。当时新加坡跟他订了九年的长约，他就提前说要走了。
1973年，正好香港中文大学刚刚成立十年，就请饶公到中文大学来做中文系系主任、讲座教授，这个时候就开始第二次跟中大结缘。在那之前其实跟中大也有缘，因为饶公也是参加新亚书院创办的重要人物，同时饶公也在新亚书院兼职上课，因此饶公跟中文大学的源远流长，也可以从新亚书院开始算起。1973年他正式去到中文大学，一直做到退休，退休之后饶公一直是中国文化研究所的荣休教授，还带研究生。
1978年饶公退休，我跟饶公讲，你退休的时间正是一个好时间，天时地利人和，这个时候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抛弃过去那种左的东西了，思想解放了，学术禁区也扫除了。饶公离开大陆那么多年，1978年、1979年之后，广东省当时的省委书记吴南生邀请他回大陆。那时候大陆改革开放方兴未艾，也可以说是一片百废待兴，饶公到那边去的时候，当时中山大学专门派一个老师曾宪通教授陪着他，几个月时间走访了中国大陆大概30多个博物馆。
文革期间所有的学科到最后全部都砸碎了，就是考古一直还保留，或者最早恢复，包括历史研究恢复算是比较早的。当然历史研究有一个评法批儒、影射史学，但是考古没有啊，饶公在这个阶段接触到大量的中国新出土的东西。你看饶公一生创作的时间，
1978年退休之后中文大学应该有说有一个非常好的环境，他在中国文化研究所一直有一个办公室，一直有配备助手，饶公在中文大学做了很多工作，包括我觉得饶公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提携奖掖后学，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中国大陆的学者。
从1980年末、1990年代初开始，饶公在中大创办了一个叫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心，他跟台湾一个出版社合作出版两套丛书，一个是《敦煌吐鲁番研究》丛刊，一个就是《补资治通鉴》丛书，作者主要是中国大陆中生代的这批学者，荣新江、赵和平、郝春文，有一些年龄大一些，像姜伯勤、陈国灿、项楚，包括李均明、王素、刘钊，这批人现在都是国内研究敦煌学研究古文字的中流砥柱。他们那时候已经是年轻有为，饶公注意到他们，九十年代初的时候他们大概大学毕业十年左右，已经崭露头角了，饶公就请他们到香港来，三个月、六个月的访问，在这个时间内指点他们。
我经常跟饶公讲，其实你很多的一些工作不单单是你自己写文章，是你指导那么多后辈，你有些题目不一定自己做，你指点他们，我就说这叫道夫先路，他开创一条路子，他自己没有能力做出那么多工作，他指引他们一些方法和途径，因此我觉得饶公很了不起，这其实是很重要的传承。
饶公非常非常注重学术的信息，虽然他不懂电脑，但是他的脑子像电脑一样，他看东西记忆力好。我帮他查资料什么东西，他都告诉我什么书什么版，有的时候甚至能把大致的方向告诉我，他看过了就叫我查。别人新的一些著作、论文、期刊中间发表的东西，他很快就能找到他所关注的问题，抓住别人研究的重点，利用他自己掌握的一些材料做出成绩。
我想大概有些事情，因为他年龄大了以后有些也是不得以，把他塑造成一个神，我们觉得也是过分了，因为我们平时跟他一些聊天、说话，反正我们比较近地看待他没有什么感觉，饶公非常亲切，平易近人，我们把他看为一个慈善的父辈。
现在饶公老是在提倡的六个字，求真、求是、求正，我觉得就是要这样子，不要无原则地把他说成无所不能，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饶公就是在一个仰仗天时地利人和的环境之下，他有他自己自身的积累，他的一些底蕴，然后在这种非常适合他的条件之下一步一步地成就上来。
（文章来源：腾讯-大师栏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