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同人的来往书信是我们研究《新青年》从一个同人刊物转变为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罗斯革命的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这一历史过程的最重要的文献材料。迄今有关这一过程的文献材料已先后公布三批：
第一批为1954年2月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内收《关于〈新青年〉问题的几封信》一文。这篇文章共收入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等人的六封信。这些信注明原件保存在北京大学。这组材料成为1979年以前人们讨论《新青年》转折时期各位同人态度的主要依据。
第二批为1979年5月北京中华书局“内部出版”的《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内又增收了七封与《新青年》转折时期相关的信：一、陈独秀致李大钊、胡适、张申府、钱玄同、顾孟余、陶孟和、陈大齐、沈尹默、张慰慈、王星拱、朱希祖、周作人（1920年4月26日）。二、陈独秀致胡适（残，1920年8月）。三、陈独秀致胡适（1920年9月）。四、陈独秀致李大钊、钱玄同、胡适、陶孟和、高一涵、张慰慈、鲁迅、周作人、王星拱（1920年12月上旬）。五、陶孟和致胡适（1920年12月14日）。六、胡适致陈独秀（稿，未署时间，估约1920年12月底1921年初）。七、钱玄同致胡适（残，1921年1月29日）。这七封信中，除第六封信“胡适致陈独秀”系留稿或抄稿外，其他六封的收信人均为胡适或胡适等。这些信来源于保存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胡适档案”。在“胡适档案”中还保有陈望道致胡适（1921年1月15日）一信，当时没有公布，后来收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5册（黄山书社1994年出版）。
第三批是鲁迅博物馆于1979年为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在《历史研究》（1979年第3期）、《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3期）两刊发表了一批与《新青年》有关的信件。1980年鲁迅博物馆为纪念“左联”成立五十周年纪念，再次公布其收藏的一批书信（内含此前在《历史研究》、《复旦学报》两刊公布的信）。此外，在《钱玄同文集》第六卷《书信》里还收有一封李大钊致钱玄同信（1921年1月） [1]。
2002年4月6日我前往华盛顿参加美国一年一度的亚洲学年会时，顺途访问了居住在华盛顿的胡适长子胡祖望先生一家。访谈之余，胡先生出示了一包他保留的未刊书信，外面有一张旧报纸包裹，报上有胡适用红毛笔题写的“李守常、徐志摩、陈独秀、梁任公遗札”字样。内中除了梁启超、徐志摩致胡适信外，其他信大多与本文主题密切相关，可以说弥足珍贵。这些信何时由胡适交其长子保管，并带往美国，我们暂不得而知。现在我们将这批书信整理出来，公布于世，以飨学界同人。通过新发现的这批书信与前此已公布的的书信相互印证，我们对《新青年》同人在转折时期的思想分歧以及胡、陈之间的交谊可有更为充分的了解。
在整理这批书信时，曾蒙耿云志、沈寂、杨天石、陈漱渝诸位先生帮助辨认，在此一并致谢。
一、陈独秀致胡适、李大钊（1920年5月7日）
适之、守常二兄：
日前因《新青年》事有一公信寄京[2]，现在还没有接到回信，不知大家意见如何？
现在因为《新青年》六号定价及登告白的事，一日之间我和群益两次冲突。这种商人既想发横财，又怕风波，实在难与共事，《新青年》或停刊，或独立改归京办，或在沪由我设法接办（我打算招股办一书局），兄等意见如何，请速速赐知。
罗素全集事，望告申甫、志希二兄仍接续进行，西南大学编译处印不成，我也必须设法自行出版。
守常兄前和陈博生君所拟的社会问题丛书，不知道曾在进行中否？
我因为以上种种原因，非自己发起一个书局不可，章程我已拟好付印，印好即寄上，请兄等协力助其成。免得我们读书人日后受资本家的压制。此书局成立时，拟请洛声兄南来任发行部经理，不知他的意见如何？请适之兄问他一声。
弟仲白五月七日
回信皆直寄弟寓，不可再由群益或亚东转交。又白。
二、陈独秀致胡适（1920年5月11日）
适之兄：
群益对于《新青年》的态度，我们自己不能办，他便冷淡倨傲令人难堪；我们认真自己要办，他又不肯放手，究竟应如何处置，请速速告我以方针。
附上《正报》骂你的文章，看了只有发笑；上海学生会受这种人的唆使，干毫无意识的事，牺牲了数百万学生宝贵时间，实在可惜之至。倘数处教会学校果然因此停办，那更是可惜了。你可邀同教职员请蔡先生主持北大单独开课，不上课的学生大可请他走路！因为这种无意识的学生，留校也没有好结果。政府的强权我们固然应当反抗，社会群众的无意识举动，我们也应当反抗。
弟仲白五月十一日
三、陈独秀致胡适（1920年5月19日）
适之兄：
快信收到已复。十四日的信也收到了。条复如左：
（1）“新青年社”简直是一个报社的名字，不便招股。
（2）《新青年》越短期越没有办法。准是八卷一号也非有发行所不可，垫付印刷纸张费，也非有八百元不可，试问此款从那里来？
（3）著作者只能出稿子，不招股集资本，印刷费从何处来？著作者协济办法，只好将稿费算入股本；此事我誓必一意孤行，成败听之。
（4）若招不着股本，最大的失败，不过我花费了印章程的九角小洋。其初若不招点股本开创起来，全靠我们穷书生协力，恐怕是望梅止渴。
我对于群益不满意不是一天了。最近是因为六号报定价，他主张至少非六角不可，经我争持，才定了五角；同时因为怕风潮又要撤销广告，我自然大发穷气。冲突后他便表示不能接办的态度，我如何能去将就他，那是万万做不到的。群益欺负我们的事，十张纸也写不尽。
弟仲白五月十九日
四、陈独秀致胡适（1920年5月25日）
适之兄：
群益不许我们将《新青年》给别人出版，势非独立不可。我打算兴文社即成立，也和《新青年》社分立；惟发行所合租一处（初一二号，只好不租发行所，就在弟寓发行），较为节省。如此八卷一号的稿子，请吾兄通知同人从速寄下，以便付印。此时打算少印一点（若印五千，只需四百余元，不知北京方面能筹得否？倘不足此数，能有一半，我在此再设法），好在有纸版，随时可以重印。
吾兄及孟和兄虽都有一篇文章在此，但都是演说稿，能再专做一篇否？因为初独立自办，材料只当加好，万不可减坏。
（1）孟和兄的夫人续译的《新闻记者》。
（2）守常兄做的李卜克奈西传与“五一”节。
（3）申甫兄译的罗素心理学。
（4）启明兄弟的小说。
以上四种，请你分别催来。
弟独秀白五月廿五日
五、陈独秀致高一涵（1920年7月2日）
一涵兄：
你回国时及北京来信都收到了。
《互助论》听说李石曾先生已译成，就快出版。如此便不必重复译了，你可以就近托人问他一声。
西南大学早已宣告死刑了。
你想做的《社会主义史》很好，我以为名称可用《社会主义学说史》，似乎才可以和《社会主义运动史》分别开来。听说李季君译了一本Kirkup的《社会主义史》，似乎和你想做的有点重复。
《新青年》八卷一号，到下月一号非出版不可，请告适之、洛声二兄，速将存款及文稿寄来。
兴文社已收到的股款只有一千元，招股的事，请你特别出点力才好。
适之兄曾极力反对招外股，而今《新青年》编辑同人无一文寄来，可见我招股的办法，未曾想错。文稿除孟和夫人一篇外，都不曾寄来。长久如此，《新青年》便要无形取消了，奈何！
弟独秀白七月二日
六、陈独秀致胡适（1920年9月5日）
适之兄：
《新青年》已寄编辑诸君百本到守常兄处转交（他那里使用人多些，便于分送），除我开单赠送的七十本外，尚余卅本，兄可与守常兄商量处置。
皖教厅事，非你和叔永不会得全体赞成，即陶知行也有许多人反对，何况王伯秋。
弟独秀九月五日
七、陈独秀致胡适、高一涵（1920年12月21日）
一涵、适之兄：
十七日由上海动身，昨日到广州，今天休息一天，一切朋友，都尚未见面。
此间倘能办事，需人才极多，请二兄早为留意，一涵兄能南来否？弟颇希望孟和兄能来此办师范，孟余兄能来此办工科大学，请适之与顾、陶二君一商。师范必附属小学及幼稚园，我十分盼望杜威先生能派一人来实验他的新教育法，此事也请适之兄商之杜威先生。
弟独秀十二月廿一日
八、陈独秀致胡适等（1921年1月9日）
适之、一涵、慰慈、守常、孟和、豫才、启明、抚五、玄同诸君：
适之先生来信所说关于《新青年》办法，兹答复如下：
第三条办法，孟和先生言之甚易，此次《新青年》续出，弟为之太难；且官厅禁寄，吾辈仍有他法寄出与之奋斗（销数并不减少），自己停刊，不知孟和先生主张如此办法的理由何在？阅适之先生的信，北京同人主张停刊的并没有多少人，此层可不成问题。
第二条办法，弟虽在沪，却不是死了，弟在世一日，绝对不赞成第二条办法，因为我们不是无政府党人，便没有理由宣言可以不谈政治。
第一条办法，诸君尽可为之，此事于《新青年》无关，更不必商之于弟。若以为别办一杂志便无力再为《新青年》做文章，此层亦请诸君自决。弟甚希望诸君中仍有几位能继续为《新青年》做点文章，因为反对弟个人，便牵连到《新青年》杂志，似乎不大好。
弟独秀白一月九日
再启者前拟用同人名义发起《新青年》社，此时官厅对《新青年》颇嫉恶，诸君都在北京，似不便出名，此层如何办法，乞示知。又白
九、李大钊致胡适
适之：
我对于《新青年》事，总不赞成分裂，商议好了出两种亦可，同出一种亦可。若是分裂而抢一个名称，若是与《新青年》有关的人都争起来，岂不同时出十几个《新青年》，岂不是一场大笑话！
我觉得你和仲甫都不是一定要抢《新青年》这个名称，还是主义及主张有点不同的缘故。如果主张相同，在那里办，那一个人办，成不了什么问题。但是我觉得你们两人都有点固执，仲甫一定要拿去广东，你一定要拿来北京，都觉得太拘了一点。总之，我的意思不拘《新青年》在那里办，或是停办，总该和和气气商量才是，而且兄和仲甫的朋友交情岂可因此而大伤，《新青年》如演起南北对峙的剧来，岂不是要惹起旁人的笑死，此点愿兄细想一想，我不是说仲甫应该主张在粤办，你不应该主张在京办，不过仲甫的性情我们都该谅解他的——他的性情很固执——总之我很愿意你等他的回信再决定办法。如果你们还是各立于两极端，我想我们只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就是大家公决劝你们二位（恐怕劝也无效）都牺牲了《新青年》三个字吧！停办了吧！一个办法就是听你们两位一南一北分立《新青年》，我们都不好加入那一方，这种结果都是宣告了《新青年》破产，我个人的主张虽与仲甫的主张相近，但我决不赞成你们这样争《新青年》，因为《新青年》如果是你的或是他的，我们都可以不管，如果大家都与他有点关系，我们也不应该坐视你们伤了感情，我想先把你给我的信交给玄同、豫才、起明、一涵、慰慈、孟和、抚五诸兄看过，看我们还有调停的方法没有。
守常
十、陶孟和致胡适
适之：
示悉。
那第三个办法，照你所说的做去，我也很赞成。
《诗经》底《双声叠韵谱》，邓廷桢曾经做过一部，好像王筠也做过，我记不太真切了。你何妨问问颉刚？
仲甫本是一个卤莽的人，他所说那什么研究系底话，我以为可以不必介意。我很希望你们两人别为了这误会而伤了几年来朋友的感情。你以为然否？[3]
再：广东、上海本来是一班浮浪浅薄的滑头底世界。国民党和研究系，都是“一丘之貉”。我想，仲父本是老同盟会出身，自然容易和国民党人接近，一和他们接近，则冤枉别人为研究系的论调，就不知不觉地出口了。
十一、钱玄同致胡适（1921年2月1日）
适之兄：
昨晚我接到你请人吃茶的帖子，我今天因为儿子患白喉未愈，亟须延医买药，下午四时恐不能来。
《新青年》事，我的意见已详签注来函之末尾，又前星期六别有一信致足下。即使下午能来，意见亦是如此。至于决议之结果，我自然服从多数。（若“移京”和“别组”两说，各占半数之时，则我仍站在“别组”一方面。）
还有要声明者：我对于《新青年》，两年以来未撰一文。我去年对罗志希说，“假如我这个人还有一线之希望，亦非在五年之后不发言。”这就是我对于《新青年》不做文章的意见。所以此次之事，无论别组或移京，总而言之，我总不做文章的。（无论陈独秀、陈望道、胡适之……办，我是一概不做文章的。绝非反对谁某，实在是自己觉得浅陋。）
玄同二月一日
十二、周作人致李大钊（1921年2月25日）
守常兄：
来信敬悉。《新青年》我看只有任其分裂，仲甫移到广东去办，适之另发起乙种杂志，此外实在没有法子了。仲甫如仍拟略加改革，加重文艺哲学，我以力之所及，自然仍当寄稿。适之的杂志，我也很是赞成，但可以不必用《新青年》之名。《新青年》的分裂虽然已是不可掩的事实，但如发表出去（即正式的分成广东、北京两个《新青年》），未免为旧派所笑。请便中转告适之。
弟作人1921年2月25日[4]
十三、周作人致李大钊（1921年2月27日）
守常兄：
来信敬悉。关于《新青年》的事，我赞成所说第二种办法，寄稿一事，我当以力量所及，两边同样的帮忙。我本赞成适之另办一种注重哲学文学的杂志，但名称大可不必用《新青年》，因为：
（1）如说因内容不同，所以分为京粤两个，但著作的人如仍是大多数相同，内容便未必十分不同，别人看了当然觉得这分办没有□□必要。（如仲甫将来专用《新青年》去做宣传机关，那时我们的文章他也用不着了；但他现在仍要北京同人帮他，那其内容仍然还不必限于宣传可做了。）
（2）仲甫说过《新青年》绝对为“洋大人”所不容，在京也未必见容于“华大人”，这实才是至理名言。我看“华大人”对于《新青年》的恶感，已经深极了。无论内容□□如何改变，他未必能辨别，见了这个名称当然不肯轻易放过，这并不是我神经过敏的话，前年的《每周评论》便是一个实例。
所以我希望适之能够改变意见，采用第二种办法。但北京同人如多数主张用《新青年》的名称，我也不反对。以上所说，只是个人的意见，以备发挥而已。豫才没有什么别的意见。
弟作人1921·2·27[5]
十四、陈独秀致胡适（1925年2月5日）
适之兄：
久不通信了，听孟翁说你问我果已北上否，我现在回答你，我如果到京，无论怎样秘密，焉有不去看适之的道理，我近来本想以内乱犯的资格到北京去见章总长，但因琐事羁身，不能作此游戏。现在有出席善后会议资格的人，消极鸣高，自然比同流合污者稍胜，然终以加入奋斗为上乘（弟曾反孑民先生不合作主义以此）。因此，兄毅然出席善后会议去尝试一下，社会上颇有人反对，弟却以兄出席为然。但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兄在此会议席上，必须卓然自立，不至失去中国近代大著作家胡适的身份才好
近闻你和政府党合办一日报，如果是事实，却不大妥。在理论上现政府和国家人民的利益如何，在事实上现政府将来的运命如何，吾兄都应细心考虑一下，慎勿为一二急于攫取眼前的权与利者所鼓惑所利用；极彼辈之所为尚可攫得眼下的权与利，兄将何所得？彼辈固安心为杨度、孙毓筠，兄不必为刘申叔！
弟明知吾兄未必肯纳此逆耳之言，然以朋友之谊应该说出才安心。行严为生计所迫，不得不跳入火坑，吾兄大不必如此。弟前以逆耳之言触孙毓筠之怒，此时或又要触兄之怒，然弟不愿计及此也。此祝
著安！
弟仲孚白二月五日[6]
十五、陈独秀致胡适（1925年2月23日）
适之兄：
顷读你十日夜回信，十分喜慰。前函措词冒昧，特此谢罪。惟此次来函说“一时的不愉快”，此语虽然不能完全做逆耳解，或不免有点逆耳的嫌疑罢，一笑。我并不反对你参加善后会议，也不疑心你有什么私利私图，所以这些话都不必说及，惟有两层意思，还要向你再说一下。（一）你在会议中总要有几次为国家为人民说话，无论可能与否，终要尝试一下，才能够表示你参加会议的确和别人不同，只准备“看出会议式的解决何以失败的内幕来”，还太不够。（二）接近政府党一层，我们并不是说你有“知而为之”的危险，是恐怕你有“为而不知”的危险，林、汤及行严都是了不得的人物，我辈书生，那是他们的对手！你和他们三位先生合办一日报之说，是孟邹兄看了《申报》通信告诉我的，既无此事，我们真喜不可言。又《申报》《新闻报》北京通信都说你和汤、林为段做留声机器，分析善后会议派别中且把你列在准安福系，我们固然不能相信这是事实，然而适之兄！你的老朋友见了此等新闻，怎不难受！
我说了这一大篇，然而有何方法解决这问题呢？我以为只有继续办《努力周报》，以公布你的政治态度，以解释外面的怀疑。
《努力》续出，当然也不能尽情发挥，但在可能的范围内说几句必需要说的话，现在在你的环境还可以做得到，似不可放过此机会，因为此机会势不能长久存在也。
匆匆，不尽所欲言。
弟仲甫上二月廿三日
注释：
[1]收入刘思源编：《钱玄同文集》第6卷《书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页。此套文集编者为鲁迅博物馆工作人员。
[2]整理者注：指1920年4月26日陈独秀致李大钊、胡适等十二人信，此信收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
[3]整理者按：此处可能为陶孟和（履恭）的签名。从此信的内容和笔迹看，作者可能是陶孟和或钱玄同，我们倾向于是陶孟和。此信约作于1920年12月下旬或1921年1月。
[4]整理者按：此日期署在信的抬头。
[5]整理者按：此日期署在信的抬头。
[6]整理者按：从此信及下一封信内容涉及善后会议看，两信均作于1925年。
欧阳哲生，男，湖南省耒阳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文章来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6卷第4期2009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