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主持人孙康宜教授、各位先生、各位同学：
我很高兴能有今天这样一个机会，就自己多年所从事的研究工作与大家交换学习心得，今天的讨论说不上是演讲，只能说是叙谈。我主要谈四个问题：
一、胡适研究正成为一门显学
在大陆学术界，胡适是近年来备受人们关注的现代历史人物之一，这从以下三个方面可以看得出来：一是以胡适为主题的研究成果大量出现。据统计，近二十年来大陆出版的胡适传记类著作10部，年谱2部，研究专著10余部，研究论文数百篇，美国出版的两本有关胡适的英文著作，格里德的《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和周明之的《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也已有了中译本。目前国内已有两种以胡适为专题研究对象的刊物：《胡适研究丛刊》（先后由北大、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胡适研究集刊》（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二是胡适本人的作品、学术著作大量出版，多达几十种。有按专题分类的文集，如《胡适学术文集》（中华书局）、《胡适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文集》、《胡适红楼梦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胡适说禅》（中国青年出版社）、《胡适诗话》（四川文艺出版社）等；有按作品体裁分类的文集，如《胡适来往书信选》、《胡适的日记》（中华书局）、《胡适诗存》（人民文学出版社）、《胡适演讲集》、《胡适散文》（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胡适书评序跋文集》（岳麓书社）、《胡适文化学术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胡适书信集》（北大出版社）等；有按胡适生前出版的原貌影印或重印的，如《尝试集》（中国书店）、《中国哲学史大纲》（商务印书馆）、《白话文学史》（岳麓书社）等，上海书店出版的“民国丛书”也收入了《胡适文存》、《四十自述》等多种胡适著述。有的则是新编普及性的胡适作品集子。近年出版的一些有关中国近现代人物的丛书，大多保留了胡适的位置。到目前为此，《胡适文集》（北大版、人民文学版）、《胡适精品集》（光明日报版）、《胡适精品系列选》（安徽教育版）等大型胡适作品集亦先后相继推出。三是多次举办有关胡适的学术会议。1991年在安徽绩溪召开了第一次胡适学术研讨会，1992年在北京召开了“胡适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座谈会，1993年在青岛召开了胡适思想研讨会，1995年在上海召开了胡适与中国新文化运动研讨会，去年12月在北京为纪念胡适诞辰一百一十周年还举行了座谈会。
与胡适有关的书籍越来越多，参与胡适研究队伍的人数也越来越多。更令人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学者投入到这项研究中来，或者说表现出对胡适研究的浓厚兴趣，我是最早以胡适为题材撰写博士论文的，我的博士论文题目是“胡适思想研究”，这几年经我手评阅的以胡适为题材的博士、硕士毕业论文就有好几篇了。
与大陆的情形相一致，海外在胡适研究方面也有一定的进展。1990年前后，围绕胡适诞辰一百周年，台湾、香港和美国等地都举办了纪念性的学术研讨会和其它类型的纪念活动。美国成立了国际胡适研究会，出版了胡适研究会丛书。
可以说，在中国现代人物研究中，胡适研究已形成一定规模。并呈现出多边参与的国际化特点，多学科参与的综合化特点。有人说，胡适是现在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人物之一。有人认为，胡适研究是一门新的显学。我个人并不想高估。不过，相对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对待胡适的否定态度而言，今天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这种发展还在持续。
胡适研究之所以能获得今天这样的进展，其中的原因或者说动力主要有四点：
一、大陆的社会政治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改革、开放的政策解除了过去对胡适的禁忌，这使得胡适研究有了重新起动和开展的可能。
二、胡适本身的历史地位和具有的文化魅力，也是吸引学者们投身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胡适作为一个历史主题之所以能引起人们的持续注意力，与他本身所蕴含的文化魅力有关，我们几乎可以在胡适身上找到与时代有关的许多思想主题，如自由，民主，现代性，传统与现代，东西方的文化关系，治学方法等，甚至包括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如大家关心的国际政治中的中美关系，学术史上的“红学”、敦煌学等，我们都能借助于胡适作为一个话题来讨论，都能看到胡适的身影。我并不是说胡适已为我们探讨这些问题提供了现成的完整答案，而是他展现了这些主题，参与的这些课题，他提供了对我们来说仍具参考价值的解答。在现代中国，我敢说，我们很难再找到第二位象胡适这样的文化巨人更贴近于我们的时代，我曾经在《胡适的文化世界》那篇文章中说，如果要列举一位最能代表五四以来中国文化趋向的历史人物，我认定胡适是最具挑战意义的人选。这段话在发表时被编辑改为“人选之一”，他们觉得应该还有鲁迅、郭沫若，“之一”的语气就淡化多了。这可能是我的偏好，但我今天还是愿意这么说。英国人有一句俗语，说不尽的莎士比亚。我想也套用这句话说：说不尽的胡适之。
三、有关胡适档案材料和资料的公布，也是促使这项研究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这里主要有四个材料源：一是大陆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它的地点是东厂胡同一号，它曾是明代特务机构“东厂”的所在地，民国大总统黎元洪的寓所，胡适任北大校长时也住在这里。1948年12月胡适离开北平时，将自己的物品，包括书籍、手稿、私人档案都存放在这里。二是北京大学，北大是胡适多年工作过的地方，学校档案馆、图书馆也保存了部分胡适的书籍、手稿本、信件和照片，胡适在遗嘱中所说的“一百零二箱书籍”大部分仍存放在北大图书馆。去年在清理这些书籍中，居然还发现了胡适最早的日记本——他在上海澄衷学堂读书时的日记。三是台北的胡适纪念馆，这里也收藏了不少胡适晚年的手稿、书信和档案材料，并整理出版了一些材料，如《胡适手稿》（十册）、《谈学论诗二十年——胡适与杨联升来往书信》等。四是美国，胡适在美国学习、工作、生活了近二十五年，在他曾经学习、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如康乃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也保留了一些材料，见诸于各种报章杂志的胡适英文作品、讲演或有关胡适的报道也不少。袁同礼先生、周质平教授在搜集胡适英文著述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四、对胡适大批判的反弹。按照物理学原理，凡事压力愈大，其反弹力也愈大。今天的胡适研究不能不说也具有拨乱反正性质，季羡林先生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为胡适说几句话”，他给尚待出版的《胡适全集》所作序的标题也是“还胡适以本来面目”，从这两个标题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位老知识分子的情绪了，这就是对当年的“胡适大批判”的极为不满。
当然，胡适研究也不是没有问题，我个甚至认为，它还尚不成熟。一个历史人物研究的成熟有三个条件：一套全集、一部资料完备的年谱和一部或数部公认的权威传记。而这三点在胡适研究中都不尽人意。
世界上号称“全集”的没有一部是全集，但如能有一部接近“全集”的标准版全集出版则可以为人们了解胡适或研究胡适提供一个基本的条件。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在海峡两岸都还没有出版一套《胡适全集》，据我估计，胡适留下的文字多达两千多万字，他可能是上个世纪中国写作量最大的大师级人物了。可以想象，编辑出版《胡适全集》将是一项繁重而艰巨的工作。
目前有三部胡适年谱：胡颂平先生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篇初稿》利用其为胡适作中研院院长秘书的便利条件，对胡适最后四年的工作、生活记述甚详。耿云志先生的《胡适年谱》采用了许多胡适私人档案的材料，尤其是当时未刊的来往书信。曹伯言、季维龙先生合著的《胡适年谱》搜集了许多报刊材料，包括一些对胡适的追踪报道。三部年谱可以说各有所长，但也共有所短。这就是对胡适在美国这一部分都语焉不详，留下了很多空白点；对北大的档案材料基本上未加利用，胡适在北大这一段似显得薄弱。由此也不难看出，撰写年谱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至于有关胡适的传记作品已有十多种，但由于前两项基础性的工作没有很好地完成，现有的各种版本《胡适传》在材料剪裁和写作结构上都显示出这样那样的不足，我们期待有更好的胡适传记作品出现。
二、胡适大批判的来龙去脉
在胡适研究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前奏曲，这就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的“胡适大批判”，在胡适研究中这也是一个令人深思的话题。
胡适是1948年12月15日离开北平南下，1946年4月6日从上海乘海轮去美国。胡适离开大陆后，1949年5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封时任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给胡适之的一封公开信》。1950年9月22日，香港左派报纸《大公报》发表了胡思杜的《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这篇文章是胡思杜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学院毕业时的“思想总结”的第二部分。这是现能查到的胡适离开大陆后最早批胡的两篇文字。耐人寻味的是，这两篇文章，一篇出自胡适的老朋友，一篇出自胡适的小儿子。
实际上，在1949年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的社论中，已将胡适、傅斯年、钱穆定性为“反动文人学者”的代表了。有一种说法，胡适被中国列入了“战犯”名单，但我们迄今并没找到直接的文件根据。
第一次批胡运动从1951年11月至1952年1月，是以“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改造运动”的形式出现的。稍后又有“北京文艺界整风学习运动”。这场运动规模不大，只是局限在京津高等院校，涉及的人员主要也是一些高级知识分子。
大规模的批胡运动，或者说第二次批胡运动，是在1954年11月开始的。导火线则是9、10月间的“《红楼梦》事件”。这次批胡运动是以郭沫若、周扬两人来挂帅的，但真正的授意应该说是毛泽东。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我们能找到毛泽东《关于〈红楼梦〉问题研究的一封信》，这封信当年是作为《人民日报》的“编者按”出现于报端的，现在我们知道这是毛泽东的手笔，它实际上打响了批胡的信号弹。这次运动几乎动员了整个知识界，包括胡适的许多朋友、同事、学生也卷入其中。时间持续到1955年8月，前后长达10个月。作为这次运动的一个总结性成果是三联书店出版的洋洋三百万字——《胡适思想批判》（8辑）。实际上，当时批胡的文字远远不只这些，大家都知道，三联书店是中国著名的出版机构，也是层次比较高的出版社，能在这里发表文字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实当时散落在各种学报、刊物、报纸上的批胡文字还有不少。很多青年学生在课堂内外以作业的形式，撰写的批胡文字，其数量就更无法统计了，当然他们的文字也没有资格变成铅字了。1959年为纪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又从上面8册《胡适思想批判》选了一批文章编成一个精华本，这大概算是这场运动的尾声了。
据三联书店的一位老编辑告诉我，当年那八大本的《胡适思想批判》是作为应急的任务临时编出来的，因为时间急，任务紧，只好将这八册的编辑任务分给全社的编辑分头去做，所以没有一个编辑从头至尾看过这八册书稿。他估想，全世界只有一个人看过这八本书，这个人就是胡适本人。从现在出版的胡适日记，我们可以看到内中有不少当时胡适收集的剪报和阅后的批语。不过，最近我去芝加哥大学访问时，得悉这里还保存着一本当年研究这场运动的英文博士论文，作者则是当时在芝加哥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的连战先生。
经过这场运动，胡适变成一个头戴多顶帽子、臭名昭著的“反动人物”。胡适的个人学术名誉、学术地位可以说是一落千丈 。接着又是揪出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以后人们真正是谈胡色变，以至对胡姓产生恶感。文革中，有一些革命样板戏或革命题材的影片，剧中的反面人物都是以胡姓出现的，如《沙家滨》中的胡传魁，《闪闪的红星》中的胡汉三。
在建国初期，为什么要动这么大的干戈去批判胡适？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对此有各种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这是意识形态的问题，胡适的思想与新建立的意识形态当然是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根据“破旧立新”这一逻辑，消除胡适的思想影响是理所当然的事。有人则强调当时的外交背景，当时中国大陆的对外政策是“一边倒”——倒向苏联，很多知识分子对此不能理解，甚至有抵触情绪。著名的翻译家傅雷先生四十年代后期曾在《观察》杂志上发表过一篇题名为“驳亲美反苏”的文章，看文章的标题就可以知道他的思想倾向了。当时的中、高级知识分子中大都在英美留学过，或接受了自由主义的思想影响，要将他们的观念从亲英美或者主张中立的立场转变到亲苏这一边来的确需要做很多工作，“胡适大批判”只是提供一个“杀一儆百”的样板。有人以为主要是与毛泽东的个人心态有关，五四时期毛泽东曾在北大图书馆作过助理管理员，这是毛泽东早期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因为这一经历，毛泽东与陈独秀、李大钊熟识，并在他们的影响下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也是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结织了胡适、傅期年，与他们有过密切接触，并受到胡、傅的赞扬。但不能讳言的是，毛那时在北大的地位低微，待遇颇低，每个月的收入只有八、九个银元，加上一些北大师生与他接触时态度偏傲，这无疑使自尊心极强的毛泽东产生一种挫折感，这种情绪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他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多少有些流露，他后来对高级知识分子的心态与这一历史阴影多少有些关系。解放后，北大校庆活动邀请毛泽东，不管是逢五的“小庆”，还是逢十的“大庆”，他老人家都未再赏脸踏入北大校园。
在“胡适大批判”之后，毛泽东在一些场合也提及过胡适。如他在参观北京图书馆时，当他站在一架胡适留下的书籍面前，他对北图的工作人员表示，如果胡适回来，还会请他担任北图的馆长。在怀仁堂的一次讲话中，毛泽东甚至表示，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是有功劳的，我们对他现在要批，五十年后再给他平反。胡适的老朋友陈源与胡适在美国会面时，也委婉地向胡适表示，批胡是批判他的思想，而不是针对他个人，如果他回大陆，仍是受欢迎的。我想这绝不是陈本人的意思，而是来自最高领导者的表态，这些信息也可能反映出大陆正在变化的外交政策，即与中苏关系破裂这一背景有着微妙的关系。当然，对于陈源的递话，胡适在日记中的回应是有意思的：“除了思想，什么是‘我’”。
现在看来，胡适大批判实际上是五六十年代一系列批判运动的一个环节，这些运动的目的是为了清除知识分子思想中所谓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后来加上修正主义）的影响，也就是要达到杨绛所说的“洗澡”这个目的，这一系列批判运动在文革中达到了高峰。在“胡适大批判”运动中所铸造的种种批判模式，为后来的大批判运动提供了一种技术上的样板，这种技术最后在文革时期发挥得炉火纯青。这些批判运动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它不仅是“搞臭”了一个人，而是在文化上搞垮了一代人，甚至几代人。
三、胡适与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
研究自由主义，近几年在大陆学术界成为一种风气。不过，如就讨论胡适与自由主义的关系，并对其作出正面评价，我可以说是始作俑者。早在1990年夏天，我就撰写了一篇题为《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之现代意义阐释》的文章。1993年我的博士论文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主题也是研究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1995年我又发表了《自由主义与五四传统——胡适对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一文，疏理了与革命话语不同的自由主义的话语及其特点。后来有一个前辈同行，对我说你那篇文章好就好在一个“累”字，它最恰当地表现了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境遇。
胡适是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代表性人物，这是各方面公认的事实。 他因此受到其他思想流派或党派的攻击，也因此他被奉为自由主义的导师或旗手。大家都知道，现代中国有两位文化大师：鲁迅与胡适。在大陆，对鲁迅的评价一直很高，毛泽东对鲁迅有一段评语：“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他的骨头是最硬的，他也是最正确的、最勇敢的、最坚决的、最忠实的、最热情的。”这段话长久地被奉为经典，久而久之，人们对鲁迅产生一种崇拜感、敬畏感、神圣感，对很多历史人物的评价都以鲁迅的标准为是非。在这种状态下，胡适受到了贬斥或否定。这几年对自由主义的研究成为一种时髦，现在人们从自由主义的角度来讨论这两个人物，胡适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自由主义者，这是毫无疑问的，而鲁迅是否可冠之于自由主义就成为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了。我记得周策纵先生在给张作栋的《胡适五论》一书作序时，曾经提到当年胡适亲口对他说：“鲁迅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在胡适晚年所作的《中国的文艺复兴》那篇演讲中，胡适提到鲁迅的地方，我们也不难找到这样的佐证。鲁迅富有个性，热爱自由，但热爱自由者能不能与自由主义划等号，这又是另一回事。有人检索了电子版的《鲁迅全集》，发现鲁迅的著作中几乎从不正面讨论“民主”，鲁迅根本就不重视这个概念。李慎之先生最近撰文指出，鲁迅到日本求学，这是一个毫无民主空气，现代化也远不如美国典型的军国主义国家，就其对民主思想的理解，对现代化的理解，鲁迅绝不可与胡适同日而语。从这一看法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有另一种倾向，就是以胡适作为标准来讨论鲁迅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是不是有必要这么做，或者说我们要非此即彼，最近有各种议论。我个人以为胡适、鲁迅各有其不同的思想价值。
现代中国主要有三个思想流派：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想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中国最早宣传自由意识的思想家，首推严复。他的维新思想中一个最重要的看法就是他主张“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他认为中西方之间的根本区别和中国现代化改革不能成功，在于“自由与不自由之异”。 严复翻译了穆勒的《论自由》（On Liberty）这部书，这可以说是近代中国第一部介绍西方有关自由观念的译著，为了避免人们对自由产生不必要的误解，严复特意将书名译成《群己权界论》 。严复思想中另一个重要主张就是渐进——循序渐进。1905年春，严复与孙中山在伦敦相会，严复认为中国改革的当务之急应从教育入手。中山先生回答他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执行家也。”
严复思想中的这两大内容：一是自由，一是渐进。可以说是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雏形。后来的新文化运动健将，如陈独秀、胡适、鲁迅，在谈到自己的早年思想经历，都无不承认严复的思想对他们的启蒙作用。
蔡元培是中国教育现代化的主要推动者，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保护人。在近代中国，他是少有的几个受到国共两党，包括今天海峡两岸都推崇的人物。他的教育改革来自于他的自由主义教育哲学。蔡元培先生有两大事功，一是整顿北大，一是建立中研院，这两者为中国教育、科学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蔡先生整顿北大的办法之一就是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教育独立”的办学方针。在这种办学思想指导之下，蔡元培为北大建立了一个超越于现实黑暗政治和复杂社会环境的新天地，一个相对纯净、独立的学术天地和思想摇篮。蔡元培本人也因此成为“兼容并蓄”，“百家争鸣”，“学术自由”的象征。
蔡元培之后，胡适就是理所当然的自由主义精神领袖。蔡先生逝世时，许多人都盼望胡适能回国接替中研院院长的空缺，一向少言寡语的陈寅恪甚至公开表示去重庆参加中研院评议会，就是为了投胡适一票。这说明当时胡适在人们心目中的份量，他已经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重心所在。
胡适是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一生坚持不变，甚至愈老弥坚，所坚持的就是自由主义。五四时期，他就极力提倡个人主义，或称健全的个人主义精神。他认为“自由独立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胡适向人们推荐易卜生的一个剧本《国民公敌》，剧中的主人公是斯铎曼先生，他因揭露本地的黑幕，而被全社会的人视为“国民公敌”，但他仍大胆的宣言“世上最强有力的就是那最孤立的人！”胡适常喜用一句充满个性力量的话来勉励他的朋友：“狮子与虎永远是独来独往，只有狐狸与狗才成群结队”。
在思想方法方面，胡适是一个实验主义者。他提倡怀疑，反对盲从。在“五四”时期，他主张以“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态度对待一切历史问题和文化遗产。面对五光十色的各种主义和思潮，他提醒人们：“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不是天经地义的信条”。“要教人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分证据而后信”。对于经自己认定的真理，胡适强调独立精神和责任伦理，“说逆耳之言，说群众不爱听的话，说负责任的话，那才需要道德上的勇气。”胡适特别反对把思想宗教化、教条化，他说“思想不可变成宗教，变成了宗教，就不会虚而能受了，就不思想了。我宁可保持我无力的思想，决不换取任何有力而不思想的宗教”。
胡适运用自由主义这一思想武器，在二十年代后期曾就人权问题与当政的国民党展开过公开论战。三十年代前期，面临日本帝国主义咄咄逼人的威胁，他与一帮朋友们曾在《独立评论》上就民主与独裁的问题展开论争，他力主通过民主的途径集中全国的国力和民族的智慧，而他的朋友丁文江、蒋廷黻则认为专制与独裁对统合全国的力量更为有效。
胡适自由主义思想的系统发挥是在四十年代以后，而他谈论最多且比较详尽的是他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1941年胡适在美国发表了《民主与极权的冲突》英文演讲，提出民主与极权的两大本质区别：渐进的与革命的，以个人为本位的与以整体为本位的。1948年9月他又发表了题为《自由主义》的文章，他最感慨的是在近代历史上，东方国家因为没有抓住政治自由的重要性，所以始终没有走上建设民主政治的路子。他例举了各种近代民主制度均与东方人无缘 ，代议制是英国人的发明，成文而可以修改的宪法，是英美人的创制，无记名投票是澳洲人的发明。为了建设真正的民主政治，胡适特别指明自由主义的四重意义：一是自由，二是民主，三是容忍，四是和平渐进的改革。苏联的社会主义试验曾经吸引了许多知识分子，胡适本人也曾去苏联考察过，胡适的一些朋友包括研究国际法的专家周硬生先生，对苏联这个样板都抱有热切的希望。胡适特意撰写了《我们必须坚持我们的方向》、《关于国际形势里的两个问题——致周硬生先生的一封信》两文来阐述自己对苏联的不同看法，对苏联的非民主的社会制度提出批评，他预测到“战后的苏联可能是一个很可怕的侵略势力”。胡适晚年感受到“容忍”空气在中国的缺乏，所以他特别又撰写了《容忍与自由》一文，他提出，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容忍比自由还要重要。前几年一位研究鲁迅的专家邀约我各编一本鲁迅和胡适与他们的论敌，他所取的正标题是“一个都不宽恕”，而我所用的标题则是胡适的这句话——“容忍比自由还要重要”。鲁迅与胡适的思想个性之差由这两个标题就一目了然了。
对于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林敏生先生曾经批评说，胡适的思想浅，不如梁漱溟、鲁迅深刻。而反驳的人则认为，胡适的思想是深入浅出的“浅”，不是浅薄的“浅”。但不管怎么说，胡适的思想构成了中国自由主义发展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承先启后的环节。他毕竟说出了前人包括同时代人许多没有说出的东西，或者不敢说的东西；胡适利用他在文化上的特殊地位和影响力，造就了一大批自由主义的追随者，并对他们的成长提供了重要条件；胡适以最迅捷的方式将美国的主流政治思想——自由主义，传达到中国来。这些都足以奠定他在中国自由主义史上的宗师地位。
四、胡适与美国
谈到中外关系史，十九世纪，中国与欧洲的英法俄三国关系最重要。二十世纪，中国与日本、苏俄、美国的关系最重要。二十一世纪，在座的谁都能感受到是中国与美国的关系至关重要。
研究胡适与美国的关系，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课题，我想也是在美国的华人感兴趣的一个话题。胡适在美国学习、生活、工作了近二十五年时间，几乎占了他成年以后的一半时间，所以要研究胡适就必须了解胡适的这一半。过去人们对于胡适在美的情形不甚了了，最近十年来，有关胡适在美国的材料相继抛出，包括胡适日记、来往书信以及他与韦莲司的恋情的曝光，这给我们研究这一课题提供了许多线索。当然要全面地探讨这一问题，我们还需许多背景材料和相关的辅助材料，这方面还需要做不少的工作。
这里，我们先对胡适七次在美国的经历作一扼要的回溯。
第一次：赴美留学（1910年9月——1917年6月）。先在绮色佳（Ithaca） 的康乃尔大学习农科，1912年初转入文学院。1915年9月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1917年6月14日离开绮城经加拿大温哥华乘船返国。历时六年零十月。关于胡适的留学情形和经历，《胡适留学日记》有较为详尽的纪录，胡适晚年所作的英文口述自传亦有近一半的篇幅述及这段历史。他留学的康乃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至今还保存了他的一些档案材料。
第二次：1927年月1月11日——4月12日赴美访问。此次胡适是应邀赴英国参加庚款咨询委员会的会议，于1926年7月17日离京赴欧，先取道苏联，8月上旬到达伦敦，在英、法停留五月，于这年12月31日离英乘船去美国，1927年1月11日到达美国纽约，在美国停留三月，经日本回国。这次美国之行，胡适补办了他的博士学位手续，在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旧金山、波特兰（Portland）等处作了多场演讲。关于他的演讲行程安排，现在保留的部分胡适日记和他给韦莲司的信作了交待。
第三次：1933年6月底——10月5日到美、加访问。6月18日胡适从上海乘船出发，中经日本，6月底到达美国。7月12——14日，胡适应芝加哥大学贺司克讲座（Haskell Lectures）邀请到该校演讲“中国文化之趋向”（Cultural Trends in China），演讲分六讲，后结集为《中国的文艺复兴》（The Chinese Renaissance），由芝加哥大学出版，这是胡适的第二本英文专著。随即贺克司基金会主办了为期四天的“世界六大宗教”学术演讲会，胡适就儒教作了三次演讲：一，儒教与现代科学思想。二，儒教与社会经济问题。三，儒教的使命。8月14——28日他又出席了在加拿大班福（Banff）举行的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五届常会。10月7日从加拿大温哥华与陈衡哲同行回国。此次访问在美、加停留三个多月。
第四次：1936年7月14日由上海启程赴美国，中途在日本停留，7月29日到达旧金山。此次胡适是应邀出席在美国加州约瑟米岱（Yosemite）举行的第六次太平洋国际学会常会（8月12——29日），并发表了《中国的重建》（Reconstruction in China）为题的演讲，会议选举胡适为太平洋国际学会副主席。9月16——18日胡适代表北大、南开、中研院参加哈佛大学成立三百周年校庆活动，作了《以中国的印度化：文化借鉴的范例研究》（The Indianization of China: A Case Study in Cultural Borrowing）为题的著名演讲。随后曾在加拿大威里佩（Winnipeg）停留三天（10月下旬），11月6日离开旧金山。此行哈佛大学、南加州大学给胡适颁发了荣誉博士学位。
第五次：1937年9月26日——1946年6月5日（中间1938年7月13日——9月28日往欧洲访问）寓美。先作为国民政府的特使在美游说，1938年9月17日国民政府任命胡适为驻美大使，10月6日到馆正式上任，1942年9月8日卸任大使，随后离开华盛顿闲居纽约。1944年10月至1945年5月，胡适在哈佛大学东亚系讲设“中国思想史”一课。此次在美时间约八年零七月。美国有26所大学给胡适颁发荣誉博士学位，它们是：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柏令马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韦斯理阳大学、杜克大学、克拉克大学、耶鲁大学、联合学院、加州大学、佛蒙特州大学、森林湖学院、狄克森学院、密达堡学院、达脱茅斯大学、茅第纳逊大学、纽约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罗却斯德大学、奥白林书院、威斯康辛大学生、妥尔陀大学、东北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伯克纳尔大学。据说当时还有一些大学欲给胡适颁发荣誉博士学位，胡适因时间精力不济而婉拒前往。这时期，胡适在全美各地的演讲次数之多，听众人数之广，在中国人中可以说是空前的，这是胡适在美国最风光的时期。胡适与美国朝野上下，上至总统议长，下至平民百姓，都有广泛的接触，成为美国各界均知的文化大使。由于活动频繁，以至积劳成疾，胡适患上了心脏病，因此他得以有机会与一位女看护——哈德曼夫人（Mrs Verginia Davis Hartman）建立了亲密的关系。
第六次：1949年4月21日——1958年4月4日寓居美国。1949年4月6日胡适从上海登轮赴美，21日抵达旧金山。1950年7月1日被聘任为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东方图书馆馆长，1952年6月30日终止。在这段期间，胡适两度短暂离美到台湾活动，此次在美寓居八年零八个月。胡适除了在葛思德东方图书馆工作的那一段时间有固定的收入外，其它时间主要靠自己的演讲、稿费和积蓄维持生计。胡适在美国的这段日子可谓暗澹已极，大陆组织“胡适大批判”，美国冷淡他，台湾顾不上他，这是他一生最为撩到的时期。这期间美国只有考尔开特大学、东莱蒙研究院给胡适授予了荣誉博士学院。当时，从中国大陆去美国的各种人员颇多，一时形成新的移民热。胡适的一些朋友为自己的生计、出路着想，亦纷纷设法加入美国籍，胡适当时没有往这方面打算，这也反映出他的中国情怀。
第七次：1960年7月9日——10月18日赴美国参加中美学术合作会议（Sino-American Conference on Intellectual Cooperation）。7月10日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举行的“中美学术合作会议”开幕典礼上作题为“中国传统与将来”的著名演讲。此次在美停留三个月零十天。前一年，胡适曾获夏威夷大学所颁荣誉博士学位。
实际上，胡适一生出国也就是这七次。其中第二次，胡适的朋友李大钊曾劝他在访问英法以后，仍取道苏联返国，没想到胡适还是“往西走”，经美国返回。在胡适七次旅美之行中，有三次时间较长，其中第一次是留美，为胡适学业成长最重要的阶段。第五次是担负国民政府的外交使命，胡适成为全美最有声誉、最具影响力、也是美国人最看好的中国人。第六次胡适居美时间虽长，却无所作为，这也是他打定主意去台湾的原因之一。
关于胡适在美国的时间过去说法不一，现在我们根据各种资料可以获得精确的日期。胡适在美的时间大约是二十四年零十月，这个时间是以胡适到达美国的时间为准。胡适去美七次，除了第六次回台、第七次往返美台是乘坐飞机外，其它五次半均是乘船。坐船花费时间较长，每趟短的半个月，长的如包括在日本或其它地区停留的时间大概就需一二个月了，所以有人说，胡适在美是二十五年，有人说二十六年，其中的差别即在这里。
胡适在美时间虽长，但如仅以时间的长短比较，并不乏更长者，与他关系密切的赵元任在美的时间就比他更长。但是，胡适在中美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则是首屈一指。大家都知道，谈到古代中印文化交流，人们会首先想到玄奘。说到中日文化交流，人们自然会想起鉴真。如果我们今天要谈中美文化交流的历史，则胡适不能不置于最显赫的地位。
我之所以说胡适在中美文化交流史上非常重要，主要有三个理由：
第一，胡适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中比较客观地评价美国文化的一个代表。由于历史的、地理的、民族心理的各种复杂原因，中国人对于美国文化缺乏认识，因此也就很难对之作出客观的评价。普通民众对美国文化的排拒意识甚强，这与十九世纪西方国家包括美国与中国的军事冲突所在民意中造成的创伤的确有很大关系，因此一般民意很容易把理解西方国家的对外政策与认识其社会制度当成一回事，这是一个误区。胡适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和观察，对美国社会、文化和政治，向中国公众作了比较客观的说明和宣传，他所极力介绍的美国经验主要有实验主义思想方法、个人主义的人生态度、民主政治制度和国际化的文化观，这些可以说是美国文化的精华。这在一个反美情绪比较浓厚的年代，是比较难得的。
第二，胡适主张积极发展中美关系，以此来牵制对中国具有威胁的日本和苏联。二十世纪上半期，苏俄与美国的注意力在欧洲，无暇顾及亚洲，日本看准了这一点，大胆地实行其独霸东亚的战略。民国初年，日本以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为诱弭，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三十年代以后，趁欧洲战云密布之时，又有步骤地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胡适对日本的侵略野心早有洞察，在留美时期即告戒国人“中国之大患在于日本”。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胡适暂时放弃自己的学术研究，受命赴美欧做外交和宣传工作。当时美国朝野上下还弥漫着孤立主义的气氛，为推动美国支持中国抗战，胡适到处宣传演讲，上下活动，以致日本方面感到在对美外交上无法与他匹敌。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美国决定对日宣战，罗斯福总统在对外声明以前，首先将这一决定告诉了胡适。
二次世界大战以日本战败投降而收场，苏、美的战略重点虽仍在欧洲，但都没有放弃对其侧翼——亚洲的争夺，苏联成功地策划了外蒙古“独立”，并将其置于“卫星国”的境地，直接屯兵中蒙边境，在东方建立了一道永久安全屏障。我清楚地记得在六十年代末中苏关系紧张之时，驻扎外蒙的苏联摩托化部队只需二小时就可兵临北京城下。胡适比较早地就清醒认识到苏联的侵略野心，1935年8月他就写下了《苏联革命外交史上的又一页及其教训》，1948年他又曾就苏联的对华政策与周硬生等人有过一番辩驳。遗憾的是，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面目直到六十年代才被国人彻底看清，毛泽东、周恩来七十年代重启中美关系大门，实质上仍是为了达到“远交近攻”、牵制北极熊的目的。
第三，胡适极力向美国公众宣传中国文化，并积极为之辩护，这也可以说是他难得也很可爱的一面。美国公众对中国并不甚了解，对中国人的看法，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同样存在这样那样的误解，甚至于妖魔化的现象，耐心地向美国人解释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特有的生活方式，成为胡适英文作品和演讲中的一个主题。在中文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胡适激烈批评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价值观念的言词；而在英文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胡适的另一面，即他热爱中华文化，为中国文化历史辩护的一面，胡适从不当着欧美人士批评中国，这是他在国外持守的一个原则。在文化上，胡适扮演的是双重角色：对中国人讲西方文化，对西方人讲中国文化。
考察胡适在美的生活过程，我们可以发现：与其他旅美的中国学人相比，胡适有其个人的独特之处。胡适是一个兼济多重角色的学者，一般中国学人在美的活动主要以写作、教书或科研为主，这是一种职业化很强的工作。胡适除了这种职业化的活动以外，还有其它大量的社会活动，他的演讲活动之多，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胡适在美国获得了一定的知名度，进入了所谓公众人物的行列。胡适的活动范围不同于一般的学者，也非一般的政客、外交家所能比。他既与美国学术界有着密切的联系，也与美国其他方面包括政界、财界有着广泛的联系，他基本上溶入了美国主流社会，并能对其产生一定的影响力。胡适一生获得35个荣誉博士学位，其中31个是美国高等学院颁发，这也说明美国知识界对胡适的承认和高度评价。胡适在中美之间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胡适在中国被视为美国文化的主要代言人，他不仅大力宣传美国经验，且直接参与决策中美关系；一方面，胡适是美国公众社会普遍信任的中国朋友，他可以发挥其专业特长向美国人民宣传中国文化，并对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施展自己的影响力。二战后大批中国人进入美国社会，胡适的儿子胡祖望亦定居美国，胡适与这一群体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且成为他们心仪的精神偶像，胡适在中美文化交流史上的这一地位和作用，构成他丰姿多彩一生中的一个侧面，也是中美关系史上值得回忆的一个篇章。
（说明：这是作者2002年2月18日下午4时至5时30分在耶鲁大学东亚系所作的演讲整理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