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原籍浙江吴兴（今湖州），1926年生于安徽芜湖，肄业于金陵大学历史系。自1951年起在华中师范大学任教。1981年，被评定为改革开放后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第一批博士研究生导师。兹后数十年间。他诲入不倦，为近现代史领域培养一大批教学研究人才。1984年至1990年间，就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1983年至1990年，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召集人。
1984年，章开沅领导创建了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后改名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现任该所名誉所长、教授。1988年，2002年，中国近现代史学科被评定为全国高等学校里点学科；2000年，该所被评为教育部百所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之一。目前，该所下设有辛亥革命史研究中心、中国商会研究中心、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池田大作研究所、涩泽荣研究中心等多个研究团队，已成为享畨海内外的中国近现代史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重镇。
章开沅还担任多项海外学术职务。1990年至1993年，受聘为美国蒈林斯顿大学历史系与普林斯顿神学院客座研究员。耶鲁大学历史系鲁斯学者、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历史系客座教授》1993年9月至1994年1月，任台湾政治大学历史所客座研究教授。19955年1月至7月，任香港中文大学第十四届“黄林秀莲访问学人”。
章开沅长期从車辛亥革命史、早期现代化史及资产阶级研究，并在国内开创了教会大学史等多个研究领域的新局面。他早期与林增平教授共同主编的《辛亥革命史》（三卷本）为第一部综合性的辛亥革命通史，在海内外产生了深远釤响。其他专著如《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辛亥前后史事论丛》（前编、续编》、《南京大尾杀的历史见证》、《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1937—1938）》、（中国教会大学的历史命运》、《实斋笔记》、《从耶魯到东京：为南京大屠杀取证》等，均引领相关主题的研究先潮此外，还主编了《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湖北通史》、《清通鉴》等大型史箸项目。
真正的学术精品才是社会永久需要的
2005年金秋十月，数十位散居国内及海外的故知新朋及章门弟子荟集桂子山（华中师范大学）上，共同庆祝章开沅先生八十华诞。斯时，适逢先生执教华中师范大学五十五周年，创建近代史研究所二十五周年纪念。云卷云舒，花开花落，岁月流风，鸿爪印雪。—輩子研究历史的人其实不一定愿意频频回首往事。先生感慨。他一辈子就像一只飞鸿，既经历过人生的危机，也见证了改革幵放以后史学的转型和社会进化。数十年间，他辗转在东、西方学界之间，进退于传统与时代之境，伫守于学术与社会之际，尽到一个学者的本分，培养了一批有用人才，足可让先生告慰。但对他来说，“历史是画上句号的过去，史学则是永无止境的远航。”在桂子山上的工作室里，他依然在忙碌着。
笔者：社会转型好像总是与危机联系在一起的，20普纪80年代，人文危机提得特别多，之学界也有史学危机。
章开沅：20世纪80年代是破旧立新的时候，人文社会学科刚要摆脱意识形态的政治外壳和社会支撑，而新的解释体系和学统又没有形成，人文学者都有一种焦虑感。历史学是传统学科，社会应用面窄，同时在研究的对象、方法，还有观念和分析框架上。都面临普挑战，危机更甚。意识到危机是好事，早意识到危机就会早找到希望。不过，从80年代到90年代，危机逐步转为利益驱动的冲击力，学界的浮躁情绪上升。所以说，史学危机有社会危机，有学术危机，社会危机是心理问题。这个时候做学问要付出“机会成本”，很多年青人不愿意坐冷板凳。做学问要听风声雨声，但有时也需要有点“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精神，现在的不少学问有成者都是坐冷板凳出来的。这个不叫封闭，叫专业，叫敬业，国外叫professionalism。没有专业精神。很难达到高的专业水平。
笔者：现在谈危机的不多，反而有些复兴的迹象。
章开沅：早期对危机的认识与反思应该说发挥了作用。介绍济发展可以解决物质贫困问题、生存问题。但是不能解决精神贫困问题。就像讨论乡村问题，土改可以解决土地这一根本问题，但根本问题的解决并不代表所有问题都可以解决，所以乡村建设派提倡的乡村组织、乡民教育等主张就很有现实价值。经济发展和教汽改革可以缓解史学的社会危机，但学术方面的危机却要靠史学工作者自己去解除。现在不空谈危机是好事，说明是该起而行了。较之以前，新的研究方法、研究主题、学术成果都不断涌现，大型的史学工程也有，表面看史学也是一派盛世繁荣的景象，但是中国史学还没有形成真正的本土特色，“中围学派”在国际上的影响也还不够，危机并没有真正根除。
笔者：学术、学者与社会总难两分。
章开沅：学术’学者当然离不开社会，但是学术还是有独立发展的规律，学者也有独立的品格。不论是受到社会冷落，还是受到社会追捧，真正的历史学者都不该妄自菲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坚持追求高品位的学术成果。只有真正的学术精品才是社会永久需要的。我深信，除非是史学自己毁灭自己，只要还有一个真正的史学家存在，史学就绝对不会灭亡。何况当今真正的史学家绝不止一个，而是一批乃至一大批。
笔者：不过，现在一提起学术大家，人们回想起来的就是陈垣、陈寅格、胡适等著名学者。在当代，严格的历史学家反而不为大家所知。
章开沅：民国时期既是社会的转型期，也是学术的转型期，这些学者在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价值也为后人认识，这说明我们现在重视人文传统的赓续了。解放后及改革时代也有很多史学名家，历史学取得的成就也很大，但是长时期的封闭及意识形态化还是影响到学术的积累。不过，历史学者是否为社会所熟知，这并不适严格的标准，舆正的标准是学术精品，只有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学术精品，才能莫定一位学术大师的历史地位。学者的学术品格也很重要，陈寅恪“贬斥势利，辟崇气节”，学术自由独立的精神深贯在其作品之中，因此能够特立独行。
笔者：现在不少学者面向社会，讲历史，读经典，引发出“明星学者”热朝。
章开沅：各行各业都有明星，学术界也可以有明星。我爱给大学生演讲，年轻人比较欢迎，但跟这些新锐明星还是有差别。我学院派色彩浓了一点，受者有限。现在善于言辞的明星学者不同，通过新的传媒方式将其专业知识表达出来。令社会乐于接受，是真正的有教无类，是真正的普及教育，值得提倡。有些讲历史的明星学者虽然不是历史学科班出身，但他做了本应该由史学工作者去做的历史知识普及工作，所以史学家要感谢他，向他学习。不过，学者还是要多“正说”。少“戏说”，至于如何见仁见智，可由听者自己品评。
职业使我从家族的历史走向中国的历史、世界的历史
章开沅的祖籍是浙江吴兴（今湖州）菱湖镇获港村，但却出生在安徽芜湖青戈江边一所老宅内。曾祖父维藩公1896年在安徽宪湖开办益新面粉公司，嗣后又在当涂以新法开采凹山铁矿（今马胺山），均开当地风气之先□不过，及至章开沅出生之时，家道已然中落°后以家业及时势等因，曾迁居上海’武汉、重庆等地。抗战时，一度浪迹川江运粮船上，还曾与弟弟从戎抗日。少年时期，章开沅可以说备尝艰辛。
1946年9月，章开沅进入金陵大学历史系学习，当时的任课老师有王绳祖、陈恭禄、贝德士等名师。在这里，他受到严格的历史学训练。但此时，并没有想到以后会以研究历史为职业。1948年11月，他经由地下党介绍冒险闯过国民党军队封锁线，进人中原解放区并就读于范文澜、潘梓年分任正副校长的中原大学，留校在政治研究室中共党史组学习与工作。1951年8月，中原大学与华中大学合并，后改制为华中师范学院，章开沅从此为该校服务至今。从投奔“革命”到研究“革命，’，这样的入生之旅让他感叹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实是紧密相连。
笔者：从您的人生经历看，似早已与历史学结缘。
章开沅：现在回头看是这样，但也不尽然。在家破国危的时候，很难看到个人的职业前景，也无心考虑这个，相反倒是对国家、民族的前途看得更重。也很有信心，不然也不会穿越封锁线到解放区。我的祖父曾说，“乱世人不如太平犬”，无国何以为家，那种不顾一切、勇赴国难的精神今天可能很难体会。倒是解放后，以历史为职业才成了必然。我常说。是革命为我选择了职业，而职业使我从家族的历史走向中国的历史、世界的历史。我在近代史领域倡导的几个新主题，虽然是个人学术旨趣使然，其实也是在史学走向开放、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中生发的，这种现象不独在近代史，在很多学科都是这样。
笔者：历史学具有跨越时空的魅力。
章开沅：我常说，历史是已经画上句号的过去，史学则是永无止境的远航。远航指的是对于真相与真理的持续追求，而航行中屡次遭遇的困难险阻与惊涛骇浪，对于老水手们来说。只能是更加增添了探索的兴味与动力。司马迁早就说过：“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何等气概，何等抱负，何等境界！用我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历史学家应该把自己定位为把过去、现在、未来联结起来的桥梁。历史学家不可仅仅沉溺于在历史海洋中探幽索奇之乐。还要学会并努力与古人对话，与今人对话，与后人对话。
笔者：现在将历史专业和职业选择相结合，社会评价却不乐观。
章开沅：从中学到大学，从教育机构到研究机构，学习历史和研究历史的还是不少，但职业需求总是有限，这跟我们的教育制度和就业制度有关，但这是供需问题。无论对哪一个民族还是国家来说，历史都不应被遗忘，民族的特性和精神都在里面，这是存亡问题。我们可以改革制度，改革传统，但历史永远都不能被终结。以历史为业者毕竞是少数，但学习者是没有供需限制的。掌握些中围的王朝史、发展史、文明史，可以明智。明志，也可以明知。现在的时尚选秀很多，但很多明星连基本的历史知识全不知晓，这是很可悲的。
走近历史的原生态
2006年8月29日至9月12日，章开沅不顾八十高龄，进行了两周的西北之行。他先后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新疆师范大学、兰州大学、西北民族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等进行调研座谈，并举行了多场大型专题演讲。“走近历史的原生态”是他在此行中重点宣扬的理念，也是他近年来经常思考的主题。在演讲中，他侧重就“历史是否真有原生态”、“治史者能否走近历史原生态”以及怎样走近奶史原生态”三个方面，予以了详尽阐释。
章开沅在史学领域内提出“原生态”的观点，实际上是对他自己一直提倡的实证史学。求真史学的一种总结。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引导晴年学者发掘商会档案，到海外追寻南京大屠杀及教会大学的史料，完整、可信的史料成为他阐释历史最为坚实的基础。在他眼中，真实的历史就是原生态的历史，史学的价值及其品格首先就表现为要认真看原始材料，只有充分运用了原生态的史料，史学著作才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仅仅依靠或主要靠别人利用过的“二手货”是难以获致真正有价值的学术成果的。
章开沅：我将时下流行的“原生态”一词借用到历史研究中来，主要是强调历史资料的原始性、完整性对历史研究的重要。现在艺术工作者提倡艺术的原生态，他们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发掘、整理少数民族的歌舞。原汁原味的民歌、民曲和民间舞蹈，为艺术的发展和创新注入了新的活力。在学术界，也需要有这种深入原境、追根求源的精神。现在学术界的风气有些急功近利，重赏之下出勇夫，数字里面出将军，课题经费第一，论文数里第一，顾不上精雕细琢，也顾不上推敲自问。往往自己先有了结论，再去找材料印证，有的甚至不是自己掌握一套完整的材料，而是从别人那里将材料转引过来。先有观点，后找材料，不仅忽视了史料的原生态，而且颠倒了史学研究中论点与史料之间的逻辑关系。这样，不仅找不到历史的真相，反而会离题万里，杻曲真相。
笔者：原生态的研究不仅包含原生态的史料，也包含原生态的问题和客观的治学方法。
章开沅：只有充分运用了原生态的史料，史学著作才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保持它的生命力。顾炎武曾用“采铜于山”形象地比附对资料的考订与排比。在走近历史原生态的过程中，坊史字家不能把自己定位为“判官”，而是要尽多地使用原始档案，保持史料的原生态，在研究过程中更要把自己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里，重现历史的本来面目。
我不是史料至上的学者，我也经常做一些解释，做—点宏观的判断，也做一点评判的工作。但是不管怎么样，历史研究的本身首先是求真求实，历史的真实就是历史对象的原生态，尽可能地不做不卷边际的评论。
如果当代中国能够出现一大批类似张謇这样的现代企业家，那才真正是国人之幸、社稷之福
“在中国近代史上，我们很难发现另外一个人在另外一个县办成这么多事业，产生这么深远的影响。”
张謇，这位出身南通的状元实业家的功业和人格像磁力一样吸引着章开沅，令他有一种浸润难消的张謇情结。从1961年开始，他就开始收集整理张謇的资料及其所创办的大生企业系统档案，到1986年，他出版了《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在2001年，又与田彤合作完成了《张赛与近代社会》一书。
张謇提出“实业教国”和“教育救国”的口号，并冲破阻力在家乡大搞教育与实业。从189S年起，他在南通先后创办了大生纺织公司、垦牧公司、通州师范学院、南通博物苑等工业、教育、文化、科普事业。他利用海滨盐荒兴办盐垦公司，推广植棉，是全国的首创。南通师范学校、通州女子师范学校、南通博物苑等的创办，开全国风气之先。
在张謇生活的那个时代，中国还没有出现什么富豪排名榜。如果我们仅仅着眼于他的财产多寡，那简直是对于这位历史人物的极大亵渎。因为张謇的人生志趣主要是做事。做对国家、对社会、对老百姓有用的事，事做完了，也就可以心安理得地离开人世了。
章开沅：甲午战前，中国幼弱的民营企业，处于外资企业与官办企业的夹缝之中，成长极为困难，很多处于旋生旋灭的悲慘状态。甲午战败以后，人们对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经营方式日益不满，民间资本不愿继续在企业内部供官僚驱使，渴望独立的企业活动与社会地位。状元办厂而且是奉旨办厂。确实容易使人认定为政府行为。从官招商办到官商合办、到绅领商办的演变过程，其趋势是疏离于官府，而结果则是最终归于商办，近代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于是诞生。
张謇的可贵之处在于实业与教育并重，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父教宵而母实业”。他以实业之母乳培育教育，同时又以教育养成之人才推进实业。作为早期的民营企业家，张謇不仅以自己创办的各项实业促进祖国走向富强，而且从一开始就不断谋求以企业的部分利润回报社会，也就是如他自己所说的注挹于教育与慈善公益亊业。而且，随着大生资本集团的发展壮大，他对教育与社会公益事业的投人与操劳更加与日俱增。从多方面造福于南通，泽惠于后世。这与那些拜金主义者的单纯聚敛钱财，恰好形成极为鲜明的对照。
笔者：真正伟大的企业家的目标已不是积累个人财富，而是心怀天下。
章开沅：在张謇这样的早期企业家身上，我们还应该学习他们的精神层面那些闪光的优点，特别是他那时时不忘回报社会、振兴中华的拳举之心与惓惓之意。单纯的金钱的追逐决不是人生唯一的价值，也不会给个人带来真正的幸福；只有把企业真正当作車业，当作有益于人民福祉与社会进步的事业，才会使生活变得充实，内心感到幸福。也许只有这样才称得上是当代值得人们尊敬、后世受到人们怀念的企业家，从而与唯利是图、鼠目寸光的市侩庸贾划清界限。
我很理解与尊重当代企业家的劳绩，国家与社会对他们抱有极为殷切的期望。但是恕我直言，在他们中间也许不乏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经营千才，但是像张謇这样志趣高洁、气度雍容的真正现代懦商尚未多见。我很希望新一代的企业家能把南通作为自己心目中的一块圣地，都有机会到这座张謇为之奉献终生的历史名城进行实地考察，也许可以进一步提高时代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使自己的事业与自己的精神都进入一个更高的境界。如果当代中国能够出大批类似张奋这样的现代企业家，那才真正是国人之幸、社稷之福。是所至愿！
追寻真理，培养人才是大学的首要职责，大学建设不能本末倒置
自1984年至1990年，章开沅曾担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该校的前身之一华中大学是一所教会大学。恰好在1985年后，章开沅又率先开始研究教会大学史。关于教会大学的历史怍用的评价比较复杂，一向也存在一些争议，但并不能改变其作为近代中国高等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事实。何况，在经过本土化、专业化和世俗化后，教会大学逐渐融入中国社会，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有着自己的贡献。
当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迅速，但存在的问题也很多。在讲求与国际接轨的同时，也可以把眼光向后看，近代教会大学其实有许多好的理念值得借鉴。这些理念与当时有名的公立学校的理念相比并不落。
章开沉：近代中国的教会大学大多引进美式教育制度，但在本土化方面也做得不错。当时作为私立大学，教会大学属于董事会领导，校长由董事会任命并向其负责，但学校自身管理则以教授会民主协商为主导。本科4年的学制，研究生与学位制度，课程设置与学籍管理，学分制与选修课等，都开风气之先。而且至今仍为中国各大学的教学改革所发扬光大。
我记忆较深的。教会大学不仅教习知识，还十分注意人格塑造与通识教育。不仅注意课堂教学以内的学生能力的培养，而且注意课堂以外的社会实践与社会服务。这也是当前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积极倡导的新潮流。教会大学早已注意校园文化的营造，并且推行学生自治与以团契为主的各种社团的组合与活动。因此。校园氛围充满爱心与活力，比较有利于青少年身心的健康成长。
笔者：当前社会对我国的高等教育批评很多。
章开沅：高等教育的发展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培养的人才也很多，但扩张太快就容易失控。出现许多问题。不光是社会对高等教育的收费及培养模式有意见，就是教师、学者也都看到问题。因为扩招，高校的发展冲动很大，急速扩张，圈地借贷盖楼是最明显的例子，收费高涨。使教育出现功利化、庸俗化的倾向。但同时教学质量反而下降，学生的知识培养和人格培养都没有跟上。有报道说学生认为学校收费了就应该服务，道理是没错。但学生对学校没有感恩心，学校是有责任的。
在中国办大学很难，而最大的困难就是大学校长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教育理念与方法来领导学校，因而也就难以形成真正堪称校训的一以贯之的传统校风。经济领域现在是讲市场，越来越开放，在学术领域则是市场化与计划体制并存。部门没有给大学充足的空间，对学校和教师过度量化的考评方式，使教师疲于奔命于申请课题和完成学术论文的数量，扭曲了科研的内涵。不少学校重物不重人，没有把重用人才和培养人才放在首位。大学改革，校园建设是应该的，但是追寻真理，培养人才是大学的首要职贵，大学建设不能本末倒罝。
讲大学精神好讲，研究很多，国外和历史上的例子也很多。关键是怎么样实践。这个需要智慧。更需要勇气。
历史是不能被遗忘的，更不能被随意篡改
1991年7月，章开沅得到耶兽大学历史系邀清，重返该校神学院图书馆。开始潜心阅读他在金陵大学的老师贝德士遗留下来的“贝德士文献”（Bates Papers）。贝德士私人档案中保留大批“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资料。当时章开沅已65岁，仍在档案堆中伏案整整八个月。八个月中，历经异国的酷暑寒冬，更苒次受到日本在南京血腥大屠杀的心灵琛撼。
谈起整理“贝徳士文献”的原因，除了学术原因外。也与当时的时势密切相关。1994年前后，日本右翼势力每年都在历史教科书方面大做文章，公然宣称南京大堪杀是“20世纪最大的谎言”。是可忍，孰不可忍，出于一个历史学家的良知和历史责任感，章开沅先生投入到“贝德士文献”的艰苦研究中，将“贝德士文献”中有关日军南京大爾杀的内容写成《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等书。他做这些工作，不是为了求名求利，主要是出于历史学家的良知和责任感。历史的真实不容随意篡改，这条基本原则不能丢弃。在书中，他引用贝德士的话：“如果事实说明了—个现代军队的种种野蛮行径，那就让事实说话吧。”
2006年9月24日，章开沅应遨前往南京国际会议中心参加了首届“南京国际和平论坛”。来自中国、美国、以色列、韩国、日本、菲律宾等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多名和平研究专家和代表齐聚该论坛，共同探讨“和平”这一人类普遍关心的永恒主题。论坛开幕式上，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向章开沅教授、日本进步学者洞崈雄（已故）和本多胜一等9位为南京大屠杀历史研究作出贡献的人士颁发了特别贡献奖章。
笔者：您是历史学者中最关注现实问题的学者之一，您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受到也人瞩目。
章开沅：作为学者，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但为何这项研究影响这么大，其实跟日本右翼势力不断否认南京大屠杀、否认侵华暴行有关。铁证如山的罪行。你越是抹杀，就越能证明你的虚伪。我的文章就越有价值，这可能是右翼势力所想不到的。“贝德士文献”的相关成果公布之后，不仅在国内受到肯定，在欧美学界也引起露动。在贝德士等国际友人的目光之下，日本的暴行无可逃避，因此日本右翼势力很恨我。但恨也没办法，前后几本书出来之后，他们没有任何有力量的言辞来反驳。最多是我到东京、京都、大阪演讲时抗议一下。这样的抗议吓不倒我，因为有更多的有良知、有公正心的日本友人和民众的支持。有的日本侵华老兵也来听过我的讲演，表示忏悔。也有普通民众自发地组织起来，成立了“南京铭心会”这样的民间团体，表示要牢记历史。其实。现在我们去研究中日历史问题，研究南京大屠杀，目的不是增加仇恨，更不是算老账，只是要铭记历史，珍惜现往，保护未来。
笔者：研究南京大屠杀不仅是为了证明侵略者的罪行，更重要的是警醒自己。
章开沅：是的。在中日历史问越的研究中，总是在证明与否认之间往返斗争，我们的研究当然是对右翼势力的反驳，也可以向国际宣示我们抗战的牺牲与贲献，这些都是应该被承认的。但不能只是满足干外人的承认，更为重要的是要增强我们对民族的历史和民族的精神的认识。很多中国人对于这些历史问题都认识不清，对抗日战争中中国的胜利也有质疑，对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取证及民间诉讼都漠不关心，有的当地受害人还不如外国人关心。有关心者也只注重结果。关心赔偿多少钱，不注重过程。其实，无论多少赔偿都难以弥补中国人受到的伤害，赔偿多少并不重要，关键在于罪恶能否被谴责，正义是否能得到宣扬，民族的尊严是否能得到维护。有句装语说：历史是一位好老师，你一次没学会，他就不断地重复，直到你学会为止。
前两年，我出过一本书，叫《从耶备到东京：为南京大屠杀取证》，对我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前因后果都有讲述。现在看来，这样的取证还要继续下去。我已经八十多了。只要走得动，只要—息尚存，就不会停止下来。严酷的现实教育我们。不能忘记历史，也不容许篡改历史。而作为历史学家，更应捍卫历史的真实、历史的轉严。最近我看到报道说美籍华裔著名女作家张纯如的雕塑将要陈列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这也是一种告慰。她很有才华，也很年轻，早在1997年就出版了轰动世界的英文畅销书《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大屠杀》，以纪实手法揭露了侵华日军当年在南京犯下的惨绝人寰的罪行。我是在次年在纽约举行的日本见证团侵华罪行报告会上认识她的，可惜英年早逝。她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忘记屠杀，就是第二次屠杀”，这句话是所有中国人应该铭记的。
中国人要有文化自信，不能老用别人的眼光来看自己
2001年，章开沅在华中师范大学创建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中心，其前身是1994年成立的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同时，还特别成立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章开沅东西方文化交流学术基金”，与研究中心共同促进东西方文化的学术交流与对话。在基金支持下。先后邀请美国汉学家鲁珍晞教授、法国汉学家巴斯蒂教授、白吉尔教授、魏扬波教授、比利时汉学家祌鸣旦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梁元生教授等国际知名学者来校短期讲学。已成为惯例的年度讲座带来了海外汉学界的最新学术信息，也给西方学界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的窗户，深受来华学者及本校师生的欢迎。
沟通中西文化交流互动是他的夙愿。章开沅是改革开放初期较早走出国门的人文学者之一。1979年，他初访美、日，后又数次赴美、日、澳、菲、新加坡等国参加学术会议，与众多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名家结下了缘。在20世纪90年代初，他又长期在海外讲学，与诸多海外学者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将国内相关研究介绍到海外的同时，他也将海外学界的研究成果及方法引入国内。在他的眼中，东西方文化并非“东风压倒西风”或“西风压倒东风”的问题，东西方文化各有自己的人文传统和核心价值。但不应互相排斥，文化只有在交流互动之中才能共同进步B
笔者：东西方文化的关系自近代起就争论不休。
章开沅：中国是有五千年文明的古国，在近代以前长期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自认为是天朝上国。明朝和清朝早期有不少传教士来华，也带来西方文明，但不受重视，只能搞些被视为奇技淫巧的小发明。鸦片战争坚船利炮一震，一部分中国人醒了，一部分则死抱祖宗陈法。这才有了中西体用之争。后来，是边变革边争论，到最后，保守者没有守住皇帝宝座，变革也没有宾正挽救清王朝。这个时期，东西方文化的冲撞是大势，是挡不住的。到了“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更激烈的批评，还有“全盘西化论”。虽然同时也有不少人为传统撑腰，但就整个形势看是“西风压倒东风”了。近代的东西方文化的关系不仅仅是文化本身问题，更主要的是在两方列强入侵中国的背镜下产生的。先进中国人因应时代挑战提倡社会的变革，进行文化的反省，王朝虽然灭亡了，但中国毕竟在艰难曲折中仍向前迈进，这也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生命力。不过。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上，因为政治变革的失败和强国梦的后滞，已严重损害了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因此。才有很多片面崇洋、崇西的观念。但将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完全扫罪在文化传统上，这并不妥当。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的文化自信被唤起了，但在国际交往封闭和政治挂帅的时代，这种自信有点盲目超前于中国的社会发展实情。如果将文化的范围放宽些，有点“文化大跃进”的味道。结果，在跃进之后又因为问题丛生而回归现实，大起大落之间，国人的文化自信再遭重创。改革开放后，长期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进行争论。除了制度上的，也包含了对于西方文化的态度取舍问题。基本上我们采取了比较开放的态度，能用则拿来，这也是成就我们今日成功的重要因素。政治、经济及社会层面上的改革成就当然很大，但更大的成究应该是民族精神上的，是文化的自信心
笔者：中西学术交流应是平等互利的。
章开沅：促进中西学术交流本是—件好事，伹交流是双向的，不能认为凡是西方的就是好的、就是新的，我们只有接受，这只能使中国学术界永远跟在西方的后面，甚至完全用西方的范式来指导中国历史的研究，用中国的历史来证实据之于西方的所谓模式的苷适性。我们不要有中国过去半殖民地那种民族自卑感，要有自己的分辨力，首要的一条就是把自己的东西保存、利用好。我曾经大声呼吁，走自己的路！
笔者：现在对传统民俗等的申遗很关注，您对此怎么看？
章开沅：申遗有成当然是好事，可以保存文化传统，也可以增强民众的认识。不过，里面也有一个不好的现象，比如端午、祭孔、春节等习俗，为何要等到别人申请时才去抢着申请呢？为什么没有早点想到？这其实反映我们头脑之中对自己的传统缺乏认识，缺乏重视。还有一个问题是，申遗之后，不能当摇钱树，还要保护，发扬不少地方对这个积极不是对文化的认识有多高，而看的是利益，是旅游产业。只开发，不保护，名为开发。实为破坏；名为遗产，实为遗弃。开发若干年之后，已面目全非。
还说一个“龙”的问题。前段时间不少专家提出说“龙”的海外形象不好，要换个译法或弃“龙？”不用。“龙”是中国传统的文化符号之一，不论其是好是坏，是凶是吉。是美是丑，总是中围人的一个象征。在本国，说你是龙的传人谁也不至于说你是暴徒；现在因为海外形象不好，要去掉，这不是自断龙根？何况在国外，没有多少人因为中国人是龙的传人就当作恐怖分子。要换个译法，当然可以斟酌，但“弃”龙则大可不必。这个事件争议大，但并没有多少人响应。坚持弃龙的人，显然是以外国人的眼光来看自己，按这样的标准来包装自己，中国人也漂亮不到哪里去。丹青难写是精神，不自信的话，怎么包装打扮、名牌傍身都没用。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能为后世留下些什么？
2005年12月13日。日本创价大学授予章开沅名誉博士学位。授予仪式后，章开沅应邀与日本著名学者池田大作先生就双方共同感兴趣的问题首次进行热情洋溢的对话。池田大作——日本著名学府创价大学的创始人，国际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他是最先倡议“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日本学者，曾多次到中国访问。他先后与国际问题、文化、教行界的杰出人物如汤因比、威尔逊、钱徳拉、戈尔巴乔夫对话，其中与汤因比的对话录一一《展望二十一卅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具有世界性影响。
作为享誉国际的中日历史学家的代表。章开沅与池田大作的对话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对话中，两位学者就历史学家的使命、中日关系及教育信念等重大问题发表了启人心智的见解。对话录发表以后，在日本和国内都引起了广泛关注。2006年10月14日。在章开沅的倡导下，华中师范大学和日本创价大学共同举办了“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池田大作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参与者既有政府官员，也有民间学者，对话已由两位老人的身上扩展到两国的政府及学者之间。
和谐的世界，不仅是两位学者共同的梦想，也是全人类共同的梦想。
笔者：和平和文化是您和池田大作对话主题。
章开沅：和平和文化是紧密相联系的。文化本身不应该看成是战争的根源，但是文化与和平的关系太重要了。现在中央提倡和谐社会，包括和谐的国际社会，和谐的国际社会需要有一个健康的人类文明。但是现在我们的人类文明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战争的爆发有很多原因，一种是文化的冲突，但更主要的是资源的争夺。这个涉及很多很多文化的问题。我之所以愿意和池田大作对话，就造出于这个原因。
池田先生和创价学会对中国都很友好，视中国为“文化的大恩人”，一直致力于推动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历任会长都与军国主义抗争，池田先生本人也曾因此而入狱。他对日本领导人在历史问题上的模糊态度有严厉的批评，说“领导者必须学习历史。只有虚心学习历史，才能引导真正的和平主义。蔑视历史的人们必定误人歧途。自己会不自觉地倾向于追逐名利”。在这一点上，我们是精神相通的。
在21世纪的今天，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但是战争的根源仍然存在，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战争在许多地区仍然连绵不绝，人类仍然在自相残杀，而迅速发展的高科技更不断推进这种残杀的程度与规模。因此，用文化与历史来教育人民，唤醒亿万人民反侵略战争并努力消除战争根源，乃是我们理应承担的历史使命。正是这种共同的使命驱使我和池田先生殊途而同归，由相遇而相知，携手合作为维护世界和平与社会公正而奋斗。
丰富多彩的各类文化形态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可惜的是，还有很多人存有文明冲突或者文化冲突的观点。文化的交流是可以弥补利益的冲突的，现在文化的差异反而成了战争的借口。还有人生意义的问题，人和环境的问题，环境污染的问题，资源浪费的问题，这按都是人类社会早已面临的问题，在经济得到高度发展的今天仍然没有解决，反而越来越严重。人类的发展如果还是唯经济至上、唯物质至上，地球生物圈迟早会罢工的。
笔者：在21世纪里，中国文化该走怎样的发展之路。
章开沅：中国文化的发展要有大的视野，也要有大的胸怀。要中国文化的创新摆在整个人类的文明走向的大背景上来考虑。现在西方文化在世界上有战略优势，我们不能有文化自卑的心理；中国的经济这些年发展很好，我们憧憬着中华民族的复兴，这是值得高兴的事情，但是也不能盲目相信21世纪就是中国的世纪，是中国文化的天下，现在孔子学院开遍全世界，国人有的说现在中国已经是文化复兴了，这个太夸张了，没有人会承认的。国外有人说是文化威胁。这也是草木皆兵，黑白不分，满口的威胁论。在当代世界里，文化的影响不是靠征服，而是取决于选择，这种选择还应是主动的，不是被动的；是双向的，不是单极的；是互利的，不是独专的。“天下大同”，是世界实现了真正的和平，“世界是公平的”，资源信息都可以共享，但并不是说人类只有一种文化，只有一种生活方式，“天下归主”或者“儒教天下”的单一文明不一定是全人类之福。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之间肯定有隔阂，有冲突，但恐怖、緣力、战争或者言语上的妖化都只能造成更严重的对立，惟有通过平等的对话、交流才能达至理解和相互尊重。中国文化现在有了近百年来最好的起步，“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国在21世纪里会有更好的情景，有更大的进步，但这需要有智慧和勇气才能够达到。
本文刊于《史学、人生与时代：章开沅先生访谈漫记》，《章开沅演讲访谈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