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章开沅先生一手创建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坐落在华中，师大桂子山的东边，绿意盎然的桂花树环拥着这所声名远播的，学术机构。章开沅先生的办公室也设在这里。几乎每天上午，先生都会一路散步，从家里准时到办公室看书、写作，数十年来，这已经成为他的习惯。2003年6月25日，在章先生幽静，的办公室里，笔者就以下一些学术问题聆听了先生的教诲。
作者：章先生，您是国际知名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专家。请问：您为什么选择这一段历史作为您的主要研究方向？
章先生：1954年，一位德国学者不远万里来汉调研武昌，首义，这说明了辛亥革命史的学术魅力，而这位德国学者的，治学精神也感召着我。一个外国学者能够不畏艰辛千里迢迢，来武汉研究辛亥革命，一直身处武汉的我为何不能在辛亥革命史研究上有所贡献呢？
到现在，辛亥革命史经国内外众多学者的辛勤耕耘，可以说是硕果累累。自1961年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会议以来，，形成了每10年举行一次大型学术讨论会的惯例，至今已举行了4届。近20余年来辛亥革命研究已不局限于历史事件本身，，而是扩展到辛亥时期或这一时期前后的诸多领域，辛亥革命，史研究开始变为辛亥革命研究了。
作者：您从20世纪80年代初即开始呼吁加强“集团研究”、“群体研究”同时，您也十分注重“个体研究”，如您对张謇的研究。您似乎对张謇研究情有独钟，有什么特殊的因素吗？
章先生：在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艰难道路上，以“状元办厂”闻名于世的张謇是极其重要的早期开拓者之一。自19世纪的最后一年大生纱厂开车出纱始，张謇在江苏通海地区办，实业、办教育的大作为即受到世人广泛关注，学术界研究其人其事的兴趣也经久不减，成果丰硕。我之所以始终关注于张謇研究，细想起来，大概也是为这位晚清状元立功立言的，丰功伟绩所吸引。张謇的特殊经历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之间，存在着极大的耦合性，他不仅可以作为观察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发展及经济思想变革的基点，也可以将其作为透视中国近，代社会变迁、政治变迁、文化变迁及社会精英政治立场与思想观念变迁的观测点。
作者：章先生，您是国内教会大学史研究先行者之一，怎样看待教会大学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呢？
章先生：过去，国内之所以难以开展对教会大学史的研究，其症结在于以政治评价取代了学术评价，以较为表层化的民族主义情结代替了对教会大学这一历史事物的理性分析。在早期，教会大学的确与西方殖民主义及所谓的“为基督征服中国”的宗教狂热有过不同程度的联系。在后期，教会大学的宗教功能与其教育功能日渐疏离，教育功能日渐占据中心地位，专业教育、学术水准和社会工作日益提升。在抗日战争以后，很少有人把教会大学看成是外国人的学校，绝大多数教会大学都实现了本土化。而且在实际上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一部分。因此，应该排除历史成见，更客观地、全面地、科学地分析教会大学的历史作用，进一步推进教会大学史研究的发展。
作者：1994年后，您关于贝德士文献和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受到国际关注，并推动了相关研究文献的发掘与南京大屠杀研究的深入，您当初是出于什么原因而转移到抗战史研究的？
章先生：贝德士是我金陵大学读书时的美籍老师，也是一位学者型的传教士和社会活动家。他从1920年代开始长期，生活工作在中国，一直到1950年。他曾担任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和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的发起者与负责人，亲眼目睹了南京大屠杀的全过程，并作了大量的实录与对外报道。他去世后，留下了共130盒1000余卷档案文献，全部收藏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特藏室，统称为贝德士文献。其中不仅有关于中国教会大学的文献资料，也有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直击资料。1988、1991我先后两次前往查阅。谈起整理贝德士文献的原因，大概与时势有关。1994年前后，日本右翼势力每年都在历史教科书方面大做文章，公然宣称南京大屠杀，是“20世纪最大的谎言”。是可忍，孰不可忍，出于一个历史学家的良知和历史责任感，我投人到贝德士文献的艰苦研究，，将贝德士文献中有关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内容写成《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一书，以大量的第一手史料，详尽地揭露了日军在南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有力驳斥了日本右翼分子试图掩盖历史罪行的无耻谎言。1999年，我又出版了贝德士文献研究的系列著作之二《天理难容-美国传教眼中的南京大屠杀》。我做这些工作，是出于历史学家的良知和责任感。历史的真实不容随意篡改，这条基本原则不能丢弃。
要还原抗日战争史的原貌，揭露侵略者的罪行，不能光靠国际舆论，靠别人的同情和支持，最根本的是要靠我们自己的努力研究，通过科学实证的研究，让事实说话，让侵略者自己的行为去反击右翼势力的谎言。
作者：您认为史魂的核心是什么？在您的治学中，体现着鲜明的史学参与精神和创新精神，那么怎样处理史学参与和保持学者独立人格的关系？新时期的史学应如何创新？
章先生：史魂即史德，用现代话语来表达，就是这个学科固有的独立品格。而与此相对应的，就是以史学为业者必须保持独立的学者人格。自古至今，独立的学者人格一直受到挑战。过去是政治干扰太多，往往使史学受损害太多，甚至湮没自己的本真。80年代以后，政治对史学已渐宽容，但又遭到商品大潮更为猛烈的冲击，真正专心致志坚持在漫无边际的史学海洋中执着远航的人，为数已经愈来愈少。加以现行学位制度与职称评定中存在着严重问题，学术领域的急功近利导致率尔操觚之作泛滥，而直接的或变相的抄袭之风，愈演愈烈。我们现在所缺少的，正是“辨心术以议史德”的，高度自觉，所以敷衍塞责者有之，剽窃成书者有之，精品难出，膺著充塞，乃至在史学界也需要厉行打假扫劣。重提史魂，重建史德，正当其时。我经常引用的一句诗是“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要保持独立的学者人格，必须明确治史为求真，是为保存民族文化，学术不是求名求利的公器。尽管史学在社会暂时受到冷落，但历史学者不可妄自菲薄，必须保持学者的尊严与良知，以高品位的学术成果争取社会的理解与支持。我深信，除非是史学自己毁灭自己，只要还有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存在，史学就绝对不会灭。
面对当代人类文明重物质轻精神的严重缺失，历史学家不应该保持沉默，更不应该无所作为，而必须和其他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乃至方方面面科技专家中的有识之士一起，共同纠正现今文明的缺失。一是要以历史学家的责任感，关注现实生活，发挥历史研究的功效。从这个角度看，我当初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或可称之为一种参与，目的是反击日本右翼势力篡改历史的言论。二是要以学者的识见，撰写具有学术价值的学术精品，恪守学术规范，不搞粗制滥造，将史学参与与保持学者独立人格结合起来。这原是作为学者应遵守的基本准则，现在竟要屡屡重提，可见问题已十分严重了。史学创新并无定法，但也并非无章可循，最基本的一条是不能脱离史学研究的实践，空谈创新。我自己的治学领域有多个，看似互不相干，实际上是紧密相联的。由辛亥革命史起点，拓展到资产阶级研究、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其解决的问题基本相同，但分析问题的角度有了变化，由革命史研究，到群体研究，到现代化研究，内在路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寻求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及其主体特征。学术创新是实践的，是通过学术史的继承和开拓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实证的态度，史料的发掘，理论的自觉才能够综合发挥作用，最终形成具有创新精神的史学作品。
作者：您曾担任华中师范大学的校长，又是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主要创办人，有丰富的学术管理经验。据我所知，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前身是一个普通的辛亥革命史教研室，而目前，这个研究所却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镇之一，研究所拥有一个团结协作、成就突出的学术鲜体。您认为要建设好一个学术机构的关键是什么？
章先生：一个学术机构要永谋其学术生命，学术管理的好坏是关键。从事学术管理也需要肯牺牲时间，肯奉献。傅斯年在学术研究方面很有天赋，但在学术管理上的经验尤为人所不及。他先后创办了史语所等学术机构，在近代学术史上有着重要影响。他的功绩也为同时期的学者所赞誉。不过，他也因此而耽搁了许多的时间，自己的研究成果并不多。其次，学术机构要有较好的研究群体和学术梯队。此外，还要有准确的学术定位和新的学术生长点。这样，才能够形成自身的特色。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由一个辛亥革命史研究室发展，成为今天的规模，一方面是由于研究成员集体努力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在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的基础上前进的。由辛亥革命史到资产阶级研究，早期现代化研究，商会史研究，教会大学史研究，一大批的青年学者在这些领域中成长起来，原有的和新的研究领域得到深化和开垦，这些都是一个学术机构生存和壮大的沃土。就我看来，学术薪火得以延续，文化血脉得以搏动，这才是一个学术机构存在的价值，学术管理也应该以此为最终目的。
本文刊于《今日湖北》2003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