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二十一年（1816）
生于广东吴川县（今吴川市）黄坡村的书香家庭。黄坡村濒临鉴江西岸，南距出海口约六里地。
又名均畹，字荔秋，又作丽秋、丽湫。曾祖自天，祖父景清，父训行，秀才，邑中颇负名望。
嘉庆二十六年（1820）
五月初五（6月15日）端午节。在江边观赏龙舟竞渡，脱口吟出五言诗，曰：“端阳人竞渡，儿童放纸鸢。飞入云牙里，一线系青天。”
道光元年（1821）
赴邻县化州，就读长岐镇旺岭村李氏宗祠家塾。
道光十七年（1837）
获优贡生，授翁源训导，不就。旅居京师，游西北，考究兴国之术。（朱祖谋：《总理各国事务大臣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兼署礼部左侍郎陈公神道碑》，《清代碑传全集》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咸丰元年（1851）
中顺天举人。（朱祖谋：《总理各国事务大臣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兼署礼部左侍郎陈公神道碑》）
咸丰三年（1853）
五月初五（6月15日），参加会试。殿试二甲第七名，进士及第。选庶吉土。是科状元为陆增祥。同时考中进士的还有孙如仅、朱学勤（智）、汪承元、高延祜、卢士杰、丁宝桢、许应荣等。（《宣宗成皇帝实录》卷93）
咸丰六年（1856）
三月（4月），应庶常馆散馆试。四月，引见，以部属用，以主事即补，签发刑部。此后长期供职刑部清吏司，先后任主稿、提调等职。（《文宗显皇帝实录》卷196）（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充国史馆纂修，后改任刑部后补主事）
咸丰八年（1858）
由两广总督黄宗汉奏调回粤办理外务，与列强交涉，“抗刚怀柔，遐迩咸服”。（朱祖谋：《总理各国事务大臣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兼署礼部左侍郎陈公神道碑》）
咸丰九年（1859）
五月十二日（6月22日），过化州，为《赖园橘红》题：“天府州廨，苏泽堂前产也。外此药肆所需，则以赖家园橘为最，园毗州廨，同秉礞石之气，功力维均，且赖氏世业，无租赋之扰，旱涝之虞，得以岁入余资，浚治池亭，杂植花树，过客停骖，往往流连不欲去，凡有题咏，主人皆藏之，积久成帙。今夏经此，橘叟将携厥藁问序于余，余思园林之胜，得之城市为难有园林之乐，而无园林之费，益难橘叟何修而得此哉。余憶十余年间，足迹半天下，所见富豪家，搆园名客，极欲穷奢，一再过，夷为荒墟者，指不胜屈，设移赖园于通都大邑购之者，价且不赀，其芳菲之点缀，金碧之渲染，以及名公巨卿之题咏，当必百倍于斯。而乃僻在南陲，高轩之过，寥寥可数，祗以橘能药病。存园名于若隐若见之间，余不能不为斯园惜，然以橘能药病，遐方异域，遂莫不知有此园，其地不尚豪奢，其用可以济世，与苏泽堂并垂不朽，视夫转瞬夷为荒墟者，不啻宵壤。俯仰同怀，感慨系之，于是书。己未夏至丽湫陈兰彬撰，庚申闰夏粤西邓北松书。”（《橘中人语》，咸丰庚申清和月开镌，赖家园藏版）
咸丰十年（1860）
母病，告假还乡，赴高州主讲高文书院，旋与杨颐倡议捐资重建高文书院[1]， 以弘扬文教，培育乡才。（朱祖谋：《总理各国事务大臣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兼署礼部左侍郎陈公神道碑》）
是年，天地会陈金釭率会众起事，攻打高州府，遂组织团练相抗。
同治元年（1862）
由苏松太道道员丁日昌荐举于两江总督曾国藩。
同治二年（1863）
3月，随刘长佑北上，入京补原官。衔命清理积案，不少冤屈得以伸雪。（朱祖谋：《总理各国事务大臣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兼署礼部左侍郎陈公神道碑》）
十一月（12月），清军和团练击败太平军，收复信谊县城。陈兰彬在籍，颇多策划相助，叙功赏五品顶戴花翎。（《穆宗毅皇帝实录》卷84）
同治三年（1864）
十二月初六，苏松太道道员丁日昌将其荐举于两江总督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奏稿·10》，岳麓书社1987年，第6190页）
同治四年（1865）
同月初六日（12月15日），与游开智、李兴锐、赵烈文、方宗诚等奉旨发往直隶，交曾国藩差遣使用。（《穆宗毅皇帝实录》卷84）“刑部员外郎陈兰彬，该员广东进士，同治四年五月二十五日奉旨发往直隶差遣委用，服阙后于六年九月到直。嗣因军务已简，又经奏咨，仍回刑部当差。该员学优识正，练达时务，拟仍带至直隶襄办一切。”（《曾国藩全集·奏稿·10》，岳麓书社1987年，第6190页）
同治五年（1866）
夏，到广西合浦县曲樟乡璋嘉村参加陈氏同宗活动，为陈氏宗祠撰门联：家声传颍水，庙貌壮廉湖。对联不仅道出了璋嘉陈氏一族的祖源，亦称赞了陈氏宗祠的雄伟壮观——在大廉垌（公馆镇）、六湖垌（曲樟乡）首屈一指。祠堂进入大门，即第四进，在这一进的屏风上面悬挂有三块功德牌匾，左右两块红底金字，中间一块青底金字。左边一块是纪念清朝获翰林院庶吉士、随带军功加四级陈兰彬的，上刻“翰林院庶吉士”。撰内墙联“地毓鸿才允宜髦士奉璋嘉德无违隆享祀；天垂象巍还冀史官载笔贤人复聚证祥符。”
同治七年（1868）
7月28日，美国卸任驻华公使蒲安臣代表清政府与美国订立的条约。又称《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款》或《中美续增条约》，史称《蒲安臣条约》。共八款。条约规定：“大清国与大美国切念人民互相来往，或游历，或贸易，或久居，得以自由，方有利益。”“凡传教、学习、贸易、游历人等，仍听往来自由，其已在美国华工，亦仍照旧约保护，惟续往承工之人，或限定人数年数，准其由伊国随时察看情形，妥订章程，知照中国，必于华民无损，始准照行。”这一规定为美国在华扩大招募华工、美国传教士在华开办学校和中国派遣留学生赴美学习提供了法律根据。
同治八年（1869）
正月十七，直隶总督曾国藩上奏朝廷：“刑部员外郎陈兰彬，该员广东进士，同治四年五月二十五日奉旨发往直隶差遣委用，服阙后于六年九月到直。嗣因军务已简，又经奏咨，仍回刑部当差。该员学优识正，练达时务，拟仍带至直隶襄办一切”，得朝廷批准。（《曾国藩全集·奏稿·10》，岳麓书社1987年，第6190页）
五月，经曾国藩奏准，由刑部调入直隶总督衙门，办理文案，兼管保定莲池书院等事务。
五月初二日（6月11日），致函朱学勤（字修伯）：“弟碌碌依人，靡长足述。自自疎懒，决意不作外官，到此与元候（指曾国藩）订约，一年为期，未识一半年中尚能实有劻勷，略副厚期于万一否？”，“各属举报人才尚罕至者。计省垣书院不能厚加膏火，着令久住，此间又少良师，自揣经术学理不能使人开发，于人心风俗稍有裨益，良用自愧耳。”有见“大清河决口甚多，又为滹沱、永定两浊河所浸，岁岁为患。”向曾国藩建言修复滹沱河故道，并托朱智（学勤）在致曾氏函中顺便“以己意说及”。（《陈兰彬致朱学勤手札》五月初二日，《历史文献》第五辑，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55-156页）
五月十九日（6月28日），致函朱学勤，论及从绿营中挑选士兵组编练军一事。当时曾国藩正大裁湘军，有人提议组编练军以取代湘勇和绿营。陈氏在函中指出组编练军有十四难：练军与绿营兵待遇不一样，兵心不服；绿营兵懒滑己久，积习难改，编与不编无啥两样；调防换房，雇人冒替，练军徒有虚名；若就省垣附近招募，兵源则不足；若尽挑督标，当差多，练时少，练兵有向隅之感；组编练军后，原有绿营兵如何安置；练军章程比绿营章程还繁琐，编练意义不大；练军领导层级太多，掣肘为难，管理不易；练军人数少，绿营兵数多，难壮声威；练军统领多绿营久练之提镇担任，指挥困难；兵燹之后，国家财政困难，练饷何出？再，若曾国藩异日调动，局面改变，到时又将如何？等等。他主张“似总当就绿营一面亟将欠饷补足，一面结实想法裁汰训练，勿另设名目，多靡巨帑为善。我朝二百年来圣君贤相立法定制，业经美备，其间那有废弛，但当整顿，不宜更张”。历述自己来直隶后，“弟前此力辞（莲池书院）三科教习。”“弟到此数月，绝不应酬，往往半月不曾出门，亦甚闲暇”。痛陈家乡高、雷一带海匪猖獗，吏治败坏。“年内屡接家信，粤中海匪猖獗，自去年至今，高雷沿海一带被劫镇市、当店十舍处，腊底劫吴川怡德当店，距弟家仅半里耳。真觉寒心。……地方官一案不破，上宪亦绝不过问也。”（《历史文献》，第五辑，第157-159页）
六月二十日（7月28日），连月整理校勘编辑《诗经靖笺》、《孟子靖笺》两书。复函朱学勤：“比来自，尚觉词涉繁芜，意多纤仄，未敢出而问世”。关于云南杜文秀起义，函中认为“今督、抚两军皆在省城左近，偏于一路，且又督、抚不和，其曷有济？（外间议论似觉抚扰于督）为今之计，果饷勇俱足，由广西、四川及现勇分三路进攻最妙。次则有劲勇一支出四川西南，攻其巣穴，将省城之围自解，然后分而乘之。如再无饷添勇，似当用屯田之法，节节稳扎，与彼争利，使盐、铜逐层尽归于我，渐次可以帝募练，乃可有为。否则专待外省协饷，必无不困之理也”。又言“且闻杜逆告人云，若骆（秉璋）中堂早日来滇，我辈投诚久矣。此语虽不见确，然此辈非欲称王称帝者，其党未必皆甘心作乱，或图生路或亦有之，特难得坚心毅力诚信服人之大帅耳。”又讲广东近日扰乱之举，“一畏粤中丈田之扰，一畏安捶客民之扰耳。……在粤中当事未必知其委百姓，而滞筹饷二字，育姓则感怒不敢言，听凭委员沙棍摆布。……至于客民非他，那广东惠潮嘉应之人也，彼处地狭，生齿日繁，散处另府，处处有之，不剔之为客民，久而浑化即亦无事”。
遵曾国藩之嘱，考查直隶河道，向朱学勤“摘录南运河一段呈览”。（《历史文献》，第五辑，第161-163页）
六月二十九日（8月6日），复朱学勤函，论直隶治水。“诚以治水不筹全局，使获归墟弟枝枝节节而为之，非善策也。唯举全局而旋，河之受病仍在下游之下游。查天津海河为永定、大清、子牙（即向来滹沱之下游）、南北运五大河所归汇，自此以上各河来路昏巳淤高，而《唐书》所谓‘瀛郑之间九十九淀’今巳全化桑田，各河暴涨，急切无可涵答，而归海之途又不疏暢，安得不处处为患。弟日为巳绘滹沱一图，细思即今不惜巨费，办好一处，亦尚无益，且日下亦非动工之时，拟俟通考各河，再为斟酌，才注说呈览也”。（《历史文献》，第五辑，第163页）
七月十五日（8月2 2日），连月清理直隶历年积讼案牍。致朱学勤函：“自四月行清讼章程以来，厘核至今，各州县结案巳将二万件，积牍至年底计可一切清厘，差足为台从告耳。”（《历史文献》，第五辑，第164页）
七月二十七日（9月3日）复朱学勤函，论及直隶开办团练时，陈氏皆手批不予立案。 “弟思直隶团练固系博沙，山东保甲亦属漁饼，斯二者如得贤牧令行之一州一邑，精神周匝，尽可见效。若的概推行，铺张粉饼，他日不过数束文书虚应故事，甚且陋劣官绅设局评敛饯，诸多骚扰。是以年内直隶绅士呈请开局办团练保甲十余起，皆经弟手批予立案不行”。对于户部开办捐纳一事，“司农开捐一层，流弊诚长。然捐者实系乐输，且消滴归公，视其他横暴抽收、半资中饱者犹胜，其名单一一实际，祝各帅任意保举犹善”。批评近年来保举冗滥，“近见一保举同幕某以同知苜收留直并加知府衔，其考语云：‘身临前敌，手获逆酋’，其人固无缚鸡之氻，亦未曾到过军营也，署中由州县保道府花翎及武员红蓝顶。如此之类甚多。其余百口更不知何若，嗟乎，名器可假，一至于此乎！十数年来谁为作俑，致士大夫廉耻归地至此，曷胜浩叹”。又论吏治民生、仕途。“刲疆大吏能专拔用安静悃愊之吏，与民休息，藏富于民，使民不轻去其乡，治象渐成矣。迩来大患方在仕途，嚣竞相习成风，草野细人亦皆谓徒步可致将帅公卿，或图保，或图捐，或捐保之后于京外改图捷径，遂致纷纷浮，杂舌无，笑骂由他笑骂，好官还我做之，不复知人间无羞耻。江河日，劫运或开，亦未可定。是在京外老勿徇己私，慎借名器，碑百姓见官绅可重可敬，外夷亦不致谓中国官绅可轻可鄙，挽颓液而培元气，庶有豸耳”，“条议富强，抑末务也。通商衙门（大臣）近忽添数位，不测何意”。论及国家当时要务以及抵外国在华传教的办法，“再，弟近有妄想，计今日重要之图在于消弭外侮。彼屡滋事而皆中止，非力有余而不逞也，特患寡助耳。传教一事用计圣毒，适值正学不昌，士气不振，人心好异贪利，遂致邪教浸广，病将入膏盲。此事巳有成议在，居显职执事权者断难明言禁绝，唯得穷而在下、学识笔力并优之士，于彼教悉其源流，究其弊病，摹写腌臜陋劣诸丑态，穷形层相，使魑魅魍魉伎术无所逃于光天化日之间，渐而海内风传，三家村学究亦得共见共悉，若孟子之辟杨墨，昌黎之辟佛老，令邪说不得作，庶可回狂澜于既倒耳。腐儒迂说，高明以为何如？！”（《历史文献》，第五辑，第165-167页）
11月23日，中美双方在北京交换《蒲安臣条约》批准书。
同治九年（1870）
正月，黄河堤决，泛滥成灾，奉曾国藩命与李兴锐等主理冀南赈务。体察灾区，抚恤灾民数十万。期间，深入考察黄河两岸，研探治河方略，提出治河主张，著成《治河刍言》八卷，获致朝野赏识，一些谋略得以付诸施行。（朱祖谋：《总理各国事务大臣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兼署礼部左侍郎陈公神道碑》）
二月十五日（3月16日），与游智开、钱鼎铭、李兴锐等前往畿南赈灾。致函朱学勤道：“曾相巳函嘱预议平籴章程。弟兹由广平过成安、肥乡，邯郸，虽未显露此琥于官绅，而遍察情形，暗记开局之所、办事之人，即系密筹此事。……弟滚唐令焕章长川往彼（广平县），帮同料理。灾以肥、广为最重，而两县布置嵇查较之各县，转觉裕如，天津饯到，俱可克日告竣也。……来时弟对曾相说，古无所谓一夫不被其泽者，此次定做到，惟赈钱务使一一散在穷人身上，不令有作弊中鲍之人，或可庶几努，今同事均坚守此约而已。（核册绝经胥吏之手，下乡不带差役，肥广、成安并未曾打过一人而集事）”又论传教一，“前刘云生函谓传教者多系饥民就食，弟外间察之，事甚不然，大略乡居图免差徭者，市廛图免抽习父者，或讼事仗彼气势者，类皆狡滑有钱之人。近亦渐拉绅士入其彀中，计入教非第图饱，传教者更非徒虚名也”。（《历史文献》，第五辑，第168-170页）
二月（3月），复朱学勤函，论畿南放赈事。“曾侯奏拨天津制钱十万，仍留钱调甫廉访在彼办理，又再四劝弟前往商办，只可于初六日偕李太守（兴锐）合去，先查极贪户口，二月中旬天津制钱到，便可按位派办，俟列榜并出示免其归还，当在三月中旬才能旋省矣。以十万钱散赈七县，断难至溥，但得赈钱俱在贫民身上，别无中饱等弊，于愿斯足，末卜能如以偿否？亦只竭心力为之。”（《历史文献》，第五辑，第170页）
六月初一日，曾国藩复丁日昌函，称：“荔秋胆识俱优，意量尤为深远，久拟屈以外秩，惟闻其宦情素淡，所志似不在此，将来必思得一当以位置之。”（《曾国藩全集·书信》，10册，岳麓书社1990年，第7202页）
初十日，随曾国藩一行自保定抵达天津。
十七日，李兴锐致函曾国藩。称“荔秋刑部熟悉夷情，宜分任以自节。”（《曾国藩全集·书信》）
二十一日，李兴锐在日记中写道：“接陈荔秋刑部自天津回信，详言夷务和局，时事艰虞，而卤莽官凭空生衅，令洋人予我瑕疵。费（曾）国老竭力周旋，内贻士民之议，外长洋人之玩，此时增一痕迹，将来多一忌讳。国事至此，可哀也矣。”（《李兴锐日记》，中华书局1987年，第39页。）
天津“教案”期间，协助曾国藩处理善后，积极建言。李慈铭记载：“庚午天津夷务，其所赞也。既，文正颇悔用其言。”（《清代人物传稿》下，第5卷，第19页）
七月初十日（8月6日）在上海致函朱学勤，以闽沪船厂需煤需铁，力主开采基隆煤矿，并论及中国自己开来煤铁，可以抵制外国对中国的控制、开发台湾等好处，并以此事关重大，希望朱氏将他的这意见转呈军机大臣文祥，并发交李鸿章、曾国藩复议。函曰：“年来闻谙于洋务者谈议，皆谓方今急务莫重于防外，防外莫先于制器。试举的端言，现计闽沪两船局用钱甚豆，然此尚属试办，将来若制铁甲船、铁炮台则用铁名可以数计。船厂之铁取资于外洋，无论价堹，洋人专利以耗中，万一有变，彼人止铗不来，实能制我之命，此事之可忧者也。查中国著名产铁处所甚多，然皆澡处內地，转运维艰，人烟稠密有碍，田庐墓众集，工役易生事端，弟再四思维，未得善法。近日召民同年由闽交卸来沪，晤淡数，因深悉台湾多铁多煤，可以开厂鼓铸。其地滨海，转运固易，且多近生地界，无碍民居，向本五方杂处，无虑奸民屯聚，就地有煤，又利鼓铸。外人久己垂涎，若不早为经理，更恐他捷足。……有此自然之利，委而弃之，乃资于外洋，是何异家有万金，扃之篋司，不借重利借贷于人，一旦大盗窃掠，既失其固有，仇家不贷，并绝其来源，尤为不堪设想。……然弟通筹大局，此举似得不可少，但末知督办之人何如耳。或疑开厂鼓铸，一切买机器、建房屋，给薪水，费必不赀，不如开厂之后铁必廉价，计一时之费既觉多，计长久之费则反少，此费之不必较也。又疑开采之后外人攘臂而争，不知洋人不能在不通商地方置买田产，据约驳斥，断难狡赖。若因循不脓，恐外人暗中占据，亡羊补牢，更多焦虑，此不待智者而知也或又疑前明矿厂百弊丛生，恐滋扰累，不知地近生悉，并无专主，况明之矿弊不在矿，而在开矿定，若经理得人，断无扰害。人存政举，尤此事之至要者也。如果有意开办（能调召民到京细陈更妥），应先选督办之人，此则雇外国能看地脉者，察看某山苗旺，某处有煤，某处近水，择地既定，一面盖建房屋，一面往外洋购买开煤炼铁机器，并雇募外国工匠以开其先，俟中国人习熟，随时裁撤。土地日辟，民聚必众，并可就便开垦，速置郡县。沿海一带皆有居民以实之，外人即或觊覦，无可容足，此又连累及之，一举而两得者也。洋人核算最精，而往往不惜重赀以开垦牟利，卒收实效，岂可甘让彼族，始终受制于人，致贬他日之悔乎？方今中所仰望者，惟文中堂（文祥）为最，而阁下为其素所倚重，附陈管见，可否转达？伏祈察夺。事关关大，发交李、曾二相妥议，尤为妥也”。（《历史文献》，第五辑，第170-172页）
在直隶期间，经丁日昌推荐，陈兰彬与容闳联名向曾国藩建议派遣聪颖幼童赴美留学，得到曾国藩的赞赏。“去秋，国藩在津门，丁雨生中丞屡来商榷，拟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且谓携带幼童前赴外国者，如四品衔刑部主事陈兰彬，江苏同知容闳皆可胜任等语。国藩深韪其言，曾于去秋九月及今年正月两次附奏在案。”（《论幼童出洋肄业曾相联名》，《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一》，第4060页；又，曾国藩：《同治十年七月十九日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等奏》，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上海书店2000年影印本，第153页）
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剌事件发生后，清廷急令曾国藩回任两江。曾氏随后与李鸿章联衔呈奏请派遣幼童赴美留学。陈兰彬致函朱智（学勤），询间此事。“派选幼童函洋一节，数月末闻淌息。秋间将有旋澳之行，顺及。”（《历史文献》第五辑，第172页）
八月，曾国藩授任两江总督。
九月十六日（10月10日），曾国藩奏请携陈兰彬一道随僚南下，为出洋事宜未雨绸缪。奏曰：“四品衔刑部主事陈兰彬，经臣于上年正月奏调来直襄办一切，深资臂助。该员苦心孤诣，智深勇沈，历练既久，敛抑才气，而精悍坚卓，不避艰险，实有任重致远之志。臣九月初六日奏陈海上操兵之法。其要全在船主德人。……该员生长于粤东，留心兵事，若令延揽将才，于轮船操练事宜，必有裨益。至外国技术之精，为中国所未逮，……江苏抚臣丁日昌屡与臣言，宜博选聪颖子弟，赴泰西各国书院及军政，船政等院，分门学习……使西人擅长之事，中国皆能究知，然后可以徐图自强。且谓携带子弟前赴外国者，如该员陈兰彬及江苏同知容闳辈，皆可胜任等语。……陈兰彬素有远志，每与议及此事，辄复雄心激发，乐与有成。该员系奉旨交臣差遣之员，此次任拟带至江南，于日前操练轮船，将来肄业西洋各事，必能实力讲求，悉心规划。”（《奏带陈兰彬至江南办理机器片》，《曾国藩全集·奏稿·卷十二》，第7133页）
九月十八日（10月12日），曾国藩奏：“遵旨赴两江，恳请陛见，并请将主事陈兰彬带至江南。”谕旨：“曾国藩即著来京陛见。该督起身后，李鸿章著仍驻天津，勿遽回省，……俟津郡中外诸事大定，再行请旨。主事陈兰彬，著准由曾国藩带往江南差遣委用。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穆宗毅皇帝实录》卷291）
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说：“丁抚（即丁日昌，时任江苏巡抚）旋推荐陈兰彬于予，谓将来可为中国留学生副监督。陈乃中国翰林，在刑部任主事垂三十年（似为二十年，容氏前后说法隨意——引者）。丁抚之荐陈，盖有深意。尝谓余：‘君所主张，与中国旧学说显然反对。时政府又甚守旧，以个人身当其冲，恐不足以抵抗反动力，或竟事败于垂成，故欲利用陈之翰林资格，得旧学派人共事，可以稍杀阻力也。’予闻丁抚此议，极佩其思虑周密。丁旋发函召陈，数日后，津中有为曾、丁诸公设饯者，予及陈兰彬均在座，丁抚遂为余等介绍。予之与陈，素未识面，今则将为共事之人矣。陈居刑部二十年，久屈于主事末秩，不得升迁，以故颇侘傺不自得，甚愿离去北京。居京除刑曹外，亦未任他事，故于世途之经验甚浅。其为人持躬谦抑，平近近人，品行亦端正无邪，所惜者胆怯而乏责任心耳。即一羽之轻，陈君视之不啻泰山，不敢谓吾力足以举之”。（谢俊美主编：《醒狮丛书》：容闳《西学东渐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52页）
闰十月二十日，曾国藩抵达南京两江总督任所，派陈兰彬为上海机器局总办。当时，清政府正筹办海防，军火制造，即以上海机器局为枢纽。陈兰彬与容闳拟定留学条款。
闰十月二十一日（12月13日），李鸿章复曾国藩函：“陈荔秋与容闳建议选派聪颖子弟赴西国学习。……此事须先议订条款，预筹经费。南中熟悉外情者尚多，迄今集议通筹，若有眉目，请尊处挈敝衔会奏”。（《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十，第28页）
十一月初八日（12月19日），《申报》载：福州路新设一局，门上宣红牌“出洋后路总局”，专收中国聪慧幼童，粗通文理者，赴美国学习。该局总办为刘翰清。率领幼童赴美国者为人容闳、陈兰彬。明年将率第一批三十人前往。（汤志钧主编：《近代上海大事记》，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第283页）
十二月初二日（1871年1月22日），曾国藩在复李鸿章信：“所拟子弟出洋学习为时过久，需费亦巨，兹抄寄一览。阁下高掌远嗻，才大思精，祈酌核可否，详细示复，以便会衔函商总署，俟其允许，再行会奏。”
十二月十七日（1871年2月6日），李鸿章复曾国藩函：“承寄示陈荔秋等议选幼童出洋学习条款三折，遵即详为查核，大致似甚精密。尊论为时过久，需费亦巨，既经远学，必求有成，自非十五年后，难期深造。惟经费稍多，此虽要事，然仅筹办洋务之一端，较京、外所设同文馆，当有实获。拟恳尊处转饬陈、容两君，酌照此数（指经费“以20计之，约需百余万耳”一事）核减，另拟简明章程。其条规内商请总署知照美使，可否毋庸预定年限，届时来去多少，由我自酌。此事由南洋主政，沪关出资，所需尚不过巨，总署必可允行。出洋幼童90名，即学成十之五、六，分给总署及南北译馆、机器局应用，转相传习，亦可生生不巳。人多费巨，学成无差无官可以遍为位置，总觉可惜。条规末拟添幼童出洋时赏给监生，年满回，送由总署考试请给职衔一条，并乞卓裁”。“陈兰彬等所拟条款大致似甚精密，即经远学，必求有成，自非十五年后难期深造，惟经费稍多，鄙见先请试行，每年选送三十名，以三年为度，以二十年计之，约需百馀万耳。奏明在沪关四成洋税按年提拨，尚不为难，拟恳尊处转 陈、容二君，酌照此数核减，另拟简明章程。”（《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十，第32页）
十二月，李鸿章上奏折：“幼童出洋，学成后，可分至总署、南北洋译馆、各机器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十七，第53-5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