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东安:关于曾国藩集团的社会来历

曾国藩集团的成员,大致可分为三部分:首脑人物、骨干分子、一般成员。首脑人物有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江忠源、李鸿章五人。(注:此外,还有一个重要人物,那就是先任湖南巡抚后任四川总督的骆秉章。他在这个集团的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逊于上述五人,是一位不可或缺的人物。但种种情况表明,他不是这个集团的核心人物,只能算是这个集团的亲密可靠的朋友。若把他屏之门外,似亦不妥。故暂将其放在骨干成员之中,不入首脑人物之列。)他们密切配合而又各自独立,思想、政治上一致而又在组织上自成体系。尤其曾、左、李三人,他们虽最初目标一致,结为一体,而后却各自独立,成鼎足之势,不仅谈不上统属关系,如曾、左之间,甚至不通书问。所以出现这种情况,起初的原因,大约可追溯至该集团形成之始。也就是说,他们是个联合体,既可为成事而合,亦可为事成而散。出于种种原因,同治三年后该集团虽未解体,但同当初相比,关系大为松散。所以,这五人地位、作用虽有不同,但各有各的系统,相互不能取代。

然而,他们亦并非没有差异。在此五人中,曾、左、李较为重要,而其中又以曾国藩最为突出。这不仅因其为官最早、地位最高,能将他们集结成团、联为一体,还因他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能够提纲挈领、先走一步,如改革军制、首创湘军、首倡洋务运动等,故而成为这个集团的领袖。他的思想政治路线,也成为这个集团的灵魂。因而,这个集团应以他的名字命名,称之为曾国藩集团,或曾国藩军政集团。以往,人们往往把它称之为湘淮军集团,意在突出军事,强调战争。而我的研究侧重于政治方面,意在从思想与政治上探讨这个集团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原因。所以,不再采取过去的称呼。

所谓骨干分子,主要指重要幕僚和军官。重要幕僚指所任职事重要或同幕主关系密切者,如主办粮台、厘金局、盐务局、编书局、营务处等,可谓职任重要;而在幕主身边办理咨文、奏折、信函、批札之人,则属二者兼而有之。重要军官指前期的统领、主要营官和中、后期的统领、分统(又称小统领)。有的兼有双重身份,既为幕僚又曾领兵,更无疑是骨干分子了。有的人物,主要是后期一些人,文职位至实缺盐运使以上、武职位至实缺总兵以上者,亦足以说明其地位与作用的重要,故将之归入骨干分子之列。根据这几条原则,经粗略统计,该集团首脑和骨干分子共有477人,经查证核实,其中文职实缺按察使以上125人,武职实缺提督以上58人,位至督抚、堂官以上者67人。这个统计虽难称精确,但亦可大致反映出这个集团在清朝统治阶级中的实力地位。

至于一般成员,则主要指一般幕僚和一般官兵,如前期次要营官及哨官以下、中后期营官以下弁兵。一般幕僚即地位较低、作用不大,入幕前没有名气、出幕后未太发迹的幕僚。也就是那些虽入名幕,但做官未至三品、为学亦没有成名成家的人。曾、胡、左、李等人虽奏保人员甚众,但一般都是候补、候选、即用、记名之类,得任实缺者所占比重不大。尤其那些高级职位的实缺,只有那些重要幕僚和分统以上军官才有可能得到。战争结束时,湘淮军保至记名提、镇大员者成千上万,欲补一个实缺千总、把总亦不可得,甚至一副红顶子只能换得一醉。因而,一般幕僚和军官虽为这个集团出力卖命,但不过为了挣口饭吃,并没有获得太大的利益。况且,他们在政治与思想上所能产生的影响有限,也不能决定这个集团的性质、方向和根本成败。再者,他们人数众多,资料缺乏,也无从加以统计。所以,本文对之基本采取略而不计的办法,只从总体上概述,不作具体分析。

这个集团的成员,就家庭出身而言,首脑与骨干分子多为中小地主出身,而士兵与下级军官则多为农民出身,其中很大一部分属贫苦农民。就骨干分子而言,其职务(包括候补、候选等)的升迁则分为文武两途。就任文职的官员,除由武职转为文职的杨载福、刘铭传、田兴恕三人外,都具有文童以上学历,其家境一般不错,多为中小地主或富裕农民。而就任武职者则情况有所不同,多数人家境较为富裕,有的人还具有武生、武举、武进士之类的功名,但少数由士卒升迁而来的将领,家境却相当贫苦。其充任幕僚者无论地位、作用如何,文化程度都比较高,家庭也较富裕,多为中小地主,尚未发现家境贫苦者。当时虽有不少因衣食困难、居无定所而投入幕府以求生存者,但并非由于家境原本困难,而是由于家乡被太平军占领,急急逃出避难以求生的缘故。不过,从总体上看,这个集团主要成员的家庭出身虽然贵贱不同、贫富不一,但无论军官还是幕僚,家境贫苦者人数不多,出身豪门贵族者更是极少数。

在首脑人物中,除左宗棠之外,曾、胡、江、李都出身地主,有的还是中、小官僚,甚至攀上高亲。

曾国藩自称“家世寒素”[1](卷一二),“少年故交多非殷实之家”[1](卷一),亦只能说明他家尚不是贵族与豪富,并非真的贫困。他曾对其心腹幕僚赵烈文说家“有薄田顷余”[2](同治六年九月初十日),雇有长工,当是个中小地主,最低是个富农,且地位正处于上升之中。据曾国藩自己讲,他与曾国荃小时候都曾参加过劳动,他曾到十余里外的蒋街提篮卖菜,曾国荃推过小车,而很少读书的曾国潢还曾从事过推车运石之类的繁重劳动。而他的祖父曾玉屏与曾祖父曾儒胜,“皆未明即起,竟日无片刻暇逸”[3](同治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及至他的小弟曾国葆与子侄一辈,就没有听说过参加劳动的事。只是他一生勤俭,生怕子女懒惰败家,一定要他的儿媳和成年未嫁之女学做针线,并年年寄送鞋袜,以考评她们的女工。曾国藩还把他们家发家致富的经验总结为“书、蔬、鱼、猪、早、扫、考、宝”[3](咸丰十年闰三月二十九日)八字诀,作为治家的信条,用以教育其诸弟子侄。据他的解释,“书、蔬、鱼、猪”就是读书、种菜、养鱼、喂猪,“早”即早起,“扫”即打扫庭院,“考”即祭祀祖先,“宝”即周济亲友、乡邻。这些情况,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曾家的经济地位与发展经历。此外,曾国藩家还从事过有似高利贷之类的活动。有一户名叫王大诚的农民,在道光初年向他家借过“百千”大钱(大约相当于白银百两)的债,以自己家的土地作抵押,从此沦为曾家的佃户。曾家每年向王家“收租十石者十余年,收租六石九斗者又二十余年,实属子大于母”,利息已超过本金一倍以上,直到咸丰七年十二月他在家丁忧期间才“检券发还”[3](咸丰七年十二月初六日),蠲免了王家父子的这笔债务。不过,在他之前,家中无人做过官;在他父亲考中秀才之前,家中也无人考取过功名。其经济收入亦不甚丰厚,有时仍“不足于用”[2](同治六年九月初十日)。道光十六年曾国藩会试落第南归,还曾因买书而发生过借贷之事。若同官员、富商相比,确实不太富裕,所以,曾国藩富贵之后,与人谈起自己的家庭出身,总是满口“素贫”、“寒微”、“贫窭”、“贫贱”等等。但若同周围的农民比较起来,则不仅是曾氏家族中的首富,而且是称霸一方的小豪绅了。也正因如此,他的祖父曾玉屏才能够遇事强梁,经常出头解决乡邻间的纠纷。

胡林翼的家境比曾国藩好得多,少年时代也比曾国藩活得潇洒,可以说基本上属于纨绔子弟。郭嵩焘称:胡林翼“家故有田数百亩”[4]。曾国藩亦说:“润帅本有恒产,私用当不至空乏。”[5](p1636)胡林翼的父亲胡达源为嘉庆二十四年一甲三名进士,曾任詹事府少詹事,官至正四品。他的岳父陶澍曾任两江总督近十年,是清朝的一代名臣。据此可知,胡林翼家应是个地主官僚家庭,而且是个相当大的地主。而若论其家庭出身,则应算作大官僚、大地主家庭。因为他曾长期在岳父家生活,年19岁即入赘陶家,在陶家生活了六七年,直到中进士、点翰林,为官京师。故其生活环境相当优越,为曾国藩、左宗棠所远远不及。也正因为这一点,胡林翼自幼养成了负才不羁、挥金如土的习性,“在江南幕中,常恣意声妓”[6](p736),入仕之后还间为狭斜游。徐宗亮亦称:“文忠公少年,有公子才子之目,颇豪宕不羁。”[7]

左宗棠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积代寒素”[8](p2),家境不如曾、胡,其经济地位大约相当于富农或富裕中农。左宗棠的父、祖两代都是县学生员(即通常所说的秀才),以教书为生,靠学生交纳的“束修”度日,仅能维持一般生活。遇有荒年,例如嘉庆十二年湘阴大旱,家中乏粮,不得不靠糠饼活命。左宗棠出生(嘉庆十七年)不久,母亲缺奶,又无钱雇乳母,只好以米汁喂养。后来他回忆起这段家史,仍不免潸然泪下。他在一篇序文中说:“先世耕读为业,以弟子员附郡县学籍者凡七辈。”又在给长子孝威的家书中称:“吾家积代寒素,先世苦况,百纸不能详。尔母归我时,我已举于乡,境域较前稍异。然吾与尔母言及先世艰窘之状,未尝不泣下沾襟也。吾二十九初度时,在小淹馆中曾作诗八首,中一首述及吾父母贫苦之状,有四句云:‘研田终岁营儿哺,糠屑经时当久飧,乾坤忧痛何时毕,忍属儿孙咬菜根。’”还在“研田”和“糠屑”句下自注道:“父授徒长沙先后廿余年,非修脯无从得食。”“嘉庆十二年吾乡大旱,母屑糠为饼,食之仅乃得活。后长姊为余言也。伤哉。”[8](p2)左宗棠成年后,家境略有好转,但仍不富裕,与周氏夫人成婚后,入赘于湘潭岳丈家。其父去世时家中有田“数十亩,岁收租谷只四十八石”,不足家用。故在兄弟析产时,他与“终岁旅食”的次兄左宗植都没有分取,全部家产都给了长兄(左宗棫,25岁时去世)的儿子左世延。[8](p11)直到十年之后,左宗棠才靠历年课徒授馆的余资,在湘阴柳庄购田70亩[8](p22),营造出自己的小巢,结束了寄人篱下的生活。

江忠源道光十七年举于乡,是新宁县第一个举人。咸丰二年曾“出私财增募千人”[9](p24),带赴广西攻打太平军。募勇千人月饷、途费需银当在六千两左右,一下子出得起如此一大笔款子,家产当为不薄,可能是个不小的地主,家境当优于曾国藩,而与胡林翼相埒。

李鸿章的家庭状况,与胡林翼颇为相近,都属于官僚地主家庭。在其祖父李殿华一代,李家号称“耕读之家”,家有佃户、雇工,四个儿子皆入学读书,大约是个小地主。及至其父李文安由科甲入仕,官至刑部督捕司郎中,李家就成了“庐郡望族”[10]。

此外,主要成员中也有类似情形。如刘蓉的女儿嫁到曾国藩家,居安庆督署还与婆婆夜夜纺线,其家境大约与曾家差不多。吴坤修咸丰六年因“江西饷绌”,“倾家资并劝族里富人出银米饷军,又筹银四万两解省垣,收集平江溃勇”。[11](第40册,p12334)其家境似与江、胡相近。郭嵩焘则自称:“自曾祖父母以来本为巨富,吾父与伯母分析时已日趋虚乏,各得岁租数百石,每岁衣食足资取给。道光辛卯以后连年大潦,所受皆围业也,坐是益困于水。吾年十八入邑庠,则已岁为奔走衣食之计,总是十余年以馆为生。”[12](p34)虽家道中落,其经济地位似仍不在曾家之下。胡大任在原籍湖北筹饷期间,曾有“毁家纾难”[13](p265)之举,家境亦当在中资以上。

骨干成员中家境贫寒者是一部分由士兵升为分统、统领或保至实缺提镇大员者,主要有李成谋、黄翼升、宋国永、威应洪、田兴恕、鲍超等人。据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载,李成谋“家贫,以补釜为业。父死不能葬,舅氏赙之”。而“兄弟三人皆嗜博饮,私相谓曰:‘今借舅氏力,仅可举丧事,无以治酒食待乡里吊客,孰若携资入博局,以冀一得,足自豪。负则吾三人舁父而葬,何如?’皆曰:‘然。’一夜竟罄其资,遂用苇棺葬父于黄牛墩”。[9](p326)家中一贫如洗,而又嗜赌如命,应该算作流氓无产者。已知湘军将领中,似无比李成谋更贫困者。其余如宋国永“贫时刺船(注:刺船即撑船)自给”[9](p130——131),威应洪“初家贫甚,为人佣”[9](p335),黄翼升“少业铁工,又设肆鬻炮竹,岁荒不能自给”[9](p325),大概都属于农村无产者、半无产者。还有一些营兵出身的将领,如田兴恕、鲍超等人,家境也不富裕,当兵吃粮,一般都是为了谋取最低生活保障。据传,田兴恕少年家贫,“刈草为业”,卖与邻家“官都司者”以谋生。“一日往后,都司家已买草,兴恕沮懊,依门嗟叹。都司女闻之,谓其父曰:‘贫儿待此以餐,盍留之备来日用?’父从其言,兴恕大喜。归途自誓曰:‘妮子解事,苟富贵,当与共之。’后数年,兴恕以军功官贵州提督、钦差大臣,乞假归省。都司女犹未嫁,竟媒娶之。”[14]其最初家境之贫困无助,概可想见。

骨干成员中的文幕人员也有家境较为贫寒者。在曾国藩幕府中主持两江采访忠义局的“拔贡陈艾,甘贫最久,日仅食粥一顿及衣被不完者,岁以为常”[15](p2447——2448)。吴汝纶“少贫力学,尝得一鸡卵,易松脂以照读”。[11](第44册,p13443)

将领中有些人出身商贩,如周达武“少时为私贩”[16],应属于劳动人民之列。其余如刘腾鸿“少读书,未遇,服贾江湖间”[11](第39册,p11963),则属一般商人,生活水平大约高于一般农民,但也算不上富商,其社会经济地位仍处于中下层。

在就任文职的将领中,也有家境不太富有者,那就是出身教员家庭的李续宾、李续宜、潘鼎新和长期靠课徒授馆度日的罗泽南。罗泽南“少好学,家贫,夜无灯,读书月下。年十九,靠课徒自给”[9](p70),应属于农村中的贫苦知识分子。他年过30始补县学生,40岁后举孝廉方正,生活虽有好转,而“假馆四方,穷年汲汲”[9](p70),遇有灾年,或竟无米为炊,仍说不上富裕。他在给朋友的信中亦称:“泽南与阁下贫士也,饥寒交迫,变故频加。泽南之贫较阁下为尤甚。”[17]潘鼎新的父亲潘璞以教书为生。他中举前,其父曾向青阳司巡检求婚,本名士所不屑者,竟遭拒绝,遂与同乡同学刘秉章“担簦徒步入都”,“至都,穷困不能入郡邸”[9](p273)。中举之后,巡检“反求焉”。潘璞要以重聘,“曰:‘与我二百金者,吾子与尔婚。’巡检不得已而与之。”潘鼎新便“以二百金鬻为富家赘婿”。[18](p3、4)可见,潘鼎新当时的家境,虽无饥寒之虞,亦不为富裕,大约与左宗棠差不多。李续宾之父李登胜(字振庭、南轩)原为岁贡生,未出求官,筑家塾以教子弟。因生计日艰,家用不给,“货其田且强半”。又以家庭开销太繁命李续宾“兄弟析爨,债负亦共任之”[19](p105)。李续宾兄弟五人,排行第四,因家道中落,长、次、三兄皆外出经商,自己亦于20岁那年中途退学,操持家务,间或进山打猎,从事贩运。(注:吴酋云《藤花馆掌故笔记》(载《小说月报》第8卷,第11号)称,李续宾为人至孝,“家贫亲老,贩煤以供甘旨,自食粗粝”。)他与王□(原字为金下加两个王)的胞兄王勋为挚友,二人志同道合,对讲学里中的罗泽南心仪已久,曾“相约执贽其门,而皆以家事纠缠未克竟学”[19](p104)。其后家境逐渐富裕,不仅将早年卖出的40亩田重新购回,还于咸丰元年出资“捐纳从九品衔”。这时,李续宾在家经营土地,年“得谷百六十余石”,“诸兄懋迁益丰,丁口蕃庶”。咸丰二年他在乡里办团练,“招募二百人”,“官中又不名一钱,皆公取于私家以食之”。[19](p108——110)其经济地位大约已上升到中小地主的水平。

将领与幕僚中出身名门贵族者亦为数甚少,只有钱鼎铭、栗燿、帅远燡数人。钱鼎铭的父亲钱宝琛,曾先后担任湖南、江西、湖北巡抚,故于咸丰十一年被麇集上海的苏南官绅选中,派赴安庆向湘军乞援。钱鼎铭先效申包胥秦廷之哭,继带洋轮迎接湘淮军赴沪,反又为李鸿章参谋军事,为湘淮军主办粮运,遂成为曾国藩、李鸿章的重要幕僚。栗燿为东河河道总督栗毓美之子,道光十五年举人。以父恤荫,特赐进士。咸丰三年授湖北汉阳知府,赴任时汉阳已被太平军占领,遂受委综理营务,以廉干为巡抚胡林翼赏识。复受命管理厘税、粮台,积官至道员。咸丰八年署荆宜施道,寻加按察使衔,授武昌道。十一年授湖北按察使,同治元年病卒。帅远燡的祖父帅承瀛,自嘉庆十五年起曾先后担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礼、工、吏、刑部侍郎,浙江巡抚,道光四年丁忧免职。帅远燡道光二十七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系李鸿章、郭嵩焘等人的同年,极受曾国藩的赞许,称“少荃及筠仙、帅逸斋、陈作梅四人皆伟器,私目为丁未四君子”。[1](卷三)咸丰七年在江西投军,自募千人独成一军,依湘军老将周凤山对太平军作战。不料,初经战阵即遇翼王石达开来攻,周凤山部率先逃溃,帅远燡随之败死。帅远燡自视甚高,贵族习气甚重,求功甚切,其败亡是不可避免的。他在京服官时,即忿于清军屡败,“上封事历诋军机、封疆大臣,大臣切齿,非立奇功不足自表异”。[9](p295)而初到江西时,又与湘军军营风气格格不入。“时湘军朴鲁、凡京朝官从军者,皆帕首腰刀,习劳苦,无敢鲜衣美食。”而帅远燡“雍容文儒,舆服都丽”,放不下贵族架子,完全不适于带兵打仗。当时有人劝他“宜居幕府”,帅远燡“奋欲自将”[9](p295——296),又依屡将屡溃的周凤山为靠山,皆由其年轻气盛、不懂世事所致。在湘军史上,像帅远燡这样的例子是极少见的。原因不外二端。一则就一般而论,家过富有的子弟多不愿从军犯险。咸丰五年曾国荃曾推荐一个名唤曾和六的人入营,曾国藩复函称:“其人有才,但兵凶战危,渠身家丰厚,未必愿冒险从戎。苦慷慨投笔则可,余以札调则不宜也。”[3](咸丰五年五月二十六日)其后不见下文,大概尚未下定投笔从戎的最后决心。一则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他本来是投奔曾国藩的,而曾国藩恰好丁忧在籍,不在军营,否则,这件事或许不会发生。

就个人学历或文化程度而言,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则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幕僚高于统兵将领,二是任文职者高于任武职者。清朝有关任命制度规定,以军功保奏文职官员者,必须有一定文化程度,也就是说要有一定的学历,否则,不能保奏文职,只能就任武职。当时的学历,也称“出身”或“功名”,主要有两类,一是各种官学的生员,如国学的贡生、监生,府、州、县学的廪、增、附生等;一是通过国家科举考试取得的“功名”,如举人、进士、庶吉士。贡生分岁贡、恩贡、拔贡、优贡、副贡、例贡六种,监生分恩监、荫监、优监、例监四种。地方官学的府、州、县学廪生、增生、附生统称诸生,全部通过考试,择优录取。入学考试分为院试与府、州、县试两级。府、州、县试由府、州、县官主持,取中者称文童,或儒童、童生。它是科举时代最低一级学历,有了它即可担任文官。这个集团官至督抚大员者,如刘蓉、刘岳昭、李续宜、蒋益澧,都是文童出身。而战功远在其上的鲍超,因没有这个资格,官职最高只能升到提督,一再要求转任文职而不可得。院试由各省学政主持,轮回在各府举行,取中者为秀才,只有秀才才有资格参加乡试。庶吉士通过朝考选取,由皇帝亲自主持,俗称点翰林。

清代科举除开文科外,还开武科,其情形与文科略相仿佛,有县试、院试、乡试、殿试名目,取中者分别称武童、武生、武举、武进士。所以,在武职人员中,还有一部分出身武童、武生、武举、武进士者。自咸丰末年以来,洋务运动兴起,各地纷纷兴办近代军事工业,筹办新式海军,开办技术、外语学校和武备学堂。从此,在这些学校毕业也成为一种学历。

据粗略统计,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共有477人,其中武职及当任武职者253人,文职及当任文职者224人。除汉军正白旗李云麟(以四品京堂改任武职,系秀才出身)和另一军校毕业生外,武职人员多不识字,或识字不多。即使其中有读书数载、粗通文墨者,也没有获得犹如文童那样的学历。不过,有些人参加过武科考试,获得一定资历,也算是一种功名。据不完全统计,在253名武职人员中,获得武童以上功名者计有26人,其中武进士3人,武举6人,武生4人,武童13人。另有秀才1名,北洋武备学堂毕业生1名,共计29名。占武职人员总人数的11.5%。不过,除李云麟外,这些人员文化程度并不高,同其他武职人员没有多大差别。只有其中的北洋武备学堂毕业生文化程度较高,受过近代教育,具有一定的近代军事技术和科学文化知识,多半还会外语,同文职人员较为接近,而与靠弓、马、刀、石争得功名者大不相同。

在224名文职人员中,杨载福、刘铭传、田兴恕三人属武职改授文职者。杨载福由福建水路提督升授陕甘总督,刘铭传由前任直隶提督改授福建巡抚,田兴恕以贵州提督署贵州巡抚。此三人虽就任文职,但既无学历,文化程度也不高。所以,文职人员具有文童以上学历者实际上只有221人。在这221名文职人员中,已确切查明其学历者计有142名,其中翰林24名,进士24名,举人33名,秀才23名,文童8名,贡生17名,监生11名,孝廉方正1名,留美学生1名。此外,确知其具有一定学历、但不知其具体名称者36人。其中标明为“士人”者25名,标明为“生员”者11名。在这36人中,除1人官职不明外,其余则或实任,或署理,或实缺,或候补,或实官,或虚衔,自总督至从九,官职高低不等,但皆有官品或名称。其中(含实缺、候补、即用、记名等名目)总督1名,巡抚1名,布政使4名,按察使4名,道员15名,知府2名,知州、直隶州知州、运同5名,训导1名,从九品官员2名。另外,还有未注明学历者33名,连士人、生员的字样也没有,但确实具有一定官职和文化程度。其中查明其所任官职(含实缺、候补、署理等名目)者26名,自四品以下中、下级官员11名,自三品以上高级官员15名,计署理总督1名,巡抚2名,布政使7名,按察使4名,盐运使1名。其余未任官职或职衔不明者10名,则包括著名科学家2名,著名学者1名,著名古文学家1名,办理函、奏的幕僚1名,担任贴身秘书的幕僚1名,主办粮台的幕僚4名。最后还有10名如商人胡嘉垣等,既无法归入武职,只好算作文职的人员,因资料缺乏无从查明或推测其文化程度,不再详述。

即使不讲什么学问与科学知识,仅就学历而言,幕僚也普遍高于统兵将领。在这个集团的477名主要成员中,幕僚人员计有156名,占总人数的32%。非幕僚人员计有321名,占总人数的68%。在确知其学历的142人中,幕僚人员为103人,占72.5%,非幕僚人员为39人,占27.5%。在确知其学历的103名幕僚人员中,计有翰林17名,进士18名,举人29名,秀才15名,文童4名,贡生13名,监生6名,留美学生1名。在39名非幕僚人员中,计有翰林7名,进士6名,举人4名,秀才9名,文童4名,贡生4名,监生4名,孝廉方正1名。值得注意的是,在级别较低的三种学历,如监生、秀才、文童的总人数41人中,幕僚人员为24人,非幕僚人员为17人,双方的人数相差不远,其比例大约接近于4∶3。而在较高级别的四种学历,如翰林、进士、举人、贡生的总人数97人中,幕僚人员为76人,非幕僚人员为21人,双方人数的差别极为悬殊。这就是说,两者相较,非幕僚人员具有学历者不仅所占比例小,而且所处级别低。

这个集团主要成员所隶籍贯,就其地域分布而言,则南方多于北方,江、淮流域多于黄河流域;就其行政区划而言,则两湖、三江多于其他省份,其中尤以湖南、安徽最为突出。据粗略统计,这个集团主要成员有籍可稽者,计有458人,占总人数的96%。其中,湖南257人,安徽84人,江苏24人,江西15人,四川13人,广东9人,浙江、湖北各8人,贵州7人,直隶、河南各5人,广西、河南各4人,福建、云南各3人,陕西2人,山东、山西、甘肃及顺天府各1人,满洲镶黄旗、蒙古正白旗、汉军正白旗各1人。值得注意的是,籍隶两湖、三江五省者即有388人,占总人数的82%,其中湖南占54.3%,安徽占17.8%,两省合占72.1%,其余各省(包括顺天府与旗人)所占比例还不到28%。就湖南、安徽而言,湘乡县79人,人数与安徽全省差不太多,合肥县40人,占安徽总人数的将近一半。其次如宁乡22人、湘潭17人、新宁15人、长沙14人、湘阴10人,也超过湘、皖、苏、赣、川以外的所有省份。究其原因,则不外湘、淮军为曾国藩、李鸿章所创建,胡林翼、左宗棠、江忠源也都是湖南人,他们在本省、本县募勇最多,保奏升迁者最多,所出的统兵将领也就最多。虽然招聘幕僚的人数也会多于外省、外县,但究竟不会这样悬殊。因为这个集团毕竟靠军队和战争起家,统兵将领占了主要成员的大多数,仅在大帅手下充任幕僚或属员、从未带兵打仗的人不多,能够处于重要地位、保奏三品以上实缺官职或在科学、文化、教育方面取得成就者人数更少。据粗略统计,在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中,没有带兵经历而又有籍可考者只有100人,计湖南19人,江苏19人,安徽15人,江西9人,浙江7人,广东6人,贵州5人,四川、河南各4人,湖北3人,陕西、福建各2人,山东、山西、直隶、广西及顺天府各1人。如果拿这个统计数字同前面的统计相比较,人们就会发现,二者的差异全在统兵将领身上。正是由于统兵将领所隶省份的相对集中,造成这个集团主要成员所隶省份之间人数上的悬殊差别。

注释:

[1] 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书札[C].

[2]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Z].

[3] 曾国藩。曾文正公家书[Z].

[4] 郭嵩焘。胡文忠公行状[A].胡文忠公遗集:卷首[C].同治六年刊本。

[5] 曾国藩全集:第3册[C].长沙:岳麓书社,1994.

[6] 萧一山。清代通史:第3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影印本)。

[7] 徐宗亮。归庐谈往录:第1卷[M].光绪十二年刊。

[8] 罗正钧。左宗棠年谱[M].长沙:岳麓书社,1983.

[9] 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M].长沙:岳麓书社,1989.

[10] 李文安。李光禄公遗集:卷八[C].

[11] 赵尔巽,等。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2] 郭嵩焘。玉池老人自叙[M].养知书屋,光绪十九年。

[13]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曾国藩未刊往来信稿[M].长沙:岳麓书社,1986.

[14] 朱克敬。瞑庵杂识:卷三[C].

[15] 曾国藩,等。湘乡曾氏文献:第4册[M].台北:学生书局,1965.

[16] 傅耀琳。李续宾年谱[M]:咸丰二年七月条。

[17] 罗忠节公遗集:卷六[C].

[18] 刘体智。辟园史学四种·异辞录(木刻线装本)[M].

[19] 梅英杰,等。湘军人物年谱(一)[M].长沙:岳麓书社,1987.

(文章来源:《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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