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称第二条战线肇始的“一二·一”运动，已过去整整60周年了。多年来，史学界对于这次运动的发起背景、组织过程、斗争经过及其在中国现代上的地位，均做过许多探讨，只是与这次运动密切相关的去除李宗黄的专题论文似乎不多。[1]然而，“一二·一”运动的焦点，特别是善后时期斗争的中心之一，主要就是围绕去李问题进行的。从某种角度说，只有抓住去李问题，才有助于把握以西南联大为中心的昆明教育界在善后问题上的分歧所在，也有助于理解这次运动为何坚持长达两个半月。[2]有鉴于此，本文拟对这一问题做以考察，以期使“一二·一”运动的全貌能更加清晰。[3]
镇压“一一·二五”晚会的主谋
在中国现代史上，“一二·一”运动被视为继“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之后的第三次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也是抗日胜利后爆发的第一次学生运动。这次运动的起因，是抗议国民党云南地方党政军机关对1945年11月25日时事讲演晚会的干涉与镇压，而这一行径的策划主谋即是时任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主任委员、云南省民政厅厅长、代理省主席李宗黄。[4]
抗日战争结束后，和平与内战的两种命运立即摆在全国人们面前。对于国共分歧有可能导致内战的趋势，人们早就忧心忡忡。西南联大教授冯友兰说，他是1945年8月15日晚上与西南联大常委、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一起在云南省财政厅长家里吃饭时闻知日本投降消息的，当时，尽管“在座的人都觉得惊喜，可是没有应该有的那种狂欢之情”，因为大家都有一种预感，觉得“蒋介石一定要向解放区进攻，内战迫在眉睫”。[5]正是出于这种担忧，8月14日即日本天皇颁布投降诏书的前一天，西南联大教师多人便与云南教育界、文化界人士共同发出《告国际友人书》，表示了“中国人民为了自己的生存和解放，一定要团结起来反对内战，用全力来制止内战”的决心。[6]10月10日，国共两党签订“双十协议”，但国民党在接收旗号下已经开始调动部队进犯解放区，于是中共中央11月5日发出“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用一切方法制止内战”的号召。昆明地区的四所大学，即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语专科学校四校学生自治会，决定11月25日联合举办“反内战时事讲演会”，就是为了传递全国民众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愿望。
这次在享有“民主广场”之誉的西南联大图书馆前大草坪举行的集会，遭到国民党云南省党政军地方当局的横加干涉。按照原定计划，这次集会在云南大学至公堂举行，并且一个星期前学联就发布了消息[7]，24日又张贴了告示。李宗黄闻讯后，马上召开有云南省警备总司令关麟征、驻昆明国民党第五军军长邱清泉出席的党政军联席会议，遂做出禁止集会的决定。25日，禁令布告正式发出的同日上午，李宗黄还召集了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当局负责人，面告党政军联席会议决定。[8]这天下午，云南省政府与云南警备总司令部又会衔向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发出公函，内称：“查目前集会均须事先请准始得举行，顷悉联大、云大、中法、英专四大学学生自治会发起演讲会，于本日下午6时半在云大至公党举行，欢迎各界人士前往参加。此种集会并未先行请准，应即停止举行，以免影响治安，希即转知贵校学生自治会遵照为荷。”[9]
云南大学是省立大学，校长熊庆来很难抗拒压力，不得不以维修礼堂为名拒绝出借会场。面对这一突然变化，为了使晚会顺利召开，晚会组织者决定采纳钱端升教授的意见，将会场临时改在西南联大新校舍内。西南联大是抗战初期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组成，学校不设校长，由三校校长组成常委会主持日常工作。当时，三位常委都不在昆明，主持学校的是代理常委叶企荪教授，而叶认为上午已经“面陈李宗黄表示并无阻必要”，还强调“平时开会，法所容许，校内演讲，虽以时事为题，仍系求知性质，不乏学术意味，本无禁理及合法根据”。[10]基于保护学术自由的立场，叶企荪非正式经生物系教授李继侗通知与晚会组织者有关系的历史系教授吴晗，“说可以开，但须‘技术一点’”。[11]正是西南联大当局的这一态度，保证了当晚集会的按时举行。
25日晚7时，昆明各大学学生、职业青年、中学生等约6千余人，齐集西南联大民主广场举行反内战时事讲演会，在会发表演讲的为西南联大钱端升、伍启元，与云南大学费孝通、潘大逵4位教授。然而，无论是听讲者还是演讲者，都没有料到他们竟然会遭到粗暴的武力干涉。晚会开始不久，第五军邱清泉部队便包围了会场，当钱端升的“中国政治之认识”演说还未结束，校门外便响起枪声。伍启元讲演“财政经济与内战关系”时，枪声大作，子弹呼啸着从人群头顶掠过，而混入会场的特务也趁机切断电线，会场不得不点起汽油灯。费孝通作“美国与中国内战之关系”讲演时，密集的枪声与掌声交织在一起，流弹不时从费孝通的头上飞过，他愤怒地说：“不但在黑夜中，我们要呼吁和平，在枪声中，我们还是要呼吁和平！”潘大逵的“如何制止内战”演讲，同样是在枪声中进行的。大会进行中，自称为“老百姓”的中统云南省调查统计室主任查宗藩还强行登台，声称“内乱非内战”，企图干扰大会。
对于国民党第五军包围会场、镇压晚会的情形，西南联大教授会《告诉状》是这样写的：大会“正进行中，发现新校舍区域已处第五军邱清泉部军队包围中，随即枪声大作，火光四射，流弹纷飞，交通断绝。联大北区集会及寄宿学生数千人，顿感置身前线，陷敌重围，不仅行动已失自由，生命亦无保障。”“此项事实不仅当时与会者及北区寄宿学生数千人所身历目睹，且为昆明西北隅城墙外内居民所共知，彰明较著，不容否认。”[12]当时在国外访问的华罗庚，事后了解到的情况，也与此相同。他给教育部长朱家骅的书面报告中写到：
会议进程
1，钱端升先生演讲，未完毕时即闻枪声，会场秩序顿乱，但未几即平靖。
2，伍启元先生就经济观点，认为不能再有内战，内战发生，双方皆有责任，伍先生讲时枪声不绝。
3，费孝通先生演讲时，枪声大作。
4，联大、云大学生提议：（一）发出反内战宣言；（二）通电美国政府及人民抗议美国对华政策。
5，一位“老百姓”演讲，大意是“这是内乱，而非内战，说内战的是糊涂虫”。
6，潘大逵演讲完毕即散会。
附注：
1，所说“老百姓”乃昆明市党部干事兼调查统计室查宗藩先生。
2，除查、潘二先生我不认识外，我敢保证钱、伍、费三位都决不是“赤匪”。
3，当晚确曾开枪，而非空枪，机关枪亦曾射击。[13]
晚会结束后，戒严仍在继续，“联大城墙缺口、凤翥街、大西门都架有机关枪，断绝通行”，致使许多入城青年在寒冷的天气里受冻挨饿，直到10时许发现一条小路可通至云南大学后门，才得以进城。[14]不啻如此，26日昆明《中央日报》又刊出题为《西郊匪警，黑夜枪声》的消息，声称：“本市西门外白泥坡附近，昨晚7时许，发生匪警，当地驻军据报后，即赶往捉捕，匪徒竟一面鸣枪，一面向黑暗中逃窜而散。”[15]
武装干涉集会已经引起人们的愤怒，《中央日报》的诬蔑报道无疑又火上浇油。对此，西南联大教授会在《告诉状》中曾给予有力批驳。状中写到：“翌日昆市报纸虽传联大附近匪警之讯，揆事论理，苟非记载失实，即属存心造谣。盖果属匪警，则处包围中者理应为匪而非联大新校舍，且出动如许军队必系股匪来忧，然昆明为军警林立之地，联大新校舍毗连北校场军营，何来股匪胆敢自投罗网？果属匪警，来自何地，动去向何方？何人目击，何故竟未侵入一户劫去一物？以当晚枪声种类之繁多与稠密，何故军匪双方均免死伤，更无一匪就擒？且匪既撤退，军警理应追击，其追击又止于何处？军警剿匪，职责攸关，又何故不予穷追剿灭，听其逸去？凡此种种足见所谓匪讯，即系伪讯，其所谓匪，苟非指当晚包围新校舍之军队而言，则其所指实属子虚不待多言。”[16]
云南地方当局的蛮横措施，直接导致了昆明各校学生的罢课斗争。26日，西南联大学生率先成立罢课委员会，接着昆明市学生联合会也成立了“中等以上学校罢课联合会”。他们一边举行罢课抗议，一边走上街头宣传，要求地方当局公开道歉，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此类事件。
李宗黄等人的行径，也引起国民党籍教授的不满。在晚会上讲演的伍启元是教育部长朱家骅主持“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时招收的留英学生，故朱家骅派高教司司长周鸿经赴昆明了解与处理罢课事件时，特给伍启元写了亲笔函，要求他汇报情况。11月30日，伍启元在复函中说：“此次昆明罢课风潮，起于本月25日晚（星期日晚6时半起）在联大举行之时事晚会，当时生亦参加演讲，所知较详”。伍启元汇报说：“时事晚会之举行，在昆明各校，原为极平常之事。此次之晚会，已为第十余次。过去及此次晚会，均由数教授主持演讲，而由学生听讲，但晚会本身则素由学生团体主办，大约有一半为三青团主办，一半由学生自治会主办。此次之晚会，乃由此间各大学团体学生自治会联合主办。”但是，由于云南地方党政军负责当局认为“此次晚会乃地方行政改组后第一次之时事晚会”[17]，且因“此次论题为‘内战’”，加之各校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多属左倾学生，“故更引起注意”。伍启元还说，最初听说学生准备于会后组织游行，自己一度表示不愿参加，但后来学生自治会代表表示取消游行计划，按以往惯例演讲后即散会，自己才同意到会讲演。那天讲演会出席的各校教授约10余人，讲演者中的钱端升是国民党中央直属西南联大区党部的执行委员[18]，其演讲内容“一为今日国内政争与内战实与国际局势不无关系，故应设法加以避免；一为应付目前政争之办法，其内容与彼前在参政会之主张相同”。伍启元演讲内容“一为今日从国力及财政言，或从经济建设言，均应极力避免内争；一为内争之办法，在经济方面必须应行民生主义。”[19]伍启元的这番说明，旨在表示他与钱端升的所讲内容，均无亲共倾向，故云南地方当局根本不应横加干涉，以致激起罢课风潮。
长期担任国民党中央直属西南联大区党部书记的姚从吾，与伍启元的分析大致相同。他向朱家骅汇报的信中说：晚会那天“夜寒道远，参加人少，置之不理，则不久即散”，却“不意驻军谓有匪警，黑夜在联大四周鸣枪示威，幸未伤人，会亦惊散。联大及各校学生事后思之，不胜愤恨、三五聚谈，次晨，即未能安心上课。捣乱分子见众怒之可资利用也，乃临时粘贴罢课纸条，而罢课之事，竟弄假成真矣。”[20]
不管伍启元、姚从吾是站在何种立场看待这次事件，他们都毫不掩饰地指出造成这一事件的最重要主谋。24日之党政军联席会议是他首先提出才召集的；25日向西南联大、云南大学负责人宣布集会禁令是他亲自制定的；25日晚特务滋扰会场也是按照他与关麟征的命令行动的。因此，酿成26日昆明学生的罢课风潮，李宗黄难脱其咎。这一点，西南联大教授会在《致报界之公开声明》中也直言到：“查前云南省云南政府代主席兼党务主任委员李宗黄、云南省警备总司令关麟征、第五军军长邱清泉，于惨案形成期内，实综揽当地军政大权，对于学生集会，恣意高压，应负激起罢课风潮之责任。”[21]
制造“一二·一”惨案的祸首
目前，一般叙述“一二·一”运动发展史时，将“一一·二五”事件到“一二·一”惨案作为一个阶段。但是，“一二·一”惨案实际上“一一·二五”事件后继续镇压学生的顶峰，并且这一时期李宗黄所作所为更是加重了他的罪责。因此，就本文所论而言，有必要将11月26日至12月1日作为独立的阶段。
11月26日，昆明各校学生陆续举行罢课。恼羞成怒的李宗黄非但没有丝毫收敛，反而与关麟征派遣大批暴徒肆意殴打上街宣传的学生，进而又指使他们冲入校园疯狂施暴。
西南联大历来是昆明各校之马首，11月25日时事讲演会后，它更是这次事件的重心所在。就学生来说，不论是处于罢课领导地位的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还是作为主力的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语专科学校学生自治会，都期望国共双十协议中达成的政治协商会议能够早日召开，故并不愿意在这时长期出现僵局。唯因如此，他们在复课条件中除了提出原则性的“制止内战，要求和平”；“反对外国助长中国内战，美国政府应立即撤退驻华美军”；“组织民主联合政府”；“切实保障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游行、人身等自由”外，对于具体条件只提出“追究射击联大事件的责任问题”；“立即取消24日党政军联席会议禁止集会游行之非法禁令”；“保障同学之身体自由，不许任意逮捕”；“中央社改正诬蔑联大之荒谬谣言，并向当晚参加大会之人士致歉”四项要求。[22]遭受残忍迫害的昆明青年，提出这些要求毫不过分，如果这些起码的要求能得到满足，复课便指日可待。
就西南联大校方来说，同样也出于维护基本民主原则和学校正常秩序的立场，期待地方当局改弦更张，纠正错误，以促使早日复课。11月29日上午时，西南联大在日趋严峻的形势下紧急召开教授会议，会上决议“站在教育立场，对本月25日晚军政当局行为，认为重大污辱，应依校务会议决议原则加强抗议”；推举冯友兰、张奚若、钱端升、周炳琳、朱自清、赵凤喈、燕树棠、闻一多八人组成“抗议书起草委员会”；“召集全体学生训话，劝令即日复课”。[23]《抗议书》指出：“近代国家，无不以人民自由为重，而集会言论之自由，尤为重要”，“其在我国，集会言论之自由，载在约法，全国人民，同应享受，大学师生，自无例外，断非地方军政当局所得擅加限制者”。而“本大学举行晚会之时，竟有当地驻军，在本大学四周施放枪炮，断绝交通”，“此不法之举，不特妨害人民正当之自由，侵犯学府之尊严，抑且引起社会莫大之不安。兹经同人等于本日集会，全体一致决议，对此不法之举，表示最严重之抗议”。[24]显而易见，西南联大教授会的《抗议书》既表达了维护自由的一贯态度，也带有以此换取学生复课的意图。会后，下午3时的全校大会上，叶企荪、张奚若、周炳琳、钱端升代表学校极力劝导学生复课，周炳琳甚至还做了校内集会自由，今后决无同样事情发生的保证。后来，由于双方差距太大，一向站在学生一边的闻一多也批评罢委会代表感情用事，认为罢课已获得重大成果，复课是一种策略，并非是不干。[25]
在这之前，西南联大的国民党与三青团，也为复课频繁活动。这些活动包括“分化自治会之领导”，“赞成中立派，共同与捣乱者争斗”，“劝告地方军事同志，不再予学校青年以刺激，以谋事态之早日结束”等。[26]这番措施如何落实，进行怎样，我们无从了解，但他们确实也在设法平息事态。可惜的是，这些苦心并未被云南地方当局所理解，自恃武力在手的李宗黄、关麟征，根本不把师生们放在眼里。于是，残酷的镇压随之而来。
尚在11月27日下午，李宗黄在省政府召集各中学校长举行紧急会议，决定“以组织对付组织，以行动对付行动”为原则，实施四项压迫办法：（一）命令各校当局尅日交出各校平日认为“思想有问题”的学生名单。（二）限各校在28日复课，否则以学校当局是问。（三）由省党部负责在各校组织“反罢课委员会”，在各校组织行动委员会，以“行动”对付参加反内战运动的同学。（四）从即日起，暂禁各校同学往来，凡在街上或学校遇有未证章和假条的学生，宪警随时可当作“散兵游勇”拘捕看管。[27]会上，李宗黄还宣称“如教员不复课则开除教员，学生不复课则开除学生”，随即分派警察巡行各校，遇有未复课者，则责问学校当局，当场强迫复课。[28]29日，即西南联大教授会发出《抗议书》的同日，李宗黄以国民党省党部主委名义密令各级党部选派打手到中央军校第五分校聆训，要求“为党国服务”。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布置次日殴打及逮捕学生的工作分派，紧接其后的，自然是30日愈演愈烈的大规模镇压。
30日下午2时，30余或穿军服，或穿长衫的暴徒手拿木棍铁锤，冲入云南大学，“捣毁张贴壁报之黑板及附近桌椅笔墨，并书写‘赤匪’、‘共产党’等荒谬字句于被捣处所”。一个小时后，又有30余三青团员和20余没有佩带番号的军人，持棍闯入中法大学，“撕毁标语，捣毁桌凳，并冲入学生自治会办公处所，破坏门窗点凳，势甚凶猛”。西南联大师范学院，也遭到同样破坏，“有服装不一群众，偕同着灰色军服者约近百人，手持木棍出大西门，沿途撕毁标语，经龙翔街到达该院”，“将该院内黑板及板架毁损，并劫持其一部分，用作武器。继在门口耀武扬威，破口大骂，群呼口号扬长而去”。[29]这天，多名学生遭到殴打致伤，“在武成路洪化桥宣传组同学被特务跟踪，并被殴打，同学萧斧被殴后又被捕去”。“在福照街联大宣传队员七人及富春中学十人，被特务三四十人包围，以扁担殴打”；“在南屏街宣传队员三人被军官袭击，同学何泽庆被枪弹射穿左手，张天岷被刀刺伤右手，吕端墀被打，头部红肿”。当时，特务满街行凶，并号称“打个大学生有八十万元，打个中学生有四十万元”。[30]李宗黄敢于如此大打出手，有着多方面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动机，是想干出些业绩为当云南省主席铺路，这在当时就已人所皆知，不是什么秘密。正是揣着这个念头，他才一不做二不休，命令手下人大开杀戒。
1945年12月1日，卢汉正式就任云南省政府主席。早8时，李宗黄把卢汉迎入五华山省政府举行接交仪式，随即回到省党部，将各科室及市县党部的助理干事、中统云南省调查统计室的便衣特务，召集到省党部礼堂前的空场上亲自训话。他声称现在“是大家效忠党国的时机，我们要以宣传对宣传，以流血对流血”。说毕，新上任的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书记长李耀廷便命令刚刚提升为科长的杨灿率众到三青团省团部集合，会同其他打手一起行动。“一二·一”惨案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大屠杀，行动的指挥部就设在如安街的三青团省支团部，在那里坐阵指挥的有三青团昆明市书记长高云裳、三青团云南支团部秘书兼宣传股长周绅、中统云南省调查统计室主任查宗藩、昆明市市长陈玉科及警备司令部等单位的特工负责人。[31]参加行动的，则既有来自中统云南省调查统计室的特务，也有第五军第六八八团、第二军官总队、伞兵鸿翔部队的军人。[32]
10时左右，武装士兵50余人及衣装不整之30余人，闯入云南大学，捣毁校门警卫岗亭及校舍门窗。10时45分前后，身着灰色棉军服的军官队数百人[33]，以手持锄头、铁铲、木棒、石块等，排成三列纵队，高喊“打呀！杀呀！”地来到西南联大新校舍。其时，西南联大新校舍的学生已知道云南大学发生的事情，于是关闭大门，以物堵塞，但众多军人到了门前后，一面冲打校门，一面向围墙内投掷石块、瓦片，一时势如雨下。继之，军人又夺取面店板凳和路旁摊贩扁担，甚至有声称“回去抬机关枪去”。这时，校门已被打破，四五个军人由破门进入校内，退出后又隔墙对峙多时。接着，一枚手榴弹便在门外爆炸了。同日11时，位于城内钱局街的西南联大附属中学也被捣毁，而距附中不远的龙翔街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更是惨不忍睹，不仅食堂里的桌凳饭碗食具全被毁坏，暴徒还投了三枚手榴弹。远在城东拓东路的西南联大工学院，也遭到同样命运。[34]
这一天，四位青年倒在血泊之中。西南联大学生潘琰被手榴弹炸成重伤后，复被刺刀扎入胸腹而亡；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李鲁连同学，被手榴弹炸伤头部，抢救无效身死；南菁中学青年教员于再，亦被手榴弹炸伤头部，当晚不治而亡；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昌，也是头部重伤，又被暴徒猛击背部，送往医院途中气绝。缪祥烈同学负伤后，一腿被锯去，终身至残。学生之外，西南联大教授袁复礼、马大猷、刘恢先、钱钟韩及教员牟光信亦遭殴受伤，且均有医院诊断记录。[35]这天的情况，西南联大教授会在为此次事件的声明中说：“本月一日，军人暴徒在本校散在四处之各学院及附中所肇事端，共有五起”，“是日惨案经过概况，就调查所及，当日学生被殴杀者凡二十九人，计立时毙命者一人，逾时死亡者三人，受重伤住医院者十一人，轻伤者十四人”。[36]
惨绝人寰的法西斯罪行，首先遭到昆明民众的共愤。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说：“鲁迅先生说发生三·一八惨案的民国十五年三月十八日是中华民国最黑暗的一天，他不知道还有更黑暗更凶残的日子是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一日！段祺瑞的卫兵是在执政府前向徒手学生开枪，十二月一日的昆明是大队官兵用手榴弹和刺刀来进攻学校！凶残的程度更进一步，这是白色恐怖吗？这是黑色恐怖！”[37]
去除李宗黄成为斗争焦点
“一二·一”惨案的发生，不仅令国内外更令昆明教育界震惊。勿庸置疑，“一二·一惨案”的直接制造者是李宗黄、关麟征、邱清泉。邱清泉调动正规武装军队包围11月25日时事讲演会会场，与李宗黄、关麟征同为激起学生罢课的主谋。而进一步对罢课学生施行镇压者，则是主持云南省务的李宗黄与负有维持昆明治安之责的关麟征。
不过，应当承认，惨案发生后虽然这几个人仍将脏水泼到共产党头上，但在对待死难青年问题上态度却有所不同。曾在长城保卫战中率军抗击日寇的关麟征，倒保留了点军人作风，他于惨案当天到西南联大探视，事后派人送来棺材。7日，他电呈蒋介石自请处分，承认“职身负治安之责，事前防范未周，以致可爱青年死者四人，伤者十余人，拟请先于撤职，并以法议处”。[38]隔日，关麟征奉令赴重庆，遂被“明令停职”。美国驻昆明领事馆在一则快报中也说：11月25日下午，关麟征“确曾答应过一位联大的教授说，他将不采取行动阻止学生集会，但是据信那天下午晚些，可能又被李宗黄和邱清泉说服而改变了他的策略”。[39]关于邱清泉的去向，现存资料少有记载，但差不多也与关麟征前后离开了昆明。
随着关麟征、邱清泉的离去，加上12月4日国民党搞的假审判，并于11日枪决了两个名叫陈奇达、刘友治的所谓凶手后，学生提出复课条件中的惩凶对象，就剩下李宗黄一人了。在去李问题上，罢课委员会的态度人所皆知，需要强调的是，西南联大教授在去李问题上的态度也始终如一。12月10日，西南联大教授会曾做出“本会认为对于此次惨案应严惩凶犯及主使人，其中有负行政责任者，尤应先行撤职”的决议。[40]笔者查阅这次会议的记录原件时，见上面还有一段话，其文云：“此项函件请本会前次推定之赴渝三代表面致朱次长，并口头说明内中所谓凶犯及主使人特别指李宗黄、关麟征、邱清泉等三人。”这段话后来被傅斯年勾去，并在该页上端批语到：“当时并有人说到五六人，亦有人说不必提姓名，故未表决。斯年又记。”由此可见，12月10日西南联大教授会上便有人提出“负行政责任者”指的就是以李宗黄为首的三人，只是前来灭火的傅斯年不愿扩大事态，企图息事宁人，才把这段话勾去。
傅斯年虽然把李宗黄等三人名字从教授会记录中删去，但这位带着平息事态使命于12月4日赶到昆明的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对李宗黄的罪恶心知肚明。特别是他了解到惨案经过与师生的愤怒心情后，深感惩凶一事必须抓紧，故曾向朱家骅表示了这一态度。12月8日，傅斯年在给朱家骅、陈布雷的急电中，曾直言“今关总司令既赴渝，李、邱二人可否暂时调开。果能如此，教授可发挥甚大之力量，复课有十九把握。纵不能立即复课，教授必对坚持罢课之员生予以道义制裁”。傅斯年希望朱家骅、陈布雷能将他的建议转呈蒋介石，故特别强调李宗黄“如不暂离昆明，不特学潮无法结束，即大局亦不了”。[41]12月11日，傅斯年又在给朱家骅发的电文中再次指出李宗黄“实为主谋主使，去彼则政府占着地步，罔仅受李之愚而已”，“李宗黄如能即去，教授心意可以平”。[42]在一封家信中，傅斯年也说“我对于李宗黄等之愤慨不减他人”。[43]
傅斯年初到昆明时，曾表示要争取公正解决，事实上他也做过一些努力。但是，身为教育部长的朱家骅，只有维持学校正常教学秩序的责任，却无惩办李宗黄的权力。因此，12月5日朱家骅一面表示“一俟事实明了，凶必严惩”，一面更认为“学潮若不早息，影响及所实匪浅解”，故主张“复课与惩凶似应分别办理，至复课至关重要”[44]。朱家骅说这些话的时候，可能没意识到蒋介石有意庇护李宗黄，当他感觉到这一点后，便不能不告诉傅斯年“李事一时尚难办到，因此延长必生枝节，务请先行上课，恢复常态”。[45]朱家骅的态度，令曾拍着胸脯向学生做过保证的傅斯年感到有些为难，他有些不甘心，以致次日干脆发出一封经朱家骅转呈蒋介石的特急密电。电中，傅斯年先是对自己未能尽到复课之责表示“负罪极深”，接着强调“教授对李宗黄极度愤恨”。[46]
傅斯年的这封电报，当天便转给了蒋介石。12月15日，朱家骅电告傅斯年，说“李事照弟看法，早已不成问题，主席似亦深知其人此次事件亦知其处理失当，言行不妥，惟因当时不能全昭真相”。但是，电中又说，处理李宗黄之事“似不能于复课以前再有举动”，并且强调此“亦属情理之常故”，只要“能按期复课，此后问题均能顺利解决，因其他重要各方亦如此看法，并都主张将来李应必去”。朱家骅还告诉傅斯年，“此事已与月涵兄言之，日来观察，更证明李去稍缓，无甚难处，兄可将此意暗示教授以解其忿”。[47]
然而，蒋介石对待李宗黄问题的看法，与傅斯年、朱家骅有很大不同。在他的内心，共产党才是心腹大患，必去之而后快。他处理国内一切纷争的基本立场，从来都是以是否有碍于其统治权威作为衡量标准，因此他断定“一二·一”惨案定是共产党的阴谋，在处理李宗黄问题上，也绝不能让共产党捞到便宜。12月15日，蒋介石电谕朱家骅，声称“此次昆明学潮情形复杂”，责令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将“其中主谋及领导分子希速查明具报为要”。[48]
蒋介石的电谕，显然把处理李宗黄和共产党联系了起来。朱家骅掂出了这个电谕的份量，他一面将此电转知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一面于当夜电复蒋介石，说：“学潮主谋及领导分子，闻各校教授中态度激烈者为联大教授闻一多、潘光旦、吴晗及云大教授潘大逵、尚健庵（即尚钺）、楚图南等，整个首要分子名单，已电令各校当局密查具报，除俟查明立即呈报外，谨先电陈。”[49]
其实，尚在昆明惨案引起国内外一片谴责之际，蒋介石在12月7日发表《告昆明教育界书》的同时，就已经做了最后处置的准备。同一天，朱家骅在给傅斯年“限一小时到”的密电中最早透漏了这一信息，他要傅斯年“劝导学生即日复课”，还说“否则莫测，弟亦难负责矣”。[50]次日，朱家骅又亲笔以航空快信致函姚从吾，强调“此次昆明学潮迄未平息，中央极为关怀”，“务请足下恳切劝导学生早日复课，否则后果测，必至不可收拾也”。[51]蒋介石的上述措施，对激昂情绪下的学生不可能产生多大作用，却导致了教师队伍开始出现分化。西南联大建有国民党区党部，全校有国民党员80余人，除个别研究生外，主要是为教授、副教授。[52]他们中多数人虽然对死难青年深表同情，对武力摧残自由表示愤慨，却主张一面复课一面继续惩凶，这便造成12月17日西南联大教授会上出现了一场长达六个小时的激烈争辩，并通过了“劝导学生时与说明本星期四（即20日）务必复课，如不肯复课，教授同人只好辞职”的决议。[53]不过，会上张奚若、闻一多等也提出反提议，要求政府将李宗黄立即撤职，如办不到则教授全体辞职。不知什么原因，这个反提议没有写入当天的教授会议决议，倒是中央社昆明分社在17日的一条消息则有所披露。这条消息先是写到：“今下午全体教授会议中，两常委报告此次经过后，各教授一致坚劝勿辞职，并决议于18日全体教授再劝导学生一次，如在20日不复课，即总辞职。”其后，紧接着有“同时亦希望政府早日罢免李宗黄”这样一句话。[54]
12月18日下午15时，蒋介石给朱家骅发出一封盖有“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红头大印的“国民政府代电”。其全文为：
教育部朱部长勋鉴。昆明学潮受少数反动学生操纵，迁延反复，妨害全体学生学业甚大，如延至二十日尚有未复课学生，应即一律开除学籍。除电昆明卢主席查照办理并一面仍准备军训办法侯令实施外，希知照并速密知各校当局为要。中正。（卅四）亥巧。府军信。[55]
李宗黄的去留问题，这时已与复课紧密相联，不可分割了。但是，与关麟征相比，李宗黄此时的态度依旧极为顽固，不管各界如何声讨都无动于衷。而蒋介石也想利用这个混迹官场的云南籍政客，故宁肯表面上处分追随自己多年的嫡系军人，也不愿处理李宗黄。这种形势，不但没有让李宗黄逃脱口诛笔伐，反而加深了教授们的憎恶。12月19日，西南联大教授会再次提出惩办李宗黄问题，决议“决吁请政府对此次事件之行政首脑人员从速予以撤职处分，各务期达到目的”。[56]22日的教授会，在去李问题上还做出了更为明确的决议，其每一项为：“在12月17日会议中，同人等曾有了解，请示政府将李宗黄先予以撤职处分，如不能办到撤职，则教授全体辞职，兹补充为‘从今日起，以两个月为求此事实现之最大限度’。”[57]这项决议，等于对17日会议记录中没有写入的那个提议做了追认。这项决议具有两重意义，首先当然是希望以此换取学生复课，其次也反映了他们没有放弃去李努力，表明如果两个月内仍不能将李宗黄撤职，那么全体教授就要以辞职相抗。
在这种情况下，12月23日李宗黄灰溜溜地离开昆明。鉴于联大教授会做出去李保证，也鉴于昆明《中央日报》刊登了联大常委梅贻琦和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关于惨案真相的谈话，更鉴于国民党同意次年初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联合罢课委员会于28日宣布自次日起停灵复课。
但是，到达重庆的李宗黄依然耿耿于怀，好似受了多大委屈。1946年1月5日，并非国民党中央常委的李宗黄上书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会议，提出《拟请列席中央常会报告昆明学潮责任以期明是非而彰公道案》，要求列席会议，欲替自己的罪行进行辩解。李宗黄提出此案的油印件，曾寄给朱家骅一份，笔者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看到了这份原件，其文云：
昆明学潮，实为共产党有计划，有步骤之政潮，凡当地腐恶势力，均因之借尸还魂，借刀杀人，一切的一切，无所不用其极。黄奉如来渝后，始知各方不察，大有众口砾金，曾参杀人之势。实令忠肝义胆勇于负责之同志，灰心短气，有冤莫白。其实此次学潮，完全为本党与共党，中央与地方，统一与分裂，革命与反革命之斗争，若将罪名责任，一律加于军政当局之身，其他毫不过问，实足以长敌人威风，减自己正气，个人牺牲不足惜，必致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当为我革命之中央所不愿闻。基于以上理由，拟请准予列席下周常务会议，详加报告，听凭核议，以明是非，而彰公道。谨上
李宗黄 元月五日[58]
李宗黄为自己辩解不难理解，让人们想不到的是竟然得到蒋介石的默许。1946年2月11日，国防最高委员会不惜将党政考核委员会秘书长沈鸿烈调离，把这个职务让给积怨最深、民愤最大的李宗黄。李宗黄的升迁，激怒了学生，也激怒了西南联大教授，其中周炳琳态度最为激烈。1946年2月6日，周炳琳从内部渠道听说将任命李宗黄的消息，立即忿忿写信给朱家骅，表示必须去李的决心。这封信，无论对“一二·一惨案”研究，还是对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思想演变，都有很高价值，故全文转引如下：
骝先（即朱家骅）先生大鉴：四日返抵昆明，同事相见，以李伯英（即李宗黄）撤职事如何了相问。到校看见墙壁上贴有标语，集中在必李先撤职，然后安葬死者。这一点上，同事如此关心。此事是因为教授会曾议决以两个月为期，以去就争李撤职之实现。两个月之期到本月二十二日届满，若不能在此以前见到政府决议将李撤职，全体教授势必履行诺言，向政府辞职。学生之有是标语，是听说前些日子地方公团又提议公葬死者，学生怕李撤职事落了空，乃有此表示。弟来昆前，自今甫（即杨振声）兄处得知本星期二行政院例会，将提出李事，作个决定，故同事问到，辄以是告之，以安其心。乃今日报纸披露，昨日政院会议任免事项，仍不见是项决议，不知是何道理。此事须即办，不可再缓，否则学校将复入不安定状态中。望先生特予注意。孟真兄对此事亦曾作保证，弟知渠于此事之迟迟未实现，亦必焦躁万分也。专此祇颂
道安
弟周炳琳敬上 二月六日[59]
周炳琳的这封信，是2月9日到达教育部的。教育部收文登记签上，在“函由”栏中开列了此信的两个要点，第一点为“李宗黄撤职事，须即办，不可再议，否则学校将复入不安状态中，望先生特予注意”；第二点为“孟真兄（即傅斯年）对此事亦曾作保证”。
国民党对李宗黄的这一任命，亦激起昆明民众的极大义愤。民盟云南省支部发言人指出：“这措施不但使被杀青年永不瞑目，而且是完全违背人民愿望，无异奖励杀人凶犯，泯法背理，自毁纪纲的罪行”。[60]三天后的2月17日，昆明政治协商会议促进会、文协昆明分会、中苏友协昆明分会、昆明学生联合会、学生报社、中国周报社、民主周刊社等十团体，在联大新校舍联合召开大会，大会的名称就是“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抗议重庆二·一○惨案，坚持严惩一二·一惨案祸首大会”。联大教授闻一多在大会报告中，就李宗黄升迁事指出：政府“对于屠杀四烈士的凶手――李宗黄――不但不加以公正的惩处，反而升了官”，“这件事，和重庆二·一○血案是一样的意义，象征着反动派垂死的挣扎。”[61]
其实，视共产党为心腹之患的蒋介石，出于本能也要庇护李宗黄。只是他没有也不可能想到，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使西南联大的教授们寒心，也把更多的中间人士推向自己的对立面。
注释：
[1]杨奎松的《国民党人在处置昆明学潮问题上的分歧》（《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5期）一文，涉及到去除李宗黄问题。不过，其论述主要依据台湾资料，且多限于西南联大国民党籍教授的态度，故未对去李问题作全面考察。其后，他在个人网页中刊发《战后初期国民党人反共心态素描》（http://www.yangkuisong.net/ztlw/sjyj/000139.htm），则对此问题做了进一步考察。[2]“一二·一”运动的上限，以1945年11月25日昆明四大学联合举办反内战时事讲演会为起点。对其下限有两种说法：一是以12月26日停灵复课为标志，二是以1946年2月17日四烈士出殡为标志。由于停灵复课只是解决惨案善后的一种手段，故目前多以后者为下限。[3]这个问题，笔者曾撰写过《西南联大教授的去李（宗黄）斗争》（《百年潮》，2005年第5期；《校友文稿资料选编》第10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版），但拘于篇幅，未能深论。[4]李宗黄是1945年10月3日蒋介石武力改组云南省政府后，被任命为民政厅长兼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主任委员、代理云南省政府主席。[5]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三联书店1984年12月版，第121-122页、第355页。书中所说8月15日疑误，实际上8月10日日本外务省向美、中、英、苏发出乞降照会的当晚，消息就传到昆明。[6]《告国际友人书》（1945年8月14日），中国革命博物馆藏。在这个文件上签名的西南联大教师有潘光旦、闻一多、曾昭抡、吴晗、闻家驷、费孝通、胡毅、吴富恒、许维遹、李赋宁、薛沉之、吴乾就、吴征镒、王瑶、何善周、季镇淮、俞铭传、邢庆兰、彭丽天等。[7]目前多数著述都说集会布告是11月24日发布的，但有的当事者说“座谈会前一个多星期，学联就把这消息发布出去了”。见胡麟《一二一的回忆中》，海虹出版社1949年3月出版，第1页。[8]《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会为此次昆明学生死伤事件致报界之公开声明》（1945年12月10日），一二·一运动史编写组编《一二·一运动史料选编》（上册），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11月出版，第170页。[9]转引自《联大教授会为控告杀人罪犯李宗黄、关麟征等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告诉状》，《一二·一运动史料选编》，第112页。[⑩10《联大教授会为控告杀人罪犯李宗黄、关麟征等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告诉状》，《一二·一运动史料选编》（上册），第112页。[11]《昆明学生惨案经过》（汇报稿），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资料室藏。[12]《联大教授会为控告杀人罪犯李宗黄、关麟征等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告诉状》，《一二·一运动史料选编》（上册），第112页。[13]华罗庚致朱家骅函（1945年12月11日晨），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存朱家骅档案。“一二·一”惨案发生时，华罗庚不在昆明。从该信中“辱承如命，敢不努力以趋”之句，可知这个报告是华罗庚自重庆返回昆明前，朱家骅让其调查并汇报的。[14]《“一二·一”罢课斗争的经过》，原载陪都各界反对内战联合会编印《昆明一二·一学生爱国运动》，《一二·一运动史料选编》（上册），第7-8页。[15]《西郊匪警，黑夜枪声》，昆明《中央日报》，1945年11月26日。[16]《联大教授会为控告杀人罪犯李宗黄、关麟征等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告诉状》，《一二·一运动史料选编》（上册），第112-113页。[17]所谓“地方行政改组”，是指1945年10月2日深夜，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奉蒋介石之命，调动武装包围云南省政府驻地五华山和省主席龙云的威远街住宅，发动政变。其时，龙云的主力部队由卢汉率领赴河内受降，遂被迫离开云南，至重庆就任军事参议院院长虚职。随之，云南省政府改组，李宗黄被任命为云南省政府代理主席。[18]国民党联大区党部全称为“国民党中央直属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区党部”，成立于1941年年底。第一届执行委员会书记为姚从吾，组织委员王信忠，总务委员杨西崑，宣传委员查良钊。1944年1月7日，第三次党员大会选举姚从吾、周炳琳、陈雪屏、郑华炽、雷海宗、查良钊、钱端升为执行委员会委员。见《中央直属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区党部第三次党员大会》，朱家骅档案。[19]伍启元致朱家骅函（1945年11月30日），朱家骅档案。[20]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45年11月28日），朱家骅档案。[21]《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会为此次昆明学生死伤事件致报界之公开声明》，（1945年12月10日），《一二·一运动史料选编》（上册），第172-173页。[22]国立西南联大等31校全体学生《昆明市大中学生为反对内战及抗议武装干涉集会告全国同胞书》，1945年11月28日，《一二·一运动史料选编》（上册），第60页。[23]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二），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10月出版，第553页。[24]《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全体教授为十一月二十五日地方军政当局侵害集会自由事件抗议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二），第553-554页。[25]《昆明学生惨案经过》（汇报稿），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资料室藏。[26]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45年11月28日），朱家骅档案。[27]《“一二·一”罢课斗争的经过》，原载陪都各界反对内战联合会编印《昆明一二一学生爱国运动》，转引自《一二·一运动史料选编》（上册），第9页。[28]《昆明学生惨案经过》（汇报稿），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资料室藏。[29]《联大教授会为控告杀人罪犯李宗黄、关麟征等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告诉状》，《一二·一运动史料选编》（上册），第113-115页。[30]《昆明学生惨案经过》（汇报稿），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资料室藏。[31]参见《姚从吾给陈雪屏、郑毅生的信》（1945年12月11日），《一二一运动》，第413页；沈沉：《昆明“一二·一”惨案侧记》，《云南文史丛刊》，1985年第1期。[32]参见郑伯克：《回顾一二·一运动》，《一二一运动》，第337-338页。[33]关于进攻西南联大新校舍的军人人数，华罗庚在给朱家骅的信中说：“武装军人400余人与联大学生发生冲突。”见朱家骅档案。[34]《联大教授会为控告杀人罪犯李宗黄、关麟征等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告诉状》，《一二·一运动史料选编》（上册），第114-115页。[35]《联大教授会为控告杀人罪犯李宗黄、关麟征等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告诉状》，《一二·一运动史料选编》（上册），第116-119页。[36]《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会为此次昆明学生死伤事件致报界之公开声明》，（1945年12月10日），《一二·一运动史料选编》（上册），第172页。[37]《闻一多先生在一二一惨案讨论会上的演词》，转引自李何林《黑暗恐怖的昆明》，上海《民主》第45期，1946年8月24日。[38]关麟征致蒋介石自请处分电，转引自《滇警备总司令关麟征自请处分》，昆明《中央日报》，1945年12月8日。[39]《昆明大中学生的罢课事件》（即1945年12月18日美国驻昆明总领事馆领事斯普劳斯给美国务院的第76号快报），中共云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云南师范大学委员会编《一二一运动》，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8年8月出版，第468页。[40]《三十四年度第一次教授会议》，清华大学档案馆藏。[41]傅斯年致朱家骅密电（1945年12月8日），朱家骅档案。[42]傅斯年致朱家骅密电（1945年12月11日），朱家骅档案。[43]《傅斯年致其夫人俞大彩函》，《一二一运动》，第409页。[44]朱家骅致傅斯年密电（1945年12月5日），朱家骅档案。[45]朱家骅致傅斯年急电（1945年12月11日），朱家骅档案。[46]傅斯年致朱家骅转呈蒋介石密电（1945年12月12日），朱家骅档案。[47]朱家骅致傅斯年密电（1945年12月15日），朱家骅档案。[48]蒋介石致教育部电，转引自朱家骅致傅斯年密电（1945年12月15日），朱家骅档案。[49]朱家骅致蒋介石密电（1945年12月15日夜），朱家骅档案。[50]《朱家骅致傅斯年密电》（1945年12月7日），朱家骅档案。[51]《朱家骅致姚从吾快函》（1945年12月8日），朱家骅档案。[52]姚从吾1942年1月21日致朱家骅信云：“联大直属区党部，十二月末始开第一次执行委员会”，选举姚从吾为书记，王信忠为组织，杨西崑为总务，查良钊为宣传。（朱家骅档案）据此，可知国民党西南联大区党部成立于1941年岁末。1944年1月，西南联大区党部在昆明大西门内钱局街西南联大附属中学礼堂召开第三次党员大会，根据会后报告，此次大会除梅贻琦、沈履、雷海宗、吴有训、燕树棠、冯友兰6人请假者外，出席者79人：蒋梦麟、周炳琳、查良钊、杜增瑞、华罗庚、杨振声、伍启元、陈雪屏、陈友松、郑华炽、孙毓棠、吴志清、黄钰生、许浈阳、薛德成、姚从吾、张质彬、王遵明、张印堂、李宪之、郑天挺、吴之椿、樊际昌、罗常培、鲍觉民、邵循恪、贺 麟、杨西孟、马质夫、孙云铸、敦福堂、杨石先、崔书琴、蔡维藩、赵九章、王赣愚、何鹏飞、宋泽生、陈士林、郭明法、毛 鸿、赵悦霖、戚志成、李其泰、赵毓英、张景哲、何善周、颜锡嘏、杨笥平、孙树本、闵嗣鹤、李廷揆、李觊高、孟宪德、孙兆年、何炳棣、杨翼骧、李松筠、王德明、郑昌麒、王质赓、章迁谦、朱 洪、章耘夫、胡兆焕、董明道、李明斋、郭平凡、方乃昌、司徒穗卿、张凤祥、萧以何、包尹辅、王裴庆、景湘春、贺守业、倪连生、杨和颖。他们分别是教官、教员、助教、研究生、职员、区党部助理。会上，选举姚从吾、周炳琳、陈雪屏、郑华炽、雷海宗、查良钊、钱端升7人为执行委员，选举杨石先、何鹏飞、孙毓棠、宋泽生、孙树本5人为候补执行委员。其后，分工姚从吾任书记，郑华炽任组织，何鹏飞任总务，雷海宗任学术与宣传。（见《中央直属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区党部第三次党员大会》，1944年1月7日，朱家骅档案）[53]《三十四年度第六次教授会议》，清华大学档案馆藏。[54]中央通讯社致朱家骅（1945年12月18日抄送），朱家骅档案。[55]蒋介石致朱家骅电，即“府军（信）字第1201号”（1945年12月18日），朱家骅档案。[56]《三十四年度第七次教授会议》，清华大学档案馆藏。[57]《三十四年度第九次教授会议》，清华大学档案馆藏。[58]李宗黄致朱家骅函中的附件（1946年1月5日），朱家骅档案。[59]周炳琳致朱家骅函（1946年2月6日），朱家骅档案。[60]《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发言人对政府纵容昆明“一二一惨案”祸首李宗黄的谈话》，昆明《民主周刊》第3卷第1期，1946年2月26日。[61]《昆明各界举行大会，一万余人示威游行》，昆明《学生报》第5期，1946年2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