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来到中国后，掌握汉语是必须的交际工具。编写汉外词典及语言学书籍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也是刻不容缓的事情。 第一部汉外词典是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hieu Ricci，1552－1610）1605年编写的《西字奇迹》（1605年北京刻本），全文并所附短文共387字，均用罗马字注音，是中国第一个拉丁字母注音方案。该书于1957年由中国文字改革出版社重印，书名改为《明末罗马字注音》。
第一部有重大影响的中西词典是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8）于1625年编写的《西儒耳目资》，用罗马字母分析汉语的音素，变繁难的“反切”为简易的辅音与元音的拼读方式。读者可以通过读音查找汉字，即所谓“耳资”（依靠耳听），也可以按照偏旁和笔画查找汉字，即所谓“目资”（依靠目看）。
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1807年9月8日来到中国，1815至1823年出版了有史以来的第一部汉英词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ree Parts），一部共3卷，题名《字典》，共2722页，按《康熙字典》部首排列汉字条目；二部共2卷，题名为《五车韵府》，共1440页，按音韵次序排列词条；三部1卷，题名为《英华字典》，共480页，是一部从英语查汉语的英汉词典。全书共3部6卷，4642页，题名《华英字典》。
本文将介绍笔者见到的13种19和20世纪来华外国人编写的以北京方言为基础的词典和语法书籍。在英文里北京方言为Peking dialect，官话为mandarin dialect或mandarin。
1、《官话口语语法》（艾约瑟，1857年）
1857年伦敦会印刷处（London Mission Press）出版了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编写的《官话口语语法》（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Colloquial Language Commonly Called the Mandarin Dialect），1864年上海美华书馆（Presbyterian Missionary Mission）再版。全书279页，无照片、插图。本书是参照英文语法编写的，全书分三个部分：语音、词汇和句法；最近研究中国的书籍；用官话撰写的书籍。 官话旧指官方普遍使用的共同语言，历史上还称为雅言、通语、凡语等。除了官场使用、通行范围比方言土语广以外，还含有比较文雅的意思在内。中国是个多方言国家，历朝历代都有过一些诸如“书同文”之类的统一语言的措施。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时期，长安、洛阳、南京等地的方言，都曾因当地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而成为汉语共同语基础方言的中心，成为一个历史时期的官话，而官话也因政治经济中心的转移而转移。明清以来，官话是指以北京方言为基础形成官方普遍使用的共同语。 艾约瑟，字迪瑾，英国传教士和著名汉学家。1848年到上海传教，曾赴太平天国起义军中谈论宗教问题。1863年到北京，1875年获爱丁堡大学神学博士。1880年被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聘为海关翻译，后死于上海。他对中国文学和历史有广泛的知识。还著有《中国在语言学上的位置》（China’s Place in Philology，1871年）；《中华帝国的岁入和税制》（The Revenue and Taxation of the Chinese Empire，1903年）；《中国的佛教》（Chinese Buddhism: A Volume of Sketches， Historical， Descriptive and Critical，1893年）等多部书。关于北京方面，还有《北京记》（Description of Peking，1898年）。 他写的《上海口语语法》（A Grammar of Colloquial Chinese， as Exhibited in the Shanghai Dialect，1853初版，1868再版）是汉语方言学史上第一本研究语法的专著。
2、《汉英合壁相连字典》（司登得，1871年）
1871年出版了司登得（George Carter Stent，1833－1884）编写的《汉英合壁相连字典》（A Chinese and English Vocabulary in the Peking Dialect），封面题写《汉英合壁相连字典》，按原文书名直译，应译作《汉英北京方言词汇》。本书几乎是最早出版的汉英词典，当时流传甚广，对后来的英汉词典编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877年修订扩充再版，1898年3版。以它为基础，修订补充产生了著名的《英汉口语词典》（1905年）、《英华成语合壁字集》（1911年）、《英汉官话口语词典》（1916年）（见下文）。
1898年出版第3版词典共788页，无照片和插图。该书包括5千多个单字，并配以丰富的词汇，以“一”为例，有下列条目：一张床、一支兵、一队兵、一本书、一部书、一碗饭、一对雁、一座桥、一横桥、一捆葱、一顶帽子、一辆车、一文钱、一官板儿（一文钱）、一类序（目录）、一行、一行儿、一架钟、一口棺材、一口寿木、一班人、一张榻、一道缝、一把掌、一盅水、一杯酒、一盅酒、一天、一日、一纸文书、一纸照会、一盘菜、一元、一块钱、一头驴、一剂药、一服药、一口水、一滴水、一面鼓、一尾鱼、一条鱼、一口气、一道电光、一帮船、一朵花、一支花、一股贼、一件衣裳、一件衣服、一粒米、一颗米、一位客、一阵风、一把、一握、一堆土、一匹马、一所房子、一封信、一封书、一点儿、一些儿、一缕头发等146条。每个汉字条目有3列，左别是其罗马字母注音、中间是汉字，右边是其英文释义，非常便于查找。这种编写方式影响极大，一直影响后来出现的各种词典的编写，直到20世纪70年代仍有这种编写方式。它是最早的以北京方言为基础编纂的英汉词汇字典。 司登得1833年6月15日出生于英国，1869年3月，以英国公使馆护送团成员的身份来到北京，是第一个到中国海关工作的人，在烟台、上海、温州等地任职，1883年任台南代理税务司，直至1884年9月去世。他勤学汉语，对汉语口语尤其有兴趣，他研究北京土语，于1874年还出版了一本《汉英袖珍字典》（A Chinese and English Pocket Dictionary）。
3、《官话简明教程》（狄考文，1901年） 1901年由上海美华书馆（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出版了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1836－1908）编写的《官话简明教程》（A Short Course of Primary Lessons in Mandarin），这是为他编写的《官话课本》（A Course of Mandarin Lessons）的介绍性著作，共79页，无照片插图。本书介绍了汉语的发音、笔画、声调、英语拼写与汉语书写的差异、北京音与南京音的对比、对学生的建议等。全书为外国人学习汉语设计了36课，每课包括基本生字、基本会话20－30句和一些注释，全书强调口语会话。每句以英汉对照并配注释的方式，共分三行，第一行为英文，第二行为中文，第三行为对应汉字的英文单词。 狄考文是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1863年来华，在山东登州传教。次年在登州设立文会馆，后来并入齐鲁大学。他本人精于数学，编有《笔算数学》、《代数备旨》、《心算数学》等，为中国初办学校时的数学教科书。他编的《官话课本》为当时外国人学习汉语的必备之书。还曾参加《圣经》官话本的修订工作，是来华传教士中非常活跃的人物。1911年美国费城的Westminster Press出版了费什尔·丹尼尔·韦伯斯特（Fisher Daniel Webster，1838－？）的《狄考文，一个在中国山东生活了45年的传教士》（Calvin Wilson Mateer: Forty-five Years a Missionary in Shantung， China: A Biography）。
4、《英汉口语词典》（赫美玲，1905年）
1905年由上海中国海关（Chinese Maritime Customs）出版了赫美玲（Korl Hemeling，1878－1925）修订、补充的《英汉口语词典》（A Dictionary from English to Colloquial Mandarin Chinese），是在司登得《汉英合壁相连字典》的基础上编写而成，对原书没有做什么改变，只是增加一些内容，全书增至804页。 赫美玲是德国人。1898年进中国海关，先后在南京、汉口、上海、牛庄、天津、北京等任职。1905年任盛宣怀的秘书，1908年获得清政府四品官衔，1918年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被遣送回德国。1921年再次来华，在北京居住。他研究汉学颇有成就，还编有《南京官话》（The Nanking Kuan Hua，1903年）、《英汉字典及翻译手册》（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Standard Chinese Spoken Language， and Handbook for Translators， including Scientific， Technical， Modern， and Documentary Terms，1916年）。
5、《北京方言袖珍词典》（富善，1907年）
1907年上海美华书馆（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出版富善（Chauncey Goodrich，1836－1925）编写的《北京方言袖珍词典》（A Pocket Dictionary and Pekingese Syllabary），口袋本，便于携带。共237页，共10587个字，以英文字母为顺序。作者1891年在北京通州编写完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中国战场的开辟，美国军方急需汉英词典一类的工具书，1943年在纽约出版了重印本。 富善是美国公理会传教士，1865年来华，在河北通州传教。1875年后主要从事教学和翻译，曾任华北协 和大学 教授及神学教授25年，死于北京。他用了29年时间将《圣经》翻译成蒙古文，于1919年出版，他还是官话和合本《圣经》的主要翻译者之一。此外还编有《官话特性研究》（A Character Study of the Mandarin Colloquial，1916年）。其子傅路德（Luther Carrington Goodrich， 1894－？）也是著名汉学家。
6、《英华成语合壁字集》（季理斐，1911年）
1911年由上海美华书馆出版了季理斐编写的《英华成语合壁字集》（A Mandarin-Romanized of Dictionary Chinese， including New Terms and Phrases， with New Supplement），笔者所见的是1930年出版的第8版，共有1188页，无照片，由伦敦Entered at Stationer’s Hall出版，在上海印刷。
季理斐（Donald MacGilliray，1862－1931）是加拿大长老会传教士，1888年来华，1899年任上海广学会（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编辑，1921年任广学会总干事，1929年因健康辞职，1931年在英国去世。他精通汉文，1907年还出版了《基督教新教在华传教百年史》（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807-1907）。 季理斐读了司登得的《汉英合壁相连字典》，觉得十分有帮助。但他发现其中有些错误，而且词汇有些陈旧，对社会前进中出现的新词也需要补充增加。他买下了司登得的著作权加以修订和补充。1896年，他开始全力以赴修订此词典，改正书中的若干错误并增收了当时中国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而出现的大量新词，使原书的篇幅大大增加。1898年由上海美华书馆出版，仍保留原书名和原编者署名，仅注明季理斐修订。他此后继续修订，1911年出版第3次修订版时，更名为《英华成语合璧字集》，标明编者为季理斐，仍注明其修订原则仍遵从司登得的编法。
这部词典深受读者欢迎，从1898年至1930年共修订了8次。季理斐任广学会总干事多年，是基督教界和在华外国人中的头面人物，他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对扩大词典的影响产生了非常大的作用。词典以汉字的罗马拼音顺序安排。每个汉字条目有3列，左别是其罗马字母注音、中间是汉字，右边是其英文释义，非常便于查找。词典后面附有部首、偏旁、以及汉字索引，以便检索。
本词典所收词汇大体分为四类：一是汉语常用词汇，主要是生活词汇，近百年来没有太大变化；以258页为例，有“下”条目为例：下帖请客、下点功夫、下透了、下葬、下次、下午等。二是清末时依然流行，但是现在已不通用的词汇；以907页为例，有右侍郎、右堂、雍熙、雍睦等条目。三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独有的事物或典故，这些条目主要收录在词典后面附录内，具有详尽的英语说明。例如：招亲、招婿、招驸马、招魂等。四是清末刚出现不久的词汇，其中大部分至今依然应用，例如：爱国、债权、常备军、真空、侨民、殖民地、治外法权、警察局、劝业场、法制、选举权、红十字会、议员、公益、国债、国际法、留学生、保险、博览会、博物馆、三权鼎立、社会主义、德育、唯物主义、有限公司和运动会等。1911年，正值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政府被推翻的一年。这部词典所收录的新词反映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我国政治、经济、法律、教育和自然科学的发展。
7、《英汉官话口语词典》（赫美玲，1916年）
1916年上海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驻沪造册处（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出版了赫美玲（Korl Hemeling）编写《英汉官话口语词典》（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Standard Chinese Spoken Language and Handbook for Translators， including Scientific， Technical， Modern， and Documentary Terms），共1726页，编者在封面上即写道是基于赫美龄1905年出版的词典《英汉口语词典》（A Dictionary from English to Colloquial Mandarin Chinese）编撰的。 本书的编写方式与以前大不相同，倒是与现在的英汉词典的编纂方法类似，一般顺序是英文单词；中文释义；罗马字注音；中文相关词汇举例，如abate；减（罗马字注音）、减少（罗马字注音）；减些、减点、减价。
8、《北京方言发音读本》（高本汉，1918年） 1918年斯德哥尔摩P.A.Norstedt &； Soner出版了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1889－1978）编写的《北京方言发音读本》（A Mandarin Phonetic Reader in the Pekinese Dialect， with an Introductionary Essay on the Pronunciation），全书187页，无照片插图。 作者列举了威妥玛（Sir Thomas Francis Wade，1818－1895，英国著名语言学家，创造了一套汉字罗马字拼音方法，至今国外仍然使用）、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1836－1908，美国传教士）、俄语对汉语的几种发音系统，以及自己又编出的语音系统对照表明北京方言的读音。大部分内容为中文读音注本，介绍京腔读音。 高本汉是瑞典人，著名汉语言学家。1909年来华研究汉语，对各地方言有特别研究。著有《中国音韵学研究》等语言学名著。这是高本汉撰写的唯一一部关于北京方言的专著。
9、《汉字现代北京音注音表》（1969年）
1969年荷兰莱登大学出版Ireneus Laszlo Legeza编著的《汉字现代北京音注音表》（Guide to Transliterated Chinese in the Modern Peking Dialect， Conversion Tables of the Currently Used International and European Systems with Comparative Tables of Initials and Finals）。 由于汉字是一种非表音文字，所以各国研究中国的学者都用本国文字给汉字注音，形成了许多不同的系统。这些系统的注音方法不同，使用的文字各异，造成了许多的困难和混乱。为了克服这个问题，编者编写了这本书。 本书共有三卷，第一卷收集了21种现行注音系统，把我国1958年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列在第一栏。第二卷收集了14种以前用过的欧洲各语言的注音系统。第三卷包括某些重要的东方语言的现行的非罗马字母注音系统。 在各卷中，对每个注音系统都注明了此系统最早的出处，以及注音类别、使用范围、使用的语言、注音举例、声调标志。接着是各系统的声母、韵母比较表。第一卷中还列举了各系统音母、韵母结合起来的拼音表。最后是各系统之间的变换表、各系统所拼出的类音。 除收集英、法、德、俄等几大语种的注音系统以外，还收集了意大利语、匈牙利语、爱尔兰语、冰岛语、葡萄牙语、罗马尼亚语、芬兰语、丹麦语、挪威语、捷克语、斯洛伐克语、阿尔巴尼亚语等语种使用的注音系统。还收集了一些东方语言使用的注音系统。是一本非常实用的工具书。
10、其它
下列词典因编纂时间、包含内容、词典的学术性、作者地位和社会影响等诸多原因，没能产生较大的影响，故集中介绍。 以北京方言为基础编纂的词典还有1885年上海美华书馆（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出版的由艾约瑟（Joseph Edkins）编纂的《汉语口语教程》（Progressive Lessons in the Chinese Spoken Language: With Lists of Common Words And Phrases， and An Appendix Containing the Laws of Tones in the Peking Dialect），分为由易到难的51课和52组相关词汇，共104页。 1907年上海美华书馆（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出版了由布列地（P. Poletti，意大利人，1876年进中国海关工作）编的《汉英词典》（A Chinese and English Dictionary）（原书译名为《华英万字典》），它是依据威妥玛拼音系统排列词序，包括12650个汉字，共406页。 1911年上海美华书馆（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出版了由傅多玛（T.C Fulton，爱尔兰传教士，1885年来华）编的《汉英北京官话词汇》（Chinese-English Mandarin Phrase Book，Peking Dialect），共215页。 1918伦敦E.L. Morice出版了禧在明（Walter Hillier，1849－1927，英国外交官）编纂的《袖珍英汉北京方言词典》（An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of Peking Colloquial），共10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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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档案史料》2005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