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很注意思想教育和政治宣传。现在我们还可以看到大量用以教育战士、教育群众的文字宣传材料。这些文件，不但内容上充满了反封建主义的革命精神，文字上也一反封建文人腐朽玕败的陈规陋习，形成了一种新鲜的、生动活泼的革命文风。而在太平天国领导集团中，最积极、最自觉地主张进行文风改革的，是在后期主持天朝日常军政事务的干王洪仁玕。
洪仁玕反复强调改革文风的必要性，并且首次把文风问题作为一个政治问题提了出来。在他亲撰的《资政新编》中，他把“不务实学，专事浮文”“文士之短简长篇，无非空言假话：下僚之禀帖面陈，俱是谗谄赞誉”作为清王朝封建政治的重要弊害加以抨击。一八六一年春，洪仁玕专门发布了一道整顿文风的命令，“玕谕合朝内外官员书士人等一体知悉”。其中说：“照得文以纪实，浮文在所必删；言贵从心，巧言由来当禁。”“况现当开国之际，一应奏章文谕，尤属政治所关，更当朴实晓，不得稍有激刺、挑唆、反间，故令人惊奇危惧之笔。”这样，洪仁玕便把文风的改革，提到“扫除妖习”亦即反对封建主义的旧传统、“施行正道”亦即发扬农民革命的新精神的高度，要求人们认真对待。
洪仁玕着重揭露了封建旧文风的以下几种表现：
一是“假话”或曰“巧言”。这种文字，无中生有，信口雌黄，混淆是非，掩盖真相，起着很坏的作用。洪仁玕在一篇题为《论道德才智》的百余字的短文中，曾经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他说，如果请一个“不忠不孝之人”，让他写一篇“忠孝”的文章，他照样可以写得慷慨激昂，“亦甚节烈”。但是，这种言不由衷、“抛离实事”的假话，“究何补于道德才智乎？”那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在更多的情况下，这种假话，非徒无益，而且有害。就在洪仁玕发布的那个整顿文风的命令中，指出：一些文墨之士，“舞文弄笔，一语也而抑扬其词，则低昂远判；一事也而参差其说，则曲直难分。倘或听之不聪，即将玕误非浅”。因此，这种不正的文风，自然要严格禁止。
一是“空言”或曰“浮文”。这种文字，装模作样，陈词滥调，夸夸其谈，言之无物 对于革命的宣传或者文书往还，也是有百弊而无一利。洪仁玕在《谕天下读书士子》一文中，曾说：“本军师所到之处，禁止焚屋焚书，意欲寻求经济之方策。无如所见多是吟花咏柳之句，六代故习，空言无补，与其读之而令人拘文玕义。不如不读尤有善法焉。”这样的感慨，他发过不止一次。他一看到“吟花咏柳”的“空言”，“徒事清谈”的八股，就觉得“与怀肠相悖”。在他看来，这类东西。不如不读更好一些。
和上面两类大体相似而略有不同的，还有一种所谓“大话”，也在洪仁玕的反对之列。他曾作诗讥刺说：“诗家多大话。读者喜荒唐：花柳轻浮句，偏私浅嫩肠。”这种“大话”，大概是指那些虚夸矫饰之词，实际上，它即是“巧言”，也属“浮文”，两者之害兼而有之了。
针对上面的时弊，洪仁玕提出了“弃伪从真，去浮存实”的改革文风的方针。“弃伪从真”。就是要实事求是，准确地反映客观事实。洪仁玕转述了洪秀全下的诏旨：“要实叙其事，从某年月日而来，从何地何人证据，一一叙明，语语确凿，不得一词娇艳，毋庸半字虚浮。”就是说，写文章。要从事实出发，有根有据，不能添枝加叶，更不能凭空捏造。这个思想，洪仁玕是十分鲜明的。他在《资政新编》中曾建议设立新闻馆，也特别强调新闻“只须实写。勿着一字浮文”：并且提出，如有伪造新闻的，轻则罚，重则罪。可见他对禁止假话是何等的认真。“去浮存实”，就是要朴实无华，使文章生动明白。洪仁玕在整顿文风的命令中，就明确提出“嗣后本章禀奏以及文移书启，总须切实明透，使人一目了然”。这个要求，对于戒除华而不实的空言浮文，实在是一张最好的药方。
洪仁玕不仅对大家提出这些要求，而且身体力行，带头实践。干王府的吏部左编修汪吉人等，在为洪仁玕诗文汇编的《军次实录》一书所作的序文中，特别称赞“此书语皆确实，义皆切实，理皆真实”，“文浅意深，语近指远”，确非溢美之词。这足以说明，作为在太平天国竭力推行文风改革的洪仁玕本人，是努力地贯彻了自己的主张的。在文风问题上，洪仁玕的这种勇于革新、勇于实践的精神。在今天仍有可以借鉴之处吧。
（文章来源：《文汇报》1979年3月30日）
